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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青少年時代——姚登山

姚勵成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我是山西襄汾縣陶寺鄉陳莊村人。一九一八年五月九日出生在一個貧苦農民的家庭里。從記事時起,父親兄弟四人,全家十口人生活在一起,共有三間破舊房屋和一間角房, 三十多畝貧瘠的土地,負債三百多銀元,每年付利息就得幾十元,生活難以維持,只好分家。我家分得一間半房,十畝多地和一百多元的債務。父親以務農和編制葦席為業,母親操持家務。我不到十歲就得下地幫助父親干活,不能正常上學。父母終年勞累,卻不得溫飽。 麥收時,一邊打場,一邊是拿著口袋逼債的債主。 加之苛捐雜稅,不幾個月就得借糧。 一冬吃的棒子面糊糊、窩窩頭也靠借貸。到了過年(春節)更是一大難關。 在一般人家早早磨好面、搭鍋炸油食、歡歡喜喜迎接新春的時刻,我家(還有其他貧苦人家)都仍在為借糧而奔波。大年初一吃上頓胡蘿卜餃子就算好日子,從不知肉食為何味!</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更使人難以忍受的是債主的逼債。 除夕,家家“迎神”的爆竹已響成一片,而債主祁樹江還在緊逼。 難堪的臉色和難聽的語言,實在令人難以忍受。 由于無力還債,父親只好忍氣吞聲地繼續蹲下編葦席,默默地忍受著。 春天,青黃不接,窮日子進一步難熬。 外債是年年還,卻又年年長,利滾利,息上加息,勞動所得,不夠付息。 由于這種重壓和折磨,父親得了便血病,日子更加艱難。在這種折磨日子里成長的我,在幼小的心靈上,很自然地埋下了對舊社會的不滿情緒。</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一個村的外祖父,沒有兒子,只有從小就買來的一個女兒-----我的母親。老人年過古稀之后,把他的一所牛院(場院)和十畝多土地給了我們。這樣,我家就賣掉原來那間半房子,而搬到這個牛院居住。房屋雖然破爛,背墻靠椽撐、鍋臺通天空,畢竟房間多,寬綽些。</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當我十三、四歲時,已開始懂事了,向父母提出賣地還債的建議,說還清債,就不出利息了,勞動所得, 不論多少是自己的,不再白白給人了。 舊社會,窮人本受人輕視,對出賣“祖業”的人更是看不起,背后說長道短,議論紛紛。 但在權衡利弊之后, 父母終于硬著頭皮接受了我的建議,把債主早就覬覦的十畝多地“賣”給了他。 可是經過七折八扣,仍未還清,還剩下四五十元{債務},直到土改時,才結束了這筆閻王債。</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我十三歲時, 由于外祖父尚能接濟一點, 才上了高小,鄧莊三高錄取新生三十名,我名列第十八。 因為在本村小學時不能正常上學,所以成績不算好。 但在高小則不受家務、農活的影響,可以專心學習。因而三個學期的考試成績先后名列第四、第三、第二名。同時逐步受到新思想、進步書籍的影響,知道了紅軍在南方打土豪分田地等等,因而開始懂得了要革命的浮淺道理。 在第三學期考試剛剛完畢,尚未放假之際,我們幾個同學在高年級進步同學李吉泰、賈增鴻(即鄧?宇)等鼓動帶動下,帶領全班同學鬧學潮,要趕走大家極為不滿的一段姓教員。在發動過程中,我被全班公認為主要頭頭。 我們號召同學們捐款買紙。 寫好標語,打好漿糊,在一切準備就緒,當晚就要行動的關鍵時刻,卻被一財主公子同學于當天向校方告密。 于是,在我們行動的前幾小時,學校當局卻先下手了,把我們幾個同學(類似領導小組成員)禁閉起來了。 他們被關在一間舍房內, 我則受到“優待”---- 單間關起來, 不能和任何同學見面。 經過審問,最后把我一個人,以“害群之馬”的罪名,掛牌開除。 同學們雖表示同情難過,有的甚至落淚,但學潮敗局已定,無法挽回。這樣,我只好回家種地。</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一九三六年三、四月間,正值清明節之際,紅軍東渡黃河來到我縣。這對于早就盼望紅軍到來的我,自然格外高興,立即和賈增鴻同學一起,跑到夏梁村去找紅軍,要求參加革命。 哨兵把我們帶到東門內路北一院內。 根據室內情況,現在分析可能是一連部。經過訊問后,派人把我們送到駐在有名老財“夏梁老四”家院內的上級機關,很可能是團政治部。紅軍為了弄清情況,以防敵探奸細混入,因而我們二人被分別單獨談話詢問。 談話后,我們受到非常熱情的接待,讓我們和大家一起吃午飯----面疙瘩加紅白糖(老財家的兩麻袋糖)。飯后,給我們交代任務----先回去貼宣傳品,進行宣傳,號召窮苦人參加紅軍,說紅軍要繼續東進,希望那時有更多的青年參軍,等等。 