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去永太吃大戶，發生在中江縣的紅色暴動

無為

中江縣紅色基因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國革命浪潮洶涌澎湃。在廣袤的國土上，中國共產黨人引領勞苦大眾掀起"吃大戶"斗爭：黨組織發動抗糧、抗捐、抗稅、抗高利貸運動，窮苦民眾自發聚集到土豪劣紳、惡霸地主家中開倉分糧，還押著地方老財親自下廚備餐，與民眾共享"分糧宴"。這種斗爭形式在一定區域內此起彼伏，地主老財為求自保，只得笑臉逢迎。四川中江永太鎮文家橋曾爆發農民暴動"吃大戶"，為何偏偏發生在六松鄉文家橋？源于中江縣早期共產黨人戴資杰在家鄉深耕革命宣傳，奠定了深厚群眾基礎，。1930年10月25日（農歷庚午年九月初四），四川德陽廣漢爆發著名的"廣漢起義"。這是中國共產黨人獨立掌握革命武裝、探索軍事斗爭的重要實踐——在北伐戰爭、順瀘起義相繼受挫后，中共四川省委與川西特委將革命重心轉向岷江流域，以廣漢為中心策劃了這場武裝起義。廣漢起義失敗后共產黨人并不氣餒，四川的革命烽火到處燃燒！在與廣漢相鄰的中江縣也相繼爆發了中國共產黨人戴資杰，文希宇等同志領導的中江縣會棚暴動，永太文家橋暴動，這次暴動雖然失敗了。但也沉重打擊了中江縣國民黨反動派的囂張氣焰，有力支援了紅四方面軍入川及川陜革命根據地的反圍剿斗爭。中江縣共產黨領導的游擊隊一直在中江境內活動，直至解放戰爭時配合中國人民解放軍十八兵團解放中江。中江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經歷了20年的艱苦卓絕斗爭最終取得了勝利。 一、永太鎮六松鄉文家橋紅色暴動 現四川省中江縣通濟鎮（原六松鄉）文橋村(二00年前屬永太區管轄)，小地名水浸埡，歪塔寺，原名稱文家橋村，中江縣760個行政村中唯一的一個以文姓姓氏命名的行政村，文橋村的來歷是因村委會駐地300米處有一座由文姓族人集資修建的一座石拱橋，稱之為文家橋。文家橋建在小東河上游同緣河上，長10米，寬4.2米，東西走向的橋兩端是河流沖積帶形成的平坦肥沃的小壩區，方圓六里許四面環山。清朝康熙、乾隆年間四川人口稀少，清政府鼓勵大量湖廣民眾移民，此時“湖廣填川”時一支文氏族人從湖南來到這里繁衍生息。據尚存完好的文智現的墓碑銘文載：“清康熙年間，入川始祖文福智棄楚遷蜀在此落業。祖籍屬江西省吉安府太和縣鵝頸大邱發枝處人氏。明朝洪武年間（1368-1398年）遷楚南寶慶府西路塵四都，地名高田鋪株木橋石洞充承村”。這里的入川始祖文福智選擇這里是有山有水的平坦小壩區，文氏族人丁發展速度較快。就在這塊平坦肥沃的土地上，在這片紅色區域上，因有共產黨人戴資杰及同志早期在這一帶宣傳革命，赤化六松，有更廣為深厚的群眾基礎，廣大文氏族人參與了這場驚天動地的切不平凡的事件——那就是“文家橋暴動”。 二、文家橋風云：中江縣共產黨人領導一場熱血鑄就的武裝暴動 在 1933 年 11 月中旬，彼時的華夏大地正籠罩在黑暗與動蕩之中，反動勢力肆虐，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在這艱難的時局下，文家橋這片土地，卻悄然孕育著一場即將震撼反動統治根基的風暴。戴資杰、干希宇與縣委的其他負責同志，懷揣著解放民眾、推翻壓迫的堅定信念，精心籌備著文家橋農民武裝暴動。他們日夜謀劃，組織力量，串聯群眾，為這場即將到來的戰斗做著細致入微的準備，期望能以星星之火，燃起燎原之勢，為當地民眾開辟出一條光明之路。 