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抗戰歷史紀事

心畫

在香港隱蔽的日子譚軍?一 1942年春，在寶安縣龍華鄉姜頭村附近的一條小河涌里，我和被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部隊從香港營救回來的文學家周鋼鳴，卷起褲腿在涌邊用簸箕兜撈魚蝦，以改善招待所的伙食。在鍋里將小魚蝦烤熟，撒上一點油鹽，鏟起來足有滿滿一口盅。鋼鳴同志興奮地說：今天的收獲還不錯，晚飯的菜足夠了。接著他對我說：時間還早，我們到沙梨園日光浴去。 山坑里的沙梨園，是老鄉經營的副業，果熟時節，挑擔沙梨去趕圩也能換回點油鹽醬醋火柴和火水。山坑偏僻，又是我們遇到敵情時隱蔽的好去處。這時日寇正忙于占領統治香港，國民黨軍隊早已逃之夭夭，游擊區真有點短暫的太平安穩的樣子。 陽春三月，綠草如茵，山坑雪白的梨花滿樹，香氣撲面醉人。我們躺在草地上曬太陽。閉目養神，舒服極了。不一會，鋼鳴同志對我說：小譚，你知道為什么把你調來負責這個小小的招待所嗎? 我回答：工作需要唄。總得有人給你們幾個管好伙食嘛。 他顯然早就準備好和我談一次話：這是一所專門接待組織上認為政治上有問題、有懷疑的人的小招待所，之所以派你到這里來負責，因為，你也是被懷疑的對象，是個“托嫌”；我的老婆，也被懷疑是“托派”，所以我也陪住到這里來了……。 我牢騷滿腹，思想不通，氣呼呼地說：還不就是“文通”（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港分會文藝通訊部）的事，我參加“文通”，介紹人叫麥烽，是我很敬佩的青年文藝理論家。在讀書會里，他為人謙遜樸實，埋頭苦干，對我影響很大。在學習《社會科學基礎教程》和《政治經濟學》的時候，很多問題我弄不懂，一聽他的討論發言，我就明白了；書店里剛剛到了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第二天，他只用半個多鐘頭，就在讀書會里向大家講述全書的主要內容和精神。我真服他。后來他被人說成是“托派”，相處一年多，可我從來都沒聽過他有過半句托派言論。開除他出“文通”的大會，我既感到突然又很震驚，想不通，表決時我沒有舉手，大概，因此也就把我也列入“托派”之列了吧。 鋼鳴同志說：當時香港階級斗爭很復雜，好同志受到誤會是難免的。 我說：我當時不僅受到“文通”的疏遠，一切進步的青年文藝組織，都對我有戒備。有一次，我從英文版的《莫斯科新聞》翻譯了一篇報告文學，講蘇聯一個“戴花環的小姑娘”智擒德國傘兵的故事，發表在黨領導的《華商報》上。好家伙！過不了幾天，有個文藝團體就專門派人到我家來摸我的底，刺探我的情況。我實在痛苦得無法在香港呆下去了。皖南事變后，我從《上海周報》看到一篇“皖南事變后如何找新四軍”的文章，還附有路線地圖。在香港無辜地受到了懷疑和歧視，何苦來?我準備只身徒步找新四軍去!（大有“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的那種感慨和情緒），后來我把自己的想法跟一個進步書店的店員說了，他說：找共產黨，何必走那么遠，過了深圳河，就有黨的游擊隊，還給了我一疊游擊隊油印的宣傳資料。在日寇占領了香港九龍后，我就隨部隊的交通員于元旦到了部隊，實現了追求真理的夙愿。頭一個工作就分配我搞招待所，接待過茅盾、胡風、宋之的、葉以群等；接待過從香港拯救回來的英軍；還接待過上百名從香港回來參軍的青年。正干得熱火朝天，突然一聲令下，我就被調到這里來了。 鋼鳴同志長嘆了一聲：人生的路，是非常非常之曲折的。隨即翻過身去，還若有所思地伏在青草地上說：日光浴，除了曬正面還得曬曬背面，這才算是全面，做人處事也萬萬片面不得。