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筆（100）| 文學雜談

光翟

事實上，不管人們承認與否，大家都有兩副面孔，一副面向自我，一副面向他人。之所以這樣，是因為群體“規范”的要求和顧全“關系”的需要。我們日常看到的都是面向群體或關系的面孔，有“虛”的成分；其真實的、本質的就藏在這“虛”的后面。而作為文學的小說，就是要借虛的外在描述去透視實的內在。也因此，有了殘雪之所謂心靈寫作，試圖把握內在的本質。但由于表達的另類，總有讓人捉摸不透之感。如何找到一種表達方式，使之在面向自我的層面上游走，讓文字“走進”靈魂之中，從而揭示人和人性的本質。這該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套用流派解說文學作品，是文學批評的慣常做法。但在實際上，作家寫作時考慮的是組織作品、表現人物、傳達情感乃至貫徹理念，但絕不可能有意識地想到自己用的是什么流派、什么手法。只是在后來的文學評論中，才有“好事者”弄出了流派、主義之類；即使作家自己后來談到自己的創作時，也是經過理性分析或是借鑒既有觀念、理論來自我“解說”的。我認為，一個優秀的寫作者，盡管寫作之前可能學習過什么寫作理論之類，但在寫作之時，應該是完全按照自己的內在思考和思路來寫作，全身心沉浸在人物和故事中。否則，他的寫作就成了寫作理論的“鏡像”，干癟、枯燥、乏味，而讓人不可卒讀。 《斯通納》有著情節預設與悲劇意義的設定。整部《斯通納》雖然描寫的是一個人物緩慢展開的一生，但小說一開篇就以一段話概括簡要地交代了主人公的一生：“威廉·斯通納是1910年進的密蘇里大學，那年他十九歲。求學八個春秋之后，正當第一次世界大戰拼殺猶酣的時候，他獲得了哲學博士學位，拿到母校的助教職位，此后就在這所大學教書，直到1956年死去”。讀者一開始就知道了主人公最后的慘淡結局就是終其一生也沒有在職稱上升到助理教授的級別，修完他的課后還記得內容的學生沒有幾個，對于一輩子在這所高校教書的斯通納，學校里的幾個同事在他死后也絕口不提了。這種描寫在開頭就已經預設了人物最后的慘淡結局，其后敘述者講述的內容其實是在被框定的結局下已無任何懸念的平直敘述而已。西方古典悲劇的敘述框架往往是作者在一開篇就已預設了悲劇的結尾，讓主人公在自知或不自知的情況下一步步踏入最后的悲慘結局，悲劇性正是來源于在主人公可控的范圍內，通過自身個性缺陷的積累，逐漸導向矛盾的最激烈化。斯通納的性格中帶有的農家子弟的堅韌、順從、保守，在遇到大戰的發生、婚姻的挫敗、愛情的消逝、兒女的叛逆這些需要勇氣抗爭才有希望挽回的情況下，他卻艱難選擇了固守與不改變，僅有的掙扎也是被世俗允許的范圍內的不越軌的反叛。所有的變故無論是外界的還是內心的似乎無法影響主人公的正常人生軌跡和他最終的人生歸途。斯通納的這種“看似無意義就是意義”的設定與古典戲劇中英雄們的“明知不可為而為”的精神形成了一種帶有相似悲劇性的契合，同樣是在可控的范圍內盡自己所能做出的選擇最終都沒有逃過最初命運的設定。《斯通納》的作者一開始就設置了其主人公慘淡的命運結局，卻在其后的敘述中描寫了主人公在可選擇的范圍內依據其不可更改的性格做出的艱難選擇后依舊導向失敗的人生，這種描寫手法具有某種西方古典戲劇悲劇的元素，突出了斯通納命運的不可違以及抗爭的徒勞。——讀約翰·威廉姆斯的《斯通納》，讓我再次思考起人生的意義，同時也堅定了我對人生意義的既有認知。人生本來無所謂意義，所謂意義，都是人們自己加之于其上的心理上的價值，換言之，是人們自立的產物，也是人們賴以生存的信念。否則，人生該是多么的無趣和難熬！ 人們之所以拿起筆來寫作，是因為他所讀過的書籍已經無法與他內心的聲音共鳴，他有屬于自己的故事和思想需要傳達，傳達給可能與他產生同感的遙遠的讀者。就這樣，寫作的人越來越多、讀者越來越多。于是，書籍成為人們難以窮盡的寶藏，就是用汗牛充棟、恒河沙數也無法說盡。到現在，一個人要想窮盡所有知識已經絕不可能，所以只有各行各業的專門家，而很少有所謂的通才。這導致人們的分工越來越細，也導向各行各業需要通力協作，否則就無法完成一項事業。文字是人類創造的最具有活力的工具，如果離開它，人類將仍在黑暗中摸索；而創作（廣義的）是文字的活力得以常新和發展的根本，而這也使得人類的精神無比細膩和豐富。與此同時，人們因為過于依賴文字和其所表達的精神，以至于成為它們的奴仆，一旦自己的精神世界和近乎“約定俗成”的東西不相匹配，就會被視為精神病，甚至因此舍身而亡！人類依靠精神站立起來，卻又因為精神“脫軌”而走向死亡，這是一個悖論，也是歷史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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