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響聚會的號角(十四)——海外游子的赤子心

后山人

作者簡介 個人簡介：周金魁1957年10月出生于尤溪城關1971年1月尤溪實驗小學畢業(yè)1975年6月尤溪第一中學畢業(yè)1975年7月上山下鄉(xiāng)插隊于尤溪縣溪尾公社溪尾大隊半嶺村期間小說“隨心鍵”發(fā)表于尤溪縣“群眾文藝”1976-1977年12月參加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1978年2月進入福州大學化學系其后獲化學學士學位/化學碩士學位 1988年赴德國留學1991年獲化學博士學位 致同窗摯友 喜聞尤溪一中75屆同學即將舉辦紀念高中畢業(yè)50年聚會，只因山高水長未能前往深遺憾。與同學兩年半的相處雖短，同學之間的友誼卻地久天長。 ?大家知道，我曾經(jīng)在尤溪實驗小學，尤溪一中的初中和高中學習，許多同學和我是一個年級、一個班、一個組，甚至是同桌的同學，有的同年級的同學，雖然沒有和我同過班，卻是打牌下棋的伙伴。在高中我所在班級是高中3班、教育?革命實踐隊、農建班。此機會，寫了篇“尤溪一中記憶”，分成“初中部分”和“高中部分”，記錄了我在尤溪一中的歲月。在整理這篇文章時，黃國良同學給了我很多的鼓勵、建議和幫助，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謝！ 親愛的老同學，五十年歲月如梭，我雖身在海外，但心中常念往昔同窗情誼，愿你們身體健康、笑口常開、生活美滿、幸福安康！ 周金魁 2025.04.30 我在尤溪一中的歲月 歲月長河的鐘聲: 尤溪一中記憶（1971.02 - 1975.06） 周金魁 前言：高中畢業(yè)五十年了，然而，尤溪一中校門口的鐘聲，仿佛還經(jīng)常在耳邊回蕩。每每回首中學時代的往事，都禁不住心潮澎湃，求學路上的酸甜苦辣，頓時就涌到心頭。只是太久沒有寫文章了，猶豫了許久，最終還是決定，用肚子里已經(jīng)沒剩多少的墨水，把半個世紀前的學習經(jīng)歷，學校的生活回憶和整理出來和大家分享，或許文字終難復刻時光原貌，但請允許我將這些文字輕輕叩響與您記憶共振的鐘擺。 第一部分 難忘的初中 (1971.01—1973.02)1971年2月中旬，元宵節(jié)已過，尤溪城關的天空仍然一片灰暗，冷風颼颼，大家習慣稱為“尤一中”的中學，迎來了文革后的第三屆學生。這所中學，坐落于文山腳下福星塔邊，依山傍水，面向四周被河流環(huán)繞的沙洲果園。這所中學最初在1930年創(chuàng)辦，取名為“尤溪縣公立中學”，在1958年成為完全中學以后，被更名為“尤溪縣第一中學”。1968年底，在慶祝祖國山河一片紅的鑼鼓聲中，被易名為“尤溪縣紅衛(wèi)中學”（以下都簡稱為尤一中）。?50多年前，我在這所初中，度過了兩年艱難卻充實的時光。 由于當時實行的是“學制要縮短”的方針，也就是說，小學實行5年制，中學實行4年制(初中和高中各兩年)。也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們這屆剛入學是初一，而前兩年入學的第一屆的學生已經(jīng)升到高一，第二屆的學生則升到初二。另外，當時還是處于全國學習解放軍時期，因此，學校的年級就被稱為連，年級以下的班級叫做排，排以下就是班，相當于我們現(xiàn)在的小組。我們前面的兩個年級，已經(jīng)被命名為一連和二連，按順序，我們剛入學的這個年級就被編為三連。我們這個連共有四個排，叫做三連1排與2排、三連3排和4排。連長和指導員由老師擔任，兩個副指導員（1排:王晉義，3排:陳開華）和兩個副連長（2排:鄭征，4 排：李嘉耀）分別由各個排學生干部兼任。 我們這屆學生還不到200人，分成四個排，每個排大約40幾個同學。主要來自城關的實驗小學和大埔山小學。大埔山小學，是為了方便住在城關上游建設街的同學就近上學而建的，4年級的時候，我們1-3 年級在實驗小學上課的同學，部分分流到那里。讓人感到興奮的是，在3排新生里有小學同班經(jīng)常在一起學習，打乒乓球和參加各種活動的同學，鄭耀蘭、李振華、程宏琦等（鄭征去了2排）。此外還有王大輝、劉偉平、施上堪分流到大埔山的老同學又重新回到一個教室（李嘉耀去了4排）。小部分就是來自城關附近的小學，如水南小學、水東小學、埔頭小學以及其它離城關更遠一些的小學。這些農村小學，每個學校的人數(shù)都不多，應該在農村小學畢業(yè)后，學生上初中的比例比城關小學的更低，難度更大。一到初中，男女同學的比例，和小學時相比，更是斷崖式下降。當時在整個社會“讀書無用論“ 甚囂塵上，而且教育部門在運動中遭到了極其嚴重的沖擊。大學的教授，中小學的教師和大多數(shù)的知識分子都被污蔑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臭老九”。青年學生初中和高中畢業(yè)后，不能上大學，還得上山下鄉(xiāng)到農村，因此，很多同學就放棄了到初中讀書的機會，寧可在外面打零工（除極少數(shù)有門路的能找到好的工作）。另外，當時家庭收入普遍較低，兄弟姐妹多，家庭生活貧困，也是一種升學少的原因。來自城關和水南的同學，被稱為“通學生”，中午和傍晚都回家吃飯，然后再到學校上課或者晚自習。好在當年的城關并不大，不用花太多時間在路上。其它被稱為“寄宿生”的同學，主要來自離城關較遠的村莊，就住在學校提供的擁擠的宿舍里，里面有雙層床鋪。他們平常都自己從家里帶來米和咸菜，拿自己的米到食堂去蒸，如果在學校的食堂買菜，一份菜花幾分錢，看起來不貴，但對這些同學來說，還是不小的開支。有趣的是，有時走讀生中午也會在學校食堂蒸飯吃，就是為了中午不回家，能夠在教室里打撲克下軍棋。 尤一中原來有兩處校區(qū)，中間隔著縣糧食儲存?zhèn)}庫。主教學樓區(qū)在也就是后來稱為“5連車隊“的地方。我們入學前，省汽車某團5連（也按解放軍的連編號）車隊從外地調到尤溪縣，在城關看中了這塊風水寶地。當時剛經(jīng)歷文革，學校不被重視，無奈尤一中只好忍痛割愛讓出該地，結果鳩占鵲巢，弄得我們借用航管站辦公樓上課。據(jù)說，學校只拿到10萬元的補償。不過，這在當時也算是一筆巨款。學校重新設計和建造新的教學樓。只是十賠九不足，這10萬元只夠基本開支，許多建筑工地的活都要求老師和學生一起來干。主校區(qū)被占前兩屆的學生就要陸陸續(xù)續(xù)地從這些教室搬出來，擠到靠福星塔校區(qū)這邊僅有的幾間教室。第一學期，我們這屆的4個排被安排在學校操場旁邊被稱為木構樓的教室里上課，第二學期就流落到上課無教室，要借用其它單位的房間寄人籬下。第一學期，設的主要課程有“天天讀”，勞動課，語文（老師-楊孫楷/陳岳），數(shù)學（老師-林怡森/鄭麗欣），工業(yè)基礎知識（簡稱工基，老師-張烺官），農業(yè)基礎知識（簡稱農基，老師-江英巖），政治（老師-施志福），英語（老師-付秀鶴）等等。打給我。 我們的課程和時間: 每周六天，星期一到星期六（當年是每周六天工作制），上午安排3節(jié)課，下午2節(jié)課，晚自習兩節(jié)課，但每節(jié)課是 60分鐘，而不是通常的45 分鐘。語文和數(shù)學是每周六節(jié)課，其它課程2節(jié)課或者4節(jié)課。每周勞動時間安排為一天，但實際上經(jīng)常會把文化課取消，臨時改成勞動課。同學和老師們經(jīng)常頂著高溫冒著酷暑，為蓋新教學大樓挖土整地基，還要冒著嚴寒到河邊，甚至到冰冷的河水里撿小石子，撈沙子，并沿著陡峭的山坡小路，挑到公路。大家在山垅田里，翻土插秧除草施肥，收割水稻。還在山垅邊開荒，種果樹，燒草木灰等。另外，老師還和同學到附近的山上，最常去的是一個被叫著“老鼠坑”(羅厝坑)的地方，去砍挺重的雜木并運到學校的 “920 工廠”。這個校辦小工廠生產當時很暢銷的農作物生長激素“920”，并用些雜木來生產香菇、白木耳等菌種。在學期考試結束后，城關的同學，還要參加勞動兩星期。實際上，這樣算起來，每星期的勞動時間，至少一天半。上午的第一節(jié)課，除勞動那天外都是“天天讀”。這個時間，同學們一起大聲朗讀毛主席語錄，唱樣板戲和其它革命歌曲，然后還要自己讀毛選（毛澤東選集1-4卷），寫學毛選心得體會，大概每星期寫一到兩篇。晚自習時間，大家可以復習一下白天文化課的內容和完成作業(yè)。但星期二和星期五還是政治學習的時間，被稱為“二，五晚上政治學習”，雷打不動。這個時間和“天天讀”一樣，同學們仍然是寫讀毛選心得體會，有時每個同學都要在教室里發(fā)言，交流自己寫的心得體會或者讀自己寫的大批判稿（其實大多數(shù)都是從報紙上抄來的）。