戎子和（戎伍勝）

挺進

<h3> 戎子和（1906年－1999年3月20日），曾用名戎伍勝，山西平魯（今朔州市平魯區）人。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過抗日戰爭，任抗日決死第三縱隊政委、司令員，1941年任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副主席。1948年起出任華北人民政府財政部部長。1949年作為中共三人代表之一，參加了北平和平解放的談判工作。1949年后，出任財政部副部長。1952年至1953年，擔任中央人民政府財政部代部長。其后出任中央財政金融學院院長。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出任財政部顧問，并于1978年至1988年均被選為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會委員。1999年3月20日因病逝世。</h3> <h3>《戎子和文選》節選 物資接管委員會的工作，從1948年12月17日開始，到1949年5月結束為止，共6個多月。在這6個月中,我們執行了黨的政策，完成了接管任務，對每一個參加接管的同志來說，是一個鍛煉，也是一個提高。我認為，最值得紀念的有以下幾點: 第一，北平的和平解放得來不易，北平的和平接管是個創新。6個月接管工作所取得的經驗，對以后進軍江南、西北、西南，解放全國大陸的許多城市、地區起了一定的借鑒作用。這不但使我們的同志有經驗可參考，有利于順利接管，更重要的是向全國人民顯示，中國共產黨是怎樣對待起義人員，怎樣和平接管的，讓那些有恐懼、懷疑心理的人，放下包袱，欣然迎接解放。 誰也知道，傅作義將軍的起義，主要是東北、華北兩大野戰軍步步緊逼而來的，同時北平人民要求解放，要求和平力量的沖擊，同傅將軍本身對國民黨和蔣介石政權腐敗的失望，最后轉向人民，也都是重要的因素。 北平和平接管中雙方組成“北平聯合辦事處”，全面負責部隊整編和交接的工作，促進了接管工作的順利進行。軍事代表在進點接管之前，要經過聯合辦事處的批準同意，并發給聯合辦事處的介紹信，證明是雙方同意的接管，便接管者工作取得很大便利。西郊有一個挽馬隊(馬車運輸隊)，有數十輛馬車，由于接管人員沒有帶聯合辦事處的介紹信，曾經引起某些人的疑慮，在軍代表正式進駐接管之前，連人帶馬車跑掉了不少。事實證明，聯合辦事處的設置，是必要的。焦實齋先生事后對我說:“這真是一個新創造，是毛主席提出的聯合政府的具體體現。”我認為他說得很有道理。 第二,和平接管畢竟還是接管,要人家移交出權力和資財，仍然是一個重大的、革命的變化,難免有些人一時思想不通。因此，在接管中曾發生過一些矛盾、沖突,交接雙方發生過一些不愉快的事,影響了初期接管工作的正常進行。為此，葉劍英同志在開始接管工作不久，曾經針對這種矛盾對雙方人員作過一次講話,這次講話，許多同志至今難忘。葉劍英同志說:“我們中國人民災難深重。日本侵略，八年抗戰，受苦受難;抗日勝利后又打了三年解放戰爭,人力、物力、財力受到了很大損失。這種長期戰爭所造成的創傷，急待我們去醫治。現在北平和平解放了，這是傅作義將軍一個很大的功績，古城沒有受到什么損失，大家應當珍惜，把一草一木交接好，然后共同努力來醫治戰爭創傷，把國家治理好。我想這一點大家都是一致的。諸位都是愛國的，也都是同意的。當然，不可否認，我們打了三年仗，較量了三年，斗爭十分尖銳，面對面的交鋒，你死我活，有了仇恨，是事實。現在雖然諸位起義了，但消除隔閡需要時間，一時半刻不行。我們的干部多數是農民出身，打仗行，文化不高，對許多事不大懂，在接管中難免有冒犯諸位的地方，請大家原諒。有不對的事,我向諸位道歉，我是軍管會主任嘛!諸位起義了，是立場的改變，站到人民這一邊來了，我們成了一家人，一家人就不要客氣，有對不起的地方，請批評，也請原諒。目前我們的任務是把北平接管好，交的要交好，接的要接好。為了我們災難深重的祖國和受盡苦難的人民，為了迅速醫治戰爭創傷，建立一個新中國，為了子孫后代，我們之間一定要消除隔閡，共同努力，做好這項接管事業。”