11 月 19 日拂曉，黎明前最黑暗的時刻，寂靜的文家橋被一陣嘈雜的腳步聲打破。數十名如狼似虎的保安隊隊員，如鬼魅般突然降臨文家橋，展開所謂的“清鄉”行動。在這次突襲中，忠誠的黨員文信彬不幸被他們抓捕。這突如其來的變故，如同一顆重磅炸彈，讓縣委機關瞬間陷入極度危險的境地。敵人的這一行動，無疑是察覺到了些許風聲，企圖扼殺尚未爆發的革命力量。若不及時采取行動，縣委機關很可能遭受毀滅性打擊，之前所有的努力都將付諸東流。 面對如此危急的形勢，縣委當機立斷，迅速決定組成暴動臨時指揮部，提前發動武裝暴動。指揮部下達了一系列果敢而堅定的指令：首先，要不惜一切代價營救被捕的同志文信彬，他是黨組織的寶貴財富，絕不能讓他落入敵人魔掌；其次，要全力奪取永太團防隊的武器，武裝自己，增強暴動力量；最后，要一舉攻占永太場，以擴大革命影響，給反動勢力以沉重打擊。 隨著信號劃破清晨的長空，一場波瀾壯闊的農民武裝暴動如火山噴發般爆發。手持簡陋卻充滿力量的刀矛、棍棒等武器的 3000 余名暴動群眾，如洶涌的潮水般迅速從四面八方涌向文家橋。他們眼中燃燒著對壓迫的憤怒，心中懷揣著對自由與公正的渴望，義無反顧地投身到這場偉大的抗爭之中。 上午九時，戰局迎來了轉機。英勇的游擊隊憑借著過人的智慧和無畏的勇氣，成功救回了文信彬。此時，戴資杰與指揮部的其他領導迅速根據局勢變化，決定改變行動計劃。他們深知，戰斗的形勢瞬息萬變，必須靈活應對。于是，戴資杰帶領著這支充滿激情的暴動隊伍，來到了保長曾萬一家。曾萬一是當地臭名昭著的惡霸，平日里魚肉鄉里，壓榨百姓，積累了大量不義之財。 戴資杰等人進入曾家后，在一番仔細搜查中，搜出了眾多糧款借約。這些借約，是曾萬一剝削百姓的鐵證，每一張都浸透著貧苦大眾的血淚。戴資杰當眾將這些借約一一燒毀，熊熊烈火吞噬著剝削的罪證。看著這一幕，暴動群眾無不拍手稱快，歡呼聲如雷般響徹云霄。他們壓抑已久的憤怒，在這一刻得到了盡情釋放；他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在這場烈火中，被重新點燃。這場發生在文家橋的武裝暴動，雖然面臨諸多變數，但憑借著領導者的果斷決策和群眾的英勇無畏，成為了那個黑暗年代里，百姓反抗壓迫的壯麗篇章，永遠銘刻在歷史的長河之中。 1933年，干希宇被組織調到中江，在中江縣委具體負責軍事工作。后來，縣委負責人羅洪恩被捕，形勢變得非常緊張，但是，為了工作的開展，干希宇不顧個人安危，繼續肩負起縣委工作重擔。他帶領同志們繼續戰斗，積極開展農民工作，發動農民抗糧抗捐。不久，省委批準另組中江縣委，新縣委由七人組成，要求必須有四名工農分子參加，由干希宇任軍事部長。在省委指示下，干希宇深入群眾，籌集武器，準備組織暴動。這年冬，文家場農民在黨組織領導下，手拿鋤頭、釘耙、大刀開始了暴動。暴動隊伍聲勢浩大的行動，刺痛了反動當局的神經，軍閥田頌堯聞訊后，派隊伍迅速趕來鎮壓，由于干希宇指揮得當，暴動群眾迅速轉移，沒有造成傷亡。1934年冬天，由于形勢變化，干希宇被迫從中江撤離，轉移去了重慶隱蔽。1933年6月，中共四川省委對中江縣黨組發出發動游擊戰牽制國民黨兵力，支援紅四方面軍創建新蘇區的指示。10月，中江縣委召開常委會，決定組織武裝襲擊反動豪坤，組織農民協會會員和赤衛隊員繼續開展抗捐、抗糧、抗苛捐雜稅、抗高利貸的“四稅”斗爭。11月18日，中共中江縣委舉行第四次常委會，會議決定貫徹“赤化全川”的計劃，在中江縣內悅來鎮、永安鎮（牛場）等地開展農民運動，搜集武器，伺機在文家橋發動一次大規模的武裝暴動，奪取保安隊槍支，強攻附近的永太場（現為永太鎮距縣城12公里），營救抗糧、抗高利貸被抓的群眾，到鄉保長，鄉紳家破倉分糧吃大戶。