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膽一孤劍，波濤兩浮萍（謝志軍）

想寫就寫

近日讀蘇軾《與章子厚》，細想他倆一生的宦海沉浮與難以言說的個人恩怨，我不由地想起韓愈詩《答張徹》中的一句：“肝膽一孤劍，波濤兩浮萍。”章子厚，即章惇。《與章子厚》寫于元豐五年（1082年），當時蘇軾因“烏臺詩案”被貶到黃州任團練副使已有兩年，而章惇在被貶一年后又再次回到朝廷，任門下侍郎，兩人境遇迥異。蘇軾在《與章子厚》中這樣寫道：“某啟：仆居東坡，作陂種稻。有田五十畝，身耕妻蠶，聊以卒歲。昨日一牛病幾死，牛醫不識其狀，而老妻識之，曰：‘此牛發豆斑瘡也，法當以青蒿粥啖之。’用其言而效。勿謂仆謫居之后，一向便作村舍翁，老妻猶解接黑牡丹也。言此，發公千里一笑。”從這封信中，我們不難發現，經過兩年的黃州貶居，蘇軾的生活條件、精神狀況已大為好轉，信中語言幽默詼諧。他告訴章惇：不要以為我貶謫后就成了個農村糟老頭子，不，我好著呢，我夫人還有雅興侍弄黑牡丹（水牛的戲稱）呢。蘇軾這么說，雖有“黃連樹下彈琴——苦中作樂”的味道，但還是發自真心的。余秋雨稱蘇軾在黃州實現了“突圍”，是有道理的；不然，這一年他怎么會寫出飄逸斐然、意境高遠的前后《赤壁賦》？而這時蘇軾與章惇的私人關系如何呢？鍾叔河在《念樓學短》中說這時的章惇對蘇軾或許有些幸災樂禍，或許正在等待這位老朋友認罪。對此，我不敢茍同，這樣的陰暗評價對章惇不公平。其實，蘇軾被貶黃州后，與章惇時有書信往來，章惇對他也很關心。在蘇軾寫給章惇的另一封信《與章子厚書》中，有這樣的話：“某自得罪以來，不敢復與人事，雖骨肉至親，未肯有一字往來。忽蒙賜書，存問甚厚，憂愛深切，感嘆不可言也。”試想，蘇軾因言獲罪，眾人皆怕禍及自身，避之唯恐不及，“雖骨肉至親，未肯有一字往來”，而章惇還寫信安慰他，而且“存問甚厚，憂愛深切”。章惇對他的情誼，可見一斑。而我們知道，這時的蘇軾與章惇政見已經不同，蘇軾屬于舊黨（元老派），章惇屬于新黨（改革派），也正是舊黨、新黨之爭，蘇軾才會遭遇“烏臺詩案”，才會被貶到黃州。我們還應當看到，在蘇軾遭遇“烏臺詩案”、新黨非要置他于死地時，敢于出頭為他求情的除了張方平、范鎮等朝中元老，還有王安石、章惇等改革派。宰相王珪抓住蘇軾《檜》中的詩句“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蟄龍知”不放，硬說他有不臣之心。時為參知政事的章惇據理力爭，說龍并非專指人君，大臣也可被稱為龍，比如諸葛亮號臥龍，但誰說諸葛亮有不臣之心？退朝后，章惇還當面痛斥王珪：你想讓蘇軾全家滅口嗎？章惇還對宋神宗說：“仁宗皇帝待軾，以為一代之寶，今反置在囹圄，臣恐后世以謂陛下聽諛言而惡訐直也。”要想想，這時敢于挺身而出為蘇軾出面說話，要冒很大的政治風險，但章惇依然做了。如果兩人沒有深厚的友情，章惇會這么做嗎？“烏臺詩案”讓蘇軾經歷了103天的牢獄之災和非人折磨，幾度瀕臨被殺頭的境地。出獄后，他對章惇表示深深地感謝，在《與章子厚書》中這樣寫道：“平時惟子厚與子由極口見戒，反覆甚苦……然異時相識，但過相稱譽，以成吾過，一旦有患難，無復有相哀者。惟子厚平居遺我以藥石，及困急又有以收恤之，真與世俗異矣。”從這些話可以看出，蘇軾將章惇視為兄弟之情、患難之交，章惇不僅時常告誡蘇軾要謹言慎行，而且在其處于困境、眾人“無復有相哀者”時施以援手。在蘇軾看來，這種“與世俗異矣”的情誼，除了弟弟蘇轍，就只有章惇了。其實，蘇軾與章惇很長一段時間都保持著深厚的友情。嘉祐二年（1057年），兩人一同參加那個后來被稱之為史上最牛的科考，同時考中進士。只不過，章惇恥于考得不如自己侄子章衡（同榜狀元），棄而不就，兩年后考中進士甲科。初入仕途時，蘇軾任鳳翔府節度副使，章惇任商州令，鳳翔、商州同在陜西，兩地離得不遠，于是兩個年輕官員時常一起游玩，留下不少有趣的故事。在《宋史·章惇傳》和宋人筆記《高齋漫錄》中都記載了這樣一則故事：兩人出游仙游潭，前面是懸崖峭壁，只有一根獨木橋相通，獨木橋下深淵萬丈。章惇提出讓蘇軾過橋，在對面絕壁上留下墨跡，蘇軾不敢。