這番話說得入情入理，令人深為感動。難怪許多被接管單位的人聽了連聲贊嘆:“說得真好，真不愧為參座!服了!”我們接管的同志聽了，也提高了思想境界，更加信心百倍地工作，為搞好接管工作奠定了思想基礎。這大概就是我們共產黨人接管北平取得成功的原因吧!現在，我們所愛戴、敬仰的葉帥與世長辭了!但我們永遠深深懷念這位偉大的革命家、黨的卓越的領導人。 　　第三，和平解放、和平接管是既有團結又有斗爭的。團結是需要的，斗爭也是必要的，從客觀現實來說，也是必然的，不可避免。反動黨團要登記，特務要清查，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必須懲辦。清點物資要嚴格，一針一線都要查清點明，不允許任何人混（渾）水摸魚把公有物資分散轉移化為私有。要把屬于人民的財產統統收歸人民:要清查交接中的貪污盜竊案件，重大的案子要追查并繩之以法。清理隊伍也是為了和平團結;不清理隊伍,讓那些特務反革命分子騎在人民頭上繼續欺壓人民，就不能團結廣大人民群眾，就得不到安寧，接管也不會順利。和平接管也是一場尖銳的斗爭。忘掉了這一點，就不是一個真正的革命者。在2月的接管中，物資接管委員會一天晚上開會，有人從外面用彈弓射進了數粒琉璃球，把窗戶玻璃都打破了，是這些人不喜歡我們,和我們作對。農業接管處住的院子里被人投了顆手榴彈，幸未傷人。既然有人頑固地要跟蔣介石反動派走下去，那也只好清除了。當然，清理懲辦那些有問題的舊人員也要有個界限，政策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立功受獎。”但具體執行還要根據當時當地不同情況作不同的對待。一般是戰爭解放，武力接管應當嚴一點，和平解放，和平接管應當寬一點;頑固的、民憤大的人要嚴一點，坦白的、改過自新的，民憤不大的要寬一點。北平的和平接管政策界限放得較寬，在我們接管的13763人中，送法院和農場勞動改造的只有46人，占總數的0.3%。今天來看，這0.3%的處理仍然是必要的。否則，沒有這0.3%的清理,就不會有99.7%人民的擁護，北平的接管工作也不會有如此的順利和成功。 　　第四，自上而下地按系統接管是肯定了的經驗，但必須同自下而上地發動群眾與依靠群眾相結合，才能真正收到效果。這也就是我們黨的群眾路線。依靠群眾，首先依靠地下黨員和進步人士。劉仁同志所領導的華北局城工部，對北平地下工作是做得非常出色的。經過多次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斗爭，地下黨組織和進步力量發展很快。他們不但對和平談判起了作用，而且送干部，送情報，送資料，大力幫助了接管的準備工作;在接管前后更是全力以赴地參加護廠、接管、清點、甄別審查人員，堅持生產，成了接管部門得力的幫手、主要的依靠力量。 在接管中，我們還十分注意宣傳教育工作，用大量的精力辦了學習班，用講大課形式，向廣大被接管的職工群眾宣傳革命道理和黨的政策。講革命形勢和黨的政策，啟發職工群眾的政治覺悟，轉變立場，站到革命人民的這一邊來。實踐證明這樣做效果是很好的，許多職工，包括一些上層高級職員都開始轉向革命，擁護革命,主動幫助我們搞好接管。有不少高級職員參加工作后，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做出了貢獻，受到了尊敬。 </h3> <h3>無悔的歲月難忘的警策——重讀《北京晚報》對革命前輩戎子和的一篇采訪記 作者：徐非光時間：2009-03-03 這是本人在2004年建國55周年時，在革命前輩戎子和1999年逝世后，根據《北京晚報》記者王曉陽在1989年對革命老前輩戎子和同志的一篇題為《為什么那歲月如此難忘》的采訪記，在《北京晚報》第二次發表后而寫的一篇讀后感言。 轉眼間5年已經過去，今年已經到了建國60周年。在這個重要的歷史時刻，重新回顧對戎老的這次重要采訪記，思考我們在當前“應當重新思考些什么”，是不是具有更重要的現實意義呢？ 