以武力對抗地方政府和國民黨第二十九軍二師強征的各種捐稅；并計劃在武裝暴動后派人到川內的通江縣、南江縣、巴中縣與紅四方面軍聯系，尋求紅軍支持將中江縣游擊大隊拉上龍泉山，建立革命根據地和蘇維埃政權，在二十九軍心臟地區開展大規模游擊戰爭。當日晚，中共中江縣委書記鐘炳榮和游擊大隊長干又素在地下共產黨員艾榮清家中研究文家橋農民暴動問題后留宿艾家。19日凌晨，艾榮清帶游擊隊員巡邏時獲悉縣團防隊包圍了共產黨員文信彬的住宅，并抓走了文信彬，這威協到縣委機關安全。艾榮清及時向縣委書記鐘炳榮等報告。鐘炳榮立即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縣委機關和附近群眾向徐家堰（附近一處小地名）轉移，在文家橋立即舉行武裝暴動。鐘炳榮命令游擊大隊長干又素發出武裝暴動的信號，調動地藏寺（通濟鎮境內，現為地樁村駐地）農協會會員趕來支援。頓時，文家村四周鑼鼓四起，文家橋附近（五公里之內）的地藏寺，白廟寺，徐家堰等地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游擊隊員、農協會員共3000余人，迅速向文家橋集中，文家橋暴動開始了。鐘炳榮、干又素、李曉南、向若洋等縣委委員組成暴動臨時指揮部，并作出發動群眾抗糧、抗捐、抗稅、抗高利貸，營救共產黨員文信彬等人的決定。干又素、艾榮清、張榮昌帶領游擊隊員向團防隊追擊前進，經過短暫戰斗，文信彬等人救回，團防隊見勢不妙就向中江縣城方向倉惶逃去。指揮部見大量暴動群眾涌向文家橋，決定改變原定計劃，帶領手執梭標、大刀、棍棒的游擊隊員和暴動群眾去找當地惡霸曾萬一算賬。曾萬一（解放初被人民政府鎮壓）嚇得匆忙逃走，游擊隊員僅抓住縣團防隊派到文家橋監視群的兩個暗探。暴動臨時指揮部成員和幾個游擊隊員進入曾萬一家，搜出一大箱田契、借約、剝削賬。指揮部開會決定立即當眾燒毀，游擊隊員和暴動群眾看到一本本剝削賬被投入火堆化為灰燼，無不拍手稱快。到了中午時分，暴動群眾在曾家正準備開倉分糧吃大戶時，遠處突然傳來密集的槍聲，負責在縣城監視二十九軍二師、縣警察局、縣團防隊動向的游擊隊員跑步前來向臨時指揮部報告：縣警察局、永太民團、二師駐軍數百余人全副武裝，氣勢洶洶向文家橋撲來。游擊隊員捉住的兩個暗探趁機制造混亂逃脫，形勢萬分危急，武裝暴動的最終目標難以實現。由于指揮部缺乏經驗，未能采取緊急應對措施，僅決定游擊大隊掩護暴動隊伍向安全地方轉移。干又素、艾榮清、張榮昌接受暴動臨時指揮部命令，率領游擊隊掩護群眾迅速離開文家橋。在轉移途中，暴動隊伍被軍警、駐軍和團防隊沖散。婦女會會員文劉氏（文信彬之妻）用棍棒打傷一團丁，被追來的軍警槍殺，兩個農會會員負傷，其余參加武裝暴動的群眾未遭受重大損失……，文家橋暴動未能取得最后勝利。文家橋農民暴動發生后，中江縣反動當局和國民黨第二十九軍二師師長曾南夫派軍警、團防隊數月坐鎮文家橋，大規模地“清共”、實行十戶連坐，抓捕共產黨員、共青團員、農民運動骨干數百人，中江縣的黨團員、農會組織遭到嚴重破壞。 三、六松鄉文家橋暴動的經驗教訓及影響 永太鎮六松鄉文家橋暴動是中江北部地區農民在共產黨領導下發起的抗糧、抗稅、抗捐、抗高利貸為主要內容的武裝斗爭。雖然黨組織沒有強大的武裝力量，領導暴動的共產黨員，農會干部經驗不足，指揮不當，暴動的目標未能完全實現，但他們是中江廣大農民群眾在黨組織領導下團結起來，武裝反抗國民黨蔣介石獨裁政府和地方反動統治的一次重大嘗試，極大地鼓舞了廣大農民群眾的斗爭熱情。