魯迅家事

丹麥童子

周作人最反常的一點，就是但凡提到親媽魯瑞，都叫“魯迅的母親”或“他的母親”，好像那不是他母親周作人最反常的一點，就是他無論寫文章，還是與人交談，但凡提到親媽魯瑞，都叫“魯迅的母親”或“他的母親”，最客氣也就“魯老太太”四字，好像他媽不是他媽，完全就一個毫不相干的大媽。他晚年寫回憶錄，提到魯瑞，照例要把自己摘開，只說“魯老太太是魯迅的母親”，讓人覺得莫名其妙。所以有好事者揣測，周和母親關系不好，至少內心很是不滿，甚至將兄弟失和的怨念轉嫁到了老母親身上，是有道理的。正常人都不會這樣稱呼自己的母親的，魯迅就不會。魯迅這方面很傳統，無論公私兩造，提及魯瑞都是“母親”，如寫家信則是“母親大人”，看不出任何異狀。可查周作人的全集，除了回憶錄（《知堂回想錄》）突兀出現過一個“先母事略”回目外，他應該再未有過諸如“家母”、“家慈”、“我母親”這類正常表述。話說1936年10月，魯迅病逝，北大為這位前職工開追悼會，周作人時在京城，必然在受邀出席之列，并需要講話的。據老舍事后回憶，彼時知堂著實頗“雞賊”，只說魯迅整理古籍與搞考古很有一手，至于寫作成就之類直接避而不談，且談到自家老母時，也只是說“他的母親”，讓在座的人很錯訛。老舍就感慨說，一個“連自己母親都不肯承認的人，何況國家呢”？這樣的觀察推論，細思頗有道理。圖片在當時，周作人的這種反常表現，可能也讓好些熟人都大惑不解的。錢鍾書的清華同學常風，日后也是有名的評論家，他在1938年受托敦促周作人南下，曾與之有過一場談話。這次面談，最讓常風印象深刻，以至于數十年都忘不掉的一個細節就是，周作人有三次談及自己母親，措辭居然全都是“魯迅的母親”（談到嫂子朱安則是“他的女人”），把常風直接整懵了。回去的路上，常風還一個勁回味這個事，搞不清到底什么狀況，當然也對周作人很不滿，印象一下子變得很差，立馬粉轉路人。他說的是，周“好像是在說什么不相干的人的老太太”，覺得“十分刺耳不解”。今之學者楊建民先生曾專門寫有文章《周作人對母親的稱謂》談這個事，翻翻會很有意思。可周作人真對生母魯瑞不滿么？似乎又從無這方面的跡象。不管是正式文章里，還是晚年回憶錄中，亦或私下交流時，除了稱謂很疏冷很怪異外，有關老母親的評語，都看不出有什么異常，多是如實評述。周作人本身的性格，也是比較和緩溫吞的，大不可能干出什么激烈對抗老母之事。晚年魯瑞和鄰居俞芳閑聊家事，談到二兒子時，也說過周作人的“長處”就是愛整潔，同時“性格和順，遇事好商量，對人謙和”。周作人年輕時，有什么想不開的事，魯瑞大抵稍微勸說下，他往往都能轉嗔為喜，高高興興起來。既無母子沖突，又何來嫌隙？這么一來，此事該如何解釋，我起初也很納悶，前段匆匆翻了剛整理出版的《周作人日記》（聯經2025版），也沒有完全理清楚。唯一能比較說得通的，大概就是周作人作為大家族中的“老二”，少時受父母長輩寵溺，成年后又得長兄包辦一切，性格上是比較自私的，對于家庭的責任感更是淡漠，甚至潛意識里不太情愿盡為人子的責任，生怕吃虧。這一點，魯瑞也講過。她對這個二兒子，唯一不滿的，就是“他對家庭沒有責任感”，認為“在他心里，家里的事，都應該由老大負責，與他無關”（俞芳《談談周作人》）。老太太還吐槽過一件事：當初魯迅噩耗傳來，魯瑞悲痛到“全身顫抖”，見到周作人，禁不住第一句話就是“老二，以后我就全要靠你了”，可沒想到周作人直接回了一句，“我苦哉，我苦哉......”，完全是很冷漠且不情愿的樣子。魯瑞說，老二實在太不會說話了，這個場合，正常人該說“請母親放心”云云，他倒好，立馬推卸贍養責任起來了。推測成因，老太太也認為是周作人自小“依賴性太強了”，真遇到事了就自私。知子莫若母，1937年之后，魯瑞就很擔心周作人會立場不堅，“對抗戰的態度”不行。一年后，果然如期所料。圖片這其實也是我最不滿周作人的一點。就是他公開“人設”是很睿智很很寬厚仁愛的，簡直是希世之圣賢、得道之高人，可一旦在現實中真有利益沖突了，往往就顯得自私，乃至寡恩，愛逃避，稱自家老母為“魯迅的母親”，不過一個幽暗意識流露而已。