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我的此次旅行,第一站位為紹興魯迅故里,然后東跑西跑,來到最末一站上海—這個魯迅生命里最后十年居住的地方。我查詢了一下魯迅當年從紹興出來后的行蹤軌跡,魯迅除在北京和廈門住的時間多些(1909—1927),然后就是上海了(1927—1936)。我想魯迅之所以將上海作為最后的居所地,一定是因為上海是當時中國的文化出版中心,也是中國最大的都市。城市越大,自由度和文明程度就越高,這幾乎就是真理了。魯迅需要一個自由創作和獨立生存的空間,少一點干擾。事實上,正是在上海的這段時間里,魯迅的雜文達到了思想和藝術的巔峰。</p><p class="ql-block">? 這次旅行到過了兩個文學大家的故居,總想對他們作一個整體的認識,但前幾年的一段文壇爭論打斷了我的思路。韓寒在回答王蒙(好像是王蒙)具備什么資格加入作協時說到:我加入作協就一定做作協主席,我做作協主席第一件事就是解散作協。當聽到韓寒話時不由感慨:這小子真敢說!這話讓人痛快之余道出一個事實:作協里的那些作家都是被養著的,不少人靠一部長篇進入作協后,就再沒有出作品了。此時腦子里又冒出前段時間流傳的一句話:“被人包養就不要談什么人格獨立”。魯迅那個年代沒有作協,他的收入是靠教書薪水和稿費收入所得,這個收入在當時已足夠豐厚,足以使魯迅不受任何因素制約,自由獨立地完成創作。事實上魯迅到上海后,拒絕了任何官方職務,專事寫作。而巴金在進入壯年后已經有了作協,他還擔任過中國作協主席和中國文聯主席。不過在所有的職業作家里面,只有巴金等及其個別作家只靠稿費為生,沒有拿體制的一分錢,這就不得不讓人敬佩。</p><p class="ql-block">? 魯迅紀念館位于魯迅公園內,門前佇立起一座魯迅塑像:先生站立于一塊石頭上,面孔嚴峻,目光犀利,注目前方。這與在任何地方看到的關于魯迅形象都大致類似。他到底看到了什么?至暗時期的年代、幽暗的國民性還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各色人物?這時,先生一段熟悉的話突然由心冒出:“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里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這得有多銳利的目光和多大的勇氣,才能寫出這樣的文字!魯迅具備所謂“國學”的全部功底,有著牢實的學問淵源,但他沒有像辜鴻銘那樣陶醉在博大精深中,沉湎于虛幻的仁義道德中,而是選擇做一名勇士。他勇于解剖自己,解剖社會,解剖人性。他將任何的一段歷史狀態與這段歷史的國民性聯系起來,試圖分析它們之間的關系出來。閑情逸致的文字對于魯迅是多余的,他無意陶醉在風花雪月中,他深切的胸懷里裝著的只有深刻的思想,他揮毫落筆的只有深沉的文字。</p><p class="ql-block">? 對于紀念館內展示的圖片和展品有不少是熟悉的,這是我預想過的。但是我還是想來這一趟,想在這濃厚的氛圍里感受一種情懷,想在先生批判的目光中找到一個能說服自己的理由。</p><p class="ql-block">? “東方發白,人類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自然也是‘人之子’”;</p><p class="ql-block">? “人立而后凡事舉”;</p><p class="ql-block">? “多有不自滿的人的神族,永遠前進,永遠有希望”、“雖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終點的競技者,和見了這樣競技者而肅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將來中國的脊梁”;</p><p class="ql-block">? 看著先生這些醒目而熟悉的文字,先生的人生之志連帶著殷殷之情張滿展廳。欲“破”必先“立”,而“立”就是“立人”。“立人”是先生的思想核心。救國救民之道,首在立人。這個民族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要救亡圖存,必須養成無數人格獨立、意識覺醒、精神健康的新人,建立“人國”,民族才有希望。試想,一個所謂先進的制度能憑空而降嗎?能隨時引進嗎?能與這塊土地上的人和諧融洽嗎?思考這些問題,再聯想幾年前的“制度決定論”和“文化決定論”之爭,似乎覺得這個爭論不應該有一個非此即彼的答案。文化因人而生,人創造文化,人建立制度,人引進制度,這樣的制度才不至于與人“水土不服”。任何關于“決定論”的觀點,多少都有點“獨斷論”的意味。按照一位學人的說法,所謂“制度底線”的前提一定是“文化共識”(至少是“政治文化共識”)。而按照我的認識、這個“文化共識”不知又可以引申多少個前提出來,怎能窮盡而成為決定因素呢?</p><p class="ql-block">? 在一個巨大的屏幕下停了下來,它正播放著魯迅葬禮的影像。1936年,55歲的魯迅盛年早逝,上海各界人士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葬禮。頻幕中屢屢出現民國時期的那些名人名士的面孔。在大量的橫幅中,我看到了“民族魂”的字樣。這樣規模的文人葬禮中,好像也只有魯迅和胡適才有過。魯迅離世于1936年的上海,胡適離世于1962年的臺北,當時臺北民眾也為他舉行了一場規模空前的葬禮。魯迅和胡適是一同時代的人,他們都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人物,他們之間雖有嫌隙,但他們是同一類人:憂國憂民,愛憎分明。他們的嫌隙在于見解不同、性格差異和一些誤解。他們生前都受到民眾的愛戴,他們都在現當代文化史和思想史享有及其重要的地位。</p><p class="ql-block">? 在魯迅紀念館內邊走邊看,邊看邊思。直到走出紀念館仍覺得有些問題還纏繞于心,如關于三十年代文學方向爭論的原因、關于魯迅與“左聯”的關系、關于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的大眾文學的核心區別、關于與魯迅生前最接近的幾個人到底與魯迅是什么樣的關系(瞿秋白、胡風、馮雪峰)……我也知道,這些問題在這個館里是找不出答案的。</p><p class="ql-block">? 走在魯迅紀念館外的小街上,這條街,安靜而狹窄,人也很少,容易把人帶回百余年前的上海。</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p><p class="ql-block">? 2025.5.2</p><p class="ql-block">?</p><p class="ql-block">?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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