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尼加拉瓜的日子

星宇

五一假期在家清理舊物，一份1994年去尼加拉瓜勞務輸出的記錄文章翻了出來，由此打開了塵封了三十一年的記憶閘門。1994年5月2日是我第一次出國的日子。那個年代，出國是非常稀少的事情。我們是紡織對外經濟合作辦公室，是紡織部的派出機構，為紡織部提供推薦對外勞務人員。所以有這種勞務業務。當時紡織部與臺灣的年興公司簽訂了合約，在上海服裝公司招聘技術工人。單位派我作為組長隨這些勞務輸出人員去尼加拉瓜，作為管理人員與國內聯系，自己覺得也是一次走向世界開開眼界鍛煉自己的機會。帶著希望和熱情踏上出國的征程。五月二日早上七點鐘，處領導老劉，勞務科項目負責同志小宗，財務科同事小徐，駕駛員小朱就開到我家，幫我把行李裝上車，兒子積極的拉著箱子，婆婆公公先生和兒子還有鄰家小女孩都上車送我去機場。 　　先生和兒子，兒子十一歲讀四年級，還不懂離情別愁，開開心心到處跑。 　　弟弟弟媳婦侄子和媽媽先于我到機場。 　　這么多的同事和親人來送行，我自己也覺得意義重大。我找到了同行的尼加拉瓜同事，小周夫人及一歲多的女兒，父母和兩位姐姐都來送行，小女孩穿著一套嫩黃的開司米裙子裙邊是一圈花邊向上翹起，很可愛，小周一直抱著寶貝女兒，依依不舍。老周的夫人和女兒來送行，眼睛紅紅的在說著什么。宋先生的夫人來送行。還有程先生的夫人也來送行，所有的同事都到齊了，我也就放心了。小宗讓勞務人員集中在一起，告知了出國注意事項及遵守的合同條列。大家拍了一些照片，然后送行的親友們都陸續離開，我先生，公公婆婆，媽媽在玻璃墻外一直注視著我，兒子和侄子則在樓梯上不斷的呼喚我的名字，直到安檢通過，我最后向親友們告別，我竟沒流一滴眼淚。或許同行的都是男士，比較灑脫，沒有這種傷感的氛圍。心中只是興奮，直到上了飛機才稍稍定下神。我們坐的是美國與日本的聯合航空公司的大型客機，設施很好，有大屏幕的電視，這在當時算很先進了。空姐是東方人，可能是韓國人，相貌平平與我們想象中空姐相距甚遠。她們都講英語。10:40飛機起飛，下面的景色越來越模糊不清，我們才感到真的要遠離祖國了,心中有些惆悵。兩小時后飛到了東京，先下飛機，過一小時再重上飛機，東京下著綿綿細雨，風冷颼颼的吹在身上會打寒顫。等我們重上飛機時，空姐全換上了金發碧眼個子高挑的美國人，看上去似乎比韓國人舒服，空姐的服務態度很好，每隔一段時間就來遞毛巾，發飲料食品，忙個不停。 　　飛行十幾小時到了美國洛杉磯機場下來轉機。由于時差，美國是上午8:00（北京時間是晚上10:00），也就是說我們飛行了12小時，天沒有黑過，從白天到白天，感到很有趣。 　　第一次來到美國，什么都感到新鮮。機場很大，車庫有好幾層，馬路上很干凈覺得沒有灰塵，川流不息的車子從眼前駛過，看上去纖塵不染很新。我們要在洛杉磯機場等12小時再轉機。我建議叫輛的士去外面逛逛，但三位男士無一人響應，只好作罷。我們一直在機場轉悠。一邊在打聽去尼加拉瓜的航班起飛時間。有一位女士用英語告訴我們，還寫在紙上，她知道我們要去她的國家很高興。我們坐的航班是晚上11:55起飛。 　　我們就是四個人，臺灣方面沒有人來接應我們，所以都得自己摸索。晚上我們在候機室偶然看到兩個東方人，他們的行李上寫著“臺灣”字樣，我們猜想莫非是我們老板派去尼加拉瓜的人？