為此，我決定將《無悔的歲月難忘的警策》這篇5年前的文章重新向讀者予以展示，以便于聯系當前我們面臨的復雜、嚴峻現實，進行回顧和思考。 特別是戎老在進入北京后和傅作義將軍的那次意味深長的談話中，對當時傅作義的提問所做出的回答，可謂寓意深長！經歷了大半個世紀國際國內的巨大變化，60年后的今天，是不是更值得我們深思呢？ 為此，除了展示《無悔的歲月難忘的警策》這篇文章外，也將《北京晚報》兩次發表的該報記者王曉陽對戎老《為什么那歲月如此難忘》的采訪記，一并附后，以供參閱、回顧與思考。當時記者的采訪結語中就曾明確提出“在紀念北京和平解放40周年的時候，我們應更多地想些什么？”可謂很有見地、意寓深長！那么，在新中國建立60周年之際，我們應當更多地想些什么呢？這恐怕是一個不能忽略和回避的問題吧？ 原文如下： 據新華社1999年3月30日報道，半個多世紀前參加北平和平解放談判和接收工作的中共代表之一戎子和同志，因病于1999年3月20日病逝。享年93歲。 在北平和平解放和人民共和國建國50周年的大慶日子里，聽到這位革命前輩的逝世，人們不能不感到特別感慨和痛惜。15年之后，在紀念新中國建立55周年的時候，重提這個人，恐怕也決不是多余的吧！ 我們對于戎子和同志的一生革命經歷和業績，知之不多。可是，1989年1月26日《北京晚報》發表的該報記者王曉陽對戎老《為什么那歲月如此難忘》的采訪記，卻向我們提供了刻骨銘心的警誡，留下足以震撼心靈的深刻印象，至今難以忘懷。正是通過這篇短短的卻又寓意深邃的采訪記，許多人認識了戎老作為老一輩革命家的情操、胸懷和精神境界，得到廣大讀者的尊敬和懷念。 在歡慶和悲痛交集的時刻，在這次采訪剛過10周年之際，《北京晚報》又重新刊載這篇有資格作為重要歷史文獻載入史冊的采訪記，是很必要的。它不僅具有重要歷史價值，在建國55周年的今日，就更具有特別的現實意義了。這樣做，也是對這位新中國建立的親身參與者、親歷者、見證者的最有意義的紀念和緬懷。更是對當今社會的具有深遠意義的一種警策。 這篇采訪記所包含的深刻寓意和警策，不僅不會、也不應當隨著歲月的流逝而被淹沒、淡忘，而且必然作為一筆珍貴的精神財富被傳之久遠，被真正關心我們黨和國家未來命運的人們所珍視、對照，并引以為鑒誡。 1949年春，黨中央離開西柏坡向北平進發時，毛澤東曾把這個歷史時刻，形象地比作“進京趕考”。戎子和就是在葉劍英同志率領下“進京趕考”的先遣隊成員之一。 他在回憶中，首先深情回答了“為什么那歲月如此難忘”的問題。 50年前的那個歷史時刻，的確令人無法淡忘。1949年初，北平的和平接收、解放，和在這前后用戰爭或和平的方式接收沈陽、天津、上海、南京、杭州、廣州、拉薩、烏魯木齊等大小城市的光輝業績，都可無愧地說，創造了人類歷史上所有國家政權交替過程中的最文明、最有秩序、最秋毫無犯的范例。當年，我們黨和人民軍隊，堅持一切為了人民的宗旨，不失人民公仆和人民子弟兵的本色，像戎老那樣“飯顧不上吃，覺顧不上睡”，像人民解放軍那樣，不擾民，不入民宅，睡在上海南京路的馬路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高度獻身精神，就與當年國民黨反動派的腐敗透頂、荒淫無恥、大發“接收財’’，壓迫、搜刮人民、喪盡民心的惡行，形成多么鮮明的對照。他們被人民譽為真正“仁義之師”，被譽為中國歷史上唯一不腐敗的政治力量，得到廣大人民群眾“歡天喜地”的擁護和歡迎。這當然是戎老作為歷史親歷者和見證者所無法忘懷的。也會在經歷了那個時代的人們心中，喚起強烈的共鳴！ 這同黨中央和毛澤東從1944年開始，從延安到西柏坡，一再做出的不要重蹈300年多前“闖王進京”和國民黨失敗覆轍的提醒、警告和切實工作，有著更為密切的關系。 在紀念北平解放和建國55周年之際，特別是在這段光輝歷史遭到淡忘，甚至被無端抹殺、褻瀆和歪曲之際，再一次聽聽這位當事人和革命前輩的回憶，決不是可有可無的吧！ 在這篇采訪記中特別提到當時戎老同傅作義將軍的那次歷史性對話。尤其是傅將軍向他提出的那個極為嚴肅、坦率、意味深長的提問： “我們國民黨取得政權后，20年就腐化了，結果被人民打倒了。你們共產黨執政后，30年、40年以后是不是也會腐化？” 