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歷史的印記

老頑童

文章選自網絡 圖片選自網絡 ?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一個逐漸被遺忘的、生而有罪、被歧視、曾經存在的族群。 ?——編者? 一 . 烙? 印 烙印的釋義?烙印?是指在器物或牲畜身上燙成的印記，象征不易磨滅的痕跡，常用于比喻深刻印象或歷史印記。 ——摘自百度百科?何為烙印？朋友，看過《水滸傳》吧，還記得武松臉上的金印吧！只不過，現代的“烙印”是無形的，但它深深的烙在人們的心上。 ?——編者 ??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1968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對敵斗爭中應掌握政策的通知》，“在提到敵人的名稱時，應遵照中央，中央文革歷來文件中所明確規定的用語，如：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派，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現行反革命分子等等……”文件對如何對待這10類的子女有明確的規定：“對于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犯錯誤的人的子女，也要多做思想教育工作，爭取其中的大多數逐步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使其中少數堅持與人民為敵者孤立起來。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的子女，也不要稱他們為‘黑幫子女’，而要說他們是屬于多數或大多數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間的一部分(簡稱‘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們與其家庭有所區別。”? ?《烙印》序林賢治 六七年前，我曾問過中山大學歷史系一位青年教師：什么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他瞠乎不知所答。從那時候起，我便起意要做一部關于這類子女的書，通過這本書，讓人們記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曾經有過的這樣一個龐大的族群，并藉此被遺忘的族群，了解一個已然逝去或正在逝去的時代。 從1949年起，經歷過多次政治運動，積累了一批又一批階級敵人和階級異己分子。這些人各有名目，后來不知是哪一位天才發明了“黑五類”一詞，簡明易記，又富含階級感情色彩，于是，人們也就樂于使用。至1979年，宣告“階級”不復存在，這時，“黑五類”已經繁衍了好幾代人了。我未曾見過有關全國黑五類子女的統計數字，但推算起來是龐大驚人的。然而，作為一個耦合群體，他們并沒有任何組織上的聯系，三十年間一直處在一種自我封閉、互相隔離的狀態，只今看來，其實是一個“記憶共同體”而已。惟有記憶存在，共同體才有可能存在，雖然是虛幻的存在；但當記憶喪失，整個群體就將長此消亡。名為群體，實不見群體的存在，此等狀況，大約惟有物理學中“蒸發”一詞差堪比擬。 考革命史，被稱為“極左思潮”者由來已久，大可上溯至上個世紀二十年代農民運動興起之際。星火未及燎原，即有清算AB團之類的運動，到了延安時期，又有“挽救失足者”運動，性質近于清洗。打江山坐江山之后，“階級斗爭為綱”，人為地制造種種敵人并實行專政，從過去的偶發性、階段性、策略性擴大為一種戰略需要，進一步地意識形態化、制度化和日常化。在群眾性運動不斷升溫的情況下，不但“黑五類”分子受到更嚴厲的制裁，連他們的子女也為父母的陰影所覆蓋，成為潛在的、假想的敵人，受到程度不等的歧視和打擊。尤其在文革期間，不少“黑五類”子女受到直接的政治迫害，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價。 在漫長的三十年間，黑五類子女一開始就不得不進入一個對他們來說充滿歧視和不公的世界，他們的成長過程，是在不斷認識自己的身份的危險性，從而不斷地放棄自己和防備他人中度過。他們必須承認現存的秩序，學習與這個秩序和平共處，學會順從，所以，他們每個人的內心過程，都是一個粗暴的摧毀性過程。文革結束以后，情況如何呢？可怕的是，受歧視的生活是一種不可逆的、最終有效的、貫穿一生的生活。只要被侮辱被損害的創痛楔子般進入生活，就進入了內心，雖然種種大事件或小事情都已成為過去，痕跡無存，甚至連記憶也變得一片空無，然而，那些曾經發生的帶有情緒創傷的體驗早已成為生命的有機部分，成為他們的天性，成為永恒。在我所認識的眾多這類子女中，除了極少數較為開朗、豁達，愿意跟人們交談來往者外，大多數長成內傾的性格，自卑、畏葸、被動，沉默寡言，離群索居。他們敏感于周圍細小的變化，對世上的人們多抱一種不信任感，包括自己在內。明顯地，有一種宿命的悲觀色彩籠罩其間。2002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匈牙利作家凱爾泰斯的小說《無命運的人》寫到集中營世界的幸存者柯韋什的內心感受時，有這樣一段話：“新的生活——我認為——只有在我重新誕生或是我的大腦出了問題、患了病時才有可能開始，……我們決不可能開始新的生活，我們永遠只能繼續把舊的生活過下去。”讀罷除了感嘆唏噓，實在無話可說！ 由于事物的相關性，我們中的任何一個人，都不能說與這么多帶著他們的屈辱和創傷生活在我們身邊的黑五類子女沒有關聯。