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行之五：水東街，東江首埠、惠商祖源

劍客

水東街，東江首埠、惠商祖源 水東街，位于廣東省惠州市惠城區惠州橋東，東西走向，東接惠新西街，與水東南路互交，西接東新橋，與水東西路相連，全長七百三十米。 水東街，約形成于1078年（北宋元豐元年），是人們往來于惠州府與歸善縣之間踩出的一條千米長的羊腸小道。錢酥任惠州太守后，為改善惠州府（今橋西）與歸善縣兩地（今橋東）之間的通行條件，將這條自然形成的低洼路“筑作平直”。明代惠州名士吳高在《修惠州府路記》中記載：“耆老善士告予曰，昔水東地勢低洼，宋守錢酥筑作平直，郡人便之，為立思德坊。”幾百年后，錢酥修筑的這條路，成為交通之樞紐、商貿之通衢，為惠州古城最終形成“一街挑兩城”的雙城格局奠定了基礎。 錢酥原名“錢明週”，字惠甫，浙江錢塘縣人，五代十國時期吳越國武肅王錢镠第十世孫、文穆王錢元瓘第九代孫。1070年（北宋熙寧三年）進士，與蘇東坡同科。宋神宗時位居士大夫，后因直言進諫，受到排擠，1084年（北宋元豐七年）被派遣至惠州任太守，1086年（北宋元祐元年）卸任。因戰事不能回籍，終老惠州，其后代在嶺南開枝散葉。 水東街歷經千年，滄海桑田，幾度興盛、幾度損毀。1928年的水東街淺窄簡陋，無騎樓，“一條竹筒街，兩片磚瓦房”。1929年“惠陽改良街道委員會”，把水東街改造為長七百多米，寬三十米，兩旁騎樓各八米，檐口高十五米的騎樓街，街道兩旁一幢幢“長了腳”的房子架在半空，上居下鋪，前鋪后居，成為惠州城市街景的顯著特色。 惠州府城，位于東江、西枝江、西湖所圍之處，自古有“華南天塹”之美譽。明代葉萼在《全湖大勢記》云：“郡城三面濱江，一面臨湖以為險。”歸善縣城則位于府城以東，明代張萱在《歸善縣修城記》云：歸善縣城所在地“帶山礪河，襟江環海，蓋稱天塹。” 惠州，位于廣州、梅州、潮汕之間；水東街，位居惠州樞紐，地處惠州通衢，珠三角地區的人流、物流、資金流在這里匯聚，廣府、客家、潮汕三大本土文化在這里融合，加上中原文化、江南文化的沁潤滋養和海外文化的強勢介入，多元文化在這里兼容并蓄、交融滲透、相互碰撞，孕育出豐富多彩的文化特色。 　　水東街，以優越的地理位置成為交通樞紐和商貿中心。這里是嶺南商業發源地之一，見證了東江商埠的風云變遷，素有“東江首埠、惠商祖源”之美譽。 水東街，因地處西去的東江之畔，自南漢起，就被視為“逆水福地”。945年（南漢乾和三年），南漢主劉晟又在兩江匯合處興建水東廟，廟中置神像二尊，封介胄按劍而坐者為“興祚王”，封烏巾紫襕端笏而坐者為“泰民王”，寓意“國泰民安”。1113年（北宋政和三年），唐庚貶居惠州，撰《水東廟記》曰：“吾始至惠州，屏居于南山之上。北望西江之東，林木之間，夜夜有燈煴然，里人云此水東靈廟也。” 但這塊風水寶地最初只是一條普通的泥路，不是商業街。明初，隨著農業和手工業產品商品化的提高，生產者和消費者需要一種交換方式，朝廷在水東街“東關”設立圩市。至晚明，水東街作為東江流域商品集散地的作用突出，商鋪林立，百業興旺，從而正式形成一條馳名東江的商業街。 水東街，在引領著惠州商貿活躍度最高的四百年間，至少遭遇了五次天災人禍，最嚴重時有三分之二的商號被毀。但水東街生命力極強，每次被損毀之后都很快恢復，遭難的商號再次興起，新的商號不斷涌現。 水東街的店鋪獨具地方特色，前店后廠、前店后倉，沿江店面的倉庫都有一個后門直通碼頭。1556年（明嘉靖三十五年）成書的《惠州府志》記載：歸善縣有墟市9個，其中惠州城內（包括橋東）就有三個墟市，水東街就是其一。