他對老母親是這樣的，對兄長是這樣的，對寡嫂朱安也是這樣的，一點都不符合他畢生鼓吹的“哀孺子而嘉婦人”理念。比如當年戰亂，道路阻隔，朱安獨自困守京城，衣食沒有著落，周邊唯一可仰仗的是小叔子周作人，可周并不會恤顧一二，15每月都嫌多，只是勸她廉價賣掉魯迅藏書換飯吃，言行是很冷血的。舒蕪也說過，魯迅過世之后，按理說兄弟間的恩恩怨怨也該一筆勾銷了，可周作人不是，他是逮住機會就要對兄長人身攻擊，“一觸即發，常常是非常惡毒的”。盡管我是知堂散文鐵粉，以為其文章算是近代白話文登封造極之列了，但還是會覺得他終身難脫一個“偽”字。我讀周作人，一個體會就是：知識分子的話，再如何甜言蜜語，那也是“做文章”而已，萬可不敢照單全收，不然就得上“印刷品的當”。文人靠得住,母豬會上樹，適用者自絕不止一個周作人而已。 魯迅這個家，真的好復雜。治國平天下，修齊能少嗎？ 撕裂的家族：魯迅為何和周作人大打出手？其親侄為何飲彈自盡？（源自公眾號《史遺》）（來源：頭條號《另類視角看歷史》）周樹人（魯迅）、周作人、周建人三兄弟，在中國文化史上有著獨特的地位。但其家族內部，關系并不融洽，乃至兄弟大打出手，夫妻反目成仇，兒子刀刃其父。家族的撕裂還導致一個19歲的少年飲彈自盡，他就是周建人的二兒子周豐三。周氏家族的撕裂既與錢財等俗事有關，也與特殊的時代背景有關。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和周建人的原配羽太芳子都是日本人，且是一對親姐妹。她們強悍的個性與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事態交織，給家族的裂變增添了復雜性。魯迅作為這個大家族的家長，在處理家族內部關系上，無疑是失敗的。兄弟三人本住在一起。1919年，周家賣掉紹興老宅，花3千元在北京八道灣11號購置了一套四合院。三兄弟一起移居八道灣，約定誓死不離。這個大家庭包括魯迅的母親魯瑞，魯迅的原配夫人朱安，周作人夫婦和他們的一兒一女，以及周建人夫婦和他們的兩兒一女。魯迅作為大家長，但因為朱安不識字，一家的財權都由羽太信子掌控。魯迅和周作人每月的薪水，大部分都要上交給羽太信子，由羽太信子調配家用，以維持整個家族的運轉。歲月在寧靜中流逝，家族矛盾也在寧靜中醞釀。 01失敗的家長：魯迅為何和周作人大打出手？魯迅和周作人的關系惡化之深，到了老死不相往來的地步。不僅多次惡語相向，甚至大打出手。以至于魯迅和周作人的葬禮，雙方家屬都沒有出席。周建人和兩個兄長的關系也不諧。和周作人更少來往。這個大家庭的狗血劇，和所有中國家庭并無不同。家庭初始的核心矛盾，其實就是一個〝錢〞字。魯迅和周作人每月的薪水加起來有700大洋左右，這在當時是一筆巨款。要知道，當時富貴人家請一個仆人，月薪也不過兩到三個大洋。魯迅和朱安沒有孩子，但仍把大部分薪水上交給羽太信子。他把兩個弟弟的五個孩子視同已出，非常的疼愛。這段時間，周家三兄弟的關系無疑是和諧的。但魯迅以及周建人，都分別和羽太姐妹發生了矛盾。首先是羽太信子花錢太無節制。中國傳統士大夫以節儉為美德。但出身貧寒的羽太信子，突然間掌控那么多錢，就像一個暴發戶想把自已裝飾成貴族一樣。花錢大手大腳。一下子請了十幾個仆人。孩子一點小病，都要請較貴的日本西醫。不合意的飯菜和衣物，隨意賞賜給下人。買貨專挑較貴的日本貨。每次出門都坐轎，架勢十足。魯迅是極節儉的人，平時也就抽抽煙什么的。羽太信子大手大腳，弄得魯迅有時候還要向朋友借錢。作為家長，免不了教育羽太信子兩句，要羽太信子省著點花。這個時候，羽太信子對大哥還能保持表面的恭敬，消費也有所收斂。但一來二去，不滿的種子已已經種下。家庭關系的真正轉折點，是周建人遠赴上海工作。周建人沒到北京前，在老家紹興任中小學教員。薪水不高但一家衣食保暖沒問題，兩個哥哥又多有救濟，夫妻生活簡單快樂。