即使我們不曾直接向他們施以暴力和凌侮，那么，我們有沒有阻止過加害于他們事情？有沒有拒絕過他們在曠野中的呼告？如果沒有，今天，當我們回首往事的時候，我們還能夠像以往一貫的那樣心安理得而不感到羞恥嗎？ 如何處理歷史留給我們的這份精神遺產，成了時代的考驗。 如果說我們需要歷史的話，就因為我們可以從過去的影像中重新發現自己，認識自己。歷史首先意味著還原真實。但是，清除了個人記憶，惟以制度文物和公共事件構成的歷史肯定是殘缺不全的，不真實的。魯迅所以說中國的二十四史是帝王將相的家譜，就因為史官單一地從帝王的視點出發，忽略了更廣大的人群，尤其忽略他們的精神狀況。在我們的歷史讀物當中，應當有更多的傳記、自傳、回憶錄，更多的個人關系史、遷流史、生活史、心態史，等等。必須有私人性、精神性的內容對歷史的補充。惟有把我們每一個人的創傷記憶盡可能地發掘出來，并且形成對于人道主義、社會公正的普遍的訴求，包括文革在內的民族苦難的歷史，才能轉化成為有意義的歷史。 剛剛逝世的波蘭裔詩人米沃什曾經援引威爾斯在《時間機器》中描繪的圖景：地球上一個叫作“白天之子”的部族，他們無憂無慮、沒有記憶，當然也就沒有了歷史；結果，在遭到地下洞穴中的居民，食人肉的“黑夜之子”時，完全失去抵抗。失去記憶的族群，注定要受到時間的懲罰。可是，在“黑五類”子女作為一個社會群體在生活中被抹去以后，我并不曾看到遺下的關于它的存在的記憶。 歷史不可能為沉默的人們作證。說，還是不說？于是成了問題。 關于納粹大屠殺的歷史，我注意到，無論是納粹的子女，還是猶太人中的幸存者，都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一種是努力說出事實真相，一種則始終保持沉默。其實，這兩種態度在“黑五類”子女中同樣存在。不同的民族歷史當然不可一概而論，不過，那種近乎“生而有罪”的困境，對于不同國度的青少年來說倒是頗為相似的。 為了履行內心的承諾，去年春節，我曾特意帶上一部小錄音機，打算借回鄉的機會，采訪村里熟識的地富子女。頭一個被訪者是一個曾經改嫁的農婦，她因為害怕留下自己的聲音，要求把小匣子撤掉，然后訴說她的故事。意外的碰壁，使工作的熱情頗受影響，加上別的事情的壓迫，計劃便擱置了起來，直到年前，才使我在一種追悔的心情中重下了組織書稿的決心。 經過大半年時間，星散于全國各地的認識的或不認識的作者，斷斷續續地，總算把他們的聲音匯聚到這里了。欣慰之余，頓然生出一種焦慮——對此，世上可有愿意傾聽的人？?? 遇羅克《出身論》作者遇羅克（1942年5月1日－1970年3月5日），男，北京人。1959年從北京市第六十五中學畢業。曾在北京人民機器廠學徒工，后做過代課教師等臨時工。曾寫《出身論》等圍繞出身問題的文章。他以“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為筆名，寫了六期《中學文革報》的頭版文章及其他文章，最著名的是第一期的《出身論》，反響巨大。遇羅克于1968年1月5日被捕，1970年3月5日和另19位政治死刑犯在北京工人體育場的十萬人大會上，被宣判死刑并被執行槍決。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宣告遇羅克無罪。? 二.家庭出身代碼 家庭出身代碼中國國家標準1984年，中國國家標準《家庭出身代碼》（GB/T 4765-1984）頒布，其中列出了45類“家庭出身”。2004年，因為使用范圍減少，《家庭出身代碼》國家標準被廢止。 制定背景這個標準號為GB/T 4765-1984的國家標準，規定了家庭出身的代碼，適用于人事檔案管理、社會調查、公安戶籍管理等工作。它產生于1984年。20世紀80年代，隨著人事管理從手工向計算機過渡，急需形成資源共享網絡。而“家庭出身”，是人事管理信息系統指標里的重要一項。該標準解釋，“家庭出身”系指本人取得獨立經濟地位前或參加革命工作時的家庭階級成分。通俗的理解就是，父輩的“階級成分”，即是“家庭出身”。簡單地講，不同地方、不同級別、同一級的不同單位，各有各的填法，后來搞信息化管理，為了方便信息交換，制定了這個標準。當時并沒有全國性的正式文件，來規定‘家庭出身’到底該怎么劃分。”中國標準化研究院研究員、該標準的起草者之一張愛回憶，“當初起草的時候，中組部給了我們一些資料做參考，我們只是將歷史積累的、約定俗成的叫法進行歸納分類。” 代碼列表《家庭出身代碼》如下：工人1；社員2；農民3；雇農4；貧農5；下中農6；中農7；上中農8；富裕中農9；干部10；革命軍人11；革命烈士12；職員14；城市貧民15；自由職業16；店員17；小手工業者18；小商販19；商人20；小業主21；游民22；資本家23；房屋出租25；小土地出租26；地主28；富農29；富農兼工商業30；地主兼工商業31；職員兼地主32；破落地主（破產地主）34；管公堂35；舊職員41；舊軍官42；舊軍人43；舊官吏44；華僑手工業46；牧民50；奴隸52；農奴53；領主54；土司58；土司頭59；百戶60；千戶61；其他99。 劃分方法此表顯示，從01開始順序編碼，中間缺省若干數字，最后一個是99，總共45個代碼。張愛解釋，中間缺省部分是故意留的，為了方便使用單位在此基礎上增加——標準化術語叫“延拖”。換言之，這45個代碼所指代的45類“家庭出身”，只是最基本的劃分；或者說，它們是全國范圍內各式各樣“家庭出身”名稱的“交集”。?代碼廢止1979年1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關于地主、富農分子摘帽問題和地、富子女成分問題的決定》。決定指出，除極少數堅持反動立場至1979年還沒有改造好的以外，地、富、反、壞分子一律摘掉帽子，給予社員待遇。地、富家庭出身的社員，享受與其他社員一樣待遇。不僅僅是農村，在城市，隨著一系列的平反，階級身份體系也逐漸開始消失。