上飛機時，那兩位果然與我們同機，就坐在前面幾排。我們乘坐的是只有兩排位置的小飛機，據說尼加拉瓜的機場很小，大飛機不能降落。飛機在夜幕中飛了三個多小時，天漸漸亮了，飛機似乎在下降，下面燈光在晨曦中閃爍，景物一點點清晰起來。因時差這里已是早晨5:30。我們下飛機了，以為到尼加拉瓜了，就向取行李的地方走去。等了很長時間，其他旅客基本走光了，還是沒等到我們的行李。大家有點著急了，想問機場工作人員語言又不通，只得用很差的英語提問，那位工作人員總算聽明白了，用手指指地下說“危地馬拉”，又用手指指天上說“尼加拉瓜噓…”我們總算搞清楚這里是危地馬拉，尼加拉瓜還要繼續乘飛機。 　　我們又回到候機廳。恰巧又遇到了那兩個臺灣人，又多了一男一女，這回更證實了他們是年興公司的人。要不要同他們打照呼？小周分析說“應該是他們給我們打招呼，因為他們是老板，機票是他們訂的，他們心里清楚我們是誰，我們去打招呼不順。小周說得有理。我們幾個按兵不動，靠在椅子上休息。半小時光景我們又要開始上飛機了。臺灣方面那位神態優雅，個子不高的女士微笑著過來和我打招呼：“你是不是李小姐”？我也微笑著回答：“是的，我們從上海過的”。算是接上頭了。我們一起登機。飛了三個多小時，飛機徐徐降落了。 　　我真不敢相信眼前降落的就是我們要到達的目的地尼加拉瓜首都馬那瓜機場。從飛機上望下去，滿目荒山野嶺，沒有綠色植物，見不到象樣的建筑，只有散散落落的低矮平房，完全出乎我們的意料，顛覆了對外國的印象。一種極度的失望占滿了心間，恨不得立即調轉機頭飛回去。但是飛機實實在在降落在馬那瓜機場。機場小得象操場，熾熱的太陽火辣辣的燎烤著大地，滾滾熱浪撲向我們，我們穿著西裝熱得吃不消。在入口處一位個子不高的中國人迎上來，笑咪咪的問我們“是從上海來的嗎？”我們回答“是的”。他把我們的護照入境卡收去了去替我們辦入境手續，此人就是“黃武官”。他把我們領到一間環境優雅的小客廳，四壁掛著畫，有兩張圓桌，桌邊圍著幾張藤椅。地下鋪著五彩幾何圖形的地磚、靠墻擺著幾盆花、三面是窗，從窗口可以看到屋外的花草，房間光線充足。我們自然分成兩桌，臺灣人一桌，我們一桌。“黃武官”辦妥了入境手續，叫我們去認領行李，他請了幾位當地人把我們的行李搬上敞篷車，“黃武官”先把行李開走，隔了半小時又開車來接我們。我們一路觀看馬那瓜的景色，就是一個落后的農村。破敗不堪的房子，野草從生的田地，一看就是一個貧窮的國家，心里真不是滋味，干嘛自討苦吃來這種地方。 　　車子先開到廠里。映入眼簾的就是廠門口凹凸不平的爛泥地，連地平都沒做就迫不及待的開工了。我們一下車，前一批去的勞務人員李慶盛就從車間出來迎接，還未來得及寒喧就滿腹牢騷的訴說起來：“臺灣人待我們不好，真想發傳真叫你們不要來”。過了一會兒，陳國英和陳惠娟也出來了，陳惠娟還邊走邊流淚，好象心中有許許多多的委屈。她們倆講的情況與李慶盛差不多。這又給了我們當頭一棒，情緒降到冰點，心情特別不好。臺灣人似乎感覺到什么，馬上把我們四個人拉走了。說是先到宿舍去整理行李，哪里是整理行李，只是讓我們把箱子拖進房間，馬上就出發了。說是到廠里吃飯。“黃武官”關照我們，午飯后要上班。我們這一路上轉了三次飛機，折騰了三十幾個小時，眼睛也未曾合一下，馬上又上班，這樣做人道嗎？資本家絕無人性可言，反感的情緒馬上升騰起來。一個下午坐在辦公室一直看手表，一分一秒過得那么慢，不知過了多久才熬到下班。