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良人物故事:王志道的傳奇人生經歷

李四占

真水無香思憶我的父輩親人和恩師（一）原創：王志道 自序家庭是社會的細胞，是一個民族生生不息的根基。如果每一個家庭都擁有自己優秀的文化傳承和不屈的精神靈魂，這個民族就一定會更加繁榮文明。我的家庭，從祖、父輩開始，在命運坎坷中一路走來，發展到現今的興旺豐足，當感欣慰。我輩兄弟及后代子孫，面對幸福生活，除了慶幸和感恩遇到了好時代，多有追憶先祖，祖、父輩之心念。我本人自幼失去雙親，能夠一步步地走到今天，多虧父輩親人特別是三伯父對我的教養和付出；多虧恩師、恩友對我的關愛、引領和扶助。 我思念父輩，感念恩師、恩友和所有在我成長道路上拉一把的恩人，常常同他們相見在夢境之中。有時，我給同輩和晚輩述說父輩的恩德，他們多有興致，且會不斷發問，希望我的講述盡量詳細一些。這讓我越來越意識到，把我所了解的父輩情況寫成文字的必要和緊迫，畢竟時不我待。現今在世的兄弟中我屬年長者，目前尚康健，且頭腦不甚糊涂，今日不為，更待何時。 我的祖、父輩都是極普通的農民，生活在中華民族內憂外患最為嚴酷的戰亂年代。在民不聊生的大環境中，數度傾家蕩產。但他們的意志并未消沉，總是在極力掙扎中抱成一團，倒下去，再站起來，且站得正，立得直。他們一直把握著立德樹人、勤勞善良的大方向，堅守著自己家庭的文化傳承和精神靈魂。我出生于1942年，妹妹比我小三歲。幼時，二伯、三伯、父親和叔父四人（大伯過繼給大爺另立門戶），租種著地主的100畝土地，守護著我們兄妹二人。新中國成立時，適逢學齡，使我有了上學讀書的機會。不幸的是，我的母親和父親，在1950年和1954年相繼去世，我和妹妹成了孤兒。多虧父輩的其他幾位親人，挺直腰板，支持我兄妹上學讀書，并以三伯父為主，撐起了已經頻臨破敗，不像個“家”的家庭。挺著病餓之軀，懷揣希望，咬緊牙關，歷盡常人難以忍受的苦辛，供養我兄妹上學讀書，撫育我們成人成材，使我倆得以立身，奉獻社會。且恩德蔭及子孫，子輩重德務學，踏實作為；孫輩好學上進，前程更加光明。歷代先祖倡導，祖、父輩踐行的“以孝為先，以德立身，以學為上，以勤為本”的家教家風得以傳承。在這本《真水無香》的回憶集中，只是記述了我的父輩的生平概況，重點是彰顯他們對家庭的貢獻，對我兄妹的深恩厚德和對家庭文化傳承方面的作為。在講述他們的生平舊事時，也寫了不少與我有關的事情，這與一般的作文常規似不相合，但這些都是在父輩對我的教育和影響過程中發生的實事，從中對一個特殊歷史時段當地農村的社會狀況也可見一斑。除了祖、父輩的養育外，一個人的一生總會受到別人的幫助，也總要幫助別人。在我成長和走向工作崗位，直至今日的人生歷程中，受到過恩師、領導、族人、同學、同事以及基層干部、群眾的諸多幫助和關愛，從他們身上吸收了不少精神營養。對他們的恩德，我同樣不敢忘懷，且感觸越來越深。這里記述的兩位恩師，可以看成是其中的代表。還有大自然中的日月星辰、藍天、大地、山水、雨露及萬物，她們給人以護佑、陪伴、滋養和享受，讓我心生敬畏。《老家村邊的小溪》就作為大自然的代表吧。當然內中也蘊含一些村情，以示對自己根的不忘和對故土的眷戀。 