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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冰之舉:吳官正與武漢魚市放開的改革抉擇 一一一位親歷者的八十年代手記與世紀回眸

了翁寅卯

<p class="ql-block">上世紀八十年代中葉,江城武漢在吳官正主政下,率先打破桎梏,開魚市之先河。一時間,長江漢水鮮味涌向市井,其影響如漣漪般擴散全國。作為這段歷史的見證者,至今難忘改革者披荊斬棘的膽識。今將這段鮮活的改革往事細細道來。</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i>一,體制之困:統購統銷的“兩條線”枷鎖</i></b></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改革前的武漢水產體系,是計劃經濟時代典型的“兩條線”管理模式:*生產端:由市水產局統管全市漁場生產,下達指令性養殖計劃,鮮魚捕撈后需全部上交國家調撥;*銷售端:市商委下屬的水產公司獨家壟斷流通,按計劃將凍魚配給各菜場,市民憑票購買。這種體制導致荒誕現象:如洪湖漁民清晨捕撈的活魚,需先運到水產公司冷庫凍僵,再配給到僅隔一條江的漢口菜場。“活魚變死魚,鮮魚變臭魚”成了市民的順口溜。1983年統計顯示,武漢人均吃魚量僅6.3公斤,不足廣州三分之一。</span></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i>二,吳官正決策背后的多重考量</i></b></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吳官正同志在推動魚市放開的過程中,展現出了極具前瞻性的戰略思維和務實作風。他的決策主要基于以下幾個關健因素:</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一)民生為本:解決群眾“吃魚難”問題。吳官正常說“改革不是為改革而改革,而是要解決老百姓的實際困難。”他多次微服私訪菜市場,親眼看到市民排隊搶購凍魚的場景。一位太婆的話讓他印象深刻:“市長啊,我們武漢人守著長江,卻吃不到活魚,這是么道理?”在市府會議上,吳官正反復強調“'菜藍子'工程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武漢作為千湖之省的首府,市民們吃不上活魚,我們這些當領導的臉上無光。”</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二)經濟考量:打破體制束縛,釋放生產力。吳官正敏銳地意識到,統購統銷體制嚴重制約了漁業發展:*生產端:漁民沒有積極性,因為無論產量多少都只能按計劃價格賣給國家;*流通端:層層審批和運輸導致效率低下,損耗率高達30~40%;*銷售端:國營菜場壟斷經營,缺乏競爭,服務質量差。他算了一筆帳“如果把中間環節砍掉,讓漁民直接對接市場,不僅市民能吃到更新鮮的魚,漁民收入也能提高,國家還省去了巨額補貼,這是三贏。”</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三)政治智慧:在改革與穩定之間尋求平衡。吳官正深知,放開魚市涉及利益格局調整,必須穩妥推進:*策略上,采取漸進式改革,先在個別區域試點,再逐步推廣,避免引起大的震動;*表述上,將“市場經濟”等敏感詞匯替換為“計劃調節下的市場補充”,引用陳云的“大計劃,小自由”的論述,減少改革阻力;*方法上,注重數據說話,用價格下降,供應增加等實際效果來說服反對者。他曾私下對我們說“改革要講策略,不能蠻干。我們要讓事實說話,讓老百姓的滿意來說服那些保守的人。”</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四)個人經歷的影響。吳官正早年在江西工作時,就深刻體會到計劃經濟的弊端,他后來回憶說:“我在農村看到農民辛辛苦苦種出來的東西,因為統購統銷賣不上好價錢,心里很不是滋味。這種體制不改,老百姓永遠富不起來。”這種基層經歷讓他對市場調節的作用有著深刻的認識,也成為他推動武漢魚市放開的重要動力。</span></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i>三,吳官正的破局之道</i></b></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一)鑿開體制裂縫(1984年9月)。在計劃單列市獲批后,吳官正召集水產局與商委開聯席會。商委的代表拍桌子:“統購統銷是社會主義優越性!”吳官正突然問:“優越性就是讓群眾吃臭魚?”他當場展示兩份文件:*水產局的《鮮魚運輸損耗報告》(損耗率40%);*商委的《冷庫維護費清單》(年耗電費相當于20萬斤鮮魚價值)。“兩條線變成扯皮線,必須砍斷!”他當場拍板成立“產銷直通專班”,由市水產局負責對接漁場與菜市場試點。</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二)迂回戰術(1984年12月)。為規避“取消統購”政治風險,吳官正創造性提出“雙軌制過渡”:*計劃軌:國營漁場仍上交30%產量保軍需和特供;*市場軌:充許集體漁場將70%魚獲直賣給個體販子。他在方案上批注:“這叫‘計劃為主,市場為輔’,符合十二屆三中全會精神。”該表述成功獲得省委默許。</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三)決戰時刻(1985年3月)。當商委向省里告狀“破壞社會主義統一市場”時,吳官正帶著市府辦和市水產局的同志連夜整理三組數據:*價格對比(放開后鯽魚零售價下降18%);*供應量對比(日均活魚上市量從4噸增至27噸);*市民投訴量對比(下降92%)。報告直送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最終促成國務院特批武漢為“水產流通體制改革試驗城市。”</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吳官正后來總結這段經歷時說:“改革就是要敢于打破不合理的條條框框,只要對老百姓有利,再大的阻力也要闖。武漢魚市的放開證明,市場一活,滿盤皆活。”</span></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i>四,市水產局的作為</i></b></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市水產局作為市政府職能部門,始終勇立改革潮頭,堅決落實吳官正同志推動的“放開魚市”改革。主動作為,打破計劃經濟思維,率先在全國推行水產品市場化改革;深入調研制定方案,協調部門建立調控機制,培育市場主體激發活力,做好政策宣傳引導。這一改革開創了全國大城市放開魚市先河,既豐富了市民“菜藍子”,更推動了漁業市場化轉型,展現了政府部門在改革中的擔當與作為。</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與此同時,筆者在局黨組及高士榮同志(主持工作)直接領導下,就落實吳官正“放開魚市”改革,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1985年7月,撰寫“武漢市放開水產品市場”通訊稿發表在《中國水產》雜志。隨后《人民日報》頭版刊發該通訊稿,并配發短評。該通訊稿后被《中國水產》載于年度大事記予以記載。湖北省水產局將該通訊稿編入《湖北水產文集》。隨后,筆者撰寫的《養魚專業戶》一文,編入當年《武漢經濟年鑒》,并評為三等獎。</span></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i>五,尾聲</i></b></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江水湯湯,流過年年歲歲。而活魚,終究是要游的……</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凡塵倦客乙巳立夏于武漢</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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