好累！好難過！晚飯后回到宿舍，同事孫積明幫我們幾個拿來了床架子，睡墊，衣架，給我們一一把床搭好，感到同胞的友情是真誠的。一種新的勞務生活開始了，前途未卜，迎接我們的是什么樣的挑戰呢？ 　　勞務生活確實稱得上布滿荊棘。我們在年興公司僅上了三天班，第三天下班后，我接到上海紡織外徑辦（我單位）項目負責人小宗的電話，告知臺灣方面在未征得紡織部同意的情況下，單方面辭退我方人員孫積明（第一批赴尼）并買好5月6日的機票。局里認為這種做法違反雙方簽訂的合同的，更不講理的是臺灣方面要我方承擔機票。小宗要我拿合同去找年興公司的董事長論理。我感到很突然，才來了三天，對具體情況只是聽了前一批來的同志的反映，辭退孫積明，與他同來的同志感到不理解，孫積明本人一點也不知道。我思緒很亂，馬上去找了臺方廠長吳克偉，他推說剛來不了解情況無法與我談。我只得作罷，又找不到董事長。我反復思考，認為我這個組長是單位內定的，外方不承認，我本人也是勞務人員，不是簽約代表，也不是法人，無權與外方交涉。于是沒再去找董事長。 　　我回到宿舍把這個消息告訴了全體同志，讓大家有思想準備。同事們感到很氣憤，認為孫積明平時工作表現不錯，臺灣人叫他干啥就干啥，能吃苦，也沒違反廠紀廠規只是為大家沒得到合同中規定的福利待遇出面與臺灣人多談了幾次。臺方這么無端炒我方人員，如不阻止以后這樣的事情隨時都會發生，大家感到安全感受到嚴重威脅。情緒很激動，尤其是第一批來的六位同志一致表示，臺方只要炒掉我方任何一個，我們六人就全體回國。大家認為，臺灣方面這是第一次違反合同，我們一定要頂住，要維護合同的尊嚴。大家聯系臺灣人平時趾高氣昂，盛氣凌人，對我方人員百般刁難指責，毫無合作誠意，現在又隨意炒人，感到人格受到極大的侮辱，不想再干下去了。我把同志們的想法立即用傳真報告了上海紡織局外經辦，并要求立即答復我們。這一晚我一直在等上海回音，但是沒等到，萬分焦急。 　　5月6日一早我們照樣6:30到廠上班，臺灣人不動聲色。上了一個小時班以后，臺方人事部門經理黃明偉（“黃武官”）通知孫積明：“你已經不是年興公司的人了，請你馬上離開”。孫積明要求他解釋什么原因，黃說：“沒有原因，你不適合我們這里的工作”。孫積明要求通知一下組長，黃說：“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孫積明要求給1分鐘時間，黃想了一下答應了，孫積明匆匆告訴了我一聲就走了。廠門外兩個武裝保安人員將孫積明駕到車上開走了。我不放心，不知他們把孫積明弄到什么地方去，孫積明的安全出了問題，我這個組長要負責的。翻譯吳紅美老師也對我說：我們應該去看看，我們要保護孫積明的安全”！我們倆離開了辦公室，我去通知了李慶盛，其他同志都主動跟上來了，我們一起走出了廠門。臺方的吳廠長大聲吆喝：“回到崗位上去”！我們要求吳解釋一下炒孫積明的理由，吳不作任何解釋，我們就頭也不回的走了。攔了一輛車向宿舍開去。 　　黃武官的車已經到了那里，他追出來跟在我們后面，指責我們擅離職守，口口聲聲要辭退我們，并追問哪個是領頭的，我們要他解釋，他不作任何解釋，還說我們強詞奪理。我們到了宿舍，黃武官又追到宿舍，通知孫積明整理行李下午1:30離開宿舍。我們還是與黃武官論理，吳紅美老師拿出合同念給大家聽。我們對黃武官講：“我們是公派的，我們出國是聽國內指示，我們回國也得聽國內指示，在沒有收到國內通知以前一個人也不能離開”。