但一到北京這個大都會，周建人失去了工作，羽太芳子則失去了方向。周建人的收入只能靠點零星稿費。羽太芳子過不了這種逼仄的日子，常嘮叨自己的男人無用，在日常上對周建人也越來越冷談。據周家朋友的回憶，有次羽太姐妹帶孩子們野游，周建人也跟著去。羽太芳子竟用嫌棄的語氣說，你也去呀？周建人感到傷了自尊，很是郁悶。看弟弟過得不舒暢，周作人就托胡適，在上海商務出版社幫周建人謀了一份編輯工作。周建人多次要求羽太芳子隨他一起到上海生活，但芳子離不開姐姐，更離不開八道灣富裕和舒適的生活，不愿前往。但八道灣的富裕生活，顯然是魯迅給的。單靠周作人的個人薪水，肯定是不夠。魯迅不滿意羽太芳子對周建人的態度。他常說，建人賺多少錢，芳子都不一定滿意。分居上海的周建人，對羽太芳子的態度也就漸漸冷淡了，加之兄長對羽太姐妹的不滿。周建人漸漸移情別戀，和自己的學生王蘊如公開同居。在當時年代，士大夫有個三妻四妾很正常，所以周建人并不認為有何不妥。他每月仍會給羽太芳子寄三五十元，但極少回八道灣。這對羽太芳子顯然是很大的傷害。羽太信子和魯迅的激烈沖突，也大半緣于此。她認為魯迅作為家長，沒有約束周建人在外面找女人，沒有做到〝公正〞，對羽太芳子不公平。魯迅拒絕在羽太芳子和王蘊如中作出仲裁，拒絕介入周建人的婚姻生活。因為羽太姐妹甚至把自已兄弟，父母，舅舅都從日本帶到北京，加重了周家的經濟負擔。魯迅沒少資助他們。魯迅不滿另一個大家庭寄生在周家，但又不能明說。羽太信子怒不可竭，開始處處給魯迅臉色，甚至指桑罵槐。一向懼內的周作人，對兄長的態度也開始轉變。1923年7月24日，周作人正式和魯迅決裂。他給魯迅寫了一封便箋，不再稱呼其為兄長，而是直呼〝魯迅先生〞，謂〝薔薇的夢是虛幻的，現在所見才是真的人生〞，要求魯迅以后〝沒別的事，別再到我的院子里來。〞許多年來，史學家一直想弄清楚周作人和魯迅決裂的原因和細節，卻一直云里霧里。據周家熟人章廷謙回憶，羽太信子說魯迅調戲她，并在他們夫妻臥室〝聽窗〞，偷聽周作人夫婦情話，偷看羽太信子洗澡。這種指責先不管真假，但確實惡毒。盡管魯迅和朱安過著無愛的夫妻生活，但不至于淪落到調戲弟媳的地步。至于〝聽窗〞，周作人夫婦臥室的窗戶前都種滿花草，這種指責顯然不真實。但無風不起浪，外人又怎能窺探到他人的家事呢？8月2日，魯迅收拾行囊，帶著自己的老母親，離開了八道灣周家大院，另覓新居。很久以后，魯迅回八道灣取自己的舊書，周作人夫婦立即沖上前去，對魯迅大聲責罵，雙方大打出手。據周家的好友許壽裳回憶：首先是信子拿起書遠遠擲向魯迅，周作人拿起香爐向魯迅身上砸。魯迅于是抱起一個陶瓷枕頭進行還擊。曲盡人散，魯迅和周作人兩家，從此老死不相往來。不久，周建人也和周作人發生激烈沖突。八道灣就剩周作人一家和周建人的前妻及孩子。羽太信子成了八道灣的主人。 02名門〝孤兒〞，周豐三緣何飲彈自盡？周作人的兒子叫周豐一。周建人和羽太芳子的兩個兒子，大兒子叫周豐二，小兒子叫周豐三。自從周建人遠赴上海另組家庭后，就極少回八道灣，但每月仍會給羽太芳子寄錢，盡量避免和羽太芳子見面。但母親魯瑞的八十大壽卻是必須參加的。就這樣，在八道灣周家大院，周建人同羽太芳子及她的兩個兒子，發生了激烈沖突。這次沖突發生在1936年，魯迅剛剛去世。為了撫慰魯瑞的哀傷，周作人把別居的老母親接到八道灣拜壽。周建人和王蘊如從上海趕赴北京。為了避免沖突，他事先把王蘊如安排在朋友家，只身前往八道灣。在這里，羽太芳子和她的兩個兒子爆發了。據知情人回憶，年輕氣盛的周豐二拿起一把軍刀沖出臥室，向父親周建人刺去，幸虧被周邊人快速拉開。之后羽太芳子開始了撕心裂肺的哭鬧，周豐三抱住媽媽，也厲聲斥責父親。接著，周豐二一邊攔住父親，一邊給日本大使館打電話，要求日本憲兵來捉周建人。接電話的人因為醉酒，沒有理會。日本人會不會扣押周建人？確有可能。他們后來就關了魯迅遺孀許廣平很長時間，后由內山完造保釋出獄。控制文化名人既可增加號召力，又可作為對中國人洗腦的利器。