當時，戎老十分明確的回答是： “我們共產黨是勞動人民的精華，別說30年、40年，就是50年、60年以后也不會腐化！” 傅將軍搖了搖頭表示不信。 經歷了40年風風雨雨，當戎老對《北京晚報》記者采訪中重提這未見正式記載的歷史對話，重溫這并非惡意的疑問，戎老的心中顯然是百感交集、極不平靜的： “（現在）我又回想起我同傅作義將軍的那段對話，我們是打了賭的。基本上我說的是對的，但傅將軍說的也有一定道理。現在我們的黨風是出了些問題，社會上的風氣也有些不正……” 這顯然是有感而發的，語氣雖較平和，但正像當時記者說的，確實“意味深長”，包含了一個畢生獻身人民解放事業的革命前輩的歷史責任感和當前歷史時刻的憂思。 “我們的黨在經受改革開放的考驗的同時，還要經受嚴重的執政考驗”。 啊！這里所涉及的，難道不就是我們黨在當前歷史階段所面臨的一個最嚴峻、最緊迫，真正關系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歷史“趕考”課題嗎？這正是進入新時期以來許多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先后做出過的“黨風問題是關系我們黨的生死存亡的重大問題”的那個尖銳論斷和告誡！ 在當年，戎老對傅作義將軍的疑問所做出的回答，是理所當然的。一個真正的共產黨人，連這樣的自信和決心都沒有，如果相信一代代革命志士前赴后繼、流血犧牲獲得的偉大成果，注定有一天會毀于一旦、付諸東流，那他們所畢生追求，拼死拼活為之獻身的偉大事業，還有何價值和意義可言？這無論如何都是他所難以設想和接受的。也是所有經歷過那場革命洗禮的人們所難以設想、接受和通過的。 何況，真正的共產黨及其政權，只要不改初衷，不改變自己既定的宗旨和性質，不辜負自己所承擔的歷史使命，永遠不脫離勞苦大眾，從根本上來說，理所當然應是始終“不會腐化”的。 可是，戎老當時對傅將軍的那個回答，卻顯然是有條件的，而不是無條件的。 這前提條件，就是共產黨和共產黨人，特別在執政條件下，永不改變“是勞動人民的精華”，即不喪失勞動人民先進分子的珍貴本質。 這就是說，我們所掌握的政權是不是會有一天垮臺，是以黨的組織、其掌握的權力和她的成員，特別是領導成員，不腐化、變質為前提條件的。 共產黨掌握的權力的全部合法性，其領導地位，決不是自封的，也不是在任何條件下都無可置疑的。歸根到底是人民、人民大眾賦予和承認的。是中國人民經過長期、反復、痛苦的體驗和對比做出的歷史選擇，這完全是以共產黨真心實意、始終不改其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工農勞動大眾，為人民謀福利的宗旨，永遠不脫離、忘記、背叛人民為絕對條件。這也是我們黨能夠取得勝利，得到人民擁護的唯一力量源泉，鞏固、發展、穩定的根本前提和保證。 然而，在建國40年之際，戎老再次突出提到這個命題，就足以說明，他當年的回答遠不是最后回答。 我們1949年開始的“進京趕考”，僅僅是接受嚴峻歷史考試的一個新開端。 這種考試和檢驗，給予“判分”的最高“考官”，不是別人，恰恰是歷史真正主人——中國的人民大眾。也就是毛澤東在《愚公移山》中所說的那個真正的“上帝”。 55年過去，這歷史的“趕考”的確“遠未終結”。我們繼續面對著更嚴格的歷史“考試”！ 當戎老重提那次歷史性對話時，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正處于崩潰前夜。一年多之后，由列寧開創、締造，輝煌一時的蘇聯，就在一夜之間宣告解體了！ 當年，帝國主義的封鎖、干涉、包圍，包括14個帝國主義國家的軍事干涉，不曾把新生蘇維埃政權扼殺，內亂、貧困、饑荒，不曾把它搞垮，40年代，武裝到牙齒的法西斯匪幫的瘋狂進攻，也不曾把它摧毀。相反，它卻在難以想象的艱苦條件下，經過全民的共同努力，在短短的幾十年內，從一個落后國家，建設成為世所公認的世界第二政治、經濟、軍事、科技、衛生、教育、文化、電影、藝術、體育大國。 可是這堪稱人類奇跡的宏偉大廈，何以競在一夜之間徹底倒塌了？ 