黃指責我們都是強詞奪理。 　　9:30“黃武官 ”叫來了董事長，想不到董事長也這么沒風度，大罵了我們一頓，然后宣布：10:00以前去上班，不然的話就與我們終止關系，不給飯吃，不給睡覺。大家感到人格受侮辱，再回想起董事長平時把我方勞務人員看成是國內窮得混不下去來尼加拉瓜討飯的，出言不遜，大家情緒非常激動，再也不想待下去了。兩名武裝人員仍守候在門外。我們不能離開孫積明。這時已經過了董事長限定的時間，“黃武官”派了兩名當地人把床板拆走了。同志們感到已經沒有退路了，立即整理箱子打包。我想明天是星期六，國內可能是大禮拜，一時聯系不上，這件事情很嚴重，我叫大家并一并，但是這種激憤的情緒我是無論如何壓不下去的。從那時起，年興公司就不給我們飯吃，讓我們睡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臺灣人同時卡斷了我們與國內聯系的通道，不許我們打電話發傳真。 　　尼加拉瓜與我國沒有外交關系，沒有大使館，我們和國內失去聯系，大家心情很沉重也很焦急，我們處在一個很危險的境地。同志們想到了應該找我國駐當地的官方機構。通過當地人的介紹，我們得到了新華社駐尼加拉瓜分社的電話，立即與他們取得了聯系。午飯都沒有吃，下午我們派了4位同志，叫了出租車去新華通訊社。首席記者李強和駐外記者羅國海同志熱情接待了我們，給我們出主意，肯定了我們的行動是正確的，鼓勵我們與資本家斗爭要有理有節，并幫助我們接通了上海紡織局外經辦的電話。 　　下面這些照片都是在新華社拍的。臺灣人從5日6日開始單方面終止了我方十三位紡人員的勞務關系，置我們勞務人員于無法生活的困境。新華社成了保護我們的避難所。新華分社記者羅國海同志不僅給予我們物資上的支援，還拿出私款借給我們用于生活開支。緩解了我們的困境，他還多次到我們住地了解情況，在內參選編上寫文章報導我們發生勞務糾紛的實際情況發到國內，伸張正義，避免了一些不切實際的誤導，保護了勞務人員的合法權益，令我們非常感激。 　　我們經常去新華社，把我們與國內溝通中遇到的問題告訴分社的同志，取得他們的幫助。羅國海還利用假日休息時間開車帶我們到馬那瓜市中心及周邊的商場去觀光，讓我們沉悶的生活有了歡樂。在新華社，我們游泳，采摘芒果，閱覽書報雜志，愉快的心情沖淡了沉淀于心中的煩惱。 　　尼加拉瓜天氣很熱，我們宿舍條件又差，羅國海同志經常周末開車到我們住地接我們去新華社避暑，那里有泳池。同事們就在泳池泡半天，打打鬧鬧暫時忘記了身處逆境的煩惱。 　　新華社大院里有好幾棵芒果樹，熟透的芒果散落一地，我們就挑好的裝了滿滿一袋拿到宿舍去品嘗。羅先生和夫人還把最好的品種留下打汁給我們吃，真正的純天然芒果汁，尼加拉瓜是芒果的產地很正中。大家感到新華社象家一樣溫暖。 　　這幾張照片是羅國海同志開我們去馬那瓜市中心拍的。是市政府，革命廣場， 　　這張也是羅國海同志采訪尼加拉瓜政府活動時帶我們去的。所在的地方是馬那瓜著名的洲際飯店。 　　這是工藝美術市場。 　　因國內沒有及時答復，5月6日我們為了保護勞務人員的安全，為了維護合同的尊嚴，暫時離開工作崗位，無法在臺灣人限定的時間內到廠里去。所以事情發展到這樣的狀態。5月7日紡織部發傳真給我們，要我們無條件上班。問題是為什么不追究臺灣方的違約，卻無原則的遷就臺灣方，為了賺錢置同胞的安危于不顧，我們雖然想不通，但是為了保全項目，我們還是主動去找臺灣方。