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敢——我最美的勛章

耕夫

我獲得過四枚獎章：兩枚三等功勛章，一枚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頒發的“資深記者”榮譽章，一枚浙江省新聞工作者協會頒發的“新聞工作三十年”獎章。其實，我最美的勛章是無形的，“勇敢”，珍藏在我的心底。 　1977年12月，我在部隊服役剛滿一年，獲得三等功，在頒獎典禮上，栢友連指導員在致辭中說道：“蔣連根同志打過鐵，應著了一句話，打鐵必須自身硬！”我15歲做學徒，學打鐵，那熊熊爐火，火星四濺，鍛造了我的鋼鐵意志。 　 1979年2月，對越自衛反擊戰打響，作為“戰士支委”的我，第一個遞交了請戰書，上面有我的血手印。當年我赴三界參加真槍實彈演練，親眼目睹兩戰友的犧牲：步兵連在修筑坑道，幾個戰士抬移一根木頭，很沉重，有位戰士上前助力，前面的戰士用右肩抬木頭，而他跟著后邊用的是左肩。沒想到，抬到一個坑道邊，眾人“一二三”將木頭用力甩出，重重地砸在了后邊那位戰士的腦袋上，還沒抬到山腳下的臨時醫院，受傷戰士沒了氣。三界漫山遍野是一人多高的灌木，演練中，一位班長指揮著戰士打坦克，邊喊著邊往后退，竟然退倒在了一輛滾滾向前的坦克的履帶輪下，當場死亡。當年部隊流行的熱詞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1979年，我任噴火班長，12軍對我們剛剛組建的噴火排進行考核。我在立姿小目標噴射攻擊項目中獲得優秀成績。這是一個既難又險的戰術動作，在噴火兵中有“拼死一搏奪王冠”之稱，據說噴火兵創建二十多年以來，獲此項目優秀成績的，我是第二人。 　我的勇敢從哪來？ 上圖是我住過的老部隊營房之一，原來是一個廢棄的彈藥庫，是我的新聞起步之地。 1977年4月，我參加師部的俱樂部創作班學習，在一個廢棄的彈藥倉庫里學習，兩個月后，我被文宣隊選為創作員。7月份，師直屬隊選拔連隊報道員，我被選上了，又來到這個彈藥庫，參加新聞培訓班，第一次學習新聞采寫的理論和實踐。從此，我成為連隊報道員，也就是部隊的基層記者，一名“戰地記者”。 　 11月17日，《人民前線報》刊登我的言論文章《心直口快好不好》，這是我發表的第一篇新聞作品。文中所指，那位入黨對象是我們排的戰士小裘，提出“嘴巴上加崗”的，則是我天天見面的王連長。 　緊接著，我又發表了幾篇新聞作品。年底，我以破了本連隊九年不見報的紀錄，被直屬隊黨委記三等功，我的新聞生涯由此起步。 如今回憶，我寫的新聞作品為什么常常含著火藥味，原來我是在彈藥庫里學的新聞，讓我的筆端沾上了戰火硝煙。 　其實，在1979年對越自衛反擊戰打響時，我的名字已經列入南京軍區的“戰地記者初選名單”，這段經歷，我另有回憶文章記述。 　 38年的新聞生涯讓我領悟，真實是新聞的生命，同時是新聞人的品質。面對復雜的社會，新聞人自身必須是一個真實的人，既宣揚生活中的正面現象，又反映生活中的陰暗一面，勇敢是必須具備的品質。 我認為，新聞的最終目的是促進社會進步，為此，新聞人的使命必然是監督，為大眾代言，不是一味鼓吹大好形勢。我在部隊學新聞，起步是如何發現，發現急需解決的問題；如何抓問題，善于分析問題，然而提出解決問題的觀點，這一直是我努力研究、摸索和嘗試的技竅問題。 《心直口快好不好》一文，讓我邁出了新聞第一步，開辟了我38年的新聞職業生涯。我在部隊從事新聞四年中，發表作品幾十篇，大部分被遺忘和丟棄，這一篇卻被我完好地保存了下來。 　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剛從軍旅歸來，走進新聞隊伍不久，我采寫了一樁“鬧喪”事件，所批評的對象是后來赫赫有名的浙商企業家。當時某大報的編輯出于對我的保護，要我隱名，不要用真姓名。于是，我第一次用了筆名“鳴雁”，含有為民鳴冤伸張正義的寓意。 后來，法院根據我的報道事實判了其企業家的緩刑，在我受到“斷臂斷腳”的威脅以后，公安部門派出協警在我上下班路上布設暗哨，進行保護。 　 于是，我寫了《兩岸同尋證》，為孫中山的老朋友許行彬正名。 于是，我出版了《這才是陸宗輿》一書，為“五四”時期的“賣國賊”申冤。 于是，我寫了《大導演史東山自殺真相》，安撫亡靈，在文學界史學界引起震動。 于是，我寫了《金庸和他的家人們》一書，揭露了金庸父親查懋忠之死。 　于是，在海寧人將1924年當作金庸誕辰日的時候，我卻在《名人傳記》發表《金庸屬豬還是屬鼠》一文，用金庸早年親筆填寫的職員登記表、小學和中學的畢業證書等史料，還有他妻兒及其弟妹的話，查證出他的確切生日是1923年3月22日。 從事新聞工作38年，一直奉行“不為君王唱贊歌，只為蒼生說人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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