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弼：王朝體系下的忠臣樣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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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元1043年，是為西歷紀元。而按中國年歷，則是慶歷三年，朝曰北宋，歲在癸未。值宋仁宗趙禎當政。時富弼40歲（虛歲），不惑之年，正是干事立業的大好年紀。而此時，其恩師范仲淹55歲，早已名滿天下，譽滿天下。韓琦36歲，亦當壯年。 早春時分，萬物待蘇，汴梁城內的空氣依舊干冷，但作為王朝的都城，鼓打五更，早市開市，這里就開始了鬧熱的一天。王朝對商業的開放姿態，促成了社會經濟相對自由活躍，這里也是當時世界最為繁華的地方。有人統計，彼時王朝都城里的人口最多超過百萬之眾，是當時世界人口唯一超過百萬的城市，而王朝的GDP，更是占據了全世界的二分之一強，更有達到百分之八十的說法。這些數據權威與否，水分如何，智者仁者或各有所見，或也從另一側面可見，王朝彼時經濟社會發展的相對龐大。 都城皇宮內，早朝廷議，君臣儀對，井序如常。若從表觀氣象來看，幾乎看不出來王朝剛剛經歷了一場龐大的危機考驗。彼時，王朝經濟社會發展的相對龐大，卻也不能掩蓋在國防軍事上相對懦軟。不少人把這個看似矛盾的問題歸咎于王朝的開辟者宋太祖趙匡胤身上，以兵變陳橋黃袍加身獲得最高權力的王朝第一代君王，為防麾下效仿，用一杯老酒巧妙釋去那些與自己一起打江山的虎狼將帥的兵權同時，也在某種程度上釋去了一個王朝斗狠作戰的精氣神魂。于是，開國君王的某些作派會對王朝的特屬氣質造成深遠影響的基因論調，雖不能板上釘釘言之鑿鑿，卻著實也有某種可以衍伸解讀的因果余地。 此前，王朝在與北面國家北遼的軍事對抗中，屢陷于被動局面，王朝的第二代君王宋太宗傳承了宋太祖趙匡胤開疆辟土的雄心，結果在試圖收復燕云十六州的北伐戰爭中一敗涂地，從此王朝在戰略上永久地失去了以長城為屏障的地理優勢，并在南北對抗一直處于下風的置位。面對被動局面，王朝的第三代君王宋真宗在親歷一番戰事后不得不與遼國簽訂了“檀淵之盟”，條約規定宋每年送給遼歲幣銀10萬兩、絹20萬匹，達成了以金錢換和平的政治平衡。軍事的問題，雖最終以政治外交的方式得到解決，但這種大國屈就憋忍的姿態，難免讓后世詬病頗多。 然波平難捺，麻煩總是不斷滋擾，值王朝第四代君王宋仁宗當政期間，公元1038年（寶元元年），本應臣屬北宋的藩國西夏也鬧起了“獨立”，西夏王李元昊在興慶（今寧夏）稱帝，并一言不合就直接以軍事方式與王朝進行對抗。王朝決策者一開始本來也是以強硬應對，卻不想在戰事上屢屢失利，1040年三川口、1041年好水川、1042年定川碧，三次大戰宋軍皆敗告終，最后也不得不通過政治外交手段，在滿足了趁火打劫者北遼利益訴求后，又是以金錢換和平的方式，達成協議，宋每年“賜”西夏絹13萬匹、銀5萬兩、茶2萬斤，史稱“慶歷和議”。而之所以用賜，是因為與北遼向王朝稱兄不一樣，西夏愿意向王朝稱臣。王朝賺了面子，而西夏則拿了實惠。 與周邊國家關系維系交往中，以大國自居的北宋不是主動就是被動給錢給物，在與西夏一番戰事消耗后，王朝最高領導人宋仁宗到底發現，王朝的軍隊貌似龐大，其實卻不堪實戰，而眼前更為現實迫切的是，國庫告急錢也不夠用了。固然戰事消耗是一大原因，但若不是因為龐大的內耗，王朝的國庫收支也是不會如此吃緊的。若干等等問題，除軍事外，王朝也是各種危機四伏，而就擺在眼前的，特別是財政問題不能解決，即使是太平年頭，王朝也將難以為續。 慶歷三年，與西夏的戰事基本緩解，雙方已步入和談階段，王朝最高領導人宋仁宗的心情也從焦急轉向焦慮。這一年，宋仁宗33歲，已在皇帝這個位置上坐了二十一年。作為一個12歲就登基皇位的少年來說，一開始宋仁宗并沒有掌握最高領導權，直至十一年后，即明道二年（1033）劉太后去世，才開始親政。從少年到青年，又步入中年而立后，宋仁宗以權力中心的視野見證了一個王朝在歷史框架下時間尺度的延展，包涵詩書禮儀、民生經濟、邊防軍事、君臣套路、以及后宮心計等等。 于身處紫禁之巔的高處看來，某些偏官小吏升米斗民等社會細節會因為距離遠隔而顯得失真模糊，但對于因這些細節發酵成影響王朝事件的來龍去脈還是有著洞若觀火的先機。