盡管1936年日軍并未深入平津，但羽太姐妹同日本使館互動密切，甚至把八道灣周宅的牌子，改名為〝羽太寓〞。從羽太芳子的角度，周建人違反〝婚姻法〞，請日本大使館為我做主，也似乎并無不妥。周豐二挾洋自重，刀刃其父。當時日本己占領東北，從周建人角度，有個日本人老婆受知識界鄙夷。國恨家怨，周建人決定和羽太芳子及兩個兒子一刀兩斷，不再給他們寄一分錢，于是羽太芳子和兩個兒子，唯一的依靠只有周作人了。周作人負擔之重，當時羽太信子的母親，兄弟，舅舅都在北京，加上自己的兩個孩子，羽太芳子一家三口（周建人大女兒在上海），還有位于北京的母親，全靠周作人一人的工資養活。建國后周作人曾給周總理寫長信解釋，說他并非誠心作漢奸，實屬〝家累〞，一家〝十四口人〞都要他養，無法去家南下。不否定這是原因之一。1937年日本拿下平津后，邀請周作人出來做官。周作人閉門不出，保持了氣節。但當時北京的大學都已南迀，失去教職的周作人，收入大幅縮水，養活一大家子愈發困難，只能靠微薄的稿費支撐。這時候，又發生了一次針對周作人的暗殺。一個訪客向周作人當胸一槍，所幸子彈射到周作人的銅紐扣上。但亂槍打死了周宅胡同口的一個路人。死里逃生的周作人認定是日本人暗殺他，驚恐之中他只得答應了日本的要求，出任偽職。這次暗殺徹底改變了周作人的一生。日本人并不承認他們暗殺周作人。至于是誰在暗殺周作人？真相撲朔迷離。抗戰結束后有人披露，暗殺周作人的實際上是一抗日愛國組織。因為周作人妻子是日本人，又和日軍眉來眼去，所以招致忌恨。對于周作人來說，既然離不開八道灣，又身處危險中，那就老老實實出任偽職吧。一則可以得到日本的保護，二則收入會大幅增加。周建人的小兒子周豐三就成長在這樣一個復雜的環境中。一則父親不認他，他靠伯父周作人撫養大。伯父待他視同己出，給了他全部的愛，讓他受最好的教育。另一方面，日軍侵華，作為漢奸的侄子，又擁有一半日本血統，當時在輔仁大學讀書的周豐三，成了同學暗中排擠的對象。這個十幾歲的孩子，出身名門，但大伯父死了，二伯父是漢奸，父親不要他。他既不是日本人，又不能堂堂正正地做中國人，撕裂的身份，讓他小小年齡，就患上了嚴重的抑郁癥。隨著日軍深入中國腹地，周作人這個漢奸，也做得越來越得心應手了。他甚至專程到日本參拜了靖國神社，看望了日本傷兵。他成了華北偽文人中的精神領袖，兼任數十個偽職，可謂風光無限。他的太太羽太信子，也越來越跋扈了。言必稱日本高級，中國低級等。隨著日本愈來愈深入中國，身處華南的周建人積極加入抗戰組織，他同八道灣的周家事實已處于敵對關系。由于大量地下抗戰組織深入平津地區，不僅周作人每天提心吊膽，周豐三也日益不自安，既擔心伯父的安全，又對中日的互相殘殺感到傷心憂慮。這個19歲的輔仁大學高材生，終于沒戰勝自己的抑郁癥。1941年3月，周豐三從周作人的一個警衛那里要了一把手槍，當著周作人的面，他眼含熱淚，欲言又止。突然他把手槍對準自已太陽穴，扣動扳機。周作人猛地癱倒在地，八道灣周宅哭聲一片… 03結語周家三兄弟，文化上的成就之大，有點像唐宋八大家里的蘇門三杰，即蘇軾、蘇洵和蘇轍。但蘇門三杰相愛相攜，周家三兄弟則互相纏斗，無論如何，這是周家的悲劇。49年后，魯迅所受的尊榮，真的高的不能再高了。周建人也跟著沾光，風光無限。只有周作人，一生背負著漢奸的烙印。但拋開愛國因素，僅從傳統的做人上，周作人似乎又是三兄弟中最好的。只有他沒有拋棄結發妻子，而且把弟弟周建人的兩個兒子也撫養成人。至于妻子娘家的老老小小，也都由他工資供養和照顧。當時魯瑞和朱安都住在北京。魯瑞死后，周作人甚至承擔了供養寡嫂朱安的擔子，當時朱安還帶著一個仆人。相比之下，魯迅和周建人都拋棄發妻，另覓新歡，找的都是比自己小許多的女學生，簡直算傳說中的〝渣男〞了。周建人更對發妻和子女不聞不問。如此，周作人的義氣和擔當，簡直算兄弟中的楷模了。但一旦拔高到國事，周作人必十惡不赦。而周建人同周作人及日裔妻子的決裂，甚至于算民族英雄的行為了。