“水東街成型，與明清時期惠州是東江中下游重要的貿易中心、貨運中心有著直接關系。”明清時期，隨著惠州城的擴建，水東街發展成為商業中心、東江中上游的交通樞紐和東江流域最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之一，街上金鋪、布行、當鋪林立；茶室、粥鋪、粉店遍布；糧油店、綢緞莊、布匹店繁多；診所、教堂、影樓齊備；酒肆、煙館、賭場盛興。擁有宏泰布店、永泰布店、大眾商店、亞東蘇杭店、恒升蘇杭店、廣壽堂藥材店、怡和隆煙絲店、益生隆、全和五金店、天成金店、黃惠和金店、瑞成陶瓷店、裕昌雜貨店、東益咸魚店、順安山貨店、大德土紙店等名店。據的《重修孝肅包公廟碑記》和《重塑神像碑記》記載，1754年（清乾隆十九年），水東街有各類店鋪、商號二百零四間；1782年（清乾隆四十七年）有各類店鋪、商號二百一十二間。 清末民初，水東街進入商業發展、貿易繁榮的鼎盛時期，橋東成為工商業集中的“旺地”和商鋪林立、商賈云集，車水馬龍、船來帆往的商品集散地，聚集了收躉行（收囤）、平碼行（代購）、布匹行、百貨行、米行、藥行、煙行、五金行、典當行、首飾行、陶瓷土紙行、海味醬料行、油糖行、山貨土產行、雜貨副食行、酒家茶樓、飯店飯館、糖餅糕點行、旅店客棧、理發照相館、妓院、水運行等二十二個行業的店鋪①。 抗戰時期，惠州遭遇日寇鐵蹄蹂躪，水東街遭遇滅頂之災；抗戰勝利后，水東街各商號相繼復業，僑匯源源而來，土產裝船出口，洋貨大量涌入，讓人目不暇接；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強征暴掠，工商業主為躲避戰亂，紛紛轉移到香港等地，水東街日趨衰落；新中國成立后，水東街雖然經歷了多次改造，但依舊保留了許多傳統建筑和歷史遺跡，成為惠州經濟活動的重要場所。 水東街商號的名字很有自己的特色。“運館”是水運業，如和龍運館、連平運館、定南運館等；“當”字號，為押當、典當行，如廣昌當、道生當、大和當等；“堂”字號，為醫藥行，如信和堂、萬裕堂、世寶堂等；“豐”字號，為谷米行，如麥義豐、潘信豐、邱萬豐等；“隆”字號，為雜貨店、百貨店，如彭信隆、薛全隆、彭合隆等；“樓”字號為茶樓、酒肆，如得知樓、東坡樓、一景樓等；“利”字號，為五金行，如全利、發利、吉利等。而舊時的“蘭館”，則是妓院。 位于水東東路50號的鎮記號，是目前水東街商鋪中改動最少，一直保留著民國特色的店鋪。墻壁上“鎮記號”三個大字雖被涂掉，但仍隱約能夠識別。鎮記號，原為茶葉店，但轉行賣香紙燭寶，如今大門一直緊閉，似已歇業。 水東街的“老字號”永茂豐棉胎店，已遷至他處，但目前仍在營業，傳統的打棉被技藝已傳四代。據店主介紹，他家的棉胎店當年就開在水東街，樓下是店面，樓上是工廠，高峰時雇有十多名工人，幾乎所有的親戚街坊都來他家做被子。上世紀八十年代，他家打棉被一個月可賺千余元。如今打棉被賺不了多少，只能維持生計。 成記香燭行店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就在水東街開店，一家人生計全靠這個十多平方米的店鋪維持。店主說，當年的水東街擠滿了生意人，商鋪人來人往，擺個地邊攤就能養活一家人。這些年，一家家老店陸續搬出，熟悉的老街坊越來越少了。 　　水東街，以深厚的文化底蘊聞名于世。東坡文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對惠州的經濟社會文化建設產生巨大影響。 