最后,分別給予我們每人一卷蘇維埃的宣傳品,我們即返回。 到家后,向父母和鄰居窮苦人們做了宣傳,揭穿了閻錫山宣傳的“共黨殺人如割草,窮富都難逃”的謊言。 當說到紅軍帶領窮人到土豪、分田地、不再給老財出利息、好日子就要來了時,都喜笑顏開,高興極了。 印象最深、永世難忘的是祁保成的老祖母的反應。 她說:這可就好了,早就盼著這一天哩。 窮了一輩子,總盼能過上個好日子,這會兒總算盼到了,等等。同時,母親給我打好了漿糊,連夜把宣傳品貼在大街和村門上。 第二天一早,人們圍觀議論紛紛,說紅軍已到過咱村了。安李村有人路過我村西門,看到后,又把消息帶到安李,說紅軍已到了陳莊。 這個宣傳品對窮富的人們都有很大震動。 窮人們喜笑顏開地在等待著紅軍,而財主們則恐慌萬狀,收拾細軟,逃往東山,形成鮮明的對照。 第三天,紅軍到了陳莊、張相一帶,把老財的浮財分給窮人。人們高高興興地拿上分到的衣服、家具等物,一路笑著、看著、議論著。 紅軍說這次行動是在駐地附近打土豪,接著就要駐到這一帶,而且還要東進。 但是,紅軍突然西撤,回師陜北,我們也就從此失掉聯系,實屬大憾事!</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紅軍走后,閻錫山進行反攻倒算,財主們追回被分的浮財,反動當局到處捕殺紅軍。身上有節紅繩,或一塊紅布, 就被認為是紅軍。 而能抓到一個紅軍,就有若干銀元的賞金。結果,許多叫化子被當作紅軍殺害了,真正的紅軍,自然一個也沒有抓到。</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正在好心的家人們勸我還是外出躲避好、以防不測的時候,友好的同學給我以極大的關懷,尤其是李吉泰同志,親自騎車把我帶到臨汾六中,并帶我上六中暑期補習班學習。一個多月后,又湊路費,又串聯李虎鰲同學,叫我們一起去太原設法投考學校。 到太原后,人地兩生,又沒錢投宿,這時只好去找曾到過我外祖父家傳教的耶穌教天召會長老陳元喜(聞喜縣人)。他叫我們住在教會,也吃在那里。雖然條件很壞,從未吃過細糧,但不要緊,對我們來說已經相當滿意了。 我們二人天天東跑西奔,投考學校,結果考上并州中學。 但又因無錢交學費而作罷。又投考汽車司機之類的技術學校,可是沒有門路,白跑。 身為閻錫山參議、新編步兵第九團團長的陳元喜對此一點也不給予幫忙。 兩三個月后,他不愿意叫我們再繼續白吃白住下去,表示“關心”我們, 給我“出路”了----叫到他那個團“學生連”當“學兵”,后來甚至給了每個學兵以“副小隊長”(副班長)的名義。但實際就是當兵,陳是設法招兵,又不花錢。我們則受新兵訓練、出操、拔慢步。 而軍官們的拳打腳踢、挨板子的味道,也都嘗過了,所幸還未挨過軍棍,但親自目睹過這種皮開肉綻的慘狀! 就這樣熬了一年,到七七事變后,太原失陷前,閻軍向南撤退,我到臨汾后跑回家,才結束了這一嚇死人的生活!</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我在家中呆了一個多月后,在求學和抗戰救國心情的驅使下,我約高小同學段廷獻(即段續祖,崇實莊鴨兒溝人),一同去曲沃縣考入由共產黨人楊獻珍、董天知等領導的山西民大四分校。 學習約一個多月,晉南形勢吃緊,日寇轟炸臨汾。楊、董等負責人動員學生參加山西新軍決死隊抗日救國。我們二人和另一高小同學喬繩祖及一大批青年學生響應號召,參加了決死三縱隊(也有不少人西渡黃河逃往西安)。在臨汾即將失陷之際,我們從曲沃出發,經過翼城,到達浮山。 三縱司政機關駐在三交鎮,楊獻珍任縱隊政委、董天知任縱隊政治部主任。 我被分配到政治部宣傳隊當宣傳員,經常到附近村莊宣傳抗日。</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就在這個時候,即一九三八年的二、三月間,有了令人振奮的好消息----朱德總司令來到三縱! 一天,身穿灰軍裝、打著綁腿的朱總司令給機關人員講話,講解堅持抗戰、游擊戰、持久戰和我必勝、敵必敗的道理。 講畢,我們這一批年輕人把朱總司令團團圍起來,要求簽字留念。朱總司令十分和藹親熱,微笑著答應了我們的要求,用鋼筆一一簽字。 在我的小日記本上寫著:“學習、學習、再學習”,并簽名“朱德”。 這個珍貴的日記本,很長時間我一直帶在身上。但后來在戰亂中丟失了,實在可惜!</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在朱總司令講話后不久,三月的一天,董天知主任找我談話,說日寇南侵,臨汾失陷。動員我利用本地人的條件,返回本縣發動群眾,組織地方武裝,開展游擊活動,等等。 我欣然從命,即刻背起背包,穿著系紐帶的灰色軍裝,返回襄東。 隨即到處活動,找人聯絡,尋找槍枝。先與劉洪元(鄧莊人)在東張灣里一帶活動, 后又到臨汾游擊隊找元寶芳(谷震)隊長取經,尋求援助。 接著聽說有人召開龜山會議,與地方抗戰有關。