所以建國后的周建人風光無限，甚至做到了副國級。周作人則頂著漢奸的罵名，在一片罵聲中去世。周作人死后，周建人和周海嬰（魯迅之子）都沒出席他的葬禮。（參考資料：《周家大宅》《周作人傳》等） 魯迅《父親的病》里的不實之處原創平方田平方田 2024年07月17日 10:40 廣東魯迅在《父親的病》這篇回憶性散文里，記述了一件痛心的事。父親臨終前，衍太太讓魯迅大聲地喊父親，這給父親莫大的痛苦。魯迅在文章結尾處檢討自己：“我現在還聽到那時的自己的這聲音，每聽到時，就覺得這卻是我對于父親的最大的錯處。”如果單看魯迅的文章，我們很容易相信這是確切的事。比魯迅小四歲的周作人，父親去世時已經十一歲。他回憶父親去世時的情形和魯迅所記大不相同，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里說道：……結果終于在丙申年(一八九六)九月初六日去世了。時候是晚上，他躺在里房的大床上，我們兄弟三人坐在里側旁邊，四弟才只四歲，已經睡熟了，所以不在一起。他看了我們一眼，問道:“老四呢？”于是母親便將四弟叫醒，也抱了來。未幾即入于彌留狀態，是時照例有臨終前的一套不必要的儀式，如給病人換衣服，燒了經卷把紙灰給他拿著之類，臨了也叫了兩聲，聽見他不答應，大家就哭起來了。這里所說都是平凡的事實，一點兒都沒有詩，沒有“衍太太”的登場，很減少了小說的成分。因為這是習俗的限制，民間俗信，凡是“送終”的人到“轉煞”當夜必須到場，因此凡人臨終的時節只是限于并輩以及后輩的親人，上輩的人決沒有在場的。“衍太太”于伯宜公是同曾祖的叔母，況且又在夜間，自然更無特地光臨的道理了，《朝花夕拾》里請她出臺，鼓勵作者大聲叫喚，使得病人不得安靜，無非想當她做小說里的惡人，寫出她陰險的行為來罷了。周作人說衍太太不在場，理由如下：按照當地的習俗，人在臨終時長輩不能在場，在場的都是平輩以及后輩的親人。衍太太是他父親的叔母。這是其一；其二，他父親去世時是夜間。因此，衍太太絕不會在場。另外，周作人也解釋了魯迅讓衍太太出臺的原因。因為厭惡衍太太，所以讓衍太太在此做個惡人。厭惡的原因，魯迅在《瑣記》里有詳細的記述，被老師逼迫讀過《朝花夕拾》的學生都應該記得吧。與其在這樣的環境備受折磨，不如去外地吧。父親去世兩年后，一八九八年，魯迅外出求學。又三年，一九〇一年，魯迅的祖父被釋放，回到家里。祖父回到家里不久，就受人讒言，家庭出現風暴。進讒言的即是衍生，周作人在日記里記述了祖父受讒言后的情形。先是大罵玉田叔祖母，再把周作人叫出去受訓。祖父教訓周作人并不疾言厲色，拐彎抹角地講故事，“這里明示暗喻，備極刻薄，說到憤極處，咬嚼指甲戛戛作響，仍是常有的事情。”對于祖母就不同了，“則是毫不客氣的破口大罵了”。祖父如此做派，他在周作人眼里就威信盡失了。衍生講讒言的因由是什么呢？周作人的四弟病故后，玉田叔祖母的兒媳謙嬸為表示關切，常常拉魯太夫人打麻將，消減痛失愛子的傷痛。兩家中間隔著一道圍墻，去謙嬸家要從外邊繞過去，這條路一定要經過衍太太的門口。在衍太太看來，她們必定得到許多好處。恰逢祖父回家，就說些不實的話，引起家庭的風暴。周作人受此影響，也動了離家紹興的念頭。經過一番運作，就追隨著哥哥的蹤跡也去了南京求學。后來，又隨著哥哥去日本。再后來，又又又去北京，當然也有哥哥的功勞。 父親的病文/魯迅 大約十多年前罷，S城中曾經盛傳過一個名醫的故事：他出診原來是一元四角，特拔十元，深夜加倍，出城又加倍。有一夜，一家城外人家的閨女生急病，來請他了，因為他其實已經闊得不耐煩，便非一百元不去。他們只得都依他。待去時，卻只是草草地一看，說道“不要緊的”，開一張方，拿了一百元就走。那病家似乎很有錢，第二天又來請了。他一到門，只見主人笑面承迎，道，“昨晚服了先生的藥，好得多了，所以再請你來復診一回。”仍舊引到房里，老媽子便將病人的手拉出帳外來。他一按，冷冰冰的，也沒有脈，于是點點頭道，“唔，這病我明白了。”