本集所收各篇（除了附錄），都曾經過趙林、牛金元、樊玉才、周友舜等好友的惠閱，吸收了他們的寶貴意見，這里一并表示感謝。由于本人文化知識水平較低，思想境界更為有限，所形成的文字，很難較好地體現行文的初衷，對這些不足的彌補，只能寄希望于后代子孫了。 我的大伯 我的大伯父名泗公，生于1898年，卒于1954年；早年過繼給無后嗣的大爺嵩齡公。配上宋村宋氏，生子中道（外出后改名成德）、明道。大伯過繼單立門戶后，依靠繼業土地5畝自種自食。大伯不像父輩其余幾位一樣壯實，而是身單力薄。但他依然能把地種好，豐收之年勉強度日，若遇災年還得外出討飯。大伯雖分門另過，但父輩們依舊親如一家，相互照應。民國十八年（1929年），大伯一家四口外出討飯，至湖北境，大娘被惡人霸占。大伯帶二位兄長回來，身處絕境，痛不欲生。幸得三伯不顧生死，深入虎穴，孤身一人，兩手空空，苦力出盡，計謀用窮；巧斗百日，最后帶回大洋120塊。他雖沒有討回大娘（對方稱已死），卻使大伯三口有了飯吃，生命得以保全。 待二兄長大成人后，單靠經營僅有的土地，更難糊口。二伯、三伯力主他們外出謀生，既可以省下一些口糧，又能學得一技之長。長兄中道外出謀生，學會駕駛汽車技術，解放后成為蘭州汽車修理廠師傅，與扶溝縣冠秀英結婚，并在蘭州市落戶。生得三男：長山海，次山林，三山景；三女：長山梅，次山秀，三山云。現均為有孫之人。 次兄明道于1947年參加解放軍，為炮兵。他因作戰時炮體震動和強光輻射，眼睛受傷，視力嚴重下降，后退伍還鄉。與核桃樹村李氏結婚，生得一男：連有；二女：長連梅，次連秀。均已結婚生子，連有育兩子并已有二孫。我記憶中的大伯勤勞善良。他常來我家，同二伯、三伯、父親和叔父商量立業興家之事。大伯對我同其他父輩一樣關愛。1954年秋父親去世時，大伯哭倒在地，并反復訴說著一句話：“四弟呀，你回來吧，讓我替你死吧！”結果三個月后，就在這一年的臘月，大伯也去世了。因當時我正在距家12里的樊營學校上學，家里人也沒有叫我回來送大伯一程。但他的音容依然在我腦海中留存。他要替我父親去死的話語，也成了對我的最終告別。大伯的墓地就在三伯、父親和叔父墓地的南邊，與三伯的墓地相鄰。除二伯于1956年秋外出終無音訊外，父輩兄弟們仍是在一起，并永遠在一起。 我的二伯 我的二伯父名泗祥，生于1900年，卒于1956年（？）。我印象中的二伯身材魁梧，五官端正，是家庭的組織領導者，當家人。他對我的成長十分關心，并付出了極大努力，直至他離開我們前仍是首先把我放在心上。族人和家人言傳中的二伯，很有治家理事本領，頗具膽識，能干出一般人不敢干的大事；能做出一般人不可能做出的關鍵性的決定。叔父曾多次對我說，二伯對我們家庭的興旺和發達是立了大功的。我的父輩兄弟五人，生活在中華民族遭受內憂外患最為嚴酷的戰亂年代。在民不聊生的大環境中，人們求生存是第一位的。大伯早年過繼給無后嗣的大爺嵩齡公，其余兄弟四人只有祖傳耕地5畝、小瓦房3間。在祖父母健在時，由祖父母帶領他們，靠租種地主土地生活。我的祖父母于1938年和1940年先后辭世，直至新中國成立老一輩分家之前均由二伯當家。20多年間（含祖父母在世時）他們先后在寨河、西場坊、小張莊和本村給地主趙子一、張耀東等四家當佃戶。當佃戶也是有條件的。佃戶租種的土地一般為一頃地（即100畝），一要有懂得農業生產的4個棒勞力；二要有兩頭牛和一頭驢；三要有車、犁、耬、耙等大小農具。