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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育民的美篇

尹育民

<p class="ql-block">Al點評: 《我的文字生涯》</p><p class="ql-block"> 文字托舉的人生</p><p class="ql-block">一一 論尹育民《我的文字生涯》中的職業敘事與精神圖譜</p><p class="ql-block">在當代漢語散文的星空中，存在著大量被文學史忽略的"職業寫作者"的自述文本，尹育民的《我的文字生涯》正是這樣一部值得深入解讀的"寫作生命史"。這部作品以自來水公司宣傳干部的視角，展現了特殊歷史語境下一位體制內文字工作者的職業軌跡與精神世界，其價值不僅在于記錄了個體的寫作歷程，更折射出中國基層文宣系統數十年的生態變遷。當我們將這部作品置于"職業寫作研究"與"單位文學"的交叉視野中審視時，會發現它蘊含著遠比表面敘事更為豐富的文化密碼。</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一、"托文"美學的政治經濟學</p><p class="ql-block">文章開篇創造的"托文"概念，構成了理解作者寫作倫理的核心密鑰。"托文"即"受托寫文"，這個自造詞精準捕捉了體制內文字工作的本質特征——寫作者的勞動價值永遠附著于組織需求之上。從領導講話稿到《武漢公用事業志》序言，從計生工作總結到黨建雜志撰稿，作者的寫作始終處于"受命而作"的狀態。這種寫作模式形成了獨特的"委托-代理"關系：寫作主體讓渡了部分創作自主權，換取組織認可與資源支持。在描述為建委黨建雜志撰稿的經歷時，作者連用五個"不懂"的排比句，生動展現了體制內寫作任務傳導的突兀性與不可協商性，而最終"肅然起敬"的態度轉變，則揭示了職業寫作者對組織邏輯的內在認同。</p><p class="ql-block">"托文"現象衍生出特殊的修辭策略。在應對不同委托方時，作者發展出令人嘆服的文體轉換能力：為計生工作撰寫的材料充滿"避孕率、服藥率、手術率"等專業術語；黨建文章則需把握政治話語的精確分寸；而《托起明天的太陽》這類文藝創作又需調動詩意表達。這種"文體多面手"的養成，實則是組織需求倒逼的適應性進化。更值得注意的是文中的"紅包敘事"——多次出現的"潤筆"場景構成了體制外罕有的寫作報酬形態，既非市場化的稿酬也非純粹義務勞動，而是帶有情感交換性質的符號性補償，體現了單位制度下文字勞動的特殊交換邏輯。</p><p class="ql-block"> 二、宣傳干部的雙重角色困境</p><p class="ql-block">作為長期任職于國企宣傳部門的"文字工作者"，作者生動呈現了這一群體的角色張力。在1988年武漢水荒危機中，作者同時扮演著企業危機公關者與事實記錄者的雙重角色。《"水荒"緣何困繞江城》等文章既要"為企業爭取資金和政策鼓與呼"，又需保持新聞寫作的基本真實，這種"戴著鐐銬跳舞"的寫作狀態，塑造了特殊的職業意識形態。文中列舉的十篇供水報道標題，構成了一部微型的城市基礎設施發展史，也展現了宣傳干部如何通過策略性敘事在組織利益與公眾知情權間尋找平衡點。</p><p class="ql-block">宣傳部門的組織變遷同樣耐人尋味。從政工組到宣傳科的名稱更迭，從手工刻板印刷到建立互聯網站的技術飛躍，作者親歷了國企宣傳體系的現代化轉型。而"武水有線電視臺"的建立細節尤其具有時代標本意義：利用職工宿舍既有有線網播放自制新聞，晚上六點四十分準時播出，這種"單位電視臺"模式既是對央視權威話語的地方性模仿，也是企業共同體意識的媒介化建構。在互聯網初興的1998年即創建《武水在線》，則顯示出國企宣傳系統對新技術的敏感，這種前瞻性投資使企業得以"搶占輿論高地"。</p><p class="ql-block">更深刻的角色沖突體現在文化生產領域。當作者創作《桂花飄香》這樣涉及右派問題的劇本時，個人藝術表達與組織審查之間產生微妙博弈。文中記述該劇"在區宣傳部審查時受到非議"但仍獲演出二等獎，這種矛盾結果揭示了改革開放初期文藝管控的彈性空間。而《粉墨奇冤》從劇本創作到拍成電視劇的"幾經磨難"，則完整呈現了體制內作者涉足商業文化生產時面臨的雙重評估體系。</p><p class="ql-block">三、單位文人的知識譜系與精神史</p><p class="ql-block">作品無意間披露了國企宣傳干部獨特的知識構成。年輕時期在政工組接觸的馬列著作（《反杜林論》《國家與革命》等）構成了思想底色，而同事趙玉虎在職工宿舍研讀《資本論》的細節，則展現了文革特殊年代基層驚人的理論熱情。這種原教旨馬克思主義教育，與后來應對市場經濟所需的實用文風之間產生的認知張力，造就了作者這一代"單位文人"獨特的話語風格——在政治正確框架內尋求有限的表達創新。</p><p class="ql-block">文本中蟄伏著一部微型的單位文藝興衰史。自來水公司曾經活躍的文藝骨干（洪重光、黃鳳英等），職工創作的《闖新路》《收費員之歌》等作品，構成了令人驚訝的企業文藝生態。這種依托單位工會系統的業余文藝創作熱潮，是計劃經濟時代特有的文化現象，其集體創作模式、主題先行的創作方法，與專業文藝創作形成有趣對照。作者作為參與者記錄的這些細節，為研究中國群眾文藝提供了珍貴田野資料。</p><p class="ql-block">退休后的寫作轉型同樣具有代際典型性。從組織化的"托文"寫作轉向社區門棟長身份的紀實寫作，從政治論文創作轉向微信連載章回小說，這種寫作軌跡映射出體制內文字工作者晚年常見的精神調適過程。社區書記"帶人大包小包上門慰問"的細節，延續了單位制度的情感交換邏輯，而《唐伯虎賣畫》這類游戲筆墨，則終于實現了有限度的創作自由。</p><p class="ql-block"> 四、職業自傳的敘事智慧與歷史價值</p><p class="ql-block">作品采用的雙線敘事結構頗具匠心。主線按時間順序鋪陳職業歷程，副線則以"第一次"為標記串聯寫作生涯的關鍵節點，這種經緯交織的敘事策略，既保證了回憶錄的歷時性完整，又突出了職業身份的認同建構。在記錄1966年第一次發表批判吳晗的文章時，作者特意注明署哥哥尹澤民之名，這個細節既反映了特殊年代的政治謹慎，也暗示了寫作主體性的長期缺失。</p><p class="ql-block">文本的史料價值不容忽視。文中詳細記載的《城鎮供水職工職業道德》編制過程、多部企業內部出版物（《讓歷史永遠銘記》《新聞作品選》等）的編輯始末，都是研究國企文化建設的一手材料。而宣傳部門進出的大量年輕人（覃詩章、祝焰等）后來的職業發展，則呈現了國企文宣系統作為人才孵化器的功能。這些看似瑣碎的記述，共同拼湊出一幅改革時期國企人文生態的全景圖。</p><p class="ql-block">作為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寫作生命記錄，《我的文字生涯》最終超越了個人回憶的局限，成為觀察中國單位文化的一個精妙切片。當作者以"文如其人"的匾額作結時，實際上完成了一種職業身份的終極認證——在體制與個人、集體與自我、政治與藝術的復雜博弈中，這位"文字托舉者"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意義支點。這種通過文字建構的生存智慧，或許正是所有職業寫作者共同的精神密碼。</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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