從從容容走到桌前，取了藥方紙，提筆寫道：“憑票付英洋壹百元正。”下面是署名，畫押。“先生，這病看來很不輕了，用藥怕還得重一點罷。”主人在背后說。“可以，”他說。于是另開了一張方：“憑票付英洋貳百元正。”下面仍是署名，畫押。這樣，主人就收了藥方，很客氣地送他出來了。我曾經和這名醫周旋過兩整年，因為他隔日一回，來診我父親的病。那時雖然已經很有名，但還不至于闊得這樣不耐煩；可是診金卻已經是一元四角。現在的都市上，診金一次十元并不算奇，可是那時是一元四角已是巨款，很不容易張羅的了；又何況是隔日一次。他大概的確有些特別，據輿論說，用藥就與眾不同。我不知道藥品，所覺得的，就是“藥引”的難得，新方一換，就得忙一大場。先買藥，再尋藥引。“生姜”兩片，竹葉十片去尖，他是不用的了。起碼是蘆根，須到河邊去掘；一到經霜三年的甘蔗，便至少也得搜尋兩三天。可是說也奇怪，大約后來總沒有購求不到的。據輿論說，神妙就在這地方。先前有一個病人，百藥無效；待到遇見了什么葉天士先生，只在舊方上加了一味藥引：梧桐葉。只一服，便霍然而愈了。“醫者，意也。”其時是秋天，而梧桐先知秋氣。其先百藥不投，今以秋氣動之，以氣感氣，所以……。我雖然并不了然，但也十分佩服，知道凡有靈藥，一定是很不容易得到的，求仙的人，甚至于還要拼了性命，跑進深山里去采呢。這樣有兩年，漸漸地熟識，幾乎是朋友了。父親的水腫是逐日利害，將要不能起床；我對于經霜三年的甘蔗之流也逐漸失了信仰，采辦藥引似乎再沒有先前一般踴躍了。正在這時候，他有一天來診，問過病狀，便極其誠懇地說：“我所有的學問，都用盡了。這里還有一位陳蓮河先生，本領比我高。我薦他來看一看，我可以寫一封信。可是，病是不要緊的，不過經他的手，可以格外好得快……”這一天似乎大家都有些不歡，仍然由我恭敬地送他上轎。進來時，看見父親的臉色很異樣，和大家談論，大意是說自己的病大概沒有希望的了；他因為看了兩年，毫無效驗，臉又太熟了，未免有些難以為情，所以等到危急時候，便薦一個生手自代，和自己完全脫了干系。但另外有什么法子呢？本城的名醫，除他之外，實在也只有一個陳蓮河了。明天就請陳蓮河。陳蓮河的診金也是一元四角。但前回的名醫的臉是圓而胖的，他卻長而胖了：這一點頗不同。還有用藥也不同。前回的名醫是一個人還可以辦的，這一回卻是一個人有些辦不妥帖了，因為他一張藥方上，總兼有一種特別的丸散和一種奇特的藥引。蘆根和經霜三年的甘蔗，他就從來沒有用過。最平常的是“蟋蟀一對”，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似乎昆蟲也要貞節，續弦或再醮，連做藥資格也喪失了。但這差使在我并不為難，走進百草園，十對也容易得，將它們用線一縛，活活地擲入沸湯中完事。然而還有“平地木十株”呢，這可誰也不知道是什么東西了，問藥店，問鄉下人，問賣草藥的，問老年人，問讀書人，問木匠，都只是搖搖頭，臨末才記起了那遠房的叔祖，愛種一點花木的老人，跑去一問，他果然知道，是生在山中樹下的一種小樹，能結紅子如小珊瑚珠的，普通都稱為“老弗大”。“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藥引尋到了，然而還有一種特別的丸藥：敗鼓皮丸。這“敗鼓皮丸”就是用打破的舊鼓皮做成；水腫一名鼓脹，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就可以克伏他。清朝的剛毅因為憎恨“洋鬼子”，預備打他們，練了些兵稱作“虎神營”，取虎能食羊，神能伏鬼的意思，也就是這道理。可惜這一種神藥，全城中只有一家出售的，離我家就有五里，但這卻不像平地木那樣，必須暗中摸索了，陳蓮河先生開方之后，就懇切詳細地給我們說明。“我有一種丹，”有一回陳蓮河先生說，“點在舌上，我想一定可以見效。因為舌乃心之靈苗……價錢也并不貴，只要兩塊錢一盒……”我父親沉思了一會，搖搖頭。