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該這么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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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個體的價值，保護人的多樣性，教育是一件樸素的事。 林小英：北京大學教育學博士，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北京大學教育質性研究中心主任。（許知遠訪談林小英） 許：這個地方太美了，心曠神怡。林：在這里釣魚，你會質疑哈貝馬斯的“私人領域和公共空間”，在這兒絕對是模糊地帶，它不可能區分得那么清楚。你從小生長在這里，這片水域就是你所見所聞你生長的一部分，這是公共空間？我看得見國家嗎？這魚我看見的就是我的，我釣魚從來沒覺得我應該交個稅啊交個釣魚費呀。把它分得那么清楚，還是以城市文化為主導的對整個社會進行格式化的一種處理方式。這里未被格式化，就是混沌一體的。許：迷惑的混沌！現在混沌的地方越來越少了，越來越被劃分了。當時為什么會對教育感興趣？林：因為我們村跟我們所在組不挨著，就近的學校是別的村的，我又不能就近入學，所以我對撤校并點深惡痛絕，我憑什么要走那么遠的路去上學，都是人吶。許：身份焦慮。林：不焦慮，就覺得可惡。我出生在這里又不是我的錯，我就近到別的村小上學，人家每個學期把我薅出來說你出去，你們的公糧又沒交到我們這。許：被遺棄被嫌棄。林：每個學期開學都是在春天，田野里邊長滿紫云英的時候，特別美，那個時候其實最適合出去玩。老師就把我們四個人拎出來，說回家跟家長講，帶上教育附加費，二十四塊錢。學費只有五塊錢，我們要交二十四塊錢。我們從來沒有先回家問家長要錢去，我們的想法就是先出去玩，到田野里邊打滾去，少上幾節課沒事的。每次就被拎出來，其實小學三四年級的孩子羞恥感還是有的嘛。那種羞恥感會轉化成啥感情？恨！我長大了這仇得報哈哈。所以，我（大學志愿）就填了教育管理，我想當校長。許：報復一下。林：對，我覺得教育不應該這么干。后來一看，想當校長？當個老師都很費勁。后來我本科論文就是《論教育管理應該取消》。許：是嗎哈哈。林：本科學什么教育啊，又沒上過講臺，當時就這樣一路批判著過來的哈。 許：你對政策本身的興趣其實是很早就有。林：就是我說的這個鄉啊那個鄉啊，我覺得行政區就不應該那么劃。我對擁有權力不感興趣，但我覺得我必須研究權力這個東西，尤其權力怎么行使，以及對社會的普通個體造成什么樣的傷害和影響。我導師當時讓我研究教育政策制定，我說我不感興趣，我感興趣的是他們的決策出來以后，對社會到底造成了什么樣的實質影響，這是可以去捕捉和回溯的客觀痕跡呀。許：因為你自己就是這個政策的受害者。林：對，是的——我受害了我都不去研究它，那我不就白白受害了哈哈？ 許：其實可以把這個教學樓看作很多心靈的集合，他們構成了共同的社會心理或者學校的心理，代際的心理。而這時就應該腦中漫游去找自己是誰，找自己的方向，發現自我的空間。時間和空間給他們太少了，他們沒有自我發現的機會，他們都被填滿了，該做什么不該做什么，這個巨大的機器一直在這么運轉，而且更加速地運轉，你改變機器是很難的。 制片人徐：其實大家都還是有代入的，畢竟我們大部分人都從這樣的時代經歷過來，也有一些參照。今天還是挺觸動的，最后出門大家散了的時候，我就聽見一個孩子說：原來我們是縣中的孩子啊。林：還不如不讓他知道。許：他自己意識到自己是縣中的孩子，這樣好還是不好呢？林：最好別意識到。在結束的時候，我們在那個小教室旁邊，有幾個學生還追著我問，有個學生說其實縣中的孩子和城市里的孩子主要是界分出來的，他用了“界分”這個詞。許：這么好的形容，說得好。林：他說其實沒什么太大區別。 制片人徐：這次拍下來我最觸動的一個點是，好像我們知道什么是對的，但我們一直在另外一條路上越走越遠，這樣的狀態讓人非常難受。為什么我們要這樣啊。林：是“保險起見”，管理者就是“保險起見”，比如今天講完之后我就問書記，我們沒給學校惹麻煩吧？別是號召（指演講）孩子們自我解放，完了學校就不知道怎么搞了。他說沒有沒有，都說到我心坎里去了。但是我能說這些話他不敢說，他是書記，他為什么不能把學校按照他認為正確的方式改呢？這就是他們的“保險起見”，我如果這么改了，考得一塌糊涂怎么辦。 許：調研過程中包括這些接觸，大家很少花時間去探討教育的價值和本質是什么了。林：對，教育的功利性其實還是挺嚴重的。至于教育的價值，本應該怎么做，其實我還是相信這些一線老師和校長，他們有自己的認知。但是這種認知是不是被重視，是不是有機會浮出水面，浮出水面以后如果出了點小小的事故，會認為這是教師的專業自主的范疇之內，而不會把它馬上推給行政部門去進行判決。但是后者是更常見的方式。有時候教育的手段還沒開始上，就開始把它推給法律，推給社會，推給輿情，最后就是整個教育能夠發揮作用的空間越來越小，大家的信任度也越來越低。 根據視頻《十三邀》，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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