產出的糧食、油料、棉花等全部由地主和佃戶五五分成，連秸稈（除喂牛的麥秸）也是一分為二。需要曬糧時，也由佃戶背出背入。當時一沒機械，二沒化肥，4人承擔100畝種地任務，除犁地、運肥用牛外，收、種、管和積攢土糞全靠人力。尤其是除草滅荒，一種作物一般就得兩三遍，又得搶時間。天不明他們就扛著大鋤下地，坐在地頭，待到能分清草和莊稼就開始干；大伏天也得光著膀子頂著日頭干，中午就在地頭吃飯。因為太陽越毒，草死的越快，正所謂“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還有農諺“五黃六月去耕田，上午下午錯半拳”，可見農活之緊、之累、之艱、之苦。盡管如此，也不能保證填飽一家人的肚子，需得看“老天爺”的安排；風調雨順勉強度日，一遇旱澇災害造成減產，或顆粒不收，還得下湖北討飯，甚至是“農夫猶餓死”的慘局。至今，我還清楚地記得近族九爺（九齡公）唱給我們聽的一支“歌”，說的是民國十八年（1929年）大災之年的實景。“民國十八年大年成（大災年），大旱三年沒收成，年老之人都餓死，年輕之人逃外邊；針穿黑豆大街賣，拾來雁屎上稱盤；大姑娘不值一碗米，小媳婦賣不了兩雞蛋……” 我幼時聽老人說的他們所經歷的大災年就有三次，依次是光緒三年（1877年）、民國十八年（1929年）和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近年拍了一部電視劇叫《河南1942》，表現的就是那時的慘狀。二伯是極富膽略的一個奇男子。除了旱澇災害，當時還有軍閥混戰和匪患。軍閥們抓壯丁，土匪們搶劫，官匪勾結，民不聊生。二伯和父親都曾被抓走當過壯丁，后又設法逃回。我家在外種地時遭受兩度土匪搶劫。最嚴重的一次是1930年在寨河村種地時，被土匪拉走了兩頭耕牛，搶走了車輛等大型農具。這樣，當佃戶的資格也沒有了，兄弟們只好在苦難中掙扎。偏偏禍不單行，困境中，二伯又被抓了壯丁（不知是當了哪家的兵）。此時正逢“蔣、馮、閆”中原大戰，當兵后兩個多月的一天，二伯想出了一個奇妙的“救家”辦法，冒著生命危險，乘著深夜，幾經周折帶槍逃走。他身背一支大步槍，白天是不能行走的。待逃到距部隊較遠的地方，他只好先把槍埋到莊稼地里，想辦法用軍衣換來破便衣，就在周圍討飯吃，待夜深人靜時再扒出步槍，專找小路行走。就這樣歷經一個多月，二伯把槍支帶了回來，又想法賣出，買了兩頭耕牛和車輛，重操起當佃戶的舊業。盡管此次戰爭屬于軍閥內戰，并無正義和非正義可言，但畢竟軍法森嚴，一般當逃兵抓回來就會被處死，何況是攜槍逃走乎！此舉確系一般人不敢干、不能干的大事，足見二伯膽識之超人。 二伯極富決策能力，能夠在決定家庭前途和命運的關鍵時刻做出果斷決策。作為一個當家人，牲畜如何調換得棒一些，農作物如何種植，茬口如何輪換，都需要他根據經驗做出決策。每遇大事，二伯總是先做好盤算，再同三伯、父親和叔父商量，以保證決策的正確，取得較好收成。農閑時間，父輩幾人也不閑著。父親負責喂養牲口和積攢土糞，三伯去桐柏山挖藥，叔父經營他的補鍋手藝，二伯除在家“坐鎮”外，還想法搞點商品經營。這樣，全家增加不少額外收入。 1948年春，二伯從饒良牛市買回一頭水白色的小公牛，打算喂養增值。