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酸淚，荒唐言——讀海波小說《民辦教師》任海峰

海波

辛酸淚，荒唐言——讀海波小說《民辦教師》任海峰作為中國教育系統內部一個獨特群體的“民辦教師”，在中國當代教育的發展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說其獨特是因為他們雖有“教師”之實，但并沒有在教育系統的正式名單上登記。由此造成他們在收入上、社會保障上都在體制之外，這讓他們仿佛成了站在講臺上的“農民工”，只是他們的雇主是各級政府，而且收入很低。對于這個群體我們并不陌生，在各種報刊雜志里都有過他們的故事，尤其是新聞媒體的關注，使這個群體每次亮相的時候都會吸引公眾的目光，特別是他們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在極端艱難的環境下為教育事業奉獻的精神，更讓我們感受到教師形象的光輝和偉大。可是他們作為一個群體真實的生活狀態和精神世界我們并不了解，這種隔膜使“民辦教師”成為一個符號，海波的《民辦教師》給我提供了一個了解這個群體的窗口。此小說所塑造的“民辦教師”呈現這樣幾方面的特點：其一，失落的精神家園。教育的神圣性世所公認，因此任何情況下人們都努力維護教育的高尚性和非功利性。教師在整個教育體系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角色，這是常識。而我們的錯誤就從這里開始，在海波的小說中，我們就看到一群精神上問題重重的人守護著這最后的精神家園。首先是民辦與公辦的差別帶來心理上的不平衡。“公辦教師是國家干部身份，民辦教師是農民身份；公辦教師吃的是國庫平價糧，拿的是國家財政撥發的工資；民辦教師則吃的是自己家的糧食，拿的是生產隊的工分”、“公辦教師拿錢不出力，民辦教師出力不拿錢；公辦教師都想往城里擠，民辦教師又都希望成為公辦教師，只有一樣相同，兩撥人都不安心教學。”在一群精神世界荒蕪的教師主導下，教育事業的混亂就是必然。當刻意鉆營、追名逐利的思想充斥教師的大腦，工作反本成末，學校成了名利場，我們對教育還能報什么希望。原因何在？我們從對教師的不同稱謂來看，“民辦”二字確實嚴重挫傷了教育工作者的自尊心，進入教育這個無尚光榮的事業的第一步先要受到心靈上的傷害，而這個傷害對許多人來講可能就是終生，這有時會將一個人的精神擊潰，小說中的朱文忠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民辦教師”一定意義上對教師來講已成為恥辱的標記。我們如何要求一個感到恥辱的人去懷著高尚的心靈去當老師教書育人呢？另外，小說中有這樣一個細節：學校要給每位老師發二斤白糖，而民辦教師是沒有這個待遇的。茍玉春的老爹為了兒子的自尊自己買了白糖央求校長送給兒子，這是一個令人心酸的細節，父親對兒子無微不至的關懷讓人感動，同時這二斤白糖的差別的確會寒了“民辦教師”的心，對教師的差別對待到了這種地步，人心能穩嗎？其次是教師任用上的人情化。茍玉春是作者著力刻畫的人物形象，在這個人物身上集中了人性內在的善良，出人頭地的生命沖動，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無賴嘴臉，初涉人世的單純質樸，經營人生的聰明精干，維護個性的自尊自強，可以說這個人物充滿了自相矛盾之處，也因此變得復雜。我們不能用好或壞這樣的詞語來介定，也不能以教師應有的職業操守去評判他。我們不能說他是一個好的選擇，只能說作為老師這個人選還不壞，他的走上講臺之路就是一場人情交換之路。作者的情節設計其實是很老的套路：一個從未引人注目的窮小子在關鍵時刻以自己的聰明才智為達官顯貴化解了一場危機，從此在其關照下飛黃騰達。只是這里的窮小子是個末等無賴，達官顯貴換為鄉上的教育專干，兩個就這樣接上了頭。茍玉春由此邁上講臺，并在其幫助下有驚無險的躲過了幾場變故，我們慶幸的是茍玉春還算是一個稱職的老師，不至于誤人子弟。可是鄉長熊十八和朱存萍之間的勾當就令人感到可恥，實際上是純粹的權色交易。朱文忠想借女兒和鄉長的關系轉正，朱存萍想找份工作，鄉長則可以借自己的權力達成父女倆的心愿，基本的用人原則完全失范，大家都以非常規手段“混入”教育系統，教育這塊神圣之地似乎完全成了藏污納垢之地，權力的過度介入使原本單薄的教育肌體更加虛弱。制度上的先天缺陷和教師任用上的權力意志，完全敗壞了教育所應有的純潔性和神圣性，更重要的是教育工作者的精神遭到嚴重侵蝕，從而在根本上瓦解了從教者所應有的責任感，教育這片天地成為失落的精神家園。 其二，沉沒的信仰。教育的一個基本目標是幫助我們樹立堅定的信仰，但有一個前提，教育工作者自己必須有信仰，而且這個信仰不應庸俗。通觀小說，我們幾乎沒有發現老師有值得令人稱道的信仰。