1094年（宋紹圣元年），蘇東坡因“譏訕先朝”被貶嶺南，以寧遠軍節度副使一職安置惠州。“小東門橫水渡”，是當年蘇東坡被貶惠州泊岸報到的古渡口。看到惠州的人文薈萃、景色優美，蘇東坡忘了被貶之苦，心中多了些許溫暖。欣然寫道“不辭長作嶺南人。”他在給友人的信心中表示“明年筑室作惠州人矣。”蘇東坡在惠州兩年多時間，為民謀福、寄情山水、快意文章，留下彌足珍貴的文化遺產和精神財富，對惠州產生巨大而深刻的影響。“一從坡公謫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清代詩人江逢辰的這句詩，概括了蘇東坡留給這座城市的千年榮光和文化自信。 水東街是蘇東坡到惠州之后的居住地，街西端水東西路88號是巍峨壯觀的“合江樓”。合江樓，始建于北宋初年，雖遠不能與“江南三大名樓”齊名，卻與廣州拱北樓、鎮海樓、觀海樓、禁鐘樓及肇慶閱江樓并稱“東粵六樓”，與廣州鎮海樓、肇慶閱江樓合稱“嶺南三大名樓”。因地處惠州府城東城門，也有“小東門”“合江門”之稱。明末清初嶺南大家屈大均在《廣東新語》中稱合江樓周遭形勢：“東、西二江匯其東，豐、鱷二湖潴其西，而象嶺、羅浮前后屏擁，其水大而山雄，境清而氣秀，又為嶺以東之最勝。” “一江春水向東流”，是一種自然現象。但東江卻不走尋常路，它從東北逶迤而來，在惠州接納北上的西枝江后，轉了一個“微笑曲線”向西奔流而去。古人稱西流之水為“逆水”，是“仙源福水”。蘇東坡在為惠州所作的《潛珍閣銘》中感嘆：“悼此江之獨西，嘆妙意之不陳。”矗立于此的合江樓，承載這一機緣，造就了“千里東江第一樓”的人文地標。正如北去的湘江，孕育了鐘靈毓秀、人杰地靈的長沙。 歷史上，合江樓僅為北宋初期朝廷最高財政機構三司行衙所屬皇華館內供朝廷高官居住的一座江樓。歷代名樓皆因文學大家登臨憑吊、著文賦詩而聲名遠揚。滕王閣因王勃的《滕王閣序》而聞名遐邇、黃鶴樓因崔顥的《黃鶴樓》而名滿天下、岳陽樓因范仲淹的《岳陽樓記》而著稱于世，合江樓亦因蘇東坡“海山蔥蘢氣佳哉，二江合處朱樓開”的優美詩句而聲名鵲起，皇華館內的這座江樓也因此詩改稱“合江樓”。 據《惠州西湖志》記載：“合江樓，在府城東北，當東西二江合流處。宋蘇軾嘗寓此。”按理說，作為被安置在惠州的貶官，蘇東坡是不可能住進這里的。但蘇東坡確實住過皇華館，而且還住了兩次。蘇東坡第一次來惠州時，惠州知府詹范仰慕他的才學和為人，力排眾議給予他高規格的待遇，安排他住在合江樓。可是好景不長，政敵章惇得知詹范禮遇蘇東坡后，責令惠州府對其嚴加看管。蘇東坡在合江樓只住了十六天，就搬到荒郊野外的嘉佑寺。后來，時任廣南東路提刑程正輔出面協調，蘇東坡第二次搬進合江樓，一住就是一年零一個月。后來隨著程正輔的罷任，蘇東坡又回到嘉佑寺。 在合江樓寓居期間，蘇東坡以合江樓為題，寫下膾炙人口的《寓居合江樓》和《題合江樓》。 蘇東坡的人格魅力與精妙詩文，讓合江樓名滿天下，成為歷代訪客必游之地。蘇東坡離開惠州后，后世文人墨客每來惠州，必登樓遠眺、賦詩緬懷。明代進士，廣東提學僉事張瑋在《游合江樓記》中，感嘆“蘇公不來嶺南，其無茲樓乎？樓不知肇自何年，公以驚鱗折翼之余，視身若辭枝之葉，未識所泊。儻然一寄茲樓，而人遂以為樓之勝，有以來公也。”清代大書法家尹秉綬登樓后，亦留下《登合江樓》一文。過去惠州的讀書人進京趕考，都必須在合江樓旁的碼頭上船，樓旁筑一“文筆塔”，激勵進京趕考的讀書人金榜題名。 數百年歲月沉浮，合江樓屢經興廢。南宋時期出現坍塌，1389年（明洪武二十二年）惠州知府萬迪與守御千戶朱永率軍民擴城時重建；清康熙年間又加以修繕；民國初期拆城時被毀。歷經一千年的損毀、修繕和重建，東坡謫居過的合江樓早已湮沒在滾滾的塵埃中，蹤跡難尋。