在大槽里同兩頭大牛一起喂養幾天后，見我對這頭漂亮的小牛娃很喜歡，就想讓我跟村上其他放牛的大人和十來歲的孩子們一起學放牛。因當時我剛滿五歲，二伯又有點擔心，只是先讓我試一試，如果不想干或控制不了就算了。他給我做了一條小鞭子，我便糊里糊涂地拉上這頭小牛，跟大人們一起上地了。放牛，就是把牛拉到草好的地方讓它啃著吃，有時在溝里，有時在河邊，有時在田埂上，有時在大路旁，不管什么地方都可以，就是只許牛吃草，不許吃莊稼。如果走到河坡或荒崗上，有了較大的荒草空間，大家也可以都把拉牛的繩子盤在牛脖子上，讓它隨便地吃。放牛的人只需立在一邊或坐在高處欣賞自然風景，隨意擺弄和觀賞各種野花野草；領略天空中那變幻莫測的白云的輕盈與飄渺、烏云的偉岸與厚重、晚霞的繽紛與多彩。或觀看天上白鷺，或聆聽翠柳鸝鳴；或驅趕游弋于溪流中的小魚小蝦，或追逐跳躍在草叢上的螞蚱螢蟲；或輕捉乍落于灌木上的閃翅蝴蝶，或驚擾緩飛在潭面上的點水蜻蜓。還有那引人注目的螞蟻搬家、屎殼郎推蛋兒，更是值得深思和研究的對象。三五人一起去河灣或土崗上放牛，除了能看到牛吃嫩草的貪婪，領受牛吃飽了肚子得到大人夸獎的幸福，還能看到在村里看不到的野地美景，感受在河崖上扯起響鞭的快樂，目睹大點兒的孩子做出種種趣事的新奇，于是我便被這“工作”所吸引。二伯這“實驗”得以成功，使得我有生以來接受的第一個“重任”也便繼續下去。進入夏季，太陽毒了，雨水也多了。二伯又給我配備了遮陽的涼帽，能擋雨的大雨帽，還用茅秧編了一個小蓑衣。下雨天去放牛，戴上大雨帽，穿上小蓑衣，小人兒就“埋沒”了，只見一個草團團。大人們都說我這樣子就像一只小刺猬。為了顯示我的“成績”，每天中午放牛回家，二伯都給小牛“加餐”，端出一盆拌了麥麩的水，讓它享受別的牛不可能享受到的美食。本來吃青草就是牛中的好生活，同在牛槽里吃干草相比，如同受到特別恩養的“嬌子”，再加上二伯的“加餐”，一來二去，小牛就毛光水嫩起來。個頭兒像泡豆芽一樣越來越大。又過了兩個月，小牛那頭頂上原本埋在毛里的尖角也冒了出來。見了生人或有別的牛到它身旁搶草吃，它也會抬起頭，鼻孔“呼哧呼哧”地，擺出決戰架勢。小牛越壯大，就越顯得我的矮小，二者就愈加地不協調，我受到的贊揚也便愈加地多起來。 秋天來了，農作物成熟了，連野草也結了籽粒，營養更好了，這是放牛的最佳季節。這時牛能吃上秋收時落在地里的黃豆角、谷穗和小薯塊，生長得更快；脊背吃得寬寬的，屁股鼓鼓的，前肩更加寬厚，且長在上邊的“隆頭”高高地突了起來，頭上的角也長到了二、三指長，整個牛肥得泥兒捏一般，儼然一個牛中英俊的“半大小子”。我的牛長大了，我還是那樣的小，但它除了不嫌棄，反而越發的對我尊重和親近了。它見了生人，就仰起頭，瞪著眼，不讓接近；而我接近它時，它就仰起頭，來回輕輕地擺動著，表示歡迎。到了它的身邊，它還會用嘴輕輕地拱我的手臂，用舌頭舔我的手面表示“親吻”。在我拴牛那棵樹北邊不遠處的炮樓里，住著一位面孔白凈、留著白胡須、像個神仙一樣、我稱為老表爺的楊先生，老叫我“小牛郎”。他說，我活這么大年紀，還沒有見過這么小的放牛郎。他還說，這牛對你這么親，看來有靈氣，怕是個神牛吧！晚點兒，它一定會從天上給你領回個“織女”來。 過了農歷十月初一，已場光地凈，天也冷了，是一年放牛結束、改成槽頭喂養的俗定日期。歷經七個多月的放牛生活暫告結束。