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愚公移山,一個關于土地、身份和生存策略的寓言解碼</b></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 淡心坊主人</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太行、王屋二山橫亙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擋住的不僅是愚公一家的出行之路,更是傳統農業社會里土地產權與戶籍制度編織的生存網絡。當現代人用"搬家比移山更明智"的效率思維審視這個古老寓言時,往往忽略了一個關鍵事實:在戰國時期的宗法制度下,愚公根本無法選擇"搬家"——那座被視作非理性象征的大山,恰恰是理解中國古代基層社會運行邏輯的密碼。而當我們將目光投向當代,會發現戶籍制度與屬地原則編織的"新大山"依然橫亙在城鄉之間,農村人口向上流動的路徑,正上演著現代版的"移山博弈"。</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b>一、土地綁定的生存基因:從井田制到城鄉二元結構</b></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在井田制瓦解后的戰國時代,土地雖已允許私人開墾,但國家通過"名田制"將土地占有與戶籍登記嚴格綁定。睡虎地秦簡記載的"自占田"制度表明,每一戶人家的土地都需在官府登記造冊,擅自遷徙意味著放棄法定的土地權益。愚公"世世代代居住于此"的表述,暗含著一個重要前提:其家族對門前土地擁有長期的占有權甚至繼承權,這在"土地就是命根子"的農業社會,構成了生存的根本保障。</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宗法制度下的宗族網絡讓遷徙成為難以承受的代價。愚公的鄰居"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愿意參與移山,正說明這種基于土地的社區共同體已形成穩定的協作關系。在沒有社會保障體系的古代,脫離宗族網絡意味著失去災荒救濟、疾病扶持等生存互助,這比兩座大山更可怕。正如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指出的,中國傳統社會是"生于斯、長于斯、死于斯"的熟人社會,土地不僅是生產資料,更是社會關系的載體。這種"土地-戶籍-身份"的三位一體,在當代演化成城鄉二元戶籍制度。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3年我國流動人口達3.7億,其中農民工2.9億,他們雖在城市工作生活,卻因戶籍限制難以享受均等的公共服務。農村學生考入重點高校的比例長期低于城市,2022年北大農村學生占比僅16.3%,折射出教育資源按戶籍分配的深層矛盾——當代農村青年試圖通過"知識改變命運",卻首先要翻越戶籍筑起的"教育山"。</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b>二、戶籍鎖死的遷徙困境:從什伍連坐到屬地原則</b></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周代已建立"司民"之官掌管戶籍,《周禮》記載"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這種人口統計制度到戰國已發展為嚴密的管控體系。秦國商鞅變法推行的"什伍連坐制",更讓戶籍成為束縛人口流動的枷鎖——沒有官府開具的"符傳",任何人不得擅自離開戶籍所在地,否則將面臨"亡人罪"的嚴厲處罰。愚公若選擇搬家,首先面臨的就是"脫籍"風險,成為失去合法身份的"流民"。</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即便克服戶籍障礙,新定居地的準入門檻同樣難以跨越。《管子·度地》記載的"定民居"政策,要求地方官對轄區人口"謹微察之,勿使奸人得萌",外來人口必須經過嚴格審查才能獲得新戶籍。在耕地有限的中原地區,接納外來移民意味著分割本地人的土地資源,必然遭到集體排斥。愚公面對的現實困境,正如《商君書》所言:"民無逃粟,野無荒草",在精耕細作的農業文明里,每一寸土地都被納入嚴密的管控體系,遷徙之路早已被制度之山堵塞。</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當代屬地原則構建的治理體系,在本質上是古代戶籍制度的現代變形。以北京為例,2024年積分落戶公示名單中,平均落戶年限達13.6年,教育背景、納稅額度、社保時長等指標構成新的"移山指標"。農村人口進入城市,不僅要承受勞動力市場的競爭壓力,更要在住房、醫療、子女教育等領域面臨"戶籍歧視"——2023年教育部數據顯示,隨遷子女在流入地參加高考的比例僅62%,多數仍需返回原籍,重演"愚公式"的代際接力。</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b>三、移山背后的制度博弈:從代際接力到政策突圍</b></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愚公的"愚蠢"恰恰體現著傳統社會的生存智慧:在土地產權與戶籍制度構成的制度框架內,通過集體行動改造生存環境,遠比突破制度束縛更具可行性。移山過程中"子子孫孫無窮匱也"的宣言,暗含著對家族延續性的自信——只要戶籍與土地的綁定關系不變,通過代際接力改善生存條件,就是最理性的選擇。</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這種策略選擇在歷史上有著無數回響:漢代趙過推廣代田法改良農田,宋代福建百姓圍海造田拓展生存空間,本質上都是在既定制度框架內進行的環境改造。愚公移山的傳說能流傳千年,正是因為它隱喻了中國農民面對制度約束時的創造性適應——不是被動接受,也不是盲目對抗,而是在規則允許的范圍內,通過持續的集體行動實現有限的突破。</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當代農村人口的"出人頭地",正上演著類似的制度博弈。一方面,通過高考移民、積分落戶等政策通道,以個體奮斗攀爬制度階梯;另一方面,城鎮化進程中戶籍制度改革(如2024年取消300萬以下城市落戶限制),本質上是千萬"愚公"集體推動的制度松動。正如2021年戶籍制度改革使1.3億人落戶城鎮,這不是單純的人口遷移,而是持續數十年的政策博弈結果——每一次落戶政策的調整,都是現代版的"叩石墾壤"。</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當我們穿透寓言的神話外衣,看到的是一幅跨越千年的制度突圍圖景:古代愚公移山,移的不是物理意義上的太行、王屋,而是土地與戶籍編織的制度之網;當代農村人口向上流動,破的不僅是城鄉差距的現實之山,更是附著在戶籍上的權益分配體系。愚公的子子孫孫舉起的鐵鍬,在古代是改造自然的工具,在現代則化為推動政策變革的民意力量——兩者的共性在于,當個體無法突破制度剛性時,通過代際傳承的集體行動,最終促成制度的量變到質變。</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今天的我們在嘲笑愚公時,或許更該思考:在每一個時代的制度框架內,人類都在進行著類似的生存博弈。愚公移山的真正啟示,在于當外部環境存在剛性約束時,如何通過持續的集體行動,在既定規則中開拓出希望之路——這,正是中華民族在漫長歷史中屢經磨難卻始終生生不息的精神密碼。而寓言的終極隱喻在于:愚公移山移的從來不是山,而是那個將人和土地、身份死死綁定的制度體系。當第一鍬土落下時,改變制度的進程便已開始——正如現代戶籍制度改革的每一次破冰,都始于無數"愚公"用汗水與夢想澆筑的移山之路。</p> <p class="ql-block"><b>【作者簡介】</b>淡心坊主人刁平,重慶白沙人。中華詩詞學會會員、重慶市作協會員、重慶市散文學會會員、重慶市雜文學會會員等。《幾江》詩刊微刊編委、《也是文學》報副主編。出版有長篇小說《淡心坊主人日記》。有作品散見于《中華辭賦》《草堂》《重慶晚報》《重慶晨報》《重慶法制報》《重慶詩詞》《幾江》詩刊等。</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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