章惇卻神色平靜，用繩子把自己系在樹上，探身過橋，在峭壁上寫下“蘇軾章惇來此”。蘇軾不禁撫著他的背長嘆：“你以后肯定能殺人。”章惇問：“為什么？”蘇軾說：“能不惜自己生命的人，一定能殺人。”章惇大笑。在清人俞樾《茶香室叢鈔》中也記載了一則故事：一天晚上，兩人酒喝多了，夜行山中忽遇老虎。章惇神色不變，厲聲叱之，老虎逡巡退去。蘇軾笑著說：“你以為是你嚇走了老虎嗎？實際上是我以理服之。”章惇問其緣故，蘇軾說：“我對老虎說：‘你如果要吃我，必須要作一篇《虎賦》。’老虎一聽嚇跑了。”這樣的故事真也好、假也罷，但至少說明一點，蘇軾與章惇從年輕時起就相處得很不錯，從時間上推算從嘉祐二年到元豐五年已有二十多年。翻閱《蘇軾詩集》，我們能看到不少在這期間蘇軾寫給章惇的詩。熙寧八年（1075年），章惇被中丞鄧綰彈劾貶知湖州，當時蘇軾知密州。蘇軾曾寫《和章七出守湖州二首》，其一有句“早歲歸休心共在，他年相見話偏長”，其二有句“兩卮春酒相堪羨，獨占人間公外榮”。這些與章惇相和的詩句，我們不難讀出其中超越世俗的味道，這對貶居湖州的章惇來說未嘗不是一種安慰？1079年，蘇軾改知湖州，面對湖州的風光景色，他想起了四年前在此為官、而今入朝任翰林學士的章惇，于是寫下《次韻章子厚飛英留題》：“款段曾陪馬少游，而今人在鳳麟洲。黃公酒肆如重過，杳杳白蘋天盡頭。”還記得兩人往昔一起游玩，而現在呢？景物依舊、世事變遷、故人難聚，“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細細翻閱蘇章二人的生平經歷，不難發現兩人關系的轉折點應在元祐元年（1086年）。這一年的前一年即元豐八年（1085年），神宗駕崩，哲宗繼位，因哲宗年幼，由其祖母宣仁太后垂簾聽政。這一年章惇升任知樞密院事；而蘇軾更是一年三升，五月起知登州，到官五日以禮部郎中召還，入京師在朝半月，升任起居舍人。而到了元祐元年（1086年），朝中發生了一件大事——舊黨領袖司馬光任宰相，蘇軾再次接連提拔，三月升為中書舍人，九月又升為翰林學士、知制誥。司馬光上任后，罷廢王安石新法，而章惇力辯新法中的免役法不可廢，與宣仁太后爭論，言語悖逆，被蘇轍、劉挈等人一再彈劾，被罷黜后知汝州。這里需要留意的，一再彈劾章惇的人中有一個重要人物就是蘇軾的弟弟蘇轍，而且此時蘇軾也在朝中，有一定的話語權，但蘇軾卻選擇了沉默。蘇軾的沉默，估計也有自己難言的苦衷：這邊是自己多年的朋友章惇，而且這個朋友曾在自己身陷囹圄時幫助過他；那邊是將自己從貶謫之地重新起用的宣仁太后、司馬光；還有一邊是自己的弟弟蘇轍。這三方之間的關系，估計讓蘇軾很為難。但是，如果我們換位思考，站到章惇的角度去思量，也不難體味到世態炎涼、人情冷暖的酸楚：想我當初如何幫你蘇軾，而現在你弟弟一再彈劾我，你在一旁卻連句好話都不幫著說，你太讓我失望了。雖然以上這些都是千年之后我的猜測，但人之本性相通，我猜想章惇離開朝廷赴任汝州時，除了對宣仁太后、司馬光有怨言，對蘇軾兄弟也有不滿。而到任汝州后，章惇又收到蘇軾的一封信，估計這封信讓不滿又增添了幾分。這封信名為《歸安丘園帖》，其真跡現存于臺北故宮博物院，信中這樣寫道：“軾啟。前日少致區區，重煩誨答，且審臺侯康勝，感慰兼及。歸安丘園，早歲共有此意，公獨先獲其漸，豈勝企羨。但恐世緣已深，未知果脫否爾？無緣一見，少道宿昔為恨。人還，布謝不宣。軾頓首再拜子厚宮使正議兄執事。十二月廿七日。 ”蘇軾的愛妾朝云稱他“一肚子不合時宜”，我讀這封信時，也感覺蘇軾寫得“不合時宜”。此時的章惇一下子從權力高層（知樞密院事，相當于國防部長）貶為汝州知州，這對一個政治上想有一番作為的人來說，無疑晴天霹靂，心情灰暗可想而知。而作為好友、正處于權力中心的蘇軾如何安慰的呢？“歸安丘園，早歲共有此意，公獨先獲其漸，豈勝企羨。”還歸故里安居田園，我們早年都有此愿望，您能先有機會實現此愿，真讓我羨慕企盼。蘇軾以為用他一貫的幽默詼諧能幫助友人從被貶的困境中獲得解脫，真是有些幼稚了。此時的章惇早已不是年少時一同交游的章惇，而且此時的章惇也并不想過陶淵明式的歸隱田園生活，他有自己的政治理想與遠大抱負。試想想，一個剛從貶謫之地提拔到權力中心的人（蘇軾）對一個剛從權力中心被貶而政治上依然有理想有追求的人（章惇）說：我羨慕您現在的安逸生活啊。