有時全連的同學會集中在木構樓旁邊的食堂飯廳里聽上級的文件和領導的講話，或者舉行批判會，各個排的積極分子上臺發(fā)言。 農基課，從初中到高中主要圍繞著“農業(yè)八字憲法” 來學。八字憲法的內容有：土—— 深耕改良土壤，土壤普查和土地規(guī)劃，肥—— 合理施肥，水 ——興修水利和合理用水，種 ——培育和推廣良種，密 ——合理密植，保—— 植物保護、防治病蟲害，管 ——田間管理，工 ——工具改革。每個排都有一塊水田作為實踐的場地。大家主要學些農作物的種植，水稻的育秧除草，施肥（氮肥，磷肥和鉀肥），防治病蟲害，稻瘟病和二化螟/三化螟等等。 工基課：主要學些杠杠的原理，齒輪的傳動原理和滑輪的應用等等。 ?政治課：主要是講一些時事政治，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1971年3月18日恰好是巴黎公社100 周年紀念日，大家學習了巴黎公社精神“1871 年3月18日，法國巴黎無產階級發(fā)動武裝起義，推翻了資產階級統(tǒng)治，奪取了政權”，同時也學習和了解100年前法國巴黎公社的情況。其實我們絕大多數(shù)同學都沒出過省沒出過縣，對這些知識也是云里霧里地不知所云。語文和數(shù)學老師只教兩個排，其它科目的老師教4個排。1排和2排的語文和數(shù)學老師是楊孫楷和林怡森。 3排和4排的語文老師是陳岳和鄭麗欽。 語文課: 陳岳老師大名鼎鼎，在史無前例的運動中是一個造反派的頭（number 1 人物），最高光時刻官至縣革委會副主任。作為語文老師陳岳還是挺受學生歡迎的，至今還記得，有篇課文叫“草棚中學“，開頭是“北風怒號，雪花揮舞，山野披上了銀裝。清晨，竹林里走出一老一少，·……“ 陳岳老師朗讀起來抑揚頓挫很有感染力。語文課主要聽老師講解課文，學些基礎語文知識和練習寫作文等等。陳岳老師為了強調標點符號的重要性還給同學們講述了流傳很廣的故事：“下雨天留客天天留我不留”，“下雨天，留客天，天留我不？留！”，“下雨，天留客，天天留我不？留！”，大家聽得津津有味，留下深刻的印象。 數(shù)學課：近年經(jīng)常有人調侃一些數(shù)學不好的人說: “你的數(shù)學應該是體育老師教的吧”。正巧， 3排和4排的數(shù)學老師鄭麗欽，還真是搞體育出身的。不過，當時我們的基礎都較差，初中數(shù)學并不深，她教我們初一數(shù)學，應該是游刃有余。鄭老師，性格開朗，廣受學生歡迎，無論是家庭背景好的還是出身貧寒的。尤其是她還挺關心來自貧窮家庭的學生，往往能雪中送炭，讓人感到溫暖。初一數(shù)學主要學些有理數(shù)（正負數(shù)）的計算，一元一次方程，二元一次方程，一元二次方程，平行線的性質和全等三角形等。鄭老師講課生動，特別能采用啟發(fā)式教學，課堂的氣氛也特別活躍。經(jīng)常在課堂上布置練習題，學習好的同學，一會兒就做好了，她就請這些同學到黑板上先寫出解題步驟，再講解題的方法，這樣很能調動同學的學習積極性。鄭老師同時還兼任校乒乓球隊的領隊。 開學了2個多月，大概4月下旬，老師安排了半期考試以檢查教學效果。考試科目有語文、數(shù)學、政治、工基和農基。其實在這兩個月里，“天天讀”政治學習和勞動占了不少時間，沒多少時間真正用在各個文化課程的學習。整個年級的考試成績公布出來，有點差強人意。老師說，每個班級五門考試都及格的同學屈指可數(shù)，成績遠不如前兩屆的學生。也許是老師們過高地估計了我們這屆學生的實力，出的考試卷子偏難了。其實，我們這屆學生也挺慘的，史無前例的運動開始時，我們還在小學一年級，其后2 年級和3年級幾乎沒有好好上課，“打了一年魚，曬了兩年網(wǎng)”。而我們前兩屆學生，有的甚至都完成了小學6年級的全部課程，自然不能同日而語。幸運的是，這場考試下來，我竟然還能保持小學時的好成績。不像在小學，基本上只學語文和算術，到了初中，學習科目，一下多了好幾門，有些只靠勤奮學習而拿到好成績的同學，似乎還適應不了。有趣的是，幾乎成績相對比較好的同學都集中在我們排。1排和2排沒有發(fā)現(xiàn)成績特別好的同學，但來自埔頭小學，4排的胡玉清同學卻讓人“刮目相看”。他不僅學習成績優(yōu)秀，而且學習勤奮刻苦。整個初中階段，我們兩個應該是各科成績都比較好的同學，當時他是4排的學習委員（高中時是團支部書記）。同學應該記得，當時的考試卷子，都是老師們把試題刻在蠟紙上面，然后用油墨機印在紙上，質量還不錯（我有保留考試卷子的習慣，從這次的半期考到高一的考試卷子，我都保留下來。1977年初，我重新復習中學的知識時，就把這些卷子都重新做了一下，結果1977年底高考時，竟然起了很大作用(這是后話）。沒過幾天，老師就找考試成績相對較好的同學了解情況，并采取有效措施，提高了大家的學習積極性，改善了學習方法，同學們也更加努力學習。我們這屆同學，多數(shù)出生于1957年和1958年，這年學校慶祝6.1兒童節(jié)（只在我們這一屆活動），招待同學們在縣電影院看了電影“鐵道衛(wèi)士”，這是我們的最后一個兒童節(jié)，意味著童年的結束，我們也逐漸長大了，如今回憶童年的什么時光，對這部電影仍然記憶猶新。很快就到六月底，期考就來臨了，大家的學習成績都有顯著的提高。我的數(shù)學和工基都避免了無謂的丟分，其它課目的成績也比半期考時高一些。另外，英語是半期考后，才開始，期末沒有考試，所以就不在這里敘述。考試一結束，寄宿生很快就回到自己的生產隊參加勞動，城關的同學在學校勞動了兩星期，主要是參加建新教學樓勞動。不過學校還算比較有點“良心”，把大家收割的稻子加工成米，上午和下午勞動休息時，都會讓大家到食堂吃一碗稀飯（好像還有點咸菜），不然大家更是餓得前胸貼后背了。其后幾年，如果在山上挖土種水果樹或干其他活時，都會把大概二兩重的白饅頭運到那里發(fā)給大家。是啊，大家應該給我們的“尤溪一中”點個贊！ 暑假很快結束，初一的下學期開始了。我們年級原來在木構樓的教室，分配給了其它年級。我們的新教室，就臨時寄在交通局航管站的樓房，我們喜歡叫它“航管站洋樓”，它坐落在城關“福州門”附近的公路旁，還緊挨著鑄鍋廠，這里從早到晚，敲敲打打，叮叮咚咚的噪音總是不停。這座樓房有四層，每層都騰出一間當教室，安排一個排的學生，我們3排在3樓。教室只稍微改建和裝修一下，有的地方中間還有柱子擋住視線。另外，這里沒有任何體育活動場所，體育課要回到學校的操場來上。我們要管理的一塊菜地也在操場旁靠公路那邊（后來被填平改造成操場了），同學要輪流去澆水施肥，挺不方便，但無論如何，總比沒地方上課強。有些調皮的同學，還會戲弄住在這座樓里的小孩子，家長知道后，氣急敗壞破口大罵。這種戲弄小孩的事情，在各個班級都很難避免，老師也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3連3排和4排的數(shù)學老師還是鄭麗欽。語文課老師剛開始是許輝德。許老師是校政工組的負責人，主要教政治，為人善良，在當時社會環(huán)境里，還能盡最大的努力，幫助當時受歧視的老師和學生，真是難能可貴。 寫到這部分，黯然神傷的感覺 ,不禁油然而生。前面提到當時“讀書無用論”的烏云彌漫在整個社會，而且家庭收入普遍較低，生活比較貧困，已經(jīng)很多同學只能放棄進中學校門。但也未曾料到，初一只上了一學期，到了下學期，我們排原來有40幾個同學，竟然有六個男同學和兩個女同學都輟學了（至今我還非常清楚地記得他們的名字），而且第二學期開學沒多久，我自己也幾乎成了這個輟學“大軍”的一員。當時父親遇到了麻煩（來自城關的同學可能知道我們的情況，七十年代末落實了政策，得到補償，由于篇幅有限在此不多贅述）。我們家也生活貧困，經(jīng)常有上頓沒下頓，也是萬般無奈，母親想讓我輟學去打點工，我在家里呆了幾天沒上學。幸運的是，王大輝同學帶著鄭麗欽老師到我們家，鄭老師苦口婆心地說服了我母親，很幸運鄭老師還和許輝德老師打破慣例，給我特批了助學金，解決了學費之憂?？善渌鼛讉€同學就沒有那么幸運了，后來就很少見到他們，多年以后，我還時常想起這幾個輟學的同學，他們會因為輟學影響了日后的生活軌跡嗎，假如我成為他們中的一員，現(xiàn)在的我會怎么樣呢？ 初一下這學期，我們年級的工基課換成德高望重的毛承鼎老師教。毛老師很有教學經(jīng)驗，嚴謹認真，對學生的要求非常嚴格。文革運動前就是校教務處的負責人。不知有沒有夸張，據(jù)說文革以前在晚自習時，一些在教室吵吵鬧鬧的學生，聽到他漸漸走向教室的皮鞋聲，立刻就老老實實，教室變得鴉雀無聲。不過，我們這屆“經(jīng)過文革運動的烈火，百煉成鋼“的同學，在學校有時也批判“師道尊嚴”，似乎沒有這么膽小，同學們也很尊重毛老師。這學期的工基主要教自由落體、大氣壓水輪泵的工作原理等，期中和期末都進行了考試。