但是臺灣人除了無端指責毫無誠意，不讓我們上班。直到廠里的流水線產量大幅下降（停工的都是流水線上的管理員）再不讓勞務人員復工混不下去了，5月17日也就是終止關系11天后，臺方指定了七個復工人員的名單，要他們寫悔過書以后才能上班，其余六位不讓上班。紡織部居然同意臺方意見，上海紡織局外經辦則發傳真要我們按紡織部的意見辦。原來紡織部只認錢，不認原則，也不保護國內同胞，一味向臺灣方低頭，通過這次出國我算認清了這個真相。開始七位同志不肯寫悔過書，我盡量做他們的工作，積極配合國內解決問題，后來他們寫了悔過書5月17日七位同志上班了。 李斌，宋春明，周建林，周榮爾在住地。 　　余下的六位同志天天在宿舍里，靠新華社同志的借款和七位上班的同志拿出部份工資維持每天的開支，我們天天晚上與上海通電話，我也利用各種渠道尋求解決辦法，發傳真給我們上海紡織局出口辦派往哥斯達黎加工作的同志，看看有沒有就職的機會，那里離尼加拉瓜最近，能不能找個單位讓我們六個人轉過去。上海紡織局也在尋求解決減少損失的辦法，小宗打電話給新華社的羅國海同志，是否讓六個人到另一家臺灣人開的廠去工作，羅國海同志親自去那家臺資廠（富泰制衣廠）找中方負責人商量，但沒成功。我們六人還到韓國人開的制衣廠去詢問,因語言不通沒成功。從5月17日到6月中旬，紡織部沒有作過任何指示。我們六人既上不了班又回不了國，就象被軟禁的囚徒。大家都很苦悶，我們配合國內盡了不少力，尋求減少損失的途經，但都不行。我們給朱書記、姜局長發過傳真，向局領導反映情況談了我們的想法和要求。我們的處境太艱難了，由于路線太遠，盡管國內也做了不少工作，但在尼加拉瓜的反應是零。直到6月16日，臺灣人才借給我們六人每人110元美金，我們還給了羅國海同志。 　　后來才弄清楚，在我們發生糾紛的這段時間，紡織部負責我們這個項目的人出國了，沒人管這個事，錯失了解決問題的良機。使我們蒙受了許多委屈。我們堅持要國內明確雙方的是非，分清責任，明確表態才回國，紡織部遲遲沒反應，我們就一直苦熬。萬般無奈的情況下，我只能寫信發傳真給上海紡織局黨委書記朱匡宇和局長姜光宇同志求助。朱匡宇書記立即批轉分管我辦的肖義家副局長，批示要求我們盡快回國，余下的事情回國解決，我們聽從組織的安排，臺灣方面為我們六人訂了蘇航的機票，終于結束了58天的艱難等待。 　　慶幸的是尼加拉瓜的人民對我們中國人很友好，遇見我們總會打招呼“china ”。對面的鄰居伊莎貝爾經常來我們宿舍串門，臺灣人給我們斷糧后，我們每天自己開飯，伊莎貝爾借給我們燒飯的鍋子。有時送些吃的東西給我們，有時帶我們去參加鄰居們的活動，還教我們幾句西班牙語，帶給我們不少快樂。我們每天帶著書本去買菜，因語言不通，書上畫著各種菜，魚，肉等，是最形象的翻譯。同事們充分發揮自己的烹調手藝，把每天的生活搞好，有精力去與臺灣人斗智斗勇， 伊莎貝爾，李斌在我們住地。 碼麗亞（伊莎貝爾之女），李斌在我們住地。 吳紅美，陳惠娟，瑪麗亞，伊莎貝爾，陳國英，李斌在住地。 　　上班的同事有時會請客，大家還是開開心心享受美食。雖然苦中作樂，但精神不敗， 　　我們住的房子條件很差，是鐵皮房子，尼加拉瓜地處赤道旁邊，終年高溫，鐵皮房子散熱差，所以非常熱，即便這樣大家也能堅持，無法忍受的是臺灣人的非人道主義。 　　臺灣人中也有良心未眠的人。