1994年，在“全國干部、人事管理信息系統指標體系分類和代碼”里，依然有“本人成分”和“家庭出身”，直到2002年才取消了這兩項指標。2004年，“因為基本上沒有單位用了”，《家庭出身代碼》國家標準被廢止。然而，不少地區在設計表格時仍在沿用這一用法，帶來了諸多不便。? 這個標準號為GB4765-84的國家標準產生于1984年,規定了家庭出身的代碼,適用于人事檔案管理、社會調查、公安戶籍管理等工作。該標準解釋:“家庭出身”,系指本人取得獨立經濟地位前或參加革命工作時的家庭階級成分。通俗的理解就是,父輩的“階級成分”,即是你的“家庭出身”。很顯然,“家庭出身”與“階級”有關。這在中國不僅僅是分析方法,也不僅僅是一個政治概念,而成了社會動員和社會分層的工具和標準,至少在1949年到1980年底,它占據著幾乎所有中國人生活的重心。1 . 分層劃分階級,明確誰是“敵人”、誰是“自己人”的論點,被中國共產黨作為思想和組織原則。1927年,國共分裂,此時大批知識分子黨員退黨。黨內領導層認為,知識分子在危難關頭容易動搖,而農民出身的黨員普遍具有“樸素的階級感情”,忠誠度高,革命徹底性強。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后,明確工人階級為國家的領導階級,工農聯盟是國家的政治基礎;民族資產階級既是革命的盟友,也是革命的對象;知識分子則是一個中間階層;而國民黨殘余力量、地主和反革命分子則是新社會的敵人。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結束,城市人口也被定為各種不同的階級成分。至此,全國所有的人,開始擁有了一個至關重要的身份標簽――階級成分。但在解放初的幾年里,家庭出身不好的年輕一代并沒有受到太大的沖擊。1949年春季,河北省魏縣秦莊村,祝偉坡的父親被劃為破產地主。當時,他不滿十四歲。但祝偉坡不僅順利讀完高小,還在1950年考上魏縣初級師范學校。師范畢業后,被分配到縣立郝村完小任教。1956年9月,他還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比祝偉坡小七歲的遇羅克生活在北京,他的父親是工程技術人員,母親是一家小私營企業的業主,家庭出身自然不算很好。可遇羅克成了新中國第一批少先隊員。他一上中學就寫了入團申請書,在學習計劃里豪言:“每天不看完五十頁課外書,我決不睡覺!”這些快樂的年輕人沒有想到,一個新的社會等級結構正在孵化。處在這一結構頂端的,是“階級成分”好的工農,處于底層的,則是“階級成分”不好的地主、富農、資本家、商人等等。他們沒有想到,自己也會背負沉重的十字架,因為,父輩的階級成分就是他們的家庭出身。2 . 升溫1957年,遇羅克的父母雙雙被劃成“右派”。一家人的生活水平倏然降低,遇羅克的操行,過（http://wwW.niUbB.nEt）去年年得“優”,這一年突然變成了“中”。1960年夏末,發高校錄取通知書那天,班上只有兩個人什么也沒接到,一個是有盜竊行為的學生,一個是門門功課一直名列前茅的遇羅克。因為,他的父母是“右派”。開封育才中學高59屆的學生袁劍平記得,二百余同屆考生,除了不愿升學的以外,都考上了大學,而一些尖子生卻落了榜。后來得知,校方在極為保密的情況下對學生一一做了政審。政治審查的依據,并非個人表現或學習成績,而是家庭出身和社會關系。當時這樣做的,不只開封育才中學一家,也非河南一省。195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在《關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明確提出,評定學生成績和提拔師資的時候,應首先注意政治覺悟。不僅僅是升學,出國、晉升技術職務、畢業分配、工作等許多方面,“家庭出身”都成為重要指標。一個基本原則是,優先選拔出身于工、農、革命干部等家庭的“根正苗紅”的子女,同時限制剝削階級子弟向上流動。3 . 高潮1968年7月,祝偉坡的妻子到婦產科醫院生子時,填登記表,要寫家庭出身和個人成分。醫生和護士一看是“富農”,就冷眼相待。他拿著孩子的出生證,到派出所去上戶口,工作人員在戶口本上把孩子的家庭出身填寫成“地主”。“我參加革命工作和加入中國共產黨都十多年了,共產黨員怎么能生出一個‘地主’?”那個工作人員回答得很干脆:“不填寫地主,以后還有地主嗎?!”這個月的29日,在北京,原最高檢察院副檢察長譚政文的兒子、北京大學學生譚力夫貼出一副紅衛兵對聯,叫做“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是“基本如此”。對聯的意思很明了:父親是高干,作為兒子的他肯定也是好樣的;反之,如果父親是“牛鬼蛇神”,他的子女肯定也是反動的。“紅五類”和“黑五類”(地、富、反、壞、右)紅衛兵對此反響不一,“紅五類”自認根正苗紅,要接過父輩的衣缽,革別人的命。“黑五類”子女則受到打擊。“血統論”激化了社會階層的分裂。1968年4月3日,北京西單商場發生了一起爆炸案,死傷上百人。這個叫董世候的肇事者的“反動思想基礎”是:他是地富子弟,由于成分問題一直娶不上媳婦,又受村干部的歧視,覺得沒有前途,對現實極端不滿,感覺“活著沒意思”。揚言“到大城市,抓住高壓線去死”,制造一個國際事件,“讓他們(政府)照照”。“家庭出身問題是長期以來嚴重的社會問題。”――1967年1月18日《中學文革報》第1期上刊載的《出身論》一文,如此開宗明義地說。作者是遇羅克。在文中,遇羅克估算了被這個問題牽涉的人群數目和比率:如果說地富反壞右分子占全國人口的5%,那么他們的子女及其近親就要比這個數字多好幾倍。不難想象,非紅五類出身的青年是一個怎樣龐大的群體。由于中國是一個落后的國家,解放前只有二百多萬產業工人,所以真正出身于血統純正的無產階級家庭的并不多。