毛老師和著名教育家老校長陳祖頊心地善良，“助生為樂”，在文革前的學生中口碑很好，他們總是盡自己的最大努力，幫助生活困難的學生（有時自掏腰包）。文革中兩人遭受厄運死里逃生，此時毛老師已經(jīng)重登講臺，但陳老校長一直在木構樓和校食堂旁的一間房子里，登記和整理學生用的鋤頭、扁擔等勞動工具，還有就是澆肥用的尿桶等，小房間又潮又暗，且彌漫著難聞的臭味。 我們第一學期，其它科目都學了半學期，英語課才剛開始。第二學期學習和考試，都和其它科目一樣。在我們中學的三個年級中，我們還是第一批從初一就開英語課的年級。許多公社（現(xiàn)在改成鄉(xiāng)或鎮(zhèn)）的初中，都不設英語課，也許沒有英語老師，也許認為英語沒什么用，至今，仍然有人爭論，中國人有沒有必要學外語。我等作為來自縣、鄉(xiāng)、村的平民，如果只滿足于自己和子孫，男耕女織開荒種地，工地搬磚，學好小學語文就夠了，不如把學外語的時間拿來看看電視，逛逛街和吹吹牛。據(jù)我所知，當時在尤一中的英文老師人才濟濟，教學水平首屈一指，許多考進廈門大學英文系的學生，很受系里教授的賞識。在初一和初二，教我們英語的傅老師，是歸國華僑，舉止優(yōu)雅，′發(fā)音還挺標準。她戴了一只精致的進口女表，許多往往只能在自己手腕上用鋼筆畫手表（“畫餅充饑”）的窮女學生羨慕不已，經(jīng)常忍不住地老問，“手表多少錢？” ，她總是幽默和巧妙地回答“半分錢一只，如果誰能拿出半分錢，我就賣給誰”。不知道為什么當時福建省沒有自己編英語教材，初一采用湖南省編的，由淺到深的進度特別快（從初二開始用北京編的教材，進度要慢得多）。當時全國所有英文教材的第一課，無一例外，都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 然后就是學大家早就用中文背得滾瓜爛熟的毛主席語錄“好好學習，天天向上”， “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甚至還有更難的“領導我們事業(yè)的核心力量……”等等，此外，當時很時髦的口號“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澤東思想”、“阿爾巴尼亞是歐洲的一盞社會主義明燈“等等。不過，學習和背誦毛主席語錄，也能提高英語水平?！昂煤脤W習，天天向上”，我們當年學的是“study well and make progress every day ”，不是現(xiàn)在大家喜歡說的中式英文“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至今我還能流利地背誦當年學的英語語錄等等。其實也挺有意思的，初學英語，大家都各顯神通。特別是大家都不習慣用音標和單詞本身來標注發(fā)音，而是采用普通話漢字，甚至尤溪方言都用上了來注音。比如，yes(爺是）， lessen five（第五課），就用“（劣紳壞)"， enemy (敵人的意思），用尤溪方言發(fā)音 A-Ni-Mi”（向母親求饒時的方言）。我們同學當中，學英語最早開竅的是劉偉平同學，他還提示我，用單詞發(fā)音和拼寫來記單詞等，我們也不時交流一下，由于同學之間的相互學習和交流，直至高中，我們的英語成績都名列前茅。 初一這學期，大概開學一個月左右，許輝德老師忙于其它工作，我們的語文老師換成了盧芳龍。這讓同學感到十分開心。其實，盧老師在大學里學的是英語，而不是中文，只是學校暫時不需要這么多教英文的老師，只好暫時教我們語文。前文說過，我們這屆同學普遍語文底子差，他教我們語文仍顯得游刃有余，也就是按照語文課的習慣，講解課文，布置作業(yè)，批改作文等。他在晚自習時，除了語文課作業(yè)還主動輔導我們英語作業(yè)，成了我們的雙語老師，同學們倒是受益匪淺。我也就從那時開始，就養(yǎng)成了習慣，把課本上的英語單詞全部抄到一個小本子上，有時間就順便記一記單詞。其實，盧老師也只比我們這些同學大十來歲，有時竟然還和我們玩“跑跑抓”的游戲，儼然一個“孩子頭”的樣子，所以很受男女同學的歡迎和喜歡。有趣的是，一到周末（當時周末指星期六）晚上，我們排的許多男女同學，就不約而同地聚集在他家（他家就在“縣人武部”旁邊，也就是我們同學陳躍住的那個大院子），玩得津津有味。更有趣的是，他家離教室也不遠，但他特別喜歡我們幾個同學早上先在他家里等他，然后一起走到教室。因為第一節(jié)課是“天天讀”，有時也會遲到，大家卻無所謂，因為他會對鄭老師說“他們先到我那里了“，就這樣一伙人就大搖大擺地進了教室，好像遲到還挺光榮似的。其實從小學五年級到初一，因為我?guī)缀趺刻炜葱≌f到深夜，早上起不來（包括考試期間），盡管母親多次催促，“天天讀”時遲到成了家常便飯，從這方面來說，我真不是一個好學生。 這學期其它課程，如政治和農基等等無大的變化。不久就進行了半期考，大家各科成績與第一學期相比，都大大提高了。此外，1971年，手舉紅語錄、口喊“永遠健康”的林彪副主席自我爆炸的“913事件”驚天動地，文件傳到我們這級，也讓僅十幾歲的同學們目瞪口呆驚愕不已，在此就不贅述。時間很快到了年底，大家終于聽到了好消息，新的教學樓落成了。新教學樓，全部由青石條蓋的，呈曲尺形狀，短的一邊有兩間教室，長的一邊有四間，共四層，第四樓有個通向山垅田和在山坡上的“920”工廠的天橋。這在當時，已經(jīng)非常雄偉壯觀了。大家興高采烈地搬進新教室，從此，我們就不必寄人籬下了。沒幾天，就開始期考了。自己這學期期考的成績，讓老師們特別滿意。因為我平常最不興趣的課程就是農基，有次小考，只考了40幾分（中學時唯一的一次不及格）。被問起什么原因，我竟然脫口而出：花太多時間學習數(shù)學（我們同學有時也會一起看些“十萬個為什么”中的趣味數(shù)學），鄭老師知道我在詭辯，結果教數(shù)學的她一點也不賣賬，不給我面子，還挖苦了我一頓（她歷來對我要求比較嚴格和苛刻）。好在期考，也考了90幾分，其實也只是紙上談兵而已，實際干農活，來自農村的同學比我強很多。最終，我拿到了各科全“優(yōu)”的成績。寒假開始了，拿著不錯的成績單，似乎也高興不起來，也許是還沒有完全擺脫“讀書無用”的陰影，至少現(xiàn)在還看不到讀書有用的曙光。稍微有點寬慰的是，畢竟在求學的路上，邁過了一個難關。 寒假很快結束，初二開始了。寒冬雖未完全消逝，卻有一股微弱的暖流吹向校園。初一時用的軍隊編號“連-排-班”被取消，恢復了學校的慣用編號，“年-班-組”。這樣，我們班就改稱為“初二(3)班”。每天上午一節(jié)課的“天天讀”和星期二和星期五晚上的政治學習課都被取消了，勞動課改為每星期半天。上課時間改成:上午四節(jié)課（45分鐘每節(jié)課），下午兩節(jié)課，晚上自習課兩節(jié)。初二主要課程有語文、數(shù)學、物理丶化學、英語、政治和農基。鄭麗欽老師仍然是我們的班主任，但她不再給我們班上數(shù)學課，卻到比我們低一級，剛入學的初一上課，數(shù)學老師換成郭金梅，鄭老師講課生動，教初一數(shù)學更是輕車熟路，應該對新生更合適，教我們班數(shù)學的郭金梅老師為人隨和，很有耐心，講課條理清楚。初二數(shù)學課，一部分是結合實際應用的生產隊會計課程，學習數(shù)字的有效位數(shù)，收入和支出平衡等等，以便學生初中畢業(yè)后到農村就能學以致用。另一主要課程是平面幾何，平面幾何，主要研究平面即二維的圖形，常見的代表圖形為三角形、矩形（正方形長方形）、平行四邊形（例如菱形、矩形）、梯形、五邊形、其他多邊形、圓、橢圓、半圓、不規(guī)則圖形等等，主要研究平行、垂直、面積、邊長等。課程比較枯燥乏味，不好理解，好在教學經(jīng)驗豐富的郭老師，耐心細致，數(shù)學邏輯能力強，教學效果顯著，半期考試大家的成績還挺不錯。但好多從其它小學畢業(yè)的同學在答題時搞不清楚1.0 和1 的差別，還振振有詞地辯解，小學數(shù)學老師說:“1.0就是1”。其實簡單地說， 1.0和 1 的精度是不一樣的，對小學生不要求這些，但我們實驗小學畢業(yè)的同學就避免了這些錯誤，因為我們的小學老師還是做了交代，以后進了中學就需要這些概念了?？梢娎蠋煹乃?，對學生的知識積累和思維能力的培養(yǎng)是何等的重要。記得一次數(shù)學考試后，郭金梅老師讓我看了改過的考卷，叫我敘述一下附加題的解題思路，老師也想了解一下學生的答題情況，并提示說還可以考慮用另一種方法解題，這對提高我的發(fā)散思維很有幫助。?其實，在初中時我對數(shù)學最感興趣，只可惜后來幾年學習數(shù)學的環(huán)境每況愈下，因此未能在數(shù)學領域深造，對此深感遺憾。