胡萬德先生就是其中一位。在我們最困難最苦悶的日子里，胡萬德先生經常來我們這邊關心我們，有幾次請客我們吃飯。還開車帶我們去看馬薩亞活火山，去游尼加拉瓜湖。照片吳紅美，胡萬德，李斌。 　　馬薩亞火山公園是尼加拉瓜游覽勝地，位于尼加拉瓜西南部尼加拉湖和馬那瓜湖之間，在這塊方圓50多平方公里的洼地上，散布著一個個高低不一、大小不同、顏色不一樣的火山錐。一個仍在活動的火山口煙霧彌漫，看上去象一個紅褐色的巖石鑄成的巨大盆子，往下看深不可測，盆底的熔巖還在沸騰，四周一片灰白，火山口上空常年懸掛著一團蘑菇云，從很遠的地方就能看到，馬薩亞活火山是很壯觀，只是那時沒有數碼相機，從國內帶來的有限膠卷用來拍人象沒有奢侈到拍攝純景色。我從網上下載一張活火山照片，這是局部的，我們親眼看到的全景比這張照片震撼多了。 程乃鵬，史旭民，周榮爾，李斌，李慶盛，胡萬德，宋春明，艾文，周建林，胡繼衛。 吳紅美，李斌。 　　火山口l有一圈圍欄，往上有數十級石梯，最上面有個大平臺，中間矗立著一個巨大的十字架，不少當地人在平臺上嬉戲玩樂，我特意找了一位尼加拉瓜小姐合影，雖素不相識但尼加拉瓜人重友誼她很樂意，還找了一位漂亮的女孩加上李慶盛四人照了一張合影，真正的異國風情。 程乃鵬，李斌，周榮爾，周建林，宋春明，李慶盛。 　　我們站在最高處極目遠眺，只見空曠的原野一片綠色，找不到一個人影，連牲畜也見不到。周榮爾，史旭民，周建林，胡繼衛，程乃鵬，宋春明，李慶盛，李斌，吳紅美。 　　吳萬德和艾文又開我們去了格拉納達市，其實只能算一個小鎮，但卻號稱尼加拉瓜第二大城市。從陳舊的程度來看，這座城市的歷史是比較悠久的。街上的房子多數是二層樓的磚木結構，一些小店也很簡陋，出售的也多是低擋的日用小商品，馬路上時有馬車經過，塵土飛揚，古樸的風貌使我們有種遠離現代文明返璞歸真的感覺。有幾幢白色西班牙式的建筑，這是上世紀保存下來的教堂，雖然年代已久，但是優美典雅的氣質仍令我們流連忘返。 　　出了格拉那達市，我們上車沿著尼加拉瓜湖繼續往前，只見寬闊的湖面煙波浩渺，船帆點點，湖岸上茶室，亭子、餐館鱗次櫛比，一張張白色的靠椅散落在綠蔭中，增添了幾分閑適的情趣。游人漫步岸邊，一派異國情調，車子開了二十分鐘左右在一個綠樹環抱的亭子邊停下，沿著石梯上去就是餐廳。餐廳的屋頂是木條子架起來的，近似樹桿的顏色，桌子的形狀就象一塊巨大的隨意的未加工過的樹樁，完全是一種回歸自然的質樸。因為居高臨下，從餐廳可以看到尼加拉瓜湖景，游艇來來往往。這次我們不再寒酸了，花了100元當地幣租了一艘游艇，又花了460元訂了每人一份午餐，品嘗尼加拉瓜湖產的海魚。服務員先給我們每人遞上一杯汽水，味道很淡，遠不及上海的汽水，稍等片刻正式上餐了，每人一條炸魚，上面澆了少許番茄醬，幾片生的卷心菜，幾片胡蘿卜，一個檸檬，大半天的折騰大家早已饑腸轆轆，毫無顧忌的大嚼起來，小周擔任攝影師，我和吳老師的狼狽相竟被他定格在照片上，這樣也不錯具有真實感很自然。我們邊吃邊笑，上午轎車被撞壞的倒霉事暫時忘了。 　　吃完飯我們便登上游艇去游尼加拉瓜湖了。尼加拉瓜湖是中美洲最大、世界第21大的湖泊，面積8264平方公里。尼加拉瓜湖通過圣胡安河與加勒比海相連。湖面寬闊，碧波蕩漾，島嶼星如棋布，湖畔山巒疊嶂，它的博大秀美是我國的千島湖不能比擬的，游艇很大，能坐十幾人，專門配有一位當地舵手，游艇是用馬達發動的，我們11人坐在一條游艇上，大家一邊盡情的欣賞湖光山色一邊放聲歌唱，《洪湖水浪打浪》《臺灣島我的故鄉》《我愛這藍色的海洋》《讓我們蕩起起雙槳》《我的祖國》……一支接著一支，歌聲回蕩在山水間。