他進一步說:“在表現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無論什么出身的青年,都應該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1967年4月17日,當時的中央文革表態:《出身論》是反動的。1968年1月1日,遇羅克被捕,他們對他進行了八十多次的“預審”,但沒有找到所謂“惡毒攻擊”以及“組織反革命集團”的事實證據,最后以“思想反動透頂”、“反革命氣焰十分囂張” 等虛無的罪名判處死刑。1970年3月5日,遇羅克在北京工人體育場被槍決,年僅二十七歲。4 . 余波遇羅克去世八年之后,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宣布停止“階級斗爭為綱”,經濟建設成為動員工作中心。“出身論”走向終結。1979年1月29日,中共中央發布《關于地主、富農分子摘帽問題和地、富子女成分問題的決定》。決定指出:除極少數堅持反動立場至今還沒有改造好的以外,地、富、反、壞分子一律摘掉帽子,給予社員的待遇。地、富家庭出身的社員,享受與其他社員一樣的待遇。不僅僅是農村,隨著一系列的平反,城市里的階級身份體系也逐漸開始消失。? 三 . 烙印下另類的生活 塵封的歷史：文革前高考“不宜錄取”政策的回憶草根故事茶社2024-11-20吉林歷史領域創作者 我國高校招生走過一條曲折之路，1966—1970年5年沒有招收新生，1971—1976年6年推薦工農兵學員上大學，1977年才恢復正常高考。在這之前，1958—1965年的8年中，高校招生還有“不宜錄取”和“降格錄取”的政策。筆者是1959屆高中畢業生，同學中有不少是新中國教育史上這一極“左”招生政策的直接受害者。塵封于歷史死角的一段往事筆者的中學時代是在古城開封度過的。從民國時期一直到50年代初開封都是河南省省會，這里代表著全省教育的最高水平。母校育才中學的師資、學風、學生在開封都是很好的。我所在的高59屆共200余人，1959年高考時除了不愿升學的以外，都考上了大學，而一些尖子生卻落了榜，這真讓人費解。在當時的氛圍下，人們不敢詢問原因，心中的疑問只好壓在心底。改革開放后，“左”的錯誤一次次得到糾正，當年的謎團才慢慢解開。原來，我們上高三時，校方在極為保密的情況下對學生一一作了政審，除了推薦留蘇生和保送生外，政審結論基本分為四類：1.可錄取機密專業；2.可錄取一般專業；3.降格錄取；4.不宜錄取。政治審查的依據，并非個人表現或學習成績，而是家庭出身和社會關系。出身地主富農家庭的，或者家長在1957年被劃為右派的，或有海外關系尤其是港澳臺關系的學生基本上都是不宜錄取和降格錄取者。當時，高校招生時先看政審結論再看考試分數，我的同學中因此失去上大學機會的不在少數。這里略舉數例。江雪，1954年從入朝志愿軍退役經考試插班到育才中學初二，始終保持各門功課5分的優異成績。被保送入高中后，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過小說，又是校學生會副主席、團支書，還多次被評為“三好學生”“優秀團干部”，1959年高考時，江雪對自己的政治表現和學習成績都是很自信的，報了北大、北師大等名校。然而，他接到的是一封這樣的信：“……由于招生名額有限，今年你未被錄取……”。后來，江雪才知道自己因為家庭出身問題而落榜，并獲悉在1959年的文科考生中，各科成績都在85分以上的，全省只有兩人，江雪分數最高。當時有八所大學都想錄取這位“省文科狀元”，可是均在“不宜錄取”政策面前望而卻步。范天成，是老師眼中的文理全才，高中時對巴甫洛夫的高級神經活動學說，盧瑟福的原子結構模型理論，化學中的電離理論，數學中的非歐幾何體系十分著迷。他興趣廣泛、視野開闊，已經在有意識地追尋前代成功學者的科研思路與方法，以期為升入大學后及早轉入創造性研究做好準備，這樣的學生也因家庭出身問題被“不宜錄取”。他找工作時碰到一個急需語文算術代課教師的小學，聽說他語文算術都能教，高高興興地把他領走。呂延梅，初中時是“全5分”學生，被保送到高中部。他雖出身富農，但自恃學習成績優秀，報了北京大學數學系。他收到大學錄取通知書，信封右下角印著北京大學四個字，但被藍水鋼筆劃掉，改寫成“開封師范學院”，又被用鋼筆劃掉，最終改定為“開封師范專科學校”。開封師專屬兩年制大專。呂延梅雖被該校錄取，上的卻是一年制的數學短訓班，這種短訓班不算學歷。從北京大學一降再降，落到師專一年制短訓班，呂延梅可謂1959年高考“降格錄取”的典型。“不宜錄取”遍及全國吳祖光一家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的《荊棘路》中收錄了劇作家吳祖光的幾篇文章，他談到自己因鳴放而被打成“右派”后的悲慘遭遇：“什么反右、批判、檢查、勞動我們都經受了；但是使我最痛苦的是我的家庭，我的母親、妻子、子女……再說我們3個孩子，都不許升學。長子吳剛去近郊農村‘鍛煉’，次子吳歡初中讀完也送到北大荒，作了7年‘兵團’通訊員，每天走70華里送信的苦役。小女兒吳霜初中畢業后，竟被原來最喜歡她的女班主任老師取消了她升學的權利，只能留在家里……”吳老在這里記述了初中不能升高中的小女兒。我的一位中學老師夫妻二人曾帶過一個業余班，里面全是初中不能升高中的學生，這些學生不能升學更不能進工廠。老師說他們都很刻苦，既愛學習，又能干活，良好的學風、艱苦的環境讓他們夫妻至今難忘。馮驥才集作家、畫家、藝術家于一身的馮驥才也是一位天津的“不宜錄取”者。在接受臺灣作家施叔青的采訪時，馮說：“我1961年高中畢業，考中央美術學院，我出身不好，復試完了，教師告訴我：‘你愿不愿意上李可染的山水畫系？’我說：‘愿意。’最后我沒有被錄取，原因是我出身資本家的家庭，那時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的時候。