這七個多月，不管何等惡劣天氣，我都在堅持著，一天也沒有耽誤。這一年，我還學會了“喊吃飯”。每當母親把飯做好，讓我喊吃飯時，我就站在院子里一連串地大聲喊叫：“吃飯啦二伯！吃飯啦三伯！吃飯啦爹！吃飯啦小叔！”引得父輩和鄰人發笑。五歲時的七個多月放牛生活，不僅使我經受了夏日烈陽的炙烤，風雨的襲擊，同時讓我沐浴了和暢春風，分享了大人們秋季收獲的喜悅。除了小牛長大外，我稚嫩的身子也逐步硬實。我不僅成了第二年的放牛老手，而且繼續著一連串喊吃飯的樂事。在二伯的引領下，我順利度過了猶如現今兒童幼兒園的大班時代。二伯又是讓我穿上“洋布”，感知學校生活的第一人。 1950年秋我滿7歲，該入學讀書了。學校是解放后在原來的老桃園上新建的，就在我家西邊不遠處。不幸的是，母親在這一年的正月初一去世了。我在家放牛、割草時，可以光著背、赤著腳，而當學生則應該穿戴整齊。入學前的孩子都要由母親認真打扮一番，盡管都是土布粗衣，也要讓自己的孩子更加精神和體面些。沒了母親，二伯就為我入學前的裝扮操著心，開學前就到饒良街扯了一塊黑洋布，送到裁縫鋪，并未量體裁衣，做了一件寬大的上衣。穿在身上，下能沒膝，大人們都戲稱我為“打燈婆”。盡管這上衣十分地不合身，但畢竟它是用“洋布”做成的，倒也十分出眾。我不但不嫌棄這上衣的寬大，而且過多的喜愛則是它的細密、光滑、平整和亮麗。這樣，我就興高采烈地成了一名小學生，走進了向往已久的神圣教室，開始了全新的學習生活。二伯也就成了第一個讓我穿上洋布的親人。二伯還是領我趕集上店、擴大視野的第一人。二伯對我是極寵的，因為我是他們兄弟幾人的第一條“根”。每到冬季的農事閑月，二伯就不斷上饒良街趕集，因為他是當家人，要進行商品交易。每遇上街總是喜歡帶上我，像是有我跟在身邊就是他的驕傲。他一直都是這樣，除了我正在上學，直到他永遠地離開我們。號稱三里長街的饒良南北主街最為熱鬧。兩邊的店鋪一家挨著一家，趕集的人摩肩接踵。我對布匹店、百貨店、雜貨店、油鹽店等都不感興趣，最能吸引我的是街南頭散發著香味的油饃、水煎包、高爐火燒，饃挑上壘得象“金字塔”一樣的雪白蒸饃，還有那滿鍋翻滾、上邊漂著牛雜碎的牛肉湯。遇著大冷天，二伯就領我到那湯鍋前，盛上一碗湯，再買幾根油條或外焦內空的高爐火燒，讓我坐在小凳上，盡情享用那一般孩子不可能享用的大餐。趕集時，二伯最喜歡去主街西邊大空場的牲畜市，那時又叫“牛繩”。這里數不清的牲畜拴在樹上，或綁在樹樁之間的粗繩上。整個場地牛、馬、驢、騾品類齊全，紅、黃、黑、白、花毛色各異，各種畜類，雌雄皆有，大的、小的肥瘦不一；還有那母牛帶著牛犢，老馬跟著馬駒；南邊是山羊、綿羊，北邊是豬崽、鴨雞。嘶叫聲此起彼伏，肥壯的胡咬亂踢。這個說他的牛好，那個夸他的驢肥。討價者的聲音響亮，還價者的調子也不低。再加上牛經紀遛牲口時在半空中扯起的響鞭和喊叫，整個沸騰場面使人心曠神怡。二伯對我說，你別聽他說的比唱的還好聽，多數牛經紀都是蒙人的。因為他們的交易都是在袖筒里進行的，說的對你比三輩子老親還親，弄不好買賣雙方都受了騙。二伯還舉例說，有一種交易叫“打頭”，就是兩家牲畜相互交換。牛經紀喊道“黑牛換白牛，找錢5萬（相當于現在5元）”。結果成交的暗地，兩家都交給牛經紀5萬元。這樣，除交易費外，他就“黑”了10萬元。