教物理的林占樟老師（見下一段），也非常認真負責，考試后也耐心解釋習題（正題和附加題），有次稱贊我們班的曾建明同學很有物理天賦，連附加題都答得很好。 初一教語文的盧方龍老師被安排到高一去教英語和任高一（4）班的班主任，雖然不再給我們上課，但他還是一直關心我的學習。沈淑耀老師，多才多藝，教過學生寫美術字（黑體字仿宋體字等等），因此板書很漂亮，講課聲音不大，卻挺有感染力。當時“ 憶苦思甜”活動很流行，經(jīng)常出現(xiàn)在各種文藝演出和文藝作品中，目地是讓大家了解“舊社會”的貧困與生活。學校有時搞“憶苦思甜”活動，除了請“苦大仇深”的老人來講家史外，還會用些米糠和野菜（或者用比較差的青菜）加水煮成“憶苦飯”，讓我們體驗，吃糠咽菜不容易，但大家還是盡量往肚子里吞。語文課的一篇課文，“一塊銀元” 給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這篇憶苦思甜的文章，緊跟當時的形勢，文筆流暢，深深地感動了我們。另一篇課文，敘述了廣西退伍戰(zhàn)斗英雄韋江歌的貢獻，“有功不自恃，栽樹不乘涼”給我們留下了很深的影響，沈老師也非常詳細地給我們講解了這篇課文。語文課除了學習課文，寫作文，還學習語法基本知識，怎么區(qū)別句子成分（主語、謂語、賓語、定語、狀語和補語）以及簡單修辭手法，另外，還學習一些常用成語。在考試里，還有解釋成語一項（解釋成語經(jīng)常出現(xiàn)在高考等各類語文考試中）。晚自習時間，老師不上課，但是每天晚上必須有一個下班來輔導同學，我們同學之間也可以互相交流和討論，對學習還是很有幫助的，好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當時城市比較大，晚上學生不去學校自習，此舉我們這種縣城中學的學生成績和他們的差距變小了。毫無疑問初二是整個中學時代教學氣氛最為濃厚和活躍的一年，有時會有許多老師來我們教室觀摩沈老師的講課過程。 初二時，原來的工基課被分成物理和化學課。物理課老師是林占樟、王福慶，主要教基礎電學知識。當時的學生，普遍知識匱乏，談到電只會想到電燈電話。最初學的是最基本的歐姆定律，但當時用洋人命名的定律是封資修的東西，所以就被改稱為電流定律，電流=電壓/電阻（后來又改回歐姆定律）。這個定律還被用電路的串聯(lián)，并聯(lián)的電流計算等等。有時老師也教些聯(lián)系實際的知識，生產隊用電的計算等等。最后開始教電磁學，電場和磁場，電和磁的關系等，這個部分可能是比較難學的，估計絕大多數(shù)同學早已忘了當年學的知識，在這里就不仔細?敘述了。化學老師是張烺官?；瘜W有些方面甚至比物理還要抽象難懂，文革前初三才開始上化學課，但因為初中的學制是兩年，所以就放在初二來上。剛開始教些化學元素的符號，電子、原子和分子，以及化學式，然后是一些化學反應，如酸和堿的反應等等，也教些聯(lián)系農村實際應用的知識，比如:如何把高濃度的農藥稀釋，用多少高濃度的農藥加多少水混合均勻等等。 其它科目，初二和初一相比，沒有什么大的變化，只是學得更深一些，在此就不再此一一敘述。毫無疑問初二是“以學為主，兼學別樣”的黃金時期，老師們教學嚴謹，認真負責，精益求精。特別是數(shù)學、物理、化學，都有階段考、半期考和期考，而且多數(shù)還出了附加題來鍛煉學生，通過以學過的知識來解答以前沒有見過的難題。當時雖然經(jīng)?？荚嚕蠋熀苌俟_學生成績的高低。唯一一次就是第一學期半期考后，班主任鄭麗欽老師把幾個學習成績比較好的擺了一下。剛轉學來我們班不久黃國良，他初一沒學過英文，所以成績比我要差一點，劉偉平、李振華、曾建明、鄭耀蘭和王大輝同學的成績也都挺好，這是整個初中時僅有的一次學習成績排名。 初二第二學期下半學期，我們學校搞了一個反對資產階級對學生的腐蝕的斗爭，簡稱“防腐蝕”，也就是要檢舉揭發(fā)，哪個同學看了當時的禁書（林海雪原、野火斗古城、青春之歌之類的小說）和干了什么順手牽羊偷雞摸狗的事。高中的一個同學，鬧得動靜比較大，偷了不少東西，還被人民保衛(wèi)組（當年公安檢查院法院合并在一起的機關）判了幾年徒刑。我們中學坐落在河邊，河面比較寬闊，但水流湍急，在河中央有個被稱為“沙洲”的小島。沙洲其實是良種場的一個果園，種了各種各樣的水果和甘蔗。我們班有些同學膽子特別大，晚自習后趁著天黑，弄一只船撐船過去，順了不少水果和甘蔗回來，在“反腐蝕”中被老師知道了，造成寄宿生幾乎全軍覆沒無法上高中的嚴重后果，僅曾建明幸運地成為初二(3)班寄宿生中唯一上高中的人。這學期鄭麗欽老師沒有繼續(xù)擔任我們的班主任，改成沈淑耀老師。剛開始沈老師也挺客氣的，只是要求領頭的同學寫個檢討書就好了。其實當年大家都很窮，難得吃到水果，還有句俗語“桃李桃李，偷吃有理” 應該是對這種行為的一種寬容。但這位一直被作為我們班第一重點培養(yǎng)的學生干部也不知道哪里來的底氣，竟然牛氣沖天，不理會沈老師的寬容，以需要到校排球隊訓練沒空為理由而拒絕檢討（真是太不識時務！）。結果小事變大，被告到校領導那里，排球也打不成了，檢討還得寫。最后初中畢業(yè)后，也沒有獲得上高中的機會，也枉費了鄭老師的苦心栽培，真是太可惜了！ 臨畢業(yè)的時候，我們班評選了三好學生，李振華（班干部），蔡偉照（組長），我（組長）和黃國良等都榜上有名。黃國良雖然剛轉學到我們班，但學習努力刻苦用功，成績優(yōu)秀名列前茅，深得老師和同學們的好評。此外勞動表現(xiàn)好，為班上積肥最多，星期天經(jīng)常就到學校后山給班級燒草木灰當肥料。蔡偉照也表現(xiàn)突出，他是我們班唯一入團的同學。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們年段學習成績好的同學多數(shù)都在我們班，也許是因為熱愛學習的同學在一起能夠互相交流互相幫助共同進步。1977年恢復高考后，我們班的同學先后考上大學（現(xiàn)在稱為“985/211/“雙一流”等”）的人數(shù)在整個年級最多，而且有幾個同學還在國內外的大學獲得博士學位，這不僅在本年級，而且在尤溪一中的幾屆學生里，也是絕無僅有的。每到期末考試結束，學生離開學校前，都能收到一份成績單，里面有老師的學期鑒定和各科成績。初中這兩年，學習成績最受重視，基本上決定學生能否升級（及升高中）。第一學期只有學期成績，第二學期有本學期成績，另外還有由兩個學期平均起來的年度總成績。優(yōu)良和及格是用黑色（藍色）鋼筆寫的，而不及格是用紅墨水。成績最慘不忍睹的被老師戲稱為“科科掛紅燈”，肯定要留級，不知這些同學和家長有何感覺。1973年初（農歷12月），初二結束,也就是大家初中畢業(yè)了。我們從小到大，都不敢和父母親開玩笑，應該也是多數(shù)人的習慣。我也不知道，那天怎么會突然間心血來潮，拿著成績單回家，竟然斗膽和我媽說，“這學期成績沒一門是及格“。出乎意料，不知道母親是無所謂還是覺得很有把握，只是反問“老師不是說你很“拔尖”嗎（現(xiàn)在稱為“學霸”），自己書怎么讀的”。最后我還有點得意地指著成績單說，你看哪一門是“及格”，都是“優(yōu)”嘛。她終于笑著回答“這還差不多”。初中畢業(yè)了，按當時最流行的說法，就是萬里長征剛剛走完了第一步。 第二部分 風云變幻的高中 （1973.02- 1975.06) 1973年的初春，春光明媚，微風拂面，我走進了熟悉的校園，心中是百感交集，高中的學習生活開始了，這里永遠都是春天嗎？比我們早兩年入學的第一屆學生，此時已經(jīng)高中畢業(yè)（這屆被稱為1973屆高中畢業(yè)生），正準備到廣闊天地，滾一身泥巴，干一輩子革命。這一年教育部門決定，要把春季招生改回秋季招生，因此我們的高一有三學期。和前兩屆一樣，我們這屆也只招四個班200多學生。尤一中的高中招生范圍除了本校畢業(yè)的初中學生，還有附近幾個公社的初中學生，團結(西城)、坂面、臺溪和溪尾中學只有初中部，不設高中，那里的部分初中畢業(yè)生也來城關上高中。高中的人數(shù)有限，相當一部分原來初中的同學由于學習成績不佳，“平常表現(xiàn)較差” 或者家庭出身不好（“地富反壞右”“走資派”家庭）等原因，也就沒有上高中的機會。我恰好從原來的初二（3）班“升”到高一（3）班（確切地說是被分在3班），許多初中時比較熟悉的同學都不在一個班，剛報名時，感覺有點失落，王大輝、黃國良和鄭耀蘭在（1）班，劉偉平和蔡偉照在（2）班，李振華和曾建明在（4）。但一起在（3）班的有程宏琦（他從小學一年級就同個班），鄭征（小學五年級同個班）。鄭秀峰也分在（3）班，以前沒有同在一個班，但挺熟悉，因為我和王大輝等同學在初中時，周末晚上經(jīng)常到鄭耀蘭家打撲克下軍棋，鄭秀峰是他弟弟。