美術學院進不去了，就到‘天津國畫研究會’去畫畫、仿古，沉浸在藝術里，……”（《文壇反思與前瞻》，新加坡，明創出版社，1989年）遇羅克遇羅克也有“不宜錄取”的經歷。遇羅克1942年生，北京市人，其母是解放初期北京一家有十幾個工人的小廠老板，遇羅克因此成為資本家出身。1957年遇羅克的父母雙雙被打成“右派”。1960年他參加高考時落榜。之后，他主動報名到北京郊區人民公社當農業工人。1962年遇羅克又參加了高考，北師大準備錄取他，但他所在的大隊卻堅決不給檔案，理由仍是“家庭出身問題”。結果，他再次名落孫山。“不宜錄取”最終傷害的是國家利益“不宜錄取”執行的年代并不是考生過多，而是考生不足、國家急需高等專門人才的年代，從當時河南省教育廳下達的文件可知。1959年高考因招生名額不足，部分高校于1960年又進行春季招生，還鼓勵在職人員報考或保送大學。1960年4月25日河南省教育廳頒發了“關于從高中二年級學生中動員部分學生報考高等學校的通知”。該通知指出，1960年各類高校在河南招生17300人，而應屆畢業生僅為14756人，其中因政治、健康條件不合格或其他原因不能升學的按10％估算，將為1476人，把這部分學生扣除后，還缺少4010人。經省委同意，動員高中二年級的4000多名學生報考高等學校。這個不能升學的10％，主要成分是政治條件不合格的預估人數。這些學生大多數是學習成績上等、胸懷報效祖國志向的人才苗子。就全國看，“不宜錄取”政策的執行也有較寬松的。80年代作為“中國知識分子的優秀代表”（聶榮臻語）的蔣筑英之所以能成為萬眾矚目的“當代英雄”，和他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是分不開的。他有父親被勞改的家庭問題，竟考入北京大學，實在應感謝他的母校對他網開一面。開封育才中學前校長，在天津某中學讀高中時也是老師喜歡的高才生，他報志愿時，因有家庭問題，老師曾暗示他不要報機密專業、不要報一流大學，他報了第二批錄取的洛陽農機學院，被順利錄取，他至今感激老師對他的愛護。類似這樣的例子相信在全國也不少。本文提到的江雪、范天成、呂延梅均在日后的工作中做出了優秀成績，其中兩人入了黨。1998年10月31日諾貝爾物理學獎頒獎，獲獎的美籍華人崔琦1939年生于河南寶豐。這一消息使我和我的中學同窗感慨不已。因為崔琦是我們的同齡人又生于河南，更因為崔琦有三個姐姐在香港的嚴重家庭問題。如果當年崔琦不去香港上中學，而是留在河南寶豐，他也很難逃脫“不宜錄取”的命運，豈能與諾獎有緣！相反，那些“不宜錄取”和“降格錄取”者之中，如果有人被命運推上崔琦式的人生軌道，獲得諾獎也不一定是癡人說夢。此類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反差，顯然不是僅憑個人的聰明才智、技術手段等所能消除的。更需要一個崇尚文明、民主、寬松、和諧的教育生態環境，國家的繁榮昌盛才有保證。十分有趣的是，開封作為古都汴梁，一千年前曾是宋朝的都會，我國的四大發明，有三項出自宋朝，這是因為北宋的高等教育當時在世界居領先地位。我國太學始建于西漢，經過隋唐進一步發展為教育體系完善、學科設置齊全的國子學，到了宋朝已成就了一批有專長的知識分子隊伍，才推動了宋朝經濟的發展和科技的繁榮。使汴梁成為十一世紀舉世向往的科技文化中心，也是舉世稀有的擁有百萬人口的繁華大都市。撫今追古，這一段“不宜錄取”歷史對我國在二十世紀中期培養科技人才隊伍方面造成的損失可想而知。“不宜錄取”政策，明顯烙有那個年代“左”的印記，由于它摧殘人才于未成年之際，受害者受的是“內傷”，具有隱蔽性，故而時至今日，“右派”公開“改正”了，國門打開了，歷史上種種冤假錯案平反了，而關于當年“不宜錄取”“降格錄取”對一大批潛在人才的摧殘，卻塵封于歷史的死角，極少被公開提起。然而這段歷史的教訓卻是不應被忽略的。注：摘自《炎黃春秋》2007年第6期，來源：光明網，本文原載于“經濟文化天地”公眾號（感謝知青情緣主編劉樂亮老師薦稿）作者：意軒書屋? "另類"生活趙園《書摘》(2010年09月01日）?我已不能準確地記起，自己是什么時候有了"出身"這概念的。或許并非在"反右"之后；只不過"反右"使我獲得了一種身份﹣-"右派子女"。"出身"的嚴重意味，肯定是到這時，才被深切地領略的。此后發生的事情略有一點戲劇性，即在那時常常要填的諸種表格中，起先在"出身"一欄填的是地主﹣依據的大約是后來所謂的"查三代"的原則，到中學畢業前夕（想必與高考有關），如同施了某種小小的詭計，隨大流地將"地主"改成了"職員"。這種小伎倆自有被拆穿的一天。記得文革最熱鬧的那段時間，躲在宿舍里聽外面的辯論會，就聽到了如下問答：（眾聲喝問）：什么出身？（答）：職員。（眾）：什么"職員"！滾下去！那之后，在諸種填不勝填的表格上，我也仍舊填我的"職員"，卻總像是有點鬼祟。而在這過程中，有了心理癥似的對此種表格的恐懼，填寫直系、旁系親屬的"政治面貌"一欄，總令我有當眾受辱之感。我始終不能在這種事上麻痹自己，將此視為慣例而處之泰然。也不記得打從何年何月起，這類表格竟少了起來，而且其上漸漸隱去了"出身"一項。我想最初我肯定會有被大赦似的慶幸的吧，奇怪的是，竟也并無此種記憶。此后的事態發展更匪夷所思，我的姐妹中竟有了不止一個黨員，且有人從事過"黨的工作"，而我記得我的這個姐妹是連入團也曾大費周章的。時至日，我們自然早已適應了新的身份與處境，無不心安理得。"忘卻"這一心理功能實在是上帝之于人的一大賜予！因而當今年勞動人事部的"履歷表"發下時，我竟像是猝不及防似的，有時間倒轉之感。當然那種感覺只是瞬間而已。在上述變化發生之前，我也曾像同類那樣，被不斷地告知應當"劃清界限",更嚴重的說是"背叛家庭、階級"，較溫和的告誡則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我的姐妹在選擇配偶時，無不以"好出身"作為一種即使不明言的條件。