舊址上只能看到一爿爿沿江而建的簡陋民房和寧靜的街道，讓人難以想象當年東坡筆下“歌呼雜閭巷，鼓角鳴枕席”的盛況。 為弘揚東坡文化，重現歷史上“二江合處朱樓開”的盛景，2006年，惠州市委、市政府決定重建合江樓。由于原址被民居占用，只好異址重建。重建的合江樓坐落于東新橋東岸東江、西枝江匯流之畔，“合江”之意千年之后得以延續。因“擴大區間，增其舊制”，合江樓外觀愈加氣勢恢宏。新樓占地面積一千零五十八平方米，建筑面積三千二百平方米，高九層、四十八點七七米，為清代官式風格。一層主體墻面為青灰色花崗巖，朱紅大門；二層以上為粉墻黛瓦，紅柱彩畫，白欄青臺，斗拱梁枋；整體建筑逐步向上收窄，二層以上每層均有挑臺環繞，俊朗挺拔，清雅肅穆。 各樓層有多處名人題寫的楹聯、匾額。一樓基座右側，有《合江樓重建記》石刻。二樓正面門楣上黑色木板上鐫刻的“合江樓”三個金色陰文草書，為沈鵬手書。門旁的紅色門柱上鐫刻著一副木制黑底金字隸書對聯：“二水波光曾照文魁居此地，三州功業不忘學士惠斯民。”八樓是觀景閣。東西兩面題“氣接篷瀛”“嶺東江山第一”匾額，四門皆有對聯，曰：“萬里風濤頻滌硯；百年心跡一登樓。”“十里樓臺三面水；兩重城郭萬家燈。”“繞屋灣分南岸山，當門環抱雙江水。”……樓內還有李鵬題寫的一副對聯：“山川秀邃，五湖環城；浮州四起，景色宜人。”頂樓亦有一塊鐫刻“合江樓”三字的黑底金字匾額。 飛閣臨江欲攬云，雙江秋水映月明。合江樓的每一塊磚、每一片瓦，都承載著水東街千年的歷史風云；每一縷風，每一滴水，都彌漫著蘇東坡的濃濃詩意。登樓遠眺，游目騁懷，雙江滔滔，西湖旖旎，景色宜人，美不勝收。正所謂：“此是東坡舊居，應有文光聯北斗；恰與西湖對峙，長留詩境在南州。” 　　水東街，以獨特的建筑風格享譽中外。騎樓建筑是中華優秀建筑藝術的瑰寶，對惠州的建筑文化產生引領和示范效應。 騎樓是一種底層沿街面后退且留出公共人行空間的近代商住建筑，普遍存在于南亞、東南亞各國，以及我國海南、福建、臺灣、廣東、廣西等沿海僑鄉地區。現代意義上的騎樓最早起源于印度，是英國殖民者建造的，稱為“廊房”。新加坡開埠者萊佛士在新加坡城的設計中也使用這種外廊結構的建筑，稱之為“店鋪的公共走廊”，在閩南方言圈中，東南亞華僑稱之為“五腳基”，臺灣稱之為“亭仔腳”。 后來，“下南洋”的閩南華僑把這種歐陸風格與東南亞地域風格相結合的建筑藝術形式帶回故鄉，并深度融入閩南僑鄉的建筑活動和日常生活中，成為近代以來嶺南地區主要街道形式。這一建筑傳入中國華南地區后，當地人賦予其一個十分形象的名字“騎樓”。1849年（清道光二十九年），從東南亞返鄉的商人在海口市四牌樓街建造了我國第一座騎樓。 騎樓，被稱為“騎”在人行道上的“樓”。水東街整條街“建有整齊劃一的騎樓，使整街兩邊成兩條長廊。騎樓上住人，下為人行道，雨天行人不憂雨。②”是一條極具惠州古城建筑特色和文化韻味的騎樓街。 水東街的騎樓，一般由樓頂、樓身、樓底三個部分組成，樓頂形態各異，女兒墻有水平護攔和變形的巴洛克式山墻，造型豐富，一樓一樣，墻面上部開有圓形、長圓形的風洞，可大大降低風壓對山墻造成的破壞；樓身裝飾各有不同，木雕石雕圖案、陽臺鑄鐵欄桿，也開有窗洞。中西建筑藝術的相互融合，形成了嶺南建筑獨特的建筑風格和濃郁的嶺南文化氣息。 騎樓第一層的長廊，將一家家店鋪連接起來，給人們在酷熱的盛夏和多雨的季節以駐足停留的空間，同時為商業的興盛提供了充分的條件。 如今，水東街上的騎樓等明清建筑和傳統民居與現代化的商業建筑相互映襯，展現出不同歷史時期在建筑風貌，形成了別具一格的建筑文化景觀，承載著惠州的歷史記憶，散發著現代文明的魅力。 