四個班的班干部都是老師指定的，應該也平衡了來自不同的初中，還記得他們和各班的班主任，團支部書記/班長/班主任：（1）班王其本（團結）/黃國良（尤一中）/劉炳華（2）班陳才有（臺溪）/張剛選（溪尾）/張文（3）班胡玉清（尤一中）/劉國閩（外縣轉來）/蘇清朝（4）班葉挺明（坂面）/李振華（尤一中）/游梅英。后來有的班主任和班級干部也作了一些小調整。 高一第一學期的課程及文化課時間和初二時一樣，上午四節(jié)課，下午兩節(jié)課，晚上自習兩節(jié)課，每節(jié)課45分鐘每節(jié)課。主要課程有語文、數(shù)學、物理、化學、英語、政治、農基等，另外還有勞動課。數(shù)學和語文仍是主科每周六節(jié)，其它科目基本上是每周四節(jié)。初一的數(shù)學老師鄭麗欽，這學期回到她的老本行，教我們體育課（球類、田徑和體操等），她教數(shù)學課時，和同學的關系就很融洽，因此體育課更是生動活潑，氣氛特別好。這學期后她就隨軍調到福州，初一時鄭老師的雪中送炭，我一直牢記于心，到了1980年初我在福州上大學時，才重新聯(lián)系上已經(jīng)轉到福州工作的鄭老師。班主任蘇清朝老師給我們上物理課，講課聲音不大，總是一個調子不高不低算不生動，但他教學經(jīng)驗豐富，總能把物理現(xiàn)象和原理講得透徹。我們主要學了力學部分力的合成和分解，以及計算方法。另外學習距離時間速度加速度之間的關系等等。學校有個電工廠，是林占樟老師一手創(chuàng)建的，五個前兩屆高中畢業(yè)的同學，由于特殊情況不用上山下鄉(xiāng)，留在這里工作，許多同學羨慕不已。開學沒多久，電工廠要招興趣小組，每個班兩人，蘇老師推薦了我。記得是每周兩小時，我去了兩次，只學了用電烙鐵焊接電路，覺得學不到什么知識，竟然自己退出了。好多同學都喜歡到電工廠學點技術，對這種機會都趨之若鶩，放棄了這么好的機會，我好像從來都沒有后悔過，只是辜負了蘇老師。應該很少同學記得，數(shù)學老師陳春成教了最初的幾節(jié)數(shù)學課，主要是不等式的運算，因為生?。ú『弥缶驼{到外地學校去了），所以留給大家的印象不深。接任數(shù)學課的是黃金輝老師。黃老師看起來衣著樸素，為人隨和，當時我只知道他來自離縣城不遠的梅仙聯(lián)合一帶，是我們中學“老三屆”的高才生，假如不是“文革運動”的爆發(fā)，此時早就大學畢業(yè)了。他是代課老師，只教了近一學期的課，主要是一元一次函數(shù)，y=kx+b，直線的斜率和截距，以及兩條線的相交等等。2015年初在我們75屆同學畢業(yè)40年聚會時，我才再次遇到他，并得知他后來沒有繼續(xù)任教后，就回老家務農。1978年他高中畢業(yè)十幾年后，終于有機會參加高考，考進三明師專，也真是太不容易了。和“老三屆”的學生相比，我們已經(jīng)非常幸運了。 “The new term begins….,,” , 高一英語課的第一篇課文就是“新學期開始了”（課本是北京市編的），課文不長，英語老師李學賢帶著標準的口音，不厭其煩地讓大家一句一句地跟著他朗讀課文，幫助大家提高英語口感，熟記課文。李老師還讓每個同學都讀一遍課文以了解大家的英語水平。不少同學可能在初中沒有學過英語，或者其英語老師水平太低，只能教些簡單的啞巴英語，讀課文時顯得力不從心。但是李老師覺得臺溪中學來的同學，英語水平普遍比較高，能和本校初中畢業(yè)的同學媲美。尤其是林運坐同學讀了一遍課文，難得一見的好口音讓李老師驚訝不已，賞不絕口。一番詢問后，才知道臺溪中學有個一流的英語老師陳英華，他原來也在尤一中任教，文革時調到臺溪中學，果然名師出高徒。其實，各科成績都挺好的臺溪同學除了林運坐外，還有我們班的陳逢枝、阮礽忠，4班的傅興星、朱宗炳等（當時還不怎么了解1班和2班的情況）。?陳金華、林運座、陳逢枝、劉國閩和我剛好在一個組，陳逢枝是團員和組長，我們經(jīng)常就會在一起玩，有時幾個人甚至到林業(yè)局那里瞎逛（當時稱為“建設兵團24團3營），劉國閩和陳金華都住在那里。有一天盧芳龍老師，他教過我們初一的語文，這時是高二（4）班的班主任，見到我后竟嚴肅地說，最近怎么這么貪玩，不想好好讀書？我被問得挺不好意思，但也挺感謝他的關注、關心和愛護。 語文和數(shù)學每周上課時間較多，老師只教兩個班（1和2班或者3和4班），其它課的老師要給四個班的學生上課，因此（2）班的班主任張文老師也是我們班的政治課老師。張老師戴著一副眼鏡，斯斯文文的樣子，有點學者風范，大學上的北京師范大學，是全國最好的師范院校，在那里學習好多年，自然見多識廣。張老師喜歡說“咱們”而不是“我們”，剛開始我們覺得兩個詞都一樣，后來才知道，還是有差別的。“我們”指包括說話人在內的說話的一方，是不是包括聽的人，隨情況而定。 “咱們”則包括了說的和聽的雙方在內。政治課的教學還要緊跟形勢，黨代會的政治報告，元旦的“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志”）社論”，各種政治運動的學習材料等等都得努力學習，深刻領會，真不容易。在狠抓階級斗爭，上綱上線的年代，作為政治課老師更要比其它課程的老師講話嚴謹，條理清楚，以免被人鉆了空子。我們高一屆的一個同學，對政治老師在課堂上人的世界觀的認識和解讀有不同看法，告到校領導那里，弄得滿城風雨。盡管如此，張老師并沒有只是照本宣科，他經(jīng)常能調動同學的上課積極性，把大家覺得枯燥乏味的課，上得生動活潑。至今仍然記憶猶新的是，一次上課，張老師先讓同學們討論國家的本質，不少同學都認為兩個或幾個部落打來打去，就形成了國家，或者說國家的形成是為了打仗。可惜我們的水平有限，真是需要好好學習，其實正確答案是：國家是在經(jīng)濟上從而也在政治上、意識形態(tài)上占統(tǒng)治地位的階級對其他階級實施統(tǒng)治的工具。 化學老師游梅英不茍言笑，看起來總是一副嚴肅認真的樣子。游老師六十年代初就在尤一中教高中化學，口碑還挺好，相對于語文英文科目的人才濟濟，整個縣找不到幾個比較優(yōu)秀的化學老師。高中化學分成無機化學和有機化學兩部分，高一主要學無機化學，教材編寫得還不錯，如果熟練掌握這些化學知識，那無論參加當時的任何考試都能取得不錯的成績。無機化學主要學習無機物的性質和反應，鈣、鎂、水、氯化鈉（食鹽）、硫酸、二氧化碳、小蘇打（碳酸氫鈉）等屬于無機物。有機化學主要學習有機物的性質和有機化合物反應等。甲醛（福爾馬林）、乙醇（常用的酒精）和乙酸（醋的主要成分）等都是有機物。本來有機化學課被安排在高二，如大家所知，后來由于“開門辦學”影響，我們幾乎沒有上過有機化學課。高一的化學課剛學了克分子，現(xiàn)在改為國際標準單位摩爾（mol），阿伏加德羅常數(shù)（6.02x10^23（23次方）每個摩爾含有的分子數(shù)，各種化學反應，復分解反應（兩種物質在水溶液中相互交換離子，結合成難電離的物質——沉淀、氣體、水）和氧化還原反應的定量計算等等。學校還在教學樓的一樓設了一個化學實驗室，畢竟化學是實驗科學，不能總是紙上談兵。通過實驗能培養(yǎng)學生的操作技能和動手能力，也能通過觀察實驗現(xiàn)象，加深對化學反應的理解和認識?，F(xiàn)在印象最深的實驗是做過的一個沉淀反應：氯化鈉與硝酸銀反應。化學方程式：AgNO3+NaCl=AgCl↓+NaNO3現(xiàn)象：生成白色沉淀化學實驗還是比較花錢的，玻璃器皿和化學試劑都挺貴的，所以能省錢的地方就盡量省。本來實驗要用蒸餾水（用電把在玻璃容器里的自來水燒開變成蒸汽，然后再把蒸氣冷凝成水，裝在另一個容器中），但電實在太花錢，所以老師就在下大雨時，用幾個水缸接了雨水來代替蒸餾水，實驗效果沒什么差別（中學的化學實驗對蒸餾水的質量要求不是太高），即省了錢又不影響實驗?；瘜W知識和日常生活及生產實際聯(lián)系比較緊密，化學老師在后來“土壤普查”的實驗室的建立和人員的培訓都起了重要的作用。當時自己也未曾料到，多年以后，自己會和化學結下不解之緣。 開學兩個多月后，也按慣例，老師安排了半期考?？荚嚳颇坑姓Z文、數(shù)學、政治、英語、物理、化學和農基（前面尚未介紹的課程在后面敘述）?？荚囘^后老師都把卷子還給我們，自己檢查哪題答錯或者不夠滿意，同學之間都會比較分數(shù)。畢業(yè)于尤一中的同學和來自臺溪的同學應該在初中甚至在小學受到更良好的教育，成績明顯高于其他幾個初中來的?？梢娎蠋煹膶W識教學經(jīng)驗和態(tài)度，對學生的成績無疑都具有重要的影響，有的科目甚至起決定性的作用。當時已經(jīng)明顯感覺，這時的老師已經(jīng)沒有初中時的那種認真負責的態(tài)度，考試結束后，也沒有采取任何措施來提高學習成績。后來才知道，1972年國務院整頓了教育政策，提出要加強文化課教學，提高教育質量，使教學秩序逐漸正?；?，文化課占據(jù)了課堂主要陣地，教學質量有顯著提升。