只是到了我以大齡青年而與后來的丈夫相遇，在聽了他極坦白的自我介紹后，竟因了曾同屬"另類"而放下心來。時值七八十年代之交，人的思路有了如此微妙的不同。與他相熟起來之后還發現，這兩個絕無機會相謀者，竟作出過同一決定，即不要子女，以便"消滅剝削階級"。其實即使風水轉換也可能是積漸而至，只是人們往往不大察覺罷了。就我的經驗，那變化的契機正在將"出身"強調到了極度的文革中。大約是文革中后期吧，我突然領到了一種身份，"可教子女"（全稱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出自偉大領袖的一條"最新指示")。當時北大在京郊平谷縣的山區搞"教改"，被認為屬于這種身份的同學，被軍宣隊召到了一處"落實政策"。由我看去頗有點諷刺的是，這當兒和我待在一起的，正有幾年前還視我為"另類"者。我猜想他們一定會為與我歸入了一類而感到恥辱。有趣的還有，這些被"落實政策"的子女們像是全無感激之意，倒都有點悻悻。甚至如我似的老牌"黑五類子女"竟也不安分地想：憑什么說我們是"可以教育好的"，難道他們都是不必教育、天生革命的？這"可以教育好"豈非認定了我們本來不好？在某種意義上，"可教子女"也如"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是文革中所發明的像是意在"解脫"卻使當事者備感屈辱的名目；有理由認為使對象受辱（亦一種隱蔽的懲罰）正是動機的一部分。我們這民族從不乏將人分類以及命名的藝術，也是一種"語言智慧"吧，上述構造精致的語言材料即可資證明。這類文本到了現在已必得詳加注釋才能為年輕者讀懂，我卻認為包含其中的意味，即使再詳盡的注釋也不可能傳達。"出身"作為問題在文革中的經歷，還遠為復雜。即使有過大量迫害的例證，同屬"另類"者的文革記憶也仍不妨互有不同。他們中的有些人，甚至可能體驗過某種"解放"之感。在我的經驗中，正是混亂與破壞，給了他們這稀有的機緣。我的相冊上保存著二姐文革初期在天安門前私自戴著紅衛兵袖章拍的照，擺著當時最流行的姿勢（我認為那姿勢由二姐做來，特別的帥），將小紅書抱在身前。那袖章我只在她的這張照片上見到過，也無從猜測當她將這袖章戴在臂上時，有沒有類似"渾水摸魚"的不安。多半沒有的吧。二姐是我的姐妹中最單純的一個了。此后大規模的串聯中，她和我的妹妹更大著膽子，走到了盡可能遠的地方，據說所到之處并未遭遇與"出身"有關的盤查。由于某種身份自覺，我沒有參與串聯，我的姐妹也不曾想到有可能邀我同行。只是她們自己現在也未必說得清楚，她們在行旅中享受與"紅衛兵小將"同等待遇，是否就真的心安理得。有沒有過"鬼祟"之感。"派仗"也屬于此類機緣。據我所知，文革中各地的派仗，那個被對手以"大雜燴"攻低的組織，通常即所謂的"造反派"。"大雜燴"自然指成份的不純，"藏污納垢"。這固然因"造反"者對秩序的蓄意破壞，也往往出于實用的目的，即招兵買馬（亦對手所揭露的"招降納叛")，擴充實力，無論如何，這給了你混跡"群眾組織"的機會，你終于有了一個可以公開亮出的身份，" xx 革命群眾組織成員"。尤其令人玩味不已的，是"革命"二字。非親歷者絕對不可能想象這身份對此類人的意義。他們中的有些人，文革初期為了證明"決裂"與"忠于"，曾將毛像章別在胸前的皮肉之上，當著此時，即不惜為了這袖標而在派仗中從容赴死﹣﹣那些甘冒矢石的勇士們盡管匯集在同一名義（"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下，卻不妨骨子里有如上的不同。提示上述差異未見得多余。我早就在擔心籠統的判斷正在使人各不同的經驗、經歷湮沒不聞。何況有些經驗，非親歷者固不能形容，即親歷者也未必能形容。"歷史"大約就是這樣，因不斷刪繁就簡終至于眾口一詞，像我在南方所見熏干且上了色的臘肉，永遠失去了"復原"的可能。至于我本人的身份，在文革中另有復雜性。事實上這"身份"究竟是什么，我直到現在也并不確知。這種神秘性才能構成真正的威懾。到研究所工作之后聽說，室里的一位同學，1957年"反右"后，帶了某種身份被遣到外省，在被諸種用人單位一再拒絕后，他本人竟還不知情。這些應當是寫卡夫卡式的小說的材料，記得也有人寫過，只是終不能如卡夫卡作品的有力罷了。我們本應有"自己的"《審判》或《紅字》，我們對那種情境、體驗絕不應感到陌生。甚至還不止于此；發生在我們這里的怪誕與荒謬，豈非早已抵達了人類想象力的極限？話說得遠了。我還想說，你要在被劃歸"另類"的境遇中，才有機會體驗被遺忘之為幸福。哥哥曾說起當年他在"牛棚"時，寧愿在大冷天被派到遠離單位的地方干活，因為這樣他才能將棉衣連同縫在上面的"牛鬼蛇神"的黑袖標剝下，哪怕要為此而狂奔取暖。我也在這過程中。喜歡上了走在全然陌生的地方、陌生的人們中，只為了被遺忘，同時遺忘（被身份符號所指認的）自己。因了同樣的理由，我對兩年的插隊生活心懷感激。在那間借住的農舍里，我與臨時湊成一家的幾個大學生，在鄉民眼里是平等的。在那段時間里幾乎沒有過以我為另類的任何提示或暗示，竟至使我忘乎所以，直至"再分配"那一天到來，才理所當然地由幻境墮回了現實。我還能記起那被重新指認時的絕望，心灰意冷。與可疑的"身份"一起的，另有其他曖昧的傳聞。我也在這時才得知，發生在"文革"前夕的自殺事件，已被調制成了極合大眾口味的故事。一個分配在公社衛生院的醫科學生，將她聽到的關于我的談論告訴了我，那神情態度中既有憐憫，又有牽連受辱似的嫌惡。憐憫、疑惑與嫌惡混雜的神情，使我整個心顫栗不當日的目標，只是逃回父母所在的鄭州；所欲逃離的與其說是鄉村，毋寧說是當地之政治環境，即有可能因出身與流言而將我室死的環境。到此時我已失卻了鄉村之為伊甸園，因劣跡昭彰而無從隱匿。我的師弟解釋他對北京的依賴，說北京畢竟是個大一點的水池。對于當時的我，鄭州也如此。直到現在，起訴無門的不仍然是農民？上世紀70年代末重返北大后，到住在京郊的朋友家做客，她是云南人，曾在北大文工團與我同操樂器。