對祖國的思念，一種忘乎所以的興奮，達到了寵辱皆忘的境界。小周李慶盛時而仰躺在船頭望著無際的蒼穹，時而坐起對著遠山高聲呼喊，盡情宣泄，壓抑多時的心情在這一刻得以釋放。我們的游船在湖中穿行，時而漂蕩在寬闊的湖心，時而駛過一個個小島，有的小島只能容納一戶人家，島上人影清晰可辨，兩個大人一大群孩子，家徒四壁席地而坐，尼加拉瓜的人真能繁殖，這么窮還生這么多孩子，這不是愚昧嗎。游了一個多小時，每人花費不到10元當地幣，比國內便宜太多，大家很滿足。下了游艇已經是下午3:00，我們要馬上開回馬那瓜。這是來尼加拉瓜時間最長，內容最多，風景最美的一次旅游，也是最難忘的，要感謝吳萬德先生給了我們機會。 　　1994年6月30日我們搭乘蘇航踏上回國征程，結束了跌宕起伏的兩個月的勞務生活。三次轉機。 　　第一次轉機在古巴機場。 　　第二次轉機在愛爾蘭機場。 　　第三次轉機在俄羅斯莫斯科機場。 　　我們飛越了大西洋，太平洋幾乎繞了半個地球，飛行三十多小時，7月2日到達北京。帶著滿身的疲憊和不安的心情回國了。盡管我們堅持實事求是的申訴了勞務糾紛的整個過程，但是紡織部看重的是項目而不是勞務人員的權益，理解是有偏差的。但是我們會坦然面對，我們每一步都是根據合同，根據國內的指示，我們是在維護合同的尊嚴，維護中國人的尊嚴，我們沒有做錯。問心無愧！ 　　在北京停留了三天，我們去看望了新華社羅國海同志的岳母和孩子。史旭民，宋春明，李斌，周建林，孫積明，周榮爾與羅國海同志的家人合影。 　　在尼加拉瓜經歷了種種磨難，得到新華社同志的鼎力相助，我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羅國海同志本是上海人，母親和兄弟姐妹都在上海，來上海探親時，尼兄們都會聚會，不會忘記這位患難中幫助我們的老朋友。周建林，孫積明，羅國海，李斌，周榮爾，程乃鵬。 　　回到上海后，紡織部在處理這場糾紛時是有點不客觀公正，自己不及時處理還把責任推給勞務人員，好在有新華社的真實報導，上海市政府的重視督促跟蹤紡織局妥善處理。最后解決的結果比較好。事情已經過去三十一年，但是回想起來還是心潮澎湃，恍若發生在昨天。縱然談及此事已經云淡風輕，但是這段不平凡的經歷已經刻骨銘心印在我們的記憶中。尼兄們在逆境中精誠團結，不屈服高壓，不怕苦不信邪，堅持原則，維護中國人的尊嚴，直到勝利。我寫這篇回憶是獻給我們同甘共苦闖過難關的尼兄們，這段經歷是我們人生中的寶貴財富，永遠記住它。 攝影：尼兄文字/編輯/星宇2025年5月3日作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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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加拉瓜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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