對這個20世紀最重要歷史悲劇做出解釋，已經成為20世紀末以來國內外所共同關注、眾說紛紜的重大課題。導致這慘重歷史悲劇的原因，當然十分復雜。客觀上國內外敵人長期千方百計的破壞，主觀上工作和政策的失誤，以及這兩者相互的交錯，都不能排除。可是，最根本、最要命的原因，卻是由列寧所一手締造的蘇聯共產黨自身喪失了所固有的革命性和戰斗性，自上而下、由外到內徹底腐化、變質、爛掉的結果。其中最根本的就是那個經受過歷史磨練的布爾什維克黨，根本脫離了蘇聯人民大眾，喪失了人民的信任，不僅不再代表人民，甚至走到了人民的對立面，最終遭到被人民拋棄的命運。到后來，雖然還自稱共產黨，卻早已名不副實、不再是真正的共產黨了。 當希特勒瘋狂進攻蘇聯的歷史關頭，蘇維埃人民緊緊團結在蘇聯黨和政府的周圍，流血犧牲、舍生忘死、萬眾一心保衛了她。可是，當1991年克里姆林宮紅星隕落的嚴峻、緊急關頭，我們已經看不到人民奮起、萬眾一心保衛它的悲壯場面了！許多人民已變為冷漠的旁觀者。布爾什維克黨曾經有過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早已喪失凈盡。這不是很能說明問題嗎？ 在親眼看到蘇聯解體悲劇后的今日，重溫這次對話，不是就有更刻骨銘心的感慨嗎？ 其實，傅將軍1949年和戎老的對話中提到的關于國民黨取得政權20年就徹底腐化并導致失敗的結果，早在1924年就被民主革命先驅、中國國民黨的締造者孫中山做出過十分深刻的預言和警告。那年5月30日，他曾在題為《反對假革命》的留聲片演說中痛切指出： “中華民國是革命黨幾度流血，推翻滿清才造成的。現在這個革命事業，都被官僚武人破壞了，所以革命建設不能成功……” 孫中山當時極其尖銳的提出： “我們革命黨還要學革命先烈一樣要犧牲性命，要舍身來救國，要為中國前途來奮斗，要把自己的力量，拿來努力進行，學從前真革命這個樣；不可學革命成功后這種假革命黨，借革命來圖個人的私利，借革命一條路來做終南捷徑，升官發財。自從革命成功后，這假革命黨充滿全國，冒革命之名，所以把革命成績都破壞了……我們真的革命黨，現在要擔一種很大的責任，就是要徹底，要把這種假革命黨來排除。我們對于國民，要表示我們的道德和一種革命的精神，令國民大家知道真革命黨是為國犧牲的、成仁取義的、舍性命來救國的。只要把奮斗精神來感動國民，令國民知道是非，知道真假，知道真革命真是真心為國家的、令一般國民跟隨我們來革命，中國才有救昵！” 請看，孫中山先生當時說得多么透徹呀！傅將軍所說的國民黨取得政權后腐化，終致被人民推翻的事實，早在1924年不僅被孫中山一言中的地做出深刻預言，還提出了防治之策。 1949年國民黨的徹底失敗，恰恰就是無視孫中山當年的警告、勸誡，背叛了孫中山的必然結果。孫中山逝世后，以蔣介石和四大冢族為首的國民黨，早已徹頭徹尾變為“借革命之名來圖個人的私利……升官發財”、腐爛透頂，徹底喪失了革命性的政治力量，失掉了中國人民的擁護，成為徹頭徹尾的“假革命黨”、反革命黨了！ 這同樣是對戎老的回答做出的深刻、重要說明和印證。 是的，中國國民黨徹底失敗的慘痛教訓和蘇聯解體的歷史悲劇，都充分說明并有理由相信：只要中國共產黨不改變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不放棄自己的革命目標，不喪失自己的革命精神，不從根本上脫離人民大眾、永遠不謀私利，那就不要說40年、50年、60年，就是100年，也決不會從根本上腐化、變質，被人民徹底拋棄和打倒的！ </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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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子和（戎伍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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