我也學他的樣翻過身子來讓背部曬曬陽光。 我倆誰也沒有吭聲，整整沉默了半個小時。他是多年來唯一關心我政治生命的長者，我熱淚盈眶地趴在草地上，不時地咀嚼著青草，咽吞著苦汁。 猛然，他翻過身來抱膝而坐，推了推我的肩膀，語重心長地說：小譚，你要寫個報告給政治部主任楊康華，把情況講清楚。讓組織了解你。這要主動，拖不得。 太陽還未西沉，山坑早就昏暗，我們彎著腰穿過沙梨樹林回村做晚飯去了。 當晚，我收拾好晚餐的廚具，就在灶前靠著一大捆山草提起筆來，在燈盞里添了五六次油，雞啼之前終于把報告寫完。天一亮就托過路的交通員將報告送出。 我焦急煩躁地等了十多天都渺無音訊。 突然，國民黨頑軍放出“反攻香港”的煙幕，向游擊區瘋狂進犯，部隊處境極其嚴峻險惡，非武裝人員大都疏散掩蔽。周鋼鳴同志夫婦和其他受懷疑的歸僑等，大都轉移到國民黨統治區的大后方去了，小小的招待所便宣告撤消。負責主持疏散工作的同志對我說：你也得回香港隱蔽一段時間，今晚就出發。我說：我身強力壯，可以到武裝連隊去。他沉默了好一陣，然后說：這是組織上的決定。 既然是組織上的決定，我當然會回香港，但走之前，我要求跟楊主任面談一次。 第二天、交通員就把我帶到政治部駐地的村莊，他沒有讓我進入營地，吩咐我在村邊的雜貨鋪等候。我心里既焦急又苦惱，便買了一包生切煙絲，一疊煙紙和一盒火柴，頭一回吸煙就得到從沒享受過的片刻麻醉的滿足，從此我就和煙結下了不解之緣。抽了半包熟煙，從早上等到黃昏，終于，一個通訊員來叫我，并把我帶到一棵大樹下見到楊康華主任。我們席地而坐，他的話說得很精煉干脆：你的信我看過了，你的情況我也知道了。說你是托派，我們還沒有足夠的根據，只是懷疑。你說，在內戰即將爆發的嚴酷情況下，把一個托嫌的人留在部隊里，合不合適?對革命有無好處? 我毫不猶豫地回答：不合適！沒好處! 這就對了。所以要你回香港隱蔽一段時間，待情況有所好轉，你再回來。 我服從部隊的決定，馬上就走。我只有一點要求：我回到香港之后，請部隊派人同我保持聯系。情況稍有好轉，就通知我歸隊。 我答應你的要求，你把家里的地址留下來。 留下了家里的地址，結束了這不到10分鐘的談話，懷著一顆沉重的心，當晚我就跟隨走私商人長長的挑擔隊伍，涉水過深圳河，于天蒙蒙亮到達了新界元朗。 二 在元朗不敢逗留，乘了頭班火車到九龍市區就回家。 家門一敲開，屋里全是我不認識的人。一個年近50的婦女，身邊圍著4個小孩。我說出自己的名字，她們就知道我，還知道我是背著家庭偷偷回內地打日本鬼子的，隨即熱情地招呼我入屋。原來她是我的一戶從沒見過面的遠房親戚，是元朗一個地主的第五房妾侍。她叫我稱呼她為表姨。她說：“你全家已經遷返廣州，就把租住的房子轉讓給我們了。”我家是南非歸僑，父早喪，家里全靠外匯維待生活，日寇占領香港后，外匯斷絕，生計無著，只得返回廣州老家，賣掉祖屋以糊口。表姨大概以為我是“因公”返港的，她懷著支持抗日的一片愛國心，冒險地也是誠摯地要我留住她家。這里是我留給部隊的聯絡點，離開不得，也就滿懷感激的心情住下來了。 日寇統治下的香港，糧食奇缺，每人每天只供應糧食舊秤6兩4，我首先到區役所報了戶口，改名譚東，領了“良民證”，有了戶籍和“良民證”，就可以買到配給的口糧了。 為了解決嚴重糧荒，日寇除了大量疏散人口回內地，還到處大抓“無業游民”，用船將人運到荒島，殘暴地讓人一批批地在沒水喝、沒得吃的孤島活活餓死。為了活下去，我還必須找個可靠的職業。靠誰?到那里找?在香港，我已舉目無親了。 參軍前，我除了埋頭自學革命書刊外，還到過多處工會，教工人唱抗日救亡歌曲，和拉丁化新文字，傳播革命道理。關系較密切的是九龍下水道工會，我曾自編，自刻（蠟紙），自印，自費地幫下水道工會出版了一份不定期的油印小報《啟蒙》，團結工友，宣傳革命。