坐在她家附近的山坡上，聽她談到一個志在科技且極富才華的友人，因出身而被分到了不相干的大學，一次郊游中，水性極好的這年輕人，竟頭也不回地向滇池深處游去。此后親友將他葬在高壓線路下，高壓輸電線即其時所能找到的"科技"的象征。這故事讓我脊背發涼，悚然于那"頭也不回"的冷靜決絕。但細細一想，這自殺也不免奢侈。更多的同類甚至不能得到這樣的自殺的理由。"出身"這概念已然陌生，或許我們的后代再也不會有如我所寫的噩夢。寫了這句話后，我并不真的就這樣樂觀。不是又有了新的等級與新的歧視？只不過"大款"、"白領"以及永在金字塔尖上的"高官"替代了"革干"、"革軍"、"工人"、"貧下中農"。還有層出不窮的新的"類"與"另類"。即如："特困生"。我得承認，這種名目總讓我看得不舒服。清初的唐甄說到過施舍的藝術，說的是"君子之處貧士。惠非難，不慢為難";"不慢"方可謂"善施"。可惜此義已不大為今人所知了。我無法設身處地地體驗"特困生"的感受，只是怕那種大張旗鼓的宣傳，公布其名單甚至照片，正包含著"慢"。我以為總應當有更好的辦法，顧到受惠者的尊嚴。這是一點多余的話，姑且寫在這里。（摘自《烙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體回憶》，花城出版社2010年4月版。） 四 . 揭? 印 《揭印》 1979年1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關于地主、富農分子摘帽問題和地、富子女成份問題的決定》 決定指出：除極少數堅持反動立場、至今還沒有改造好的人以外，凡是多年來遵守政府法令、老實勞動、不做壞事的地主、富農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壞分子，經過群眾評審，縣革命委員會批準，一律摘掉帽子，給予農村人民公社社員的待遇。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農村人民公社社員，成分一律定為公社社員，享有同其他社員一樣的待遇。他們在今后入學、招工、參軍、入團、入黨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應看本人的政治表現，不得歧視。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社員的子女，他們的家庭出身應一律為社員，不應再作為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經此，全國有440萬人被摘掉地主、富農的帽子。 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地主、富農分子摘帽問題和地、富子女成分問題的決定》。《決定》規定：凡是多年來遵守法令，老實勞動，不做壞事的地主、富農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壞分子，經過群眾評審，縣革命委員會批準，一律摘掉帽子，給予人民公社社員待遇。他們的子女的本人成份一律定為公社社員。以后，他們在入學、招工、參軍、入團、入黨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應看其本人的政治表現，不得歧視。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社員的子女，他們的家庭出身應該一律為社員，不能再看做是地主、富農家庭出身。這個決定，在今天看來很平常，但是在那個年代，則涉及到上千萬人的政治生命甚至生存權利，是一件應該載入史冊的大事。 早在1948年，我黨就在“老解放區”宣布，“地主勞動滿5 年、富農不剝削滿3年就可以給他們公民權”（參見任弼時：《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1948年1月12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第313頁；《中共中央關于地主、舊富農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問題的指示》，1948年10月16日，《中國土地改革史料選編》，第562－563頁，轉自楊奎松《新中國土改背景下的地主富農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央政府《關于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決定》明確規定，“凡地主成分，在土地改革完成后，完全服從政府法令，努力從事勞動生產，或作其他經營，沒有任何反動行為，連續五年以上者，經鄉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縣人民政府批準后，得按照其所從事之勞動或經營的性質，改變其地主成分為勞動者成分或其他成分……老解放區的富農在土地改革完成后合于上述條件滿三年者，亦得以同樣的方式改變其成分”（轉引自羅平漢《土地改革運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360頁）。但是，這個決定并沒有真正落實。1952年11月，中共中央在給東北局的電報中說，“根據各地區不少地富的破壞活動及抗拒政府法令的行為看，目前似不宜做統一的明文規定”，只可個別試點（《中央關于村選中改變地主成份與取得公民權問題復東北局電》，1952年11月12日，陜西省檔案館藏123／24／9／94－SPAN>，轉引自楊奎松《新中國土改背景下的地主富農問題》）。毛澤東主席后來甚至根本反對輕易給地富分子“摘帽子”。