但是，好景不長，很快被否定、被批判，稱之為“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開始“反去右傾翻案風運動”，教育再次陷入混亂。經(jīng)過文革運動的老師噤若寒蟬，自然對教學質量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以免引火燒身。我從初一開始就有保留考卷的習慣，這些帶著油墨芳香的卷子，陪伴了我好多年。然而當時怎么也想不到，這次半期考竟然是高中時代的最后一次正規(guī)考試。本來期末還有一次正規(guī)考試的機會，誰知所的“教育改革”的暗流涌動，不知從什么地方學來的經(jīng)驗就是培養(yǎng)“小老師”。期末考試前每個班挑選五個學生，只協(xié)助老師輔導其它同學，但不要復習學習內容，也不要參加考試。很不幸我也成了這些“小老師”的一員，因此失去了期末好好復習鞏固和提高各學科的知識并參加考試的機會。說來也挺可笑的，這些“小老師”本來也不比其它同學的學習成績好多少，幫助解答一些數(shù)學習題，有標準答案還將就，但對許多物理化學的概念，本身就一知半解，對語文政治更是連自己都搞不清楚正確的答案，真是誤人誤己。但無論如何這學期還基本上“以學為主”，很快學校越來越不平靜，每況愈下。 高一（7）：上了高中我和許多初中的老同學仍然保持良好的關系，經(jīng)常來往，一起上學倒沒什么影響但一起放學回家不那么方便，因為各個班放學時間有時不一樣，勞動課也不在同一天。暑假開始了，來自其他公社的同學都各自回生產隊參加“雙搶“（搶收割早稻搶種晚稻）。城關的同學差別較大，家庭條件好的在家避避暑，家庭一般的得想辦法掙點零錢。這次劉偉平同學在縣造紙廠先找到一份打臨工的機會，就是冒著烈日把在山腳下的造紙原料麥稈稻秸桃到山上的車間，但他沒有忘記我們，很快就介紹了我和王大輝，大家一起干了一段時間，對窮學生無疑是雪中送炭，為家里減輕了許多經(jīng)濟負擔。好多年后說起這事，還覺得挺暖心的。假期還沒結束，就發(fā)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情。1973年夏天國務院對推薦工農兵上大學的方法做了一些改進，采用了推薦加“文化考試”的方法，也就是被公社推薦到縣里的人，在縣里參加統(tǒng)一文化考試。在農村能從大隊被推薦到公社，公社再推薦到縣里（每一級推薦都要淘汰一部分人），能被推薦到縣一級的，按當時的標準應該表現(xiàn)也很好，然后經(jīng)過文化考試，挑選相對成績好的上大學，也算比較合理。就我所知，我們縣參加考試的人文化程度參差不齊，有小學的，初中的和高中水平的，考試題目也基本上都在初中范圍，難度不大。誰知1973年8月，《人民日報》刊載了現(xiàn)在被稱為“白卷英雄”的遼寧考生張鐵生的一封信，因此形勢急轉直下。其實說他“白卷”還真有點冤枉他，他的考試成績最高的數(shù)學61分，最低的物理化學只6分，稱他為“英雄”還真是太抬舉他了。不過此人膽大臉皮厚，本來他只是強調因為他當生產隊長太忙沒時間復習（難道其他考生就不忙？）所以成績差，還大言不慚地說只要兩天的復習就能把只得6分的物理化學考到滿分，并向領導求情，請在錄取時照顧他一下。結果是這封信被利用（發(fā)表時，向領導求情，在錄取時照顧他的句子被刪去），因此全國上下煽起一股否定文化課、否定知識的歪風邪氣，“讀書無用論”更是甚囂塵上，我們學校也難免深受其害。其后的一、兩學期，雖然也上些文化課，但從來不安排考試來檢查教學質量。 高一（8）：高一的第二和第三學期，我們還能上些文化課，但“以學為主”的“主”逐學期下降，從來不安排半期考和期考來檢查教學質量。其實也是，選拔工農兵學員上大學都不需要文化課考試，那高中算什么，還需要什么考試。不過許多學生倒更顯得逍遙自在，不考試當然沒有任何壓力（也許哪天“需要用時方恨少“）。代課的老師黃金輝離開后，張延勃老師接替了3班和4班的數(shù)學教學任務并擔任了3班的班主任。張老師原來在尤溪三中（在湯川公社）就是數(shù)學骨干教師，剛到尤一中就顯出與眾不同的才能，后來成為尤一中第一位由教師中選拔出來的校長, 真是我們高一（3）班的驕傲。當時主要學三角函數(shù)（以下是最簡單的例子），最簡單的如sinθ（正弦）cosθ（余弦）tanθ（正切）cotθ（反切），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等等，已經(jīng)比較復雜了，初中數(shù)學底子不好的同學，可能比較頭疼了。不過沒有進行考試，自然也不知道張老師教學水平高低，學生學得怎么樣。但學生畢竟還是學生，每學期的成績單還是需要的，不然怎么胡弄家長。可是不考試怎么給學生評成績？別緊張，辦法有的是，每門課（包刮勞動課）在期末每個同學自我打分（盡管報“優(yōu)”，沒人自報“不及格”），然后同學在小組里經(jīng)過一番面紅耳赤的爭辯，小組長把自報的和小組評定的成績報給老師，最后不知老師依據(jù)什么給學生打出成績。成績還是分“優(yōu)、良、及格不及格”，得到“優(yōu)”的比例已經(jīng)比以前需要考試的時候多，但其他人只得到“良”或“及格”的同學卻不服氣，憑什么他得“優(yōu)”我只“及格”（最低成績是“及格”沒有人“不及格”。最糟糕的是，有一門的成績，絕大多數(shù)同學的成績是“優(yōu)“或者“良”不知道為什么老師只給一個同學“及格”的成績（他還不至于全班最差），自然怒不可遏，拿到成績單后，當場撕得粉粹。不過，確實也沒有更好的方法，以前通過考試定最終成績，學生基本都沒什么異議（白紙黑字的答案在那里，沒什么可爭辯的）。張老師應該也看了不少書，有時也會給同學講一些有趣的故事。在包溪分校時，同學們白天辛辛苦苦地勞動了一天，晚上也沒有什么娛樂，聽聽老師講故事，倒是不錯的消遣。印象更深刻的是，張老師在勞動中特別強調安全第一，記得一次在山坡上挖土，幾個同學為了趕速度，想在山坡上通過三面挖溝到一人深，挖出長寬都一米多的土墩，然后把它朝山坡下推倒。但萬一在挖的過程中，土墩突然塌陷壓倒同學，非死即傷。張老師見狀，馬上自己到土墩上，冒著土墩隨時會倒下的危險，從上到下一鋤頭一鋤頭地往下挖，直到?jīng)]有任何潛在的風險。 高一（9）第二學期開始，文化課的時間明顯下降，但還能勉強上些課，政治活動、學工、學農、學軍、體育活動（部分同學還在文藝宣傳隊排練演出，許多文藝體育和軍訓活動，大家都比我更了解，在此我就不贅述）所占的比例逐年上升。年底我們班參加了學工活動，大概幾個星期，每天到水東的縣農械廠。當時水東還比較偏僻，交通不便利，我們從城關出發(fā)，先經(jīng)過水南還得走一段崎嶇的小路，最后還要乘小渡船過深潭（現(xiàn)在紫陽公園的位置），每天都有爬山涉水的感覺。工廠的領導和工人都挺熱情的，每個環(huán)節(jié)都安排得井井有條，也許我們不是第一批，但也不是最后一批。從廠史中知道，經(jīng)過多年的發(fā)展，農械廠已經(jīng)初具規(guī)模，能夠生產出象水輪泵這類產品。工廠也安排同學輪流到各個車間學工，說是學工，許多情況下只能在一旁看著。不像學農技術含量不高，挖地插秧相對容易的，工廠里多數(shù)是技術活，沒有專門的培訓不可能干好活。在翻砂鑄造車間，同學們只能遠遠地看著生產過程，翻砂是將熔化的金屬澆灌入鑄型空腔中，冷卻凝固后而獲得產品的生產方法。但溶化的鐵水有1000多度，工人們都要穿特殊的衣服保護，大家自然不能靠近。精密機械加工車間，看起來挺干凈整潔。年輕的學徒工要工作三年才能升到二級工，然后好多年才有機會晉升一級。工人挺友好的，也會讓我們操作一下車床，當然是不怎么重要的操作，如果加工過程出了不合格產品，麻煩就大了。應該是學工的效果很有限，因此在兩年的開門辦學活動中，我們只去了一次工廠。 高一（10）：1974年春中國大地上再次掀起一場政治風潮，這就是所謂“批林批孔”運動。學校不僅在政治課上，還另外占用其他課程的時間來“評法批儒”，批判林彪“克己復禮”的言論，“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克己復禮”等等。我們才了解到，原來儒家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對有道德、有學識者，一般會尊稱為“子”，所以諸子百家的領袖，都被稱為“某某子”。儒家圣人孔子，姓孔名丘，故而被稱為“孔子”；儒家亞圣孟軻故而被稱為“孟子”。但批判孔子時不愿直呼其名“孔丘”而用“孔老二”，好象是為了表達義憤填膺的感覺。在批儒的時候也了解到孔孟之后，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朱熹。