因而和工人的頭頭梁福較熟悉。接觸多了，知道他為人耿直、有愛國心、有正義感，是個老實可靠的人。我當年才19歲，習慣稱呼他福哥。我上門找到了他。開門見山地就坦率告訴他：九龍淪陷后，我就回寶安、東莞參加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了。剛從部隊出來，還要在香港逗留一段時日。我需要找一個職業掩護，也需要有一份工作來解決開飯問題，請他幫助。他馬上就說：“鉆坑渠窿”，搞下水道這樣的邋遢工，你干不干得來? 有這樣的政府工作掩護，那是最理想不過的了。 目前雖然是日本鬼在稱王稱霸，但下水道還得靠我們原班人馬，闖東走西，這里依然是我們的天下。招工，還得由我說了算。你要來，我跟蘿卜頭打個招呼，后天你就可以來辦手續返工。 從此，我的胸前就掛上了一塊下水道工人的牌，當上了“鉆坑渠窿”的下水道工人。解決了有飯吃，有職業掩護兩大難題。 福哥手下有2、30人，每早集合，領了任務，搬了工具、器材，就乘公務車開到工作的現場。大多時候是鉆下水道，在地底下干活，九龍市區差不多都跑遍了；有時暴雨成災，山泥傾瀉，就得到新界鏟沙搬泥，整治公路，暢順交通。往往，福哥把工作交給他的副手安排好，就拉我離開現場。他告訴我：他們都是我多年同撈同煲的沙煲兄弟，都很齊心又聽話，我已經給大家打過招呼了，都知道你是我的人。如果沒有日本人跟車，你根本就無需做工，遇上了蘿卜頭，你裝裝樣子就行。你有事要辦，招呼一聲，想走就走，有我頂著。但我還是盡量參加干活，主要是為了熟悉兄弟們，和他們交上好朋友。 往往，工人一開工，福哥就拉我到附近較偏僻的茶樓或咖啡館“聊天”。他求知欲望特強，總想將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中國革命的基本理論問題要搞清楚。我就利用每天在茶館“聊天”的機會，把我懂得的道理和知道的情況有步驟的跟他說。有一次談到游擊戰的問題時，他壓低嗓門細聲告訴我：英軍敗退的時候，我們檢到了槍，都藏在下水道人不知鬼不覺的角落里。他泯了一口茶之后，極其鄭重和滿是嚴肅地說：有用得著隨時都可以拿出來。他有槍，又有人，看得出來，他對開展城市的游擊戰有點躍躍欲試的要求和激情。由于職業的關系，他對九龍的大街小巷、地形地段了如指掌，有豐富的社會經驗，我完全相信，靠著他那堅強的革命意志和魄力，是完全可以開展市區的游擊戰的。 遺憾的是，我是個不被革命隊伍信任的散兵游勇，我的處境是受懷疑、被疏散回港，在敵人的統治下“隱蔽潛伏”。沒有部隊組織上的領導，我是絕對不能輕舉妄動的。我只好安慰穩定他：現在還沒到動真家伙的時候，當前最主要是組織幾個最可靠的核心力量人員，把沙煲兄弟牢牢地維系住、團結緊，積蓄力量，等待時機。 我深感內疚的是，我不能將我的真實身份和真實處境告訴他，令我最難過的是，他卻像對一個真正的抗日游擊戰士那樣，對我絕對信任，徹底的“服從命令聽指揮”。我單人匹馬，干的盡管全都是對革命有利的事，但夜半醒來，我多次痛苦的哭了：我光明正大地在“騙人”，但我不“騙人”，我能開展革命工作么？ 三 大概過了大半年，一天下午有個20歲左右的年青姑娘到表姨家來找我。她身穿一身粉紅色的時髦旗袍，燙了一頭摩登的卷發。她自稱姓黃，沒說名字。坐落之后，她說是楊康華同志讓她來找我的。隨即在手提包里掏出一張1工分寬、4工分長的小水字條來，字條寫著：“譚：送上軍用券50元，并請與來人聯系。楊”。 我非常激動，部隊終于來聯絡我了，我即時向她匯報我在下水道工作的情況，建議港九大隊將他們組織成市區的武裝游擊小組。