惠州民間有個說法，“先有世寶堂，后有水東街”，描述了水東街最富盛名的藥行歷史之悠久。世寶堂最早見諸于1782年（清乾隆四十七年）的《重塑神像碑記》，石刻上有“世寶堂”之名，可見這家藥店在清代乾隆時期已開張。至民國時期，世寶堂已是家喻戶曉的百年老店。如今，世寶堂原址已辟建為橋東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全無當年影子。 民國期間，水東街上有世寶堂、致和堂、恒春堂、廣壽堂、廣生堂等多家藥行。廣壽堂，民國初在水東街開業，店主魏鏡泉是惠州人，雇工二十多人，經營生熟藥材批發，除銷本地外，還銷往東西江一帶，全年營業額達十多萬銀元。藥店使用面積四百多平方米，樓高四層，底層為銷售和業務洽談區域，二樓為加工場，三樓是倉庫，四樓是員工宿舍。 目前街上僅存的中藥店，是位于水東東路66號的康寧藥店。康寧藥店前身是民國時期的“廣生堂”，新中國成立后，一度改為“國營惠州市橋東中草藥店”。 瑞成樓，位于水東西路42號。這座建筑建于1928年，是水東街最具代表性的騎樓建筑。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改為“點翠陶瓷店”；進入新世紀，一度改稱“葦蘭鮮花禮儀店”。如今恢復了瑞成樓的名號。 現存的瑞成樓是用水東街一期改造工程拆除舊樓的材料重建的，是水東街目前保留最完整的一棟騎樓建筑。該建筑為四層磚木混凝土結構樓房，平面呈“「 ”形，前寬五點一米，后闊七點六米，進深約二十米，占地面積約二百五十平方米。這類建筑俗稱"竹筒屋"，由三部分組成，前面部分是四層鋼筋混凝土樓以擋風，置騎樓以避雨；中部勾連搭卷棚式屋而增加深度，設直通樓井、鋪明瓦以采光；后部建鋼筋混凝土樓以通風，是民國時期水東街商鋪的典型建筑。 　　水東街，以擁有的紅色文化青史留名。抗戰時期，營救中國文化名人的行動，成為是紅色歷史中濃墨重彩的一筆。 東湖旅店，位于水東街附近，建于1935年，為惠州愛國人士、惠州商會會長翟雨亭所建的私人別墅。整座建筑坐西北朝東南，三層半磚混結構，占地面積三百平方米，是惠州民國時期西式風格建筑經典之作。抗戰時期，翟雨亭將別墅辟為東湖旅店。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后，香港淪陷。滯留在香港的八百余名中國文化進步人士和愛國民主人士面臨險境。日軍封鎖香港至九龍的海上交通線，大肆搜捕抗日分子、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還在報紙上刊登啟事，“尋找”茅盾、鄒韜奮等人出面共建“大東亞共榮圈”。 黨中央指示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和中共廣東省委，要千方百計把滯留香港的知名人士和文化界人士搶救出來。為實施這個龐大的營救計劃，由廖承志、潘漢年、連貫、尹林平、楊康華、梁廣、劉少文等人組成“港九疏散委員會”，中共廣東省委調動了數十個地方基層黨組織的數百名地下黨員，集中了東江游擊隊的主要武裝力量，共同參與這次行動。港九疏散委員會制定了四條出港轉移路線，在香港避風塘、九龍塘、牛池灣、西貢、元朗十八鄉、深圳、坪山、惠陽、惠州等地建立了數十個秘密交通站。中共惠陽縣委組織部長盧偉如扮成“香港業昌公司”經理，以來惠州做買賣為名，包下東湖旅店二樓作為秘密交通站。當時旅店三樓還住著國民黨駐軍的一位師長。