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了什么

零度

尊重個人分立的知識，保護個體生命的意義，人非單一標準評判下的原子。 林小英：北京大學教育學博士，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北京大學教育質性研究中心主任。（許知遠訪談林小英） ? 許：回到寫書的緣起，什么觸發你寫這本書（《縣中的孩子》）。林：這也是機緣巧合，當時蘋果公司在中國的代工廠富士康，發生了工人十三連跳事件。出了事件以后，他們怎么反應的呢，就出了一個工人“在職教育與發展”的這個項目。他們最開始設計了一個定量研究，看工人的流轉率，發現一年半之內十幾萬工人達到百分百流轉，就是全體換血。這里面一定存在可分析的問題，我就要去接觸這些工人，我要做訪談。 跟他們聊的時候就會多問一些問題，比如你來自哪里，你未來想干什么，你會一輩子在富士康嗎？幾乎所有人都說，我將來要回到我們縣里面去的，后來我就寫成了《全球化及其敵人》。他們參與了全球化，實際上他們徹徹底底被排除在全球化之外，他們只是全球化的工具而已，注定要離場的。他們主要來自中部縣域，就把這個話題帶了出來，那時候我還沒有明確的意識（寫書）。當時我帶了一些紀念品給他們，我想你都猜不出來是什么。 許：猜不出。林：是耳機。他們居然非常感激，我覺得我都受用不起，他們感動成這樣，說明他們二十多年的人生里，什么時候被厚待過？許：他們的年齡大概跟我們差20年吧，大部分是農村來的。林：是的，城里的基本沒有。他們自我感覺很卑微。他們在流水線上的工作最多不超過30秒，就是30秒重復一個動作。 其實光文化成績好遮蔽了很多人其他的才華，我就相信在這樣的廠區里一定有很多什么吹笛子好的、跳街舞好的、彈吉他好的。。。真有這種人，你得給他們機會。我覺得這種研究不是一個主題牽引，而是它首先激起一種情緒反應，后來就把他們納入視野。 林：老師和學生是同構關系，他們都是被一樣的邏輯建構出來的結果。最好的老師最好的學生一下子匯集到這，就打造了一個很好的高中，你只是成績單上的一個序列號碼。后來我就去高三教室里去看，所謂“埋頭”不是形容詞，它就真是——這樣，把頭埋在——許：桌上都是資料，都是題。林：對，他們不想讓別人看見自己，其實是一種遮掩。他們盡量不給別人打交道，他已經學會了——我覺得現在高三學生很知道怎樣去做交易——就是，我給你聊天有好處嗎？一個人在很年輕的時候就有做交易的意識，其實挺可怕的，他就會止步于很多可能眼前看起來沒什么好處的事情——你說唱歌有好處嗎？聽音樂有好處嗎？但是無用之大用啊，他們那個時候已經斬斷了這個可能性，我覺得高三學生非常明顯。高一的學生呢，我在課間捉住一兩個學生問一問，我覺得他們還屬于神經比較正常的狀態。許：所以你感覺到教育是去除那些健康因素的過程，很明顯的。林：特別明顯，就是人在短短三年被塑造得，你就感覺——哦天吶，這個黑盒子——里面發生了什么？人怎么可以如此快地被塑造，能夠輕巧地在三年里把一個人改變成這樣子。如果有一個鏡頭從高一到高三，一直照著他，濃縮到一個小時里面，去呈現他這個——許：生命力怎么慢慢萎縮——林：對，一榮一枯。就是從榮到枯的這個過程。許：我在想這個畫面好殘酷！你再去縣中的時候已經隔了二十年，你覺得沖擊大嗎？林：沖擊大。你縣中干嘛把自己搞成這樣，什么爭分奪秒只爭朝夕，朝夕那么漂亮你干嘛不去看看。所有這些對于人的自然成長的這種要求，或者是想象，為什么在今天全部失效，就只相信一個道理就是刷題是有用的，只相信一個辦法就是沒日沒夜地去學習是有成效的。怎么就形成了這樣一種判斷，怎么對這樣的因果關系就那么相信。而且現在是學生自己不敢放松，他們喜歡把日程表排滿。許：自我監控能力已經提高了非常多了。林：對，過度地自我計算，自己把自己算得明明白白。 許：不到三十年時間，這種方式到底怎么形成的呢？怎么形成這樣一個封閉的邏輯鏈條呢？林：我覺得是評價體系。三十年前咱們還自認為是“窮國辦大教育”，其實教育本來就是達到一定的底線就讓每個人自我放飛就好了嘛。