即使沒有戰事危機的時期，宋仁宗也能明顯的感覺到，特別是親政后，在山呼萬歲國泰民安的歌功頌德背后，某些腐敗的氣息正在悄然蔓延，且其勢難當。而對于西夏作戰的屢屢挫敗，更是讓這種腐敗有了直面王朝并被放大清晰的即時觀感。作為王朝家天下的君王，宋仁宗覺得自己必須要阻止這種腐敗蔓延的趨勢，特別是那種源自君權基因綿延授予的使命感，更讓宋仁宗有著某種當仁不讓的迫不及待。而外患暫止，王朝內政有了難得喘息的輕松空間，則這種迫不及待就必須要付諸行動了。 問題癥結其實很明顯，王朝中不少明眼睿識的人都應該已經看到，北宋王朝在歷經四代八十余年的時間尺度，諸多法令制度以及潛在規則都已成為難以撬動的慣性鐵板，特別是官多、兵多、費多這浮躁于現實的“三多”，即所謂冗官、冗兵，冗費，更是成了懸于社會明面的直觀弊象，而再具體的講就是，官多不會辦事，兵多不會打仗，費多還加貪腐。 有相關數據顯示，宋初人口約650萬戶，宋仁宗慶歷年間約1050萬戶；宋初官員約三五千人，宋仁宗慶歷年間大約增至兩萬左右；宋初軍隊約22萬，宋仁宗慶歷年間約增至125萬。官兵人數的增長，幾乎是以倍數的規模超過人口的增長。 至于國庫收支，慶歷年間基本已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王朝總財政收入約6000萬貫（1貫銅錢=1兩銀=300元人民幣），其中軍隊費用就達到了4000萬貫左右，占整個國家財政收入百分之六十五強。而宋朝的官員，也是以高薪聞名歷史的，宰相、樞密使一級的高官，每月俸錢三百貫，春、冬服各綾二十匹、絹三十匹、綿百兩，祿粟月一百石；地方州縣官員，大縣（萬戶以上）縣令每月二十貫，小縣縣令每月十二貫，祿粟月五至三石。如后世大名鼎鼎的包拯包青天任職南衙開封府時（相當于首都的市長），頭頂三個頭銜，即尚書省右司郎中（官）、龍圖閣直學士（職）、權知開封府事（差遣）。錢與實物的估價所得，年薪約為22000貫，以物價比折合相當現在人民幣約660多萬。盡管期間，王朝工商業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但商業稅依舊不足總財政收入的百分之十，對于王朝龐大的開支而言，并不能決定影響或左右大局。 作為王朝的最高領導人，并且是一個還不時想著變革求進的最高領導人，這些數據應該大抵是心知肚明的。要改變這樣現況，必須進行改革。不過，改革，意味著要對祖宗之法進行變革，對于任何一個王朝的非開國君王而言，從來都是一個艱難抉擇。以往王朝周期律顯示，要想改法變革，那幾乎是要有逆天而行的勇氣與決心。不過，在與西夏的戰事挫敗后，宋仁宗明白，自己已沒有太多抉擇空間，必須要選擇改革了。 改革是需要人去執行的。按人事慣例，首先，必須成立改革領導小組，宋仁宗當仁不讓是組長，但皇帝是不干具體事宜的，具體事宜的執行者，必須是強有力的大臣，忠心牢靠，還要善于辦事。早朝已畢，朝事未歇，闊大空的皇宮內，抱負胸中的君王，顯得渺小而又強大，他邊捋長須邊烤爐火，那種把自己架在爐火上烤的使命感讓他的大腦迅速運轉起來，在王朝大臣可能人選中一遍遍篩選自己盡可能想要的結果。 木炭的星火不時地閃爍著點點光亮，最合適的人選，宋仁宗已漸了然，范仲淹這個名字第一個從宋仁宗的大腦里跳了出來。此時的范仲淹，雖然還沒進入內閣執政班子，但為人為官而言，不僅在此前任上無論是政事還是邊事都頗有建樹，學識聲名更是當時不作第二人想，在朝野上下有著士人精神領袖式的影響力，并于言論奏章上多有革新除弊的政治理念。要改革，找誰好。就你了，范仲淹！ 一個籬笆三個樁，一個好漢三個幫。宋仁宗知道，改革這么大攤子的事，沒個三頭六臂，或說一個強有力的核心班子，光范仲淹一人肯定是忙乎不過來的，至少要找幾個得力之人給他搭班子。爐火的火星又飛閃了一下，宋仁宗想到了第二個人選，富弼。 當然，除富弼外，還有一串長長的名單在宋仁宗腦子里不斷閃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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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弼：王朝體系下的忠臣樣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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