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蕪湖王稼祥紀念園

良良

王稼祥紀念園，坐落在安徽省蕪湖市十一中校園內風景秀麗的獅子山上，始建于1986年王稼祥同志誕辰80周年之際。 王稼祥銅像高4米，基座高2.8米，共6.8米。 1980年胡耀邦總書記題寫“紀念王稼祥”匾名。 1986年為了紀念王稼祥誕辰80周年，當時國家副主席王震和王稼祥的夫人朱仲麗親臨蕪湖在王稼祥紀念園為王稼祥半身銅像揭幕。 王稼祥坐像 王稼祥綜合館 王稼祥紀念園收集并陳列了王稼祥的信件和文章96件，照片189幀，珍貴遺物43件，書籍1000余冊和“吉姆”轎車1輛。 王稼祥（1906年8月15日—1974年1月25日），男，原名嘉祥，又名稼薔，安徽省涇縣桃花潭鎮厚岸村人。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忠誠的馬克思主義者，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卓越領導人，新中國優秀的外交家。 解放后歷任中國駐蘇聯大使、外交部副部長、中聯部部長、中央國際活動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8屆中央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三、四屆全國政協常委，中央外事小組副組長，10屆中央委員等。 1969年10月下放河南信陽，1970年冬回北京治病。1943年7月，他在《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首次提出“毛澤東思想”這一科學概念。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長期從事的外交工作被康生污蔑為“三和一少”的投降主義路線，遭受到嚴重的迫害。 1974年1月25日在北京不幸猝然逝世，享年68歲。 王稼祥和妻子朱仲麗 （一）良良.我的美篇號 66217973，（二）良良.另一個美篇號 502006762， 歡迎來良良美篇指導。 輕軌，（住宿）漢庭酒店 蕪湖長江大橋 王稼祥生平簡介 1913年進入本村柳溪小學學習，成績優異。1919年小學畢業后又讀了一段私塾。1922年到安徽南陵縣樂育學校求學。1924年春就讀于安徽蕪湖圣雅閣中學。1925年5月領導同學參加反帝愛國運動。8月進入上海大學附中部學習，擔任學生會主席。9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冬，去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8年進莫斯科紅色教授學院讀書。同年2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30年3月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干事。1931年1月任中共中央黨報委員會秘書長和《紅旗》、《實話》總編輯。4月被派往中央革命根據地，后任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主任。11月，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委員會外交人民委員、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933年4月，在第四次反“圍剿”戰爭中負重傷。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被增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10月參加長征。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上，王稼祥擁護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再次被選為政治局委員。會后，同毛澤東、周恩來一起組成中央三人軍事指揮小組。9月任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支隊政治部主任。紅一、紅四方面軍會合后，任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團成員。1935年長征途中舉行為遵義會議的醞釀、召開以及貫徹遵義會議的決議，作出了重大貢獻。毛澤東曾多次說過，王稼祥在黨的歷史上是有功勞的，他在遵義會議上投了“關鍵的一票”。1936年10月當選中央書記處書記（1934年1月至1956年9月中央書記處書記相當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員。1937年6月，由于傷情惡化，去莫斯科治傷。11月，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1938年8月回到延安，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總政治部主任兼八路軍總政治部代主任，負責中央軍委日常工作。1939年1月，兼任華北華中工作委員會主任和八路軍軍政學院院長。1941年任中央研究組副組長。1942年6月，同陳云負責領導中央軍委直屬系統的整風。1943年7月，王稼祥在《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首次提出“毛澤東思想”這一科學概念。1944年傷病復發，脫離工作。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1946年再次去蘇聯治病。1947年5月回國后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委員、城市工作部部長、宣傳部代理部長。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遞補為中央委員。新中國成立后，成為首任駐蘇聯大使、外交部副部長。1951年起，長期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在此期間，王稼祥參與了中共中央、國務院在外交方面的許多重大決策，并在對外工作中提出了許多正確看法。