我們家在城關中心地帶，臨近河邊，一眼望去，就能看到一河之隔的兩棵大樟樹（相傳是南宋時期朱文公在水南親手種的），大樹旁有一個大池塘和一排低矮破敗的老式木結構的房子，四周雜草叢生，小時候許多小朋友經(jīng)過樟樹下，個個膽戰(zhàn)心驚，生怕從破敗不堪的故宅中竄出鬼怪來（sorry, 這就是小時候留下來的印象，和現(xiàn)在雄偉壯觀的朱熹公園不可同日而語）。說來真是無地自容，自己從小就在這里長大，直到批林批孔時才知道，大名鼎鼎的朱熹就是水南的朱文公（我們平常都用尤溪方言說“朱文公”），800多年前出生在尤溪。我們花了這么多時間批林批孔，還是有一點點收獲，終于知道，朱子是我們的“老鄉(xiāng)”。（附朱子簡歷：朱熹（1130年—1200年），字元晦，一字仲晦，號晦庵，又號紫陽，世稱晦庵先生、朱文公。祖籍徽州府婺源縣（今江西省婺源縣），出生于南劍州尤溪（今福建省尤溪縣））。 高中—（11）因為高一時就對語文學習和寫作特別興趣，因此就把高一（三個學期）的經(jīng)歷放在這里一起敘述。高一（第一學期）開學伊始，3 班和4班的同學迎來了一位語文老師，新面孔，與教1 和2 班久負盛名的唐文剛老師相比，在我們中學里應該算是名不經(jīng)傳，他就是現(xiàn)在仍然十分活躍，受到不少同學喜歡的林濤老師。自己也未曾料到，后來林老師對我作文的批改和細心指導，竟然使我對寫作產生濃厚的興趣，并在高中畢業(yè)不久，作品就能被刊用。大家知道，林老師來自團結公社，小時候在農村的生活極其貧困，但熱愛學習成績優(yōu)異，克服重重困難，完成高中學業(yè)并考上大學，這使我們產生欽佩之情。林老師聲音洪亮，講課生動，總是充滿激情。留下最深印象和后來對寫作文影響最大的是魏巍的《誰是最可愛的人》，至今還記得課文的開頭“在朝鮮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東西感動著；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縱奔流著……”。后來歌頌英雄人物的文章，我都采用這種模式，成績都挺不錯。語文課除了學習課文，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寫作文，最初兩學期寫的是一些看圖寫作，記有意義的一天，或者緊跟形勢的議論文。為了讓同學們有更好的作文素材，林老師還帶領大家到縣化工廠參觀學習，聽工廠介紹工人和技術人員怎么用毛主席的哲學思想指導解決歧化松香的結晶問題（松香主要出口到日本），這是當時很流行的一種宣傳形式。后來化工廠還把這個事情編成多幕話劇，并添加上有階級敵人破壞（其實假如有階級敵人，早就被嚇破膽了哪敢出來破壞）參加了縣職工文藝會演，反正當時的文藝作品都是這個套路。高一的第三學期，也就是1974年初，初春三月農忙季節(jié)，我們同學就開門辦學到離城關不遠的浦頭大隊，其實白天去干農活，主要是插秧挑肥，晚上去訪貧問苦和了解農村中的先進事跡。幾星期后回到學校，每個同學都要寫一篇作文，我寫了“一心為公的好隊長”，還記得開頭是“在浦頭的日日夜夜，我都被許多東西感動著，尤其是好隊長一心為公的先進事跡，更是深受地感染著我鼓舞著我…”。林老師初步看了一下作文，建議我修改一下。修改后的第二稿的作文，他打了成績“優(yōu)”（而此時其他科目已經(jīng)不考試不給作業(yè)打成績），建議我再修改一下，并拿了一本學生雜志給我做參考，里面有篇文章“女書記”。修改后的第三稿，林老師又打了“優(yōu)“后就沒有下文了（不知道林濤老師還記得為什么要多次修改作文？）。幾天后，有同學（印象中是陳蘭珠和葉白妹）拿了份學校的“教改簡訊”對我說， “學校表揚你了“，我一看，原來表揚我開門辦學后，學習態(tài)度端正，老師已經(jīng)給了“優(yōu)”的成績，仍然作文三易其稿等等。這次作文的經(jīng)歷，大大地提高了我對寫作的興趣。這學期除了學農、學軍、開校運動會等，我們還能在學校里上一些數(shù)理化語文政治英語課，學些基礎知識，但早已經(jīng)都不考試。林濤老師應該是比較替學生著想，仍然給作文打分數(shù)，促進同學多加努力寫好作文。期末林老師布置了高一的最后一次作文，課文“我們愛韶山的紅杜鵑”讀后感。大家知道，胡玉清同學初中以來就學習刻苦認真，成績優(yōu)秀，是我們班的團支部書記，還是學校重點培養(yǎng)對象，兼任校團委委員，我只是“一介布衣“，但我們關系挺好的，經(jīng)常會在一起學習和交流。忘了當時誰先提議，我們竟然未經(jīng)請示老師，就兩個人合寫了這篇讀后感，林老師默認了我們的做法?？上Я掷蠋煕]有批改這篇作文，我們失去了進一步提高的機會。此后幾年雖然寫了不少文章，但沒有再寫讀后感了。 1977年十二月有幸參加文革后恢復的第一次高考，語文考場上打開卷子一看，“《大慶見聞》讀后感”，哇！林濤老師三年前就給我們布置了今天的高考練習。后來知道，我的語文成績是四科（語文、政治、數(shù)學和物理/化學）中最高的，如果考文科，足夠上中文系了—— 這是后話。 高二-1：高二開始了，作為教改組（應該相當于現(xiàn)在的教導處）負責人的林濤老師有更重要的任務，學校語文組組長葉仁立老師接替了語文教學任務。葉老師講課聲音不大語調平淡，好在他學富五車，擅長語法和新聞報道的寫作，為人正直，曾經(jīng)應縣委的要求，和“福建日報”社記者一起宣傳和報道了我們縣著名勞動模范，謝坑婦女耕山隊隊長羅春娣的先進事跡（按葉老師的話說，“吹喇叭抬轎子的差事”），后來羅春娣成為第九屆和第十屆的中央候補委員并擔任重要職務。開學剛兩星期，一年一度的國慶節(jié)快到了，為慶祝節(jié)日，學校舉辦國慶征文活動）題材不限）。我平常就喜歡看小說，長篇短篇，古今中外，向同學向長輩借，也經(jīng)常到校圖書館借，那里的藏書還不少。我們這代同學正規(guī)的書沒讀幾本，但看了不少小說, 當時最流行的幾百萬字的“艷陽天”和“金光大道“，尚未解禁的“苦菜花“、“烈火金鋼“、 “紅旗譜”等等，就不一一列舉。文革后剛出版的短篇小說口號太多文字粗淺，因此我更欣賞文革前發(fā)表的小說散文。不過看小說容易寫小說難，沒有經(jīng)驗，就照葫蘆畫瓢，參考了五九年的一篇小說，“ 向國慶獻禮“，也沒有很重視，僅花了兩個晚上閉門造車，就“創(chuàng)作”了小說“爭向國慶獻厚禮“。兩周以后獲悉，我的大作沒有入選，不過一點都沒有感到失落，覺得校級水平，在宣傳欄上貼幾天而已（吃不到葡萄覺得葡萄酸），我更期待哪天我的大作能印在紙上白紙黑字飄出墨香。 高二-（2）：在課堂上沒上幾天文化課，“開門辦學”就開始了。我們整個年段兩百多的學生分乘幾輛頂上有很厚帆布的卡車來到溪尾公社，進行“土壤普查”，這次大概是“開門辦學”中技術含量最高的一次，特別是有幸被選到化驗室的同學。老師對選到實驗室的同學提前進行培訓，包刮物理測試和化學測試的基礎理論知識和實驗的基本操作，以保證最終測試結果的可靠性和準確性。根據(jù)和老師的安排，各個班被分配到不同的大隊，一個班還要分成不同的小組，“土壤普查”我們組主要負責在長華大隊靠近秀嶠大隊的那一部分田地， “土壤普查”最初始也是最重要一步就是到田間取樣，每天都要早出晚歸，沿著崎嶇的山路從這片梯田到那片梯田，從山腳下氣喘吁吁地爬到山頂，嚴格按照規(guī)定的標準取樣步驟，取好每個樣品，盡快送到化驗室。實際上需要我們去什么地方采樣都是事前規(guī)劃好的，而且每個小組都有一個當?shù)氐霓r民給我們當向導，不然我們不用走幾里路，在山中就認不清東南西北了。在長華的時候，好幾天都是大隊書記親自帶領我們，在路上也向他了解知青的情況，搜集一些素材回學校后寫小說應該有幫助。幾星期后，我們圓滿完成了這次開門辦學的任務，回到學校。每個班都要寫一份總結報告，我們班由這學期剛從外地轉學到我們班的陳新棉同學負責，他是團員但不是班干部，口才不錯能說會道，很受有的老師和校領導的重視。他在一個房間里，埋頭苦寫，他和我關系也挺好，請我看看總結寫得怎樣，不過自己“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不便多加評論。 高二-（3）：學校只安排回到教室上幾星期的文化課，其實在教室里的時間并不多，然后要到包溪分校學農。估計不久還要開門辦學，我只好夜以繼日“爬格子“，每張紙有四百個格子（即400字），十伍張，完成自己的第一篇小說，大約6000字。小說“小牛的風波”，講述了一個開門辦學的學生，幫助生產隊放牛，由于壞份子的破壞，牛跑沒了……。我和林運坐和陳逢枝關系一直很好，運坐更全面不偏科，但逢枝寫作更突出，所以還給我一些挺好的建議。