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另類知青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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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歲下鄉時留影） 　　我的知青經歷比較另類，一是下鄉節點另類；二是中間環節另類。 我在11歲時父親突然去世，母親一個家庭婦女帶4個上學的孩子，日子舉步維艱。我是老二，15歲初中畢業后被分配到縣人民醫院當護理員，在一年后的1966年夏天，縣里突然通知要我下鄉，當時情況突發，時間很緊，從通知到下鄉一共一周左右。 （下鄉前在修武縣人民醫院做護理員） （下鄉時縣醫院部分同事送我時到照相館留影） 　　在縣招待所集合時，我們才互相了解，我們這一批17個人，基本都是已經有正式工作單位的人。 （我們下鄉一年后，有兩位兄弟光榮入伍。） 　　大家都莫名其妙，不明就里，糊里糊涂在縣里敲鑼打鼓中送到了縣東十幾里的良種場。我們有帶隊干部，屬于雙重領導，我們和良種場的職工種一塊地，吃一個食堂的飯，住一樣的宿舍。 　　后來我當了記者后，對這段歷史進行了調查。 我們這一批下鄉知青既不屬于60年代初大城市支援邊疆的那一批，也不屬于1968年后那10年的下鄉潮。 我們這批人屬于無計劃突然的一個決定。真實的歷史是這樣的。 1966年是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年，當時國家有1200萬人需要安置，但是安置能力只有500多萬，于是有關領導說，一部分人要安排到農村。那是1966年的酷暑時節，此事像盛夏的疾風暴雨，為了完成任務，全國一些地方“急就章”，很多人在毫無精神準備的情況下，做夢一樣“中了彩”。我們是在縣里，實在沒有合適的對象，為了完成任務，縣里只好把我們已經參加工作的人中挑選了17個，我們這一批有商店的、理發店的、國營食堂的、劇團的、蔬菜公司的，我是人民醫院的。 因為時間緊、任務急，我們接到通知就到縣招待所報到，大約一個星期后就被敲鑼打鼓地送出了城。 我們本來是被安排到王里長屯村焦新公路路南新建的良種場，可是那里的房子還沒完工，當晚讓我們住到了裕國莊小學教室，第二天又把我們分到農民家暫住幾天。 良種場房子蓋好后，墻還是濕的，我們就搬了進去。從此我們就在良種場安了家。 （這座紅房子好像就是我們當時的宿舍） 　　我們和王里長屯只有一條公路相隔，距十里鋪有二三里地。由于新鄉知青安置的地方是二十里鋪村，史稱二十里鋪青年隊，為了區分方便，我們就叫十里鋪青年隊。 （現在的十里鋪村） 　　我們雖然是雙重領導，但是主要是良種場代管。支部書記楊金仁、場長楊國政，我們知青專門配了個帶隊干部，是縣供銷社的，我們叫他老焦。如果我們知青有什么具體問題，則由縣知青安置辦解決，例如誰有個病需要去治療，誰有特殊困難需要個補助等則是知青辦負責。當時安置辦主管好像叫康秀榮，是個認真負責有同情心的大姐。 在知青下鄉的大環境里，我們依附縣良種場，各方面要比1968年以后大批下鄉知青的條件要好。 （我們就是這樣坐著卡車，在縣城被敲鑼打鼓送走的。） 　　那時雖然沒有受罪，但是精神空虛，原來在人民醫院上班每月20.5元工資，現在啥也沒有了?，生活條件和單位也相差太大，最重要的是對前途渺茫，每天渾渾噩噩，下鄉不久就碰到“文革”，剛開始還一腔熱血，有人看我不順眼，我在窗外寫個標語，他們在室內放個主席像，說我反對偉大領袖，一下就被打入了十八層地獄，要求公安局立案，時任縣公安局技術員付思賢到現場看了看，說這個真構不成立案標準。