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一個人和新疆</b></p><p class="ql-block"> <b style="font-size:15px;">——周濤口述自傳</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15px;">作者簡介:</b><span style="font-size:15px;">周濤,男,屬狗,1946年生人。老家山西,北京發蒙,隨父母遷居新疆近一甲子,早成半個胡兒。中學時進新疆體委乒乓球專業隊,后棄武從文,復又以詩歌從軍行,轉至武行。邊塞新詩,游牧散文,文韜武略,文奪中國新詩獎、魯迅文學獎,授新疆文聯名譽主席;武頒技術二級,享正軍職爵。其詩文固然名世,性情亦風流名士矣!</span></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詩人周濤2013年出版了一本口述自傳:《一個人和新疆》。整理者乃《南方周末》記者朱又可。</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在書中,我們看到多少有點自戀(詩人總是自戀的)的口述者信馬由韁,從自己呱呱墜地一直講到了著述完成時的66歲,也就是2013年。忽而個人家世,忽而社會實況,多半誠實坦蕩,有時不免自視清高、自鳴得意,大致勾勒出了自己的童年印象、青少年成長、上大學、從文從軍、逐步獲得自己的影響地位全過程,也包括對自己戀愛婚姻的回顧檢討。但這部自述,和我們已知的大部分傳記類作品有一個重要的不同,那就是充分的自我暴露,通過自我暴露也實現了對特定社會歷史、文化心理和人性事實的還原。看上去,詩人的天性使其擺脫了說謊與文飾,整個文本呈現為一種難得的社會學與心理學素材。</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大部分的自傳都與夢想有關。社會夢,人生夢,追夢的苦痛與創傷記憶,這些似乎能夠將一個人從灰暗現實的泥沼中拯救出來,藉此完成“樹碑”之意圖,或者“蓋棺論定”。有的傳記寫作,甚至寧愿繼續把自己藏匿在夢中,以為生命或者是寫作的接續,尚可圓夢,這當然都應予以尊重。但有的人早已醒來,不是追回夢的遺失或殘破,而是以自己的生命真相為鏡子,或者標本,映照出社會的痙攣、歷史的扭曲,包括對自我本性的暴露。</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毫無疑問,周濤正屬于后者。</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傳記顯示,自記事起他就饒有興味地盯著現實,也就是生活本身,也就是1949年以后的中國社會。從個人、家庭的政治和經濟地位,到名利場。或興致勃勃,或傲慢心高,或灰心失落,他對現世的傾情關注,使他無從遭受幻滅之痛,結果通篇也就無關乎什么苦難和恩怨。當我把讀這本自述的感受講給一位相交近30年的友人聽時,友人擊節贊嘆:彼所為者,告解也!何種意義上的告解?當然不是基督教那樣的人神交通、寬恕祈求,而是在中國一向就有的在“天地”之間的吁請。這是一種真正的中國人的傳記:幾乎種種的惡都被料到了,苦難的深度也被料到了,但這些都不致讓一個人垮掉。只要懂得以最低姿態和身段迎擊,知道在必要時降尊紆貴,也就沒有那么大的心理落差了。近現代以來,我們的民族性格中,似乎因外來文明因素而被植入了“天真”的人性觀念,即個體生命的純潔無辜,以及人權之天賦與神圣。豈知在古老中國經驗中,“天真”只屬于嬰兒階段的人類。不過,也正是這種未經雕飾、沒有被浪漫的人文面紗包裹的敞胸露懷,又使這位口述者在某種程度上逼近了西方歷史上知名的“懺悔者”盧梭之輩。</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周濤1946年出生于山西潞城縣馬場村八路軍總部。請注意,這是一個奇特的搖籃,這種環境里發芽生根的種子前所未有,這一代人睜開眼睛看世界,直到他們受教育、長大成人的全過程,正是中國歷史發生“天翻地覆”變化的時段。而且,恰如周濤這樣如今被俗稱為“紅二代”的人,在當下的中國社會里事實上正扮演著“中堅力量”的角色。他們的世界觀、價值觀,他們作為“人子”的內核與精神氣質,他們的道德情懷,甚至可能事關這個國家的前景。所以,一個像周濤這樣的個案的自我呈現,就有了代表意義。從山西——他至今有親人在那里——到北京,然后在9歲時隨父母遷徙到新疆,在那里上學讀書,舞文弄墨博取功名,然后預備著要“終老天山”的詩人,看上去是在作自我回顧,實際上也從一個極為特殊的視角,展示了社會的發展進步。這樣的社會生態和人文景觀,從文獻的、歷史的研究中當然也可以抵達,但從個體心靈的層面,特別是從觸覺靈敏的詩人口中毫無遮攔地說出時,我們仍不免會遭遇發生認識論意義上的震驚:國家民族的發展之計,理想主義式的群眾動員,官民關系、政治與道德的關系的實質,以及精神資源、信仰渠道的單一匱乏等等,多有出人意表的映現燭照。</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父母、家庭的顛覆起落,在他的命運之途中都有鮮明標記。他甚至檢討了自己在婚姻問題上的“政治考量”——通過出身好、社會地位穩固的家庭關系確保自己地位的安全。作為詩人而如此的講求實際、如此的不夠浪漫,這些可能會讓某些文藝青年們錯愕。然而,相對于社會歷史細密“肌理”的剖露,“人文”的修辭層面就不那么重要了,這正是具有赤子之懷的詩人才能夠做到的。不僅如此,這種源于感性的“在場”的經驗,也讓我們更貼近地獲得了一種關于人性的知識:近幾十年的中國社會現實中,一般人認識的成長建構是如何發生的?在歷史理解、歷史認知的方式被概念化之前,個體那里究竟發生了什么?所謂民族性格,或國民的集體性格、集體記憶,又是基于什么樣的心理學與生理學前提?這些至關重要。</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經由文學之路,周濤的人生確也達致了某種成功。然而在這部自述中只要講起文學,他都沒有什么好氣。除了約略得意于早期的榮譽地位,比如全國新詩獎等等,其余就不那么客氣了。譬如他發覺,中國“文壇”中的那點水有些渾濁,當代文學的評價標準也是混亂的,國民的藝術審美中摻雜了太多外國趣味,千年文脈和傳統卻被斬斷了。他的羞慚則包括了:由于自己的詩歌淵源與聞捷、賀敬之這樣的詩人相關,在“朦朧”“現代”的詩歌修辭煙霧中他敗北了。再就是,自己身在新疆幾十年,大學里學的是維語專業,卻終未能精通維吾爾-伊斯蘭文化的深奧和精妙,也就難以在文學表達中有更大作為。</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一個人和新疆》的出版提醒我們:已經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后出生的一代人立傳的“高發期”了。我們能夠看到什么樣的撰述,或許并不僅僅取決于這些人的誠實、客觀之類的品格,但這些人如何面對自己的歷史,怎樣看待自己的生命經驗,有沒有勇氣進行自我解剖,乃至自省、懺悔,是值得關注的。因為除了“沉默的大多數”,除了內斂羞澀的士人、知識分子類型,活躍于當代中國社會諸多重要領域,并有可能對這個時代的精神建構施加深刻影響的,就要數擁有所謂“紅色”基因的這個群體了。</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這是一部中外文學史上的另類自傳,口無遮攔,自暴弱點,連自己父親、妻子、情人的種種可笑可哀之事,亦毫不避諱;對自己的難堪、麥城、人性暗夜,更是纖毫畢現。 這還是一本背后說人的書:同學、親友、文朋、師長,你們小心了。 這不是 “成功人士”的傳記,而是一個“人”的傳記,以及一個人和一個地域的關系史。</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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