數百名知名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通過惠州中轉，安全轉移到內地。共有一百多位知名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先后來到惠州，其中大部分人入住東湖旅店，其中就有茅盾、廖沫沙、胡繩、胡風、鄒韜奮等人。這些人在這里短暫休息后，沿江北上抵達老隆、韶關等地。這場悄無聲息又震驚中外的秘密大營救行動，歷時二百余天，行程兩萬余里，遍及十幾個省市，沒有一人走失或被捕。這場大營救后來被茅盾評價為“抗戰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如今，這里被辟為“營救中國文化名人陳列館”。 　　近些年，水東街依托千年古城的歷史文化和水系資源，借著“夜經濟”東風，著力打造以“雅”生活為主題的精品文化商業區、以“潮”生活為主題的濱水休閑商業區，形成了集文創中心、文化展覽、電音劇場、潮尚酒吧、特色餐飲、民宿、特產手信等于一體的極具特色的旅游休閑活力街區和“城市會客廳”；通過舉辦“夜色惠精彩”系列活動，培育了集夜演、夜讀、夜游、夜展、夜購、夜宴、夜市、夜宿等為一體的文旅新“夜”態，千年“古”商埠煥發出“新”魅力，入選惠州首個“國家級夜間文化和旅游消費集聚區”。 漫步于水東街，你會在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古建與新居中穿梭，七百多米長的街道，街兩側既有新建的仿古建筑，也有斑駁的明清建筑，還有毀壞未修復的民居廢墟；既有蘇公文匯、牙雕館、非遺展示館等文創、非遺展示館，也有凡舍、嘉人驛站、水東茶樓、茶救星球、3AM小酒館、貓員外精釀酒館、三川里·貓咖、可擼貓呀等茶樓、酒館、咖啡廳、音樂餐吧，還有緯章樓、東長水、千璽堂等字畫古玩奇石館。 注①見何志成《民國時期惠州城鎮工商業活動》一文。②《惠州市城市建設志》。 　　作者:周振華，筆名劍客，1958年出生于哈爾濱市，1983年畢業于黑龍江大學中文系漢語言文學專業，文學學士。黑龍江省作家協會會員，黑龍江省科技經濟顧問委員會宏觀經濟專家組專家，哈爾濱學院客座教授。有知青、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工作經歷，歷任哈爾濱市政府研究室處長、副主任，哈爾濱技師學院黨委書記，哈爾濱市社會主義學院院長等職。 出版長篇小說《秋風勁》，人物傳記《百態風流》，自傳《歲月留痕》，詩歌散文集《情絲文韻》，雜文集《談天說地》，詩集《低吟淺唱》，散文集《品讀哈爾濱》，長篇報告文學《巴蘭頌歌》、《工作隊在依蘭》，城市史志《北京的胡同哈爾濱的街》;著有經濟社會發展研究文集《調研·思考·實踐》《哈爾濱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研究文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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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行之五：水東街，東江首埠、惠商祖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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