后來就讓我去“陪捕”，就是逮捕別人讓我去觀摩。這些反而更增加了我的逆反心理，前路兇險難料，索性扒車進北京，下武漢，去上海，心想，進監獄前要把祖國大好河山看一下，人生不能留遺憾。17歲的歷練讓我一輩子遇事不驚，再大的事也是小事，也讓我心底從善，多做好事。 當劫難到來時，我已經有了強大的心理承受能力。 （可以用少年老成來形容那個時期的我，照相時專門借別人一塊表，表達對生活的向往。） 　　人說屋漏偏逢連陰雨。1966年，我16歲下鄉，到1968年，社會又掀起市民到農村插隊的熱潮。 “我們也有兩只手，不在城里吃閑飯”的口號叫響到我家。無權無勢的我們就是“最光榮”的下鄉對象，我50多歲的小腳老娘和一個15歲的妹妹及一個13歲的弟弟被發了光榮證。我們家是1951年隨父親到這個縣的，該縣舉目無親，下鄉的去向不明。時年我已經18歲，是個男子漢了，我當即放棄條件較好的良種場，自己通過同學介紹，帶著全家落戶到城西最遠的一個鄉。 　　那個時期，屈辱和無奈交織，特別是我的老娘，40多歲守寡，50多歲又到農村，她性格要強，到農村第二天就開始下地干活，為每天掙6個工分，除了春節和狂風雨雪，沒舍得休一天，收工后還要給我們燒火做飯。13歲的弟弟給隊里放羊，15歲的妹妹隨隊里婦女干活，我個性強，和隊里最壯勞力一樣搧麥打場，拉車扛包。 一家子拼命干到年底，能分到100多元，但是我們還不如農民，農民長期積累，有基礎，而我們一切從頭開始，除了油鹽醬醋，還要買生產工具，辛辛苦苦干一年，到頭來是捉襟見肘。而且我們一家人在兩個村民家串房檐，一個是一室的草房，我住在另一個農民家的工具房。 那個時期是我?最尷尬的時期，說我是農民吧，我有知青淵源，說我是知青吧，村里知青集體生活，我是隨家里生活。 我們下鄉的村離縣城遠，但離焦作市近，我經常晚上坐在村頭，遙望焦作滿城燈火，心里充滿惆悵，這樣的日子什么時候是個頭啊！ （2018年，在我1971年離開47年后，再次獨自一人再訪下鄉那個村。） 　　當時是“以階級斗爭為綱”，我父親是“叛徒”，家里是富農，在農村是沒有地位的。 1971年，知青開始有支工指標，我幾次被招工單位相中，但是家庭出身被村干部限制，只到煤礦招人，很多知青不愿去，才輪上了我。 　　（煤礦工人時到北京游玩留念，游玩回來，調到省電力單位。） 　　1976年撥亂反正，我們家才回歸正常，父親問題平反，母親重新以干部家屬身份回到縣城，弟弟安排了工作，妹妹嫁了人，我們家終于苦盡甘來。 我當了記者后，對城市市民下農村做了調查。 1968年，毛主席號招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甘肅日報》一個記者到所屬會寧縣采訪，與一個50多歲的市民王秀蘭交談時，她對知青上山下鄉反應積極，并且說“我們也有兩只手，不在城里吃閑飯”。此言讓偉大領袖毛主席大加贊賞，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整版刊文，鼓勵城鎮居民向王秀蘭學習，不在城里吃閑飯。 之后，一部分市民下到農村。 　　我原來在良種場的16個知青，也全部支工，有的到了縣城，有的分到了焦作，也有個別分到了新鄉。 我的兩段知青特殊離奇，在知青人群中比較另類，好像是個特殊案例。 下鄉這段經歷影響了我的一生，我努力奮進，吃苦耐勞，經過下鄉、煤礦、電力的16年歷練，最后在記者崗位上耕耘33年，取得了高級記者職稱，還評上了市勞模和河南省優秀新聞工作者。 （退二線后還被聘到人民日報河南分社又工作了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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