但是21世紀以后，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我們要軟著陸，就從教育入口，所以99年就是著名的大學擴招。當年高校擴招一倍，可以拉動經濟增長四百個億。我們尋找因果關系非常簡單，反正永遠是這樣一個工具性的價值。但是老百姓發現了一個問題，不上大學，家里就要受窮，可是上了大學就馬上受窮——學費開始上漲。招了之后呢，人數突然多了一倍咋辦，學校容不下了。用膝蓋想想都知道，后面就是校園要開始擴大，中專變大專，大專變本科，本科就開始合并其他的變成綜合性大學，綜合型大學就變成研究型大學，研究型大學就喊：要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結果呢，2003年第一屆學生畢業，就成了史上最難就業季。于是同一批專家又出來支招，建設中國高等教育的藍海，天天喊這種口號。到21世紀口號變了，九十年代是要普及九年義務教育讓大家有學上，21世紀要追求優質教育，問題就在于何為優質教育。這時候縣里的學校驟然發現，我要搞優質教育我向誰去學呢——向城里的學校學。所以后來整個教育界開始打造一些優質學校，但有很多優質學校它是多吃多占的結果。你普通學校又沒有那個本事，你學它干啥，好東西學不來自己的好東西也沒了。 許：那些超級中學到底什么時候開始形成了呢？林：超級中學的形成跟2003年全國評選示范高中有關系。因為你如果拿到省級示范高中或者國家級示范高中你立馬能得到一到兩個億的額外經費——我們說著說著就跟錢扯上了。許：金錢還是最大一個驅動力。林：肯定啊，你想，都是納稅人，如果我們拿納稅人的意識來說事，憑什么他所在的學校又是出國又是訪學又是什么，我為什么沒有。好，現在，你讓這個縣里面的這些學校都去看那個一線城市的多吃多占的學校是怎么做的，你讓他們如何自處。就像我訪談的一些校長們講的，我到上海參加了一回培訓回來我是難以入眠，說那個學校發給高三老師們的高考獎金比我這個學校整個一年的運營成本還要高，他就想那我學校怎么辦，你的這種評價標準我怎么可能服氣呀。你說他那個學校業績辦得好，人的一生如果是個萬米賽跑，你讀到高中才100米吧，你怎么就認定這些人將來就是勝出者。就算是勝出者，就活該他們多占那么多東西嗎。用羅爾斯的《正義論》來說難道不是“逆向歧視”嗎。你得在洼地多填一點東西，但是他可能沒有能力來反抗，那我們就應該把這個問題說出來。所以我覺得在這三十年里面的變化跟我們的治理方式有關系，太喜歡推出這種樣本了，太喜歡把某種單一的標準當作全部當作一切，當作一種大家都應該效仿的東西。最后就開始有一些所謂全國知名學校出來，教育的地方性和本土性就不存在了——這種本土性是很重要的，人們總是說到別的地方看一看，其實這并不是人生的一個必然的價值。康德一輩子沒有走出那個鎮，不也挺好嘛，為什么要用某種單一的價值來調動所有人吶。許：福柯的《規訓與懲罰》來對應縣中是特別好的解釋工具，那種地方知識的重要性。林：對，跟我所謂的根本信念是一致的，就是知識的本土性。每一個人都有分立的個人知識，我們為什么要在一塊對談，是因為你擁有的知識和我擁有的知識不一樣，我們希望有一個視域融合，其實這就是思想交換的市場，我們自身都得到了擴展。但是假如我們不尊重個人分立知識的重要性，咱們干嘛還談。我們都是集體知識，集體是沒有知識的，所以哈耶克特別強調個體化。許：所以縣中孩子接受的那種教育導致互動性完全消失。林：對，他完全無視個人分立的個人知識，他不相信每一個人是需要那么一點點空間，自己來決定自己要干什么。什么吃飯時間只有五分鐘，你怎么那么相信自己的這套設計是對的呢。許：你這么一說我突然意識到其實他們把整個的計劃思維全都用在新的教育系統里去了。林：是的，而且是過度地計劃。 根據視頻《十三邀》，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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