“我這樣用藥還會不大見效，”有一回陳蓮河先生又說，“我想，可以請人看一看，可有什么冤愆（qiān）……醫能醫病，不能醫命，對不對？自然，這也許是前世的事……”我的父親沉思了一會，搖搖頭。凡國手，都能夠起死回生的，我們走過醫生的門前，常可以看見這樣的扁額。現在是讓步一點了，連醫生自己也說道：“西醫長于外科，中醫長于內科。”但是S城那時不但沒有西醫，并且誰也還沒有想到天下有所謂西醫，因此無論什么，都只能由軒轅岐伯的嫡派門徒包辦。軒轅時候是巫醫不分的，所以直到現在，他的門徒就還見鬼，而且覺得“舌乃心之靈苗”。這就是中國人的“命”，連名醫也無從醫治的。不肯用靈丹點在舌頭上，又想不出“冤愆”來，自然，單吃了一百多天的“敗鼓皮丸”有什么用呢？依然打不破水腫，父親終于躺在床上喘氣了。還請一回陳蓮河先生，這回是特拔，大洋十元。他仍舊泰然地開了一張方，但已停止敗鼓皮丸不用，藥引也不很神妙了，所以只消半天，藥就煎好，灌下去，卻從口角上回了出來。從此我便不再和陳蓮河先生周旋，只在街上有時看見他坐在三名轎夫的快轎里飛一般抬過；聽說他現在還康健，一面行醫，一面還做中醫什么學報，正在和只長于外科的西醫奮斗哩。中西的思想確乎有一點不同。聽說中國的孝子們，一到將要“罪孽深重禍延父母”的時候，就買幾斤人參，煎湯灌下去，希望父母多喘幾天氣，即使半天也好。我的一位教醫學的先生卻教給我醫生的職務道：可醫的應該給他醫治，不可醫的應該給他死得沒有痛苦。——但這先生自然是西醫。父親的喘氣頗長久，連我也聽得很吃力，然而誰也不能幫助他。我有時竟至于電光一閃似的想道：“還是快一點喘完了罷……”立刻覺得這思想就不該，就是犯了罪；但同時又覺得這思想實在是正當的，我很愛我的父親。便是現在，也還是這樣想。早晨，住在一門里的衍太太進來了。她是一個精通禮節的婦人，說我們不應該空等著。于是給他換衣服；又將紙錠和一種什么《高王經》燒成灰，用紙包了給他捏在拳頭里……“叫呀，你父親要斷氣了。快叫呀！”衍太太說。“父親！父親！”我就叫起來。“大聲！他聽不見。還不快叫？！”“父親！！！父親！！！”他已經平靜下去的臉，忽然緊張了，將眼微微一睜，仿佛有一些苦痛。“叫呀！快叫呀！”她催促說。“父親！！！”“什么呢？……不要嚷……不……”他低低地說，又較急地喘著氣，好一會，這才復了原狀，平靜下去了。“父親！！！”我還叫他，一直到他咽了氣。我現在還聽到那時的自己的這聲音，每聽到時，就覺得這卻是我對于父親的最大的錯處。十月七日 魯迅的童年陰影：“從那時起，我就恨這個社會。”原創黃群123 風月史錄 2024年07月03日 13:41 四川 我感到這不是一個人住的社會，從那時起，我就恨這個社會。——魯迅魯迅在“三味書屋”讀書的第二年，周家遭到重大變故，周福清深陷牢獄。魯迅一生反封建、反禮教，和此次變故有莫大關系。周福清1871年辛未科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曾任江西金溪縣知事。光緒十八年（1892年），周福清的母親去世，享年八十歲。周福清回到紹興奔喪。這一年，恰逢慈禧太后六十大壽，老佛爺開恩，例外恩科，給天下讀書人多一次參加考試的機會。浙江鄉試的考官正是周福清和好友殷如璋。周福清已是官場“老油條”，深諳“潛規則”，這種千載難逢的機遇，定要惠及周家子孫。便備了一萬兩銀票，上下打點。參加此次考試的就有魯迅的父親周伯宜。本來這種官場“潛規則”都習以為常。“潛規則”的關鍵是在一個“潛”字上，不能放在明面上說。周福清把一封裝有銀票的信函交給一個名叫陶阿順的仆人，命他交給殷如璋。陶阿順不識字，哪里知道什么“潛規則”，他只聽主子的吩咐。陶阿順將信函帶上船，交給殷如璋的仆人。此時殷如璋船上有客人，副主考周錫恩在場。殷如璋將信函擱置一旁，有客人在，不便拆開。可那陶阿順一直在等著回信。周福清吩咐他一定要等對方的回應。殷如璋讓仆人告訴陶阿順，讓他先回去等消息，言外之意是現在不太方便。