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思想——諸子百家之一

夏巴山

諸子百家，是先秦時期對各個學術派別的總稱。據《漢書·藝文志》的記載，數得上名字的一共有189家，4324篇著作。其后的《隋書·經籍志》《四庫全書總目》等書則記載“諸子百家”實有上千家。但流傳較廣、影響較大、最為著名的不過幾十家而已。歸納而言只有12家被發展成學派。諸子百家之流傳中最為廣泛的是儒家、法家、道家、墨家、陰陽家、名家、雜家、農家、小說家、縱橫家、兵家、醫家。中國先民在古代創造了燦爛的中華文化，具有鮮明的特色。中國有五千多年有文字可考的歷史，文化典籍極其豐富。在春秋戰國時期，各種思想學術流派的成就與同期古希臘文明相輝映；以孔子、老子、墨子為代表的三大哲學體系，形成了百家爭鳴的繁榮局面。幾經周折以孔子、孟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宋朝時期全面上位；同時，程度不同地影響到與中國相鄰的國家法家法家是戰國時期的重要學派之一，因主張以法治國，“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故稱之為法家。春秋時期，管仲、子產即是法家的先驅。戰國初期，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開創了法家學派。至戰國末期，韓非綜合商鞅的“法”、慎到的“勢”和申不害的“術”，以及法家思想學說之大成。 在中國傳統法治文化中，齊國的法治思想獨樹一幟，被稱為東方法家或齊法家。齊國是“功冠群公”的西周王朝開國功臣姜太公的封國，姜太公的祖先伯夷輔佐虞舜，制禮作教，立法設刑，創立始禮法并用的制度。太公封齊，簡禮從俗，法立令行，禮法并用成為齊國傳承不廢的治國之道。管仲輔佐齊桓公治齊，一方面將禮義廉恥作為維系國家的擎天之柱，張揚禮義廉恥道德教化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強調以法治國，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提出以法治國的人。至戰國時期，齊國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和百家爭鳴的策源地，繼承弘揚管仲思想的一批稷下先生形成了管仲學派。管仲學派兼重法教的法治思想成為先秦法家學派的最高成就。在稷下學宮“三為祭酒”、深受齊文化熏陶的荀子，還培養出韓非和李斯兩位法家代表人物。先秦法家主要分為齊法家和秦晉法家兩大陣營。秦晉法家主張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齊法家主張以法治國，法教兼重；秦晉法家奉法、術、勢為至尊與圭臬，齊法家既重術、勢，又重法、教。春秋戰國時期，法家思想作為一種主要派系，他們提出了影響深遠的以法治國的主張和觀念，這就足以見得他們對法制的高度重視，以及把法律視為一種有利于社會統治的強制性工具，這些體現法制建設的思想，一直被沿用，成為中央集權者穩定社會動蕩的主要統治手段。當代中國法律的誕生就是受到法家思想的影響，法家思想對于一個國家的政治、文化、道德方面的約束還是很強的，對現代法制的影響也很深遠。這一學派，經濟上主張廢井田，重農抑商、獎勵耕戰；政治上主張廢分封，設郡縣，君主專制，仗勢用術，以嚴刑峻法進行統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則主張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其學說為君主專制的大一統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論根據和行動方略。法家主張“以法治國”，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這為后來建立的中央集權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論依據，后來的漢朝繼承了秦朝的集權體制以及法律體制，成為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治與法制主體。法家重視法律，反對儒家的“禮”，反對貴族壟斷經濟和政治利益的世襲特權，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勞與才干授予官職。法律的作用就是“定分止爭”，也就是明確物件的所有權。“興功懼暴”，鼓勵人們立戰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懼，興功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富國強兵，取得兼并戰爭的勝利。法家反對保守的復古思想，主張銳意改革。他們認為歷史是向前發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隨歷史的發展而發展，既不能復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舊提出“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張。韓非則集法家大成，提出“時移而治不易者亂”，把守舊的儒家諷刺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漢書·藝文志》著錄法家著作有二百十七篇，今存近半，其中最重要的是《商君書》和《韓非子》。《隋書·經籍志》列出的法家經典有《管子》十九卷、《商君書》五卷、《申子》三卷、《慎子》十卷、《韓非子》二十卷、《新書》三卷、《正論》六卷、《法論》十卷、《政論》五卷、《阮子正論》、《世要論》十二卷、《陳子要言》十四卷、《蔡司徒難論》五卷。 <a href="https://mp.weixin.qq.com/s/_zqZkLGIx4kNjzXkKev0aw" target="_blank">查看原文</a> 原文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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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思想——諸子百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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