這其中的滋味實在令人難以捉摸，我相信蘇軾是無心的，因為他一貫天真，但章惇可能并不這么想，更何況自己被貶還有你弟弟的一份“功勞”。估計在收到這封信后，章惇就再也不將蘇軾視為朋友，而是落井下石的小人。作為蘇軾的粉絲，我也感覺他這封信言辭欠妥，好像情商出了問題。耐人尋味的是，今人看《歸安丘園帖》，書寫暢達，感情飽滿，一氣呵成，幾乎沒有敗筆，也無一處涂抹，足見蘇軾書寫時春風得意、如魚得水的狀態和心情。而那時的章惇，在欣賞這幅“書法作品”時，又是一番怎樣的心情呢？章惇這一貶就是七八年，先在汝州任知州，后到揚州任祠官，而在這期間還數次被蘇轍等人彈劾。而同一時間段，蘇軾仕途頗為順暢，既有朝廷任職經歷（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后升至禮部尚書），也有主政地方經歷（在杭州、潁州、定州任知州）。時間來到紹圣元年（1094年），哲宗親政后想要恢復新法，章惇再次被起用，加左正議大夫，拜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相當于宰相）。章惇主政后，蘇軾兄弟的處境就堪憂了。單說蘇軾，這年四月以譏諷先朝的罪名貶知英州，八月再貶知惠州。在惠州，蘇軾本來過得還不錯，“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到了紹圣四年（1097年），他的一首詩傳到京城，又一次觸怒了章惇。這首詩名為《縱筆》，從題目看就有點飄的感覺，詩中這樣寫道：白頭蕭散滿雙月，小閣藤床寄病容。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據傳這首詩傳到章惇耳中時，章惇很生氣地說：“蘇子瞻居然這么快活，看來貶得還不夠遠。”于是，將他貶到更遠的儋州（海南島），直到元符三年（1100年）哲宗去世、徽宗（趙佶）即位，元祐年間老臣紛紛被召回，蘇軾才得以北歸。哲宗去世時無兒，在立新君的問題上，章惇堅持自己的主張，認為端王趙佶“輕佻不可以君天下”，反對立其為帝。待到徽宗即位，章惇被罷相，先是知越州，不久又貶為武昌節度副使，接著又貶為雷州（湛江）司戶參軍。就在蘇軾北歸回朝途中，章惇的兒子也是蘇軾的門生章援給他寫了一封信（1088年，蘇軾擔任主考官時，曾將章援親點為開封府解試第一名）。在信中，章援希望重返朝廷即將擔任要職的恩師能對父親稍加寬容，而蘇軾的回信令人動容。蘇軾說：“某與丞相定交四十余年，雖中間出處稍異，交情固無增損也。聞其高年寄跡海隅，此懷可知。但往者更說何益？”蘇軾并沒有將自己一貶再貶的痛苦歸罪于章惇，只是用“中間出處稍異”輕飄飄地帶過，還說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吧，再說有什么用。他還安慰章援說：“海康風土不甚惡，寒熱皆適中。舶到時，四方物多有。”在聽說章惇年邁的母親為兒子遠行擔心時，蘇軾還給章惇的女婿寫了一封信，請他轉告太夫人：雷州雖地遠，但無瘴氣，弟弟蘇轍在那住了一年，過得甚安穩。章援對蘇軾以牙還牙的擔心是多余的，因為蘇軾不會這樣做，也沒機會這樣做。給章援回信后不久，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七月，蘇軾病逝于常州。四年后，章惇病逝于睦州（浙江建德）。行文至末，我還得說一句。《宋史》將章惇列入奸臣，顯然有失公允，當然那也是元朝人干的事。且不論他的文治武功，四個兒子考中進士卻均未受重用，就能看出他不任人唯親的可貴。他反對立趙佶為帝，從宋朝后來的處境看，錯了嗎？至于對蘇軾兄弟的報復，換個角度看，司馬光那些元祐君子們干得還少嗎？我們還是聽聽被章惇折磨得夠嗆的蘇軾怎么評價他：“子厚奇偉絕世，自是一代異人，至于功名將相，乃其余事。”（5月2日晨修改于瀾灣書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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