當時我知道的省級文藝刊物只有福建日報文藝副刊“武夷山下” 和“福建文藝”（雙月刊，即兩個月出一期，發(fā)表詩歌小說劇本等等），就選擇投到“福建文藝”。當時稿件不用自己貼郵票，只需在信封右上方剪掉一角，并在信封上寫“稿件”就由編輯部付郵資。當時文藝青年特別多，許多初學文學創(chuàng)作的人都投了多次甚至幾十上百次才成功的，因此也有思想準備。不出所料，兩周以后就收到退回的稿件及油印的統(tǒng)一格式的退稿通知。 高二-（4）：包溪分校學農，實際上就是替學開荒種地種水果，按現(xiàn)在的說法，就是替學校搞創(chuàng)收。多數(shù)同學都是自帶必要的生活用品，徒步十幾里來到山里。白天砍樹刨土挖樹根，灑下了辛勤的汗水，晚上擠在農民的房子里，幾乎肩挨肩地睡在地板上。大家都是用自己帶去的米統(tǒng)一蒸成飯，菜由學校提供，多數(shù)都煮得很黃而且見不到一點油的影子。在包溪分校期間，有個臺溪的同學，利用周末的休息時間，到山上砍了些柴（煮飯用的薪柴）在附近賣了掙點生活費。老師知道后，就開小組會讓他作檢討，其他同學都得發(fā)言批評這種行為，但我們還是流露出對他的同情，畢竟我們多數(shù)來自貧困家庭。其實“勤工儉學”并不是現(xiàn)在學生的專利，當年農村的學生不用說，從小就在生產隊干活掙工分，許多城關的同學假期也經(jīng)常到工廠和建筑工地打零工。我們這屆同學是包溪分校的墾荒者，不知道后來有沒有同學回去看看，用我們辛勤勞動汗水澆灌出來的幼苗已經(jīng)長成蒼天大樹，一年四季水果掛滿枝頭飄香陣陣。幾星期后我們回到學校，還在教室里上了幾天課。期末葉老師給我們布置了中學時代，確切地說，能在教室上課的中學時代的最后一篇作文：電影“閃閃的紅星”觀后感。有趣的是林濤老師布置了讀后感，先讀后感，葉老師布置了觀后感，先觀后感，異曲同工，老師們都想到同一個點上了。這學期還“三天打魚兩天曬網(wǎng)”，然而最后一學期只曬網(wǎng)不打魚了。 高二-（5）； “開門辦學”即大中小學師生走出校門，到工廠、農村、部隊、商店等“大課堂”去學習、去辦學，被認為是“無產階級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上層建筑領域的一場深刻革命”，各地隨之普遍展開。學生用一點時間到生產實踐中學習和研究，也是挺有意義的，然而，我們最后一學期完全不在教室里上課。最初基本上按照學生的興趣愛好，分到各個所謂的“專業(yè)班”：民師班、醫(yī)療班、電工班、農建班、文藝班、體育班、語文班和數(shù)學班。本來各個班是獨立的，但思路開闊，想為“開門辦學”創(chuàng)出一條新路的林濤老師把文藝班、體育班、語文班和數(shù)學班等集中在一起組成“教育革命實踐隊”，并和莊惠鐘（數(shù)學）老師一起，帶領同學們在3月初奔赴洋中公社洋邊大隊，開啟了“教育革命”的新實踐。洋邊大隊是學大寨先進單位，這個大隊不大，只有幾十戶人家，老老少少通通加起來，人口也就三百左右。幾十個師生到這里，三餐都由他們負責，應該給他們增加了不少負擔，但大隊書記王夏梅和社員都熱情友好。文體班的同學主要在室內排練節(jié)目， “批判林彪孔老二”之類。其他同學基本上都去田里插秧，我和廖寶珍、蔣智華等同學都在莊老師這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鍛煉一下挺好的，反正我們很快就成為專職農民—“知青”。在這里還是有收獲的，了解了許多農活，播種犁田插秧等等，還了解到關于王夏梅書記的先進事跡的報道“扛大旗的人”刊登在福建日報上。在洋邊一個多月，可能這里花粉太多，結果引起皮膚過敏。五一勞動節(jié)前（現(xiàn)在想來，正好是五十年前），林老師聯(lián)系了到縣城的手扶拖拉機，我就離開了洋邊，離開了在實踐隊里的語文班。節(jié)日后我就轉到葉仁立老師帶的農建班，和蔡偉照等幾個同學在校門口的電工場切磚墻加蓋一個房間一直到期末?；氐匠顷P，就抓緊時間開始了創(chuàng)作小說，“插秧季節(jié)“，描述了春耕大忙時節(jié)，手扶拖拉機不夠了，大隊長試圖通過拉關系“走后門”買一臺，結果被大隊書記阻攔了。在洋邊學農一個月還是能增加不少見識和有用的素材，不枉這次洋邊之行，僅十來天就把稿件投到福建日報“武夷山下”文藝副刊。兩星期后，已到六月底了，就收到退回的稿件，但與上次不同的是，編輯回了用鋼筆寫的信，大概內容是：“感謝你在學習之余還能為黨報寫稿，這次由于篇幅有限未能采用你的稿件，希望持之以恒，認真鉆研，一定會有所提高的…. ”。得到編輯的鼓勵，還是有點高興，也告訴了逢枝同學。臨畢業(yè)時他在送給我的畢業(yè)紀念冊上寫下“持之以恒前途無限廣，認真鉆研大有希望”，好朋友的祝愿是美好的，自己也不知道能有多少希望，一種惆悵的感覺油然而生。由于自己后面不在洋邊，情況如何不得而知，但記得林濤老師帶領的教育革命實踐隊，完成了多幕話劇的創(chuàng)作和排練，專門請了76級的吳建芳同學任女主角，在縣城多次演出，轟動一時。 高二-（6）；臨近期末，與以往的期末不同，這次是臨近畢業(yè)，很快大家都要各奔東西，關系比較密切的同學更顯得格外依依不舍。我和胡玉清，還有臺溪的幾個同學，林運坐、陳逢枝、付樹演和林元登邀在一起，在照相館一起照了相。高中的美好時光，相互幫助的溫暖以及同學之間的友誼都聚焦在這張照片上。幾十年來，這張照片一直珍藏在身邊，每當我看到它，就會想起我們的高中時光，我們的青春和我們的友誼。說來難以置信，在學校的最后一天，老師才把高二的物理課本發(fā)給大家（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盡管高二幾乎沒有在教室上多少課，但其它科的課本還是早就發(fā)給學生了。學校開了畢業(yè)典禮，除了學校領導和老師講了話，3班及民師班陳新棉同學代表整個年級的學生發(fā)了言。按照慣例，學校還是殺了豬，用豬肉煮海帶湯和饅頭招待大家。從農村來的同學很快就要回到自己在農村的家鄉(xiāng)（被稱為“回鄉(xiāng)知識青年”簡稱“回鄉(xiāng)知青”），參加生產隊的勞動。當年全國的高中畢業(yè)生只有幾百萬，一個大隊沒幾個人能上高中，在當?shù)匾呀?jīng)算是“大秀才”了，應該許多同學有機會到小學甚至初中當代課或者民辦老師。城關的同學，少數(shù)可以留在城關，找個工作，多數(shù)要到附近的農村勞動，被稱為“上山下鄉(xiāng)知識青年“，簡稱“（下鄉(xiāng)）知青”，前途未卜。在這樣一種時代背景下，畢業(yè)聚會自然不會輕松和歡快，甚至有點沉悶，也許是大家還是有點依依不舍，今日離別后，何日能相聚。高中時代落下帷幕，我們高中畢業(yè)了，畢業(yè)證書上的日期：1975年6月20日，我們永遠值得紀念的日子！ 高二-（7）后記； 1975年7月10日，心中永遠抹不去的日子，望著母親兩眼掛著的淚花，告別了父母，我來到了溪尾公社溪尾大隊，作為一個下鄉(xiāng)知青，我非常幸運地遇到了原來2班/教育革命實踐隊的回鄉(xiāng)知青游利銘。他請求大隊干部把我（還有另外三個知青分到所在的第三生產隊，4班的陳輝、李茂青、1班的余世福（還有另外兩個知青去了第四生產隊）。游利銘及父母在勞動中生活上給了我無微不至的關懷愛護和幫助，因此我還能在勞動之余堅持學習和寫作，并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完成了短篇小說“隨心鍵“（描寫知青技術改革的故事），并被縣文化館唐老師選中，發(fā)表于“群眾文藝”1976-04，這是自己的作品第一次正規(guī)刊物選中，也是最覺得自豪的成果，因為它是在最艱難的日子完成的（唐老師七十年代末“右派”被平反，到福州省文聯(lián)工作，我在福州念大學，有時也去看望他，謝謝他當年對一個素未平生知青的幫助）。非常不幸的是，下鄉(xiāng)快一年時，陳輝在第四生產隊建磚窯挖土時，被突然崩塌下的土堆壓倒身亡！至今想來仍然感到萬分悲痛！隨著時代的巨變，1977年初，勞動之余我就開始復習從初一到高一（我們幾乎沒有讀高二）的數(shù)學物理和化學（這是不被大隊干部允許的，只能瞞著大家）。雖然我離開了學校，到了農村，從不“隨波逐流”的葉仁立老師，一直“愛生如子”，給了我很多鼓勵和幫助，令人終生難忘！1977年高考時，我選擇了更有優(yōu)勢的理科，其實就在我們年級中，我的語文成績也并不出眾，只是我在當時的背景下更熱愛學習，更能堅持學習。

跆拳道,波多野结衣结婚了吗,JAPANESE50MATURE亂倫,美女视频黄网站免费观看

吹響聚會的號角(十四)——海外游子的赤子心

后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