我還告訴她：通過下水道的一位工程師，偷到了一份寶安地區一帶非常精細詳盡的地圖，連從姜頭村到龍華圩經過幾度不到一丈長的破爛小橋也標上了；我還認識了廣華醫院的一個女護士鄭秀鸞，她原來是新四軍的，皖南事變后逃到香港來，她不時從醫院偷藥出來給我送給部隊，已偷了好幾批，部隊什么時候來取都可以；我還組織了3個青年準備參軍；一個是表姨家的大兒子梁國興，一個是無家可歸住在我家樓梯角落的乞丐陳全，還有一個是附近一家飯店的小伙計梁超，我已經動員教育了他們快半年了，隨時都可以出發。 她對我在沒有和組織聯系上的情況下做了這么些工作表示滿意。她還給我交代了幾件任務：一是將馬路街頭上敵人貼的標語通通抄下來；二是每天到雜貨鋪調查了解紅豆、綠豆、黃豆、黑豆、粉絲、腐竹……等等可以補充糧食的副食品早晚不同的價錢；三是部隊急需蠟紙、油墨，盡量想法采購一些，購買這些東西，很容易引起密偵的注意，要非常小心；四是部隊很需要革命理論書籍，這些現在是“禁書”了，能不能給部隊收集一些?每隔一個星期我就來取一次材料。 這些任務固然是部隊工作上的需要，顯然，也是對我的考驗。我愉快地把任務接受下來，便把“黃姑娘”送走了。 我把部隊來人和交給我一批任務的情況跟福哥商量，看來我不能再天天返工了。福哥說：無所謂，有我頂著，必要時給你請幾天病假就是了。你專心去忙你的，不夠錢開飯就來我家吃，有禍同當嘛。 從此，我真的忙起來了，天天上街默記敵人的標語，天天跑兩趟上海街幾家雜貨鋪，既要加緊對三個準備參軍的青年的教育，又要督促鄭秀鸞勤偷多偷點藥，還要多次到偏僻的文具店購買蠟紙、油墨。 最難辦的是收集革命理論書籍了。我家原有的幾百本書，日寇炸九龍時，就給母親全都燒掉了。舊書攤里有，但不多，要價驚人，還要秘密交易。我忽然想起以前讀書會的老伙伴鄧鐵濤，他是一名中醫，又是我的啟蒙老師，他幾大書柜的革命理論書籍還完整地保存著，隱藏在一家工廠的倉庫里。但他人在廣州，我便用“暗語”寫信到廣州向他索取，他欣然答允，立即寄來介紹信讓我去取書。福哥馬上找了幾個人，推了幾輛大板車，連夜將書運回他家，第二天還在廚房里用磚砌了個假灶，將書埋藏在里面。 不久，“黃姑娘”就通知我歸隊，我把福哥的關系轉給了她，并一再提醒她要重視這股力量。之后，我就告別福哥和下水道的伙伴，領著三個參軍的青年，裝扮成回鄉難民的樣子，沿著鐵路經深圳、布吉步行到李朗，找到部隊稅站的同志，很快就找到交通站了。 四 回到部隊，寶安大隊政治處主任李征同志和我談了三天三夜的話，無微不至地了解我一生20年來的經歷，和生活中的一切細情末節，就叫我填寫入黨申請書，并做我的入黨介紹人。不久，東江縱隊成立，他知道我懂點文藝，就分配我參加組建東江流動劇團。我隨軍北戰南征。但我時刻都惦念著福哥和他們。抗戰時期，我特別關注有關港九大隊的新聞。1944年10月，東江縱隊《前進報》刊登了一則港九大隊的消息：他們用定時炸彈爆破了九龍市區中心亞皆老街橫跨馬路的第四號鐵路橋，引起香港九龍日軍的強烈震動，馬上將正在進犯新界西貢游擊區的隊伍撤回來，達到了港九大隊調虎離山的預定目的。福哥的家，離鐵路橋很近，這不能不引起我對他的關注。 13年前，我就離休了。一天，我接到了僑辦的一個電話說：梁福同志到了廣州，下午就返香港，他很想見見你。我立即驅車前往廣州華僑大廈和他會面。闊別40多年，他明顯滿臉皺紋多了，人也老了，但精神奕奕，不減當年。我問他：怎么有空來廣州玩玩?他說：還不是記者們要采訪當年炸四號鐵路橋的事，僑辦就叫我來了。其實，沒什么好說的。 我緊緊握著他的手：當年炸四號鐵路橋，震驚港九，原來就是你帶領下水道的“沙煲兄弟”干的，福哥，干的好呀! 我們激動的淚水都滴在緊緊握住的雙手上。 1997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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