他表示說：“過去規定摘地主帽子一般是三、五年，現在看來，恐怕要到三十到五十年。”按照最高領導人的指示，地主、富農們的“帽子”一戴就是30年。期間，他們和“反革命”、“壞分子”共同稱為“四類分子”，后來，又加上右派，構成“黑五類”，也叫“階級敵人”、“無產階級專政”對象。他們之中，一少部分被被判刑甚至殺頭，大部分被放到“群眾”中長期管制。1964年，最高法院領導人宣稱：“在依靠群眾實行專政這一根本路線的指導下……人民群眾能不能制服四類分子，敢不敢把四類分子的絕大多數人管起來進行改造，既是衡量一個地方群眾是否充分發動，社會主義革命是否徹底的主要標志之一，也是衡量這個地方的人民法院是否貫徹了群眾路線的主要標志。”（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謝覺哉1964年12月26日在第三屆全國人大的工作報告）。這些失去“公民權”（按五四憲法的表述，應該是被剝奪“政治權利”）的地富分子，“一切會議無權參加，一切問題無權發言，一切組織無權參加，一切權利無權享受”，包括平時言論、行動、居住、活動及寫信，均無自由權，且對其財產，“農民有隨時追查的權利，如發現其浮財、牲口、糧食、車輛等，立刻沒收。”（楊奎松：《新中國土改背景下的地主富農問題》）尤其在鎮壓反革命、反右斗爭、社教運動、文化大革命等政治運動中，他們隨時可能遭遇到難以想象的災難。文革期間，北京市大興縣和湖南道縣，曾發生大批殺害“四類分子”及其子女的慘案（章成：《文革時期湖南道縣的大tusha紀實》，《愛思想》網，2011年8月14日）。按照公開的說法，我們要實行“有成分論，不唯成份論，重在表現”的政策，地主富農的子女與地主富農分子有區別，是團結教育的對象，后來還把“黑五類”（文革時期加上走資派，變成“黑六類”）子女稱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這雖然帶有歧視的味道，但畢竟給這些出身不好的年輕人帶來希望。然而，能夠有幸被當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典型的，只能是萬里挑一。比如在推薦上大學的時候，一個縣能有一兩個出身不好的優秀青年被選上。眾多的“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年輕人，不但與升學、招工、參軍等能夠“進步”的好事無緣，連找對象都要降低條件。在學習大寨實行評工計分時，地主富農子女要想評上一等工，要多付出很多辛勞。有些出身不好的青年人，雖戰戰兢兢地工作和生活，仍不能逃脫被整肅的命運。哈爾濱市原體委主任王聞新，出身于望奎縣一個小地主家庭，在讀高中時，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并參加了土改工作隊。為了表示與家庭劃清界限，春節都不回家，后來一直積極工作，謹言慎行。但在1959年，卻被定成“右傾反黨”分子，并清除出黨，行政13級降到23級，全家下放到農村改造。處分決定說他是“為了逃避土改斗爭，逃進哈市，偽裝進步，混入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直到1978年，才獲平反（王聞新：《土改工作日記》，《哈爾濱文史資料》第29輯，第107——164頁）。原綏化地區農機局副局長李富貴，遜克人，1925年生，當過國兵，1946年11月入黨，1947年參軍。土改時父親被打死，后來定了個中農成分。文革期間被打成漏劃地主、叛黨叛國分子， 1968年8月12日含冤自殺，1979年4月獲平反（綏化市委組織部存，李富貴個人干部檔案）。望奎縣海豐鎮恭頭二村（鄭長江屯）農民鄭永學（1949年出生），系當年東北行政委員會主席林楓的堂弟。他說，我父親哥五個，種幾十墑地，我父親是趕車的。但土改時卻被定為富農。我十七歲中學沒畢業就下地干活，活挑重的干，啥都不讓說。貧下中農扣義務工300分，我要扣600分。后來鄧小平給我們“平反”了，我還當上生產隊長，別提多高興了，我當時還寫了一首詩。“四類分子”有多少呢？有資料稱，全國曾有兩千多萬地、富、反、壞分子失去“公民權”（2004年最高人民檢察院網站）。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一書第162頁寫道：據統計，1977年底全國尚有地主分子277.7萬人，富農分子189.5萬人，合計467.2萬人（不含地主富農子女）。全國各地為貫徹中共中央上述決定（即：《關于地主富農摘帽問題和地、富子女成份問題的決定》）做了大量工作，將原來的地主、富農分子中的絕大多數摘了帽子……467萬地富分子，加上“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這“四類分子”的家屬子女，至少有上千萬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停止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隨后摘掉了“四類分子”帽子，改變其子女成分，使這些人改變了“賤民”的社會地位，獲得了政治身份的解放。? 謝謝您的光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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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歷史的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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