因為我自幼是在牛屋長大的，又放過二年牛，特別地喜歡牲口，更喜歡“牛繩”的動人場面，所以很長一段時間我都很愛看牲口市，一直掛記著那牲口市的多彩場面。借助趕集的所見，二伯還常講給我一些“要有骨氣、有志氣，要勤勞、善良、讀書上進”等做人的道理。二伯帶領我上街趕集，使我自幼見到了在村上見不到的新鮮事物，擴大了視野，增長了知識。二伯把我當成家庭的代表，做了最后的告別。 1956年秋季，我考上了設在饒良街的泌陽三中。除了自己立灶做飯，也還需要一些零星費用。二伯要賣掉鈞州缸給我上學做補貼，那是他最值錢的東西，又正在使用，我沒有答應。大約升入初中的第三周的周末，我回家拿吃食，三伯和叔父給我說，早幾天二伯外出了，也不知去了哪里。我心里一沉，差點流出淚來。又揣摩著，是不是二伯想掙幾個錢給我上學用。但他自己畢竟已57歲，身體又不好。自此，我就時時掛念著他。又過了幾天，我因生病請假回家休息了兩天。返校后，有同學對我說“收信欄里有你一封信。”我趕緊把信取出，可惜已被人拆開，里邊什么也沒留，無法得知信的內容。信封也寫得字跡不清。上寫“河南省泌陽三中一班王志道收”，來信地址和姓名是“京（東）山縣友誼街馬文賢（寬）”。不用過多猜想，這封信是二伯托人寫寄的。根據一是，二伯外出牽掛著我；二是，我沒有馬姓交往人，何況是外地；三是，我給二伯說過我的班級。最主要的是二伯牽掛我，也許里邊還裝有少量現金，被沒有心肝的家伙拆開，偷走了現金，信的內容自然不能留下。周末回家，給三伯和叔父說了情況，分析結論是一致的。對二伯的外出，家里人都很掛念，回信是必須的。但是8分錢的郵資從哪里來？家徒四壁，三伯看見了屋角存放的一些笤帚毛（已脫過粒的帶桿高粱穗），又搓了點麻經子，扎了兩把笤帚，說好話賣給了本村學校，得了兩毛錢，郵資已無問題。信封如何寫？經查閱地理課本政區圖，發現湖北省有個京山縣。用很客氣的語言給馬文賢（寬）先生寫了回信，說了信紙內容已被拿走等情況。又寫了如果二伯還在那里，請他轉告二伯；如二伯不在那里，或二伯發生了什么不幸，也煩請他回信說明情況，不勝感激等語。傷感的是，這封信就一去不復返了，二伯也從此再無音信。可憐的二伯客死他鄉了，恐怕連尸骨也難存。二伯這封托人寫給我的信，是他有生以來唯一一封書信，至今已62年，他出生至今已118年。這封信成了他對家人的最后告別，而這告別是對準我的告別，他把我放在了所有親人的首位，足見他對我之親、之愛和愛的至遠、至深。二伯是我最值得思念的親人之一，我多次在夢中見到二伯又回來了，他還是對我那樣的親，那樣的愛，見到我時是那樣的高興。我們每次去塋地祭念先人、祖輩和父輩，都要特別的向二伯說幾句話。我衷心贊揚他的膽識，贊揚他的才能，贊揚他的奉獻，贊揚他的精神。雖然他的墳塋不在，但他給我們留下了不滅的精神財富。寫《二伯》此文，旨在期望他功勞再現，并期冀后人，讓二伯的精神靈魂永存。我們雖無法給二伯立碑，但愿此拙文權當二伯之碑文。 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二日

跆拳道,波多野结衣结婚了吗,JAPANESE50MATURE亂倫,美女视频黄网站免费观看

饒良人物故事:王志道的傳奇人生經歷

李四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