當即冒失地跑到東泰山。 剛進到廟院內, 我這個不速之客驚動了正在東房內開會的地方士紳,當即由郭元清出面把我擋在門外并攆下山來。 原來是地方士紳在日寇尚無力旁顧交通線兩側,地方官吏又逃之夭夭之際,趁機建立他們的政權。 我這個“害群之馬”,他們當然不能容納。但是這一切,地方黨組織看得明明白白。 一九三八年五、六月間, 先經喬賢五同志和我談話,接著,李明同志于六月介紹我光榮地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從此我以一個黨員的身份接受黨的教育和分配工作了,并于一九三八年七月被送往鄉吉特委黨員訓練班學習,而后被派往二一三旅去工作。</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到二一三旅和臨汾縣,直至十二月政變</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一九三八年七、八月,我在鄉吉特委黨員訓練班學習。特委駐在鄉寧上章關,趙守攻來接替武光任特委書記。 訓練班由特委領導人等直接教授,此間結識了北沙、胖大姐(周云,現在北京)和小蘇等同志。</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一九三八年九、十月間,學習結束后,我被派往二一三旅工作。到汾城盤道村旅部后,組織關系直接交給旅政治部主任程國棟同志,與他單線聯系(當時旅的黨組織處于秘密狀態)。他決定我任中隊長。到任前,先去襄陵汾東接替張號同志改編紅槍會武裝的工作。隨即東渡汾河,到東郭村找到張號同志。不多時,根據具體情況,張號決定我們二人一起于十一、二月間返回旅部。 到后,程國棟同志說組織上調我到臨汾縣工作。年底,我到了臨汾枕頭村。 縣委(不公開)書記王金林、縣長李從文、公安局長元寶芳(谷震)、忠救會主席田均分、婦救會主席霍仙菊(蘇磊,參加縣委)、犧盟特派員是郭松如。 縣委決定我參加縣委, 擔任青委, 并到公安局一個公安分隊任工作員,后接任巡官,即分隊長。</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一九三九年十二月, 蔣介石發動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蔣、閻為了消滅在我黨領導和影響下發展起來的山西人民抗日武裝,在山西西部集中六個軍的兵力向新軍進攻,同時殘殺地方政權和犧盟會我方人員。 后來人們稱之謂十二月事變或晉西事變。在這種戰云密布、形勢緊張的情況下,領導決定把幾位婦救會干部(外地人)立即送往太岳區,并派我護送到汾東再轉往沁源。 我和胖大姐,李從文同志的愛人等三個女同志即刻出發,東渡汾河,先到我家住了兩、三天,把她們送到臨汾有關組織轉送。當我返回時, 二一三旅已東移到襄東張纂、東郭、上西梁一帶。 我即回到旅部。程國棟同志說我軍政機關均已東移,不能再回汾河以西,并派我到二一三旅游擊支隊任中隊長。部隊稍事休整后,即向太岳根據地進發。 一九四零年一月三、四日,當進到臨汾蘇寨、賀家莊一帶時,與敵遭遇。戰斗并不激烈,也沒有什么傷亡,但跑散較多。 二一三旅是由襄汾等各縣自己隊改編的,不少戰士跑回家鄉。 戰斗結束后的第二天早上,程國棟主任找我,襄陵縣長紀錦章(記得還有鄉寧犧盟中心區負責人劉舒俠、汾城縣長岳文藩等)也在場。程國棟同志對我說,你是襄陵人,決定派你回去,利用本地人的有利條件,發動群眾、收集跑散人員、組織地方武裝、開展游擊戰、獨立自主地堅持抗日斗爭、等等。紀錦章同志詼諧地說: 好啊,回襄陵當土皇帝去呵!我欣然從命,立即出發,當天就回到襄陵汾東地區,開始了創建游擊隊的活動。</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一九八三年三月一日寫于北京 </b></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姚勵成整理加注:地名、人名能核對到的都在網上查找過。汾西抗日根據地當年也很厲害,汾城盤道村曾被稱為“小延安”。 臨汾枕頭鄉、蘇寨、賀家莊都在堯都一帶。</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程谷梁不是手記中說的程國棟,是213旅的政治部主任。紀錦章名字很熟,忘記見過沒見過。李吉泰不用說了,兩家父輩聯系密切,我們稱他李伯伯。李曾為四川省委主要領導人之一。文革初期四川武斗厲害,李被批斗、全家被抄,夫人被剃光頭。夫人逃難至北京,戴著男士帽進家的那晚,剛好我在家,印象深刻。北沙叔叔在北京,生前見過多次。</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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