吉鳳仙是位女民辦教師，因為自己的民辦身份以至于婚姻都出現危機，她的幸福和公辦身份緊密聯系在了一起，為了轉正甚至用了“美人計”。生存的困境使她迷失了方向，迫切改變自身處境的想法讓她完全喪失了自己的立場，想起了魯迅對祥林嫂的態度——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對吉鳳仙依然合適。我們看到這里突出了她的性別特征，卻忽視了她的職業身份，這種行為出現的內因就是信仰的缺失。無獨有偶，朱存萍是小說中另外一個特殊的女性。高中畢業的她待業在家，父親是民辦教師。在父親的一次公開課上被主管教育的副鄉長相中，此后兩人耳鬢廝磨，發生了一段“剪不斷，理還亂”的情感糾葛。在此我們關注的焦點不是她，而是她的父親朱文忠。身為人民教師而且有幾十年的教齡，竟然會讓自己的女兒向副鄉長投懷送抱，這無論是從人倫關系還是職業身份都直逼我們的道德底線，教育主管者和教育工作者完全成了衣冠禽獸，讓我們看到沒有信仰的神圣帶來的精神危機，也正因為信仰的沉沒，我們無法對他們提出任何要求即使是那位正規大學畢業的公辦教師別元勛雖然有滿腹文墨，但對女生宿舍事件還是采取了以毒攻毒的做法，雖然有他的道理，但并未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在科學和迷信之間他選擇了妥協，他這樣做是因地制宜還是對教育的不夠自信？如果教師對科學的信仰都如此脆弱，我們只能無言。其三，被放逐的道德。這是本書中暴露出的最嚴重的問題，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對此進行分析：第一是作者的道德立場，第二是作品中人物的價值取向。先看第一點。縱觀全書，作者的道德立場十分模糊，甚至令人懷疑作者喪失了對所塑造人物進行道德評判的能力。副鄉長熊十八分明是一個以權謀私，玩弄權術甚至有權色交易嫌疑的國家干部，但作者對這個人物并沒有嚴厲的批判，甚至把他描述為敢作敢當，言出必行的好漢。“滿鄉人都知道熊副鄉長還算個敢作敢為的漢子。雖然覺得對朱家父女過于寬容了一些，但總還算是個能體察下情，善解人意的領導干部，反而對他產生了幾分敬重。”作者這是現實主義的態度還是反諷的筆法，我們無法否定前者也不能肯定后者。最后，這個十分有爭議的女性在不顧臉面的大鬧一場后當上了民辦教師，作者對這樣的結局還有幾分欣賞，顯示出作者視野的狹窄和思維格局的不夠開闊。書的結尾作者安排了類似《紅樓夢》的結局，其實說《西游記》也不錯。大團圓的結局讓所有人各得其所，一群有過難堪往事的男男女女在茍玉春的大婚之夜杯酒泯恩仇，而且還要將各自的丑事回顧一番。在近乎胡鬧的氣氛中每個人都得到了道德升華，免去了良心上應有的譴責，似乎群魔亂舞就是歌舞升平，作者的道德界限一片迷茫。再看第二點。全書的中心是民辦教師的轉正，幾個轉正名額讓這群民辦教師完全失去了為人師表的尊嚴，失去了理智。淳玲玲得知自己考試成績被取消，沖動之下出賣自己的丈夫，這種瘋狂的“義舉”令人心寒。此幕沒有讓我們感到“惡有惡報”的滿足，相反，倒是充滿了道德淪喪的失望。而茍玉春的轉正之路更是一波三折。父親意外死亡為他換來一個考試資格，卻在教育局副局長公報私仇的阻撓下被取消；經過多方努力，終于轉正，卻遭到其他民辦教師的非議、攻擊，以至于把其父的悲劇看做偶然事件，竟然反問“如果讓死了老子的人都當國家干部，那干部不是滿世界都是嗎？”全然不顧這是對家屬的撫慰。另一位有才華又有見識的民辦教師桂二則，試圖以個人的犧牲去化解這場鬧劇，卻不被大家理解，反而起到了火上澆油的作用，犯了眾怒，傷透心的他外出創業，師德在此蕩然無存。書中另外一個異類人物是杜大天，曾是鄉上的機械員，因為工傷特意讓他當了民辦教師。作者將其塑造成一個民間發明家，為此竟然不顧工作和家庭，完完全全成了大孩子似的瘋子。妻子面對難以為繼的生活，不得不以自己的身體換回一家人的口糧，他對此卻無動于衷，妻子似乎也任勞任怨。人物內心的空白讓我們難以對此作出解釋，蝎虎子東窗事發除了哭訴之外沒有擺脫這種處境的自我意識，只剩下了生存法則，道德規范只是一種敷衍。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民辦教師開始逐步退出歷史舞臺，面對一個承載了艱辛和夢想的群體，我們的關注程度還遠遠不夠。在新聞媒體和報刊文章格式化的描述中，他們雖然形象崇高但和我們拉遠了距離，少了幾分親切。海波的《民辦教師》讓我們在真實的歷史場景中和這個群體相遇，讀完令人唏噓不已，再次想起《紅樓夢》中的一句詩：“一把辛酸淚，滿紙荒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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