正如中共四川省委會機關報《共產黨》載：“成都不遠的中江地方有上萬的抗捐軍……”，成都一帶的軍閥簡直無法鎮壓，該地方的團正、保甲長、收款委員、發財人多被群眾拿獲處決，有的打得四處逃竄”。文家橋暴動也是中江黨組織策應紅四方面軍入川和川陜蘇區反圍剿戰略行動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次武裝暴動，沉重地打擊了國民黨軍閥、地方反動當局及其幫兇的囂張氣焰，有力地支授了紅軍和川陜蘇區。1933年10月12日，中共四川省委在《關于游擊戰爭和地方暴動的決議》中指出：“……三臺、中江、順慶都在升鐘寺總結之下停止組織暴動，……發動游擊戰爭，農民暴動和地方暴動是四川黨目前工作之一。③ 這充分肯定了中江地下黨前期的工作成績，也是中共四川省委向中江等地黨組織明確提出下階段的工作任務。文家橋暴動鍛煉中共中江地下黨黨員、共青團員、農會干部和廣大工農群眾。這次斗爭積累的經驗，對后來中江及全川的工農運動產生了重大影響。在《四川省委紅五月工作決議》中，中共四川省委號召全川人民“要利用中江抗糧、抗捐的經驗，領導群眾起來殺提款委員，搗毀收捐收稅機關，組織'四抗軍’發動武裝抗爭，領導貧農饑民實行'吃大戶’分糧以及抗債斗爭等”。④ 這次暴動后，附近的通濟鎮、回龍鎮、三臺縣的金石鎮（原大石缸）、羅安鎮（原名觀音場）等鄉鎮與中江相鄰的德陽、羅江、金堂等縣也相繼開展了類似農民武裝斗爭。文家橋暴動發生過程中，共產黨領導的游擊隊從敵人手中救出了共產黨員文信彬。由于暴動指揮部的領導缺乏經驗，組織指揮不當，加上縣城的駐軍、警察局、團防隊和離此地最近的永太場保安隊數百人撲向文家橋對暴動隊伍實施鎮壓，使武裝暴動的最終目標難以實現。在敵強我弱的危急緊要關頭，游擊大隊服從暴動臨時指揮部的命令，迅速掩護黨團員、農協會的會員，組織群眾有組織地向安全地方轉移，避免了黨、團組織和農協會組織遭到重大損失。游擊隊的活動也暫時轉入地下活動，在中江縣北邊一帶的龍泉山活動。由于龍泉山脈距中江縣城較近不超過40華里，游擊活動頻繁，相繼又發生了會棚暴動使中江縣城及周邊數縣的反動當局異常恐慌。趁此機會，中共中江縣委的文信彬、艾榮清、張榮昌等領導率領游擊隊，在黨的領導指揮下與敵人展開周旋，晝伏夜行、出其不意地給敵人以沉重打擊。他們時而割斷電話線，時而炸毀敵人的交通設施，時而襲擊縣城駐軍和團防隊的駐地，時而載擊敵人的運輸隊；時而懲罰惡霸地主開倉放糧，……搞得駐軍和地方政府疲于奔命，且一無所獲。 在艱危的形勢下，文家橋暴動臨時指揮部一班人員，接到了中共四川省委和中江縣委的通知，讓參加過文家橋暴動的農會會員和民眾積極分子統統登記造冊，編為共產黨領導的地方武裝游擊大隊，有組織地居住在中江縣城西北的龍泉山、西眉山一帶的深山叢林中，繼續堅持“四稅”斗爭。從1933年6月到1934年2月，持續半年多時間的文家橋暴動這才真正結束。 文家橋暴動結束后，中共中江縣委對此非常重視，一個月內連續召開五次常務委員會議，做出了《關于政治、組織路線和群眾斗爭的總結》。 ⑤ 于1934年2月28日呈報給四川省委。重點強調了“文家橋斗爭后的組織工作，組織路線（五次常委會議通過）經過文家橋斗爭的客觀形勢，更進一步地促進了群眾經白色恐怖的壓迫和改良主義的欺騙，而仍就是熱烈的要求繼續斗爭。游擊大戰爆發在即，證明革命危機的更加成熟。因此，應抓緊每一政治事變，從而不斷發動群眾日常生活斗爭，從加緊擴大政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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