可陶阿順哪里懂得這些，就在船外大呼小叫：“殷大人，那是我們家老爺給您的一萬兩銀票，我們家少爺參加考試的事情就托付給您了。行不行您給個回信，好讓小的回去交差。”這件事就此泄露。殷如璋又氣又惱，心想，我知道信函里是銀票，你一大呼小叫，還讓我怎么收？本來副主考周錫恩也知道周福清送來的信函是什么，但假裝不知道，到時候也能分一份兒“打點”，但現在只能尷尬地看著殷如璋的臉色。殷如璋只能自保，只好將陶阿順和那封裝有銀票的信函一并送至官府。周福清一直沒有等到陶阿順回來復命，知道一定是中間出了差錯，便離開了蘇州，暫時前往上海避風頭。陶阿順遭到官府的審訊，但這個榆木的人在獄中被嚇得神志不清，話都說不利索。浙江巡撫嵩駿十分重視此案，下令緝拿周福清。周福清潛逃，官府抓了他的兒子，也就是魯迅的父親周伯宜。遠在上海的周福清自知躲得了一時，躲不了一世，只好返回紹興，投案自首，兒子周伯宜被釋放。此次“舞弊”驚動了朝廷，下諭旨將周福清革職查辦。在封建社會，科場舞弊乃大罪。按大清律應判周福清死罪，但畢竟是“賄賂未遂”，未能直接傷害考場上的公平。由于“關節未成，贓亦尚未與人”，還未將賄賂銀兩交給被被賄賂者，被稱為“免勾”，勉強保住了性命。最后被判“牢固監禁”，蹲了八年大獄。在獄中詠讀《唐宋詩醇》度日。周福清出獄后三年去世。表面上看周福清未判死罪是因“賄賂未遂”，實際上還是周家人花了不少錢財“上下打點”，導致周家家道中落，全家人的生活陷入困頓。就在舞弊案發生第二年，父親周伯宜吐血而死，年僅三十五歲。周伯宜一生平庸，科場屢敗，父親就是因他而身陷囹圄。他每日借酒消愁，還染上了鴉片，在病床上躺了三年，看病就花了不少錢。魯迅在《父親的病》中說，父親的死是被庸醫所致。當時魯迅十五歲，他發現整個世界都變了，原來自己生活的不再是風輕水軟的紹興，而是一個巨大的“鐵屋”里。很多年后，魯迅在廣州對青年學生們說：“我小的時候，因為家境好，人們看我像王子一樣,但是，一旦我家庭發生變故后，人們就把我看成叫花子都不如了，我感到這不是一個人住的社會，從那時起，我就恨這個社會。”童年的陰影需要一生來治愈。魯迅家道中落，遭到周圍人的白眼，哪怕是有親情血緣者。周家幾兄弟隨母親到鄉下生活，曾經鄉下的窮親戚們嘲笑他們“為乞食者”，曾在紹興顯赫一時的周家門楣，那些養尊處優的少爺們，紛紛變成落魄子弟。但魯迅后來也安慰自己，有落魄子弟的經歷，“使我因此明白了許多事情”。從魯迅那些“負能量”語錄中可看出一二，如：“在中國，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車捽摔傷的人，路人圍觀或甚至高興的人盡有，有肯伸手來扶助一下的人卻是極少的。”“可惜中國人但對于羊顯兇獸相，而對于兇獸則顯羊相，所以即使顯兇獸相，也還是卑怯的國民。這樣下去，一定要完結的。”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面，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在這路上，就證明著國民性的怯弱、懶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滿足，即一天一天的墮落，但卻又覺得日見其光榮。這些憤世之語，無不是對童年陰影的一種宣泄。在魯迅那些描述故鄉的名散文中，流露著陰郁的厭惡，偶爾有一些童趣的天真，也都是一種帶有苦澀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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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家事

丹麥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