1953年3月任中央國際活動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1956年2月參加蘇共二十大。8至9月出席黨的七屆七中全會。9月，在中共八大和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和中央書記處書記。1957年1月參加周恩來率領的中國黨政代表團訪問蘇聯、波蘭、匈牙利三國。1958年11月至12月出席中共八屆六中全會。1959年3月陪同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等會見外賓。同月作為以朱德為團長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團成員，赴華沙出席波蘭統一工人黨第三次代表大會。4月當選為全國政協第三屆常委會委員。7至8月參加中共八屆八中全會。1962年2月和劉寧一、伍修權一起給周恩來、鄧小平、陳毅寫信，為“渡過困難，或者減少困難，至少不去增加目前已形成的困難，來加速我們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提出處理中蘇、中美等國際關系的意見。后被指責為“三和一少”、“三降一滅”的“修正主義外交路線”。3月主持撰寫和審定《關于支持別國反帝斗爭、民族獨立和人民革命運動問題—事實求是，量力而行》提綱。9月出席在北京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會后休養。1965年1月當選為全國政協第四屆常委會委員。1966年3月中央決定王稼祥任中央外事小組副組長。1968年4月被隔離審查。1969年10月被下放到河南信陽。1970年年底回到北京治病。1972年5月給黨中央、毛澤東寫信，要求分配工作。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上重新當選為中央委員。1974年1月25日在北京不幸猝然逝世，享年68歲。1979年2月，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后，才得到平反。《王稼祥年譜》人物思想■處理國內問題有世界眼光，對待國際問題又能考慮到中國利益。同時是第一個在中國共產黨內第一個提出“毛澤東思想”科學概念的人。從王稼祥的外貌看，他面容消瘦，總戴著一副金絲眼鏡。年輕時留學蘇聯五年，他被稱為“紅色教授”型的人物。王稼祥當年英語、俄語成績都非常突出，在國外學習得心應手。但他與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安徽同鄉王明等人完全不同，不是像他們那樣依照蘇聯人的觀念來思考中國的問題。毛澤東在黨內曾一針見血地指出：“王明問題的關鍵、癥結之所在，就是他對自己的事（注：指中國問題）考慮得太少！對別人的事卻操心得太多了！”王稼祥卻始終從中國人的立場考慮國際問題，面向世界時又總是立足于中國的實際。近代中國社會發展極不平衡，既有模仿國外建起的大城市，更有停留在古代生產方式上的廣大農村。從國外留學回國的人，往往把目光只限于較為發達的城市，這樣促使許多自認為先進者卻脫離本國實際。所以他們縱然有千條萬條妙計，結果卻無從施展。王稼祥能在中國革命的關鍵時刻有正確的選擇，在國際問題上能提出許多真知灼見，恰恰是這種特殊背景下的產物。他的可貴之處便是能站在世界的高度，卻又能反復比較和思考中國的實際。這樣，處理國內問題有更高的世界眼光，對待國際問題又能處處考慮到中國的利益。人物軼事有見地的思想家■儒雅的學者，曾經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紅色教授■1933年4月，遇空襲被炸穿了腸子—在沒有麻藥的情況下歷經了八小時手術，勝過關公刮骨療毒■在長征擔架上，王稼祥向毛澤東表示：這樣下去不行，應該讓不了解中國國情的德籍顧問李德下臺。■1935年1月，遵義會議上投向毛澤東“關鍵的一票”。■1962年初，大膽建議“改變援外數量過大的狀況，在國際斗爭中不要四面樹敵”。在蘇聯期間，王稼祥對馬列主義有深入的研究。因沒有參加過黨內的實際工作，他曾擁護王明的教條主義見解，被稱為“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不過，王稼祥為人正派，鄙視小集團活動。1930年回國后，在中共中央宣傳部任干事，隨后任黨報委員會秘書長。1931年4月，王稼祥赴中央蘇區，擔任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同年11月，他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軍委副主席和外交人民委員（相當于外交部長）。1933年4月王稼祥遇空襲被炸穿了腸子——在沒有麻藥的情況下，忍著劇痛經歷了八小時手術，當時人稱勝過關公刮骨療毒。因無法取出彈片，只好采取保守療法。翌年1月，他當選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同年秋，他腹部通著管子、坐著擔架參加了長征。在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上，王稼祥提出要毛澤東擔任黨和紅軍的領導。后來，毛澤東多次對人說：“王稼祥是最早就支持我的，遵義會議上沒有他不行，他投了關鍵的一票”，足可見這“關鍵的一票”的重要性。遵義會議后，王稼祥與毛澤東、周恩來組成中央軍事三人小組，指揮全軍行動。長征中的王稼祥和毛澤東過雪山草地時，王稼祥腸子流膿，甚至爬出蛔蟲，仍以常人難以想象的毅力堅持下來。到達陜北后，他因傷情惡化被中央派人秘密送往上海治療。1937年夏，他轉赴莫斯科治傷并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翌年8月，他回到延安，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和八路軍總政治部主任。1944年，他因傷口惡化病倒而無法工作，1946年再度被送到蘇聯治療。1947年，王稼祥回東北解放區，任東北局城工部長。1949年，他擔任新中國首任駐蘇聯大使，1951年回國任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1956年當選中央書記處書記。幾十年間，王稼祥總是在腹部帶著熱水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