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地量人畫一線，以人為本跨百年

肖敏飛

胡煥庸（1901年11月－1998年4月），字肖堂，江蘇宜興人。地理學家，華東師范大學教授，在巴黎大學和法蘭西學院師從人文地理學家約翰?白呂納。中國現代人文地理學和自然地理學的奠基人。 1935年，《地理學報》第二期發表《中國人口之分布》，胡煥庸寫到：“自黑龍江之璦琿向西南作一直線，至云南之騰沖為止，分全國為東南與西北兩部：則此東南部之面積，計四百萬平方千米，約占全國總面積之百分之三十六；西北部之面積，計七百萬方公里，約占全國總面積之百分之六十四。惟人口之分布，則東南部計四萬萬四千萬，約占總人口之百分之九十六；西北部之人口，僅一千八百萬，約占全國總人口之百分之四。”中國科學院院士吳傳鈞回憶：“當時中國總人口估計有4.75億，他（胡煥庸）以1點表示1萬人，根據掌握實際情況將2萬多個點子落實到地圖上，再以等值線畫出人口密度圖”。東南地狹人稠、西北地廣人，璦琿—騰沖線的出現則廓清了分界，模糊的認識被數據佐證，影響深遠，成為研究和決策的重要參考依據。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西北人口占比6.5%，東南人口占比93.5%，歷經85年，“胡煥庸線”穩定性被證實。2009 年，在中國地理學會發起“中國地理百年大發現”評選中，“胡煥庸線”名列其中。 胡煥庸先生率先發現規律時，并沒有在圖上畫出這條線。區分東南與西北人口密度的等值線是一條波狀起伏等值曲線，與一系列近似南北走向的山脈吻合。自東北開始依次為：大興安嶺、陰山山脈東段、恒山（太行山）、呂梁山、秦嶺（大巴山）、橫斷山。東南半壁是平原、丘陵、海濱，適宜于農耕、定居的生活方式。沃野千里的富庶，田園牧歌的詩意，江南煙云的溫婉，小橋流水的格調。這里很早便建立起穩定的國家形態，誕生秦、漢、唐、宋、明、清“超級帝國”。西北半壁是蒼茫起伏的高原，沙漠、戈壁、雪山為主的廣袤空間，以游牧或半游牧半農耕為生。在歷史上形成吐蕃、西夏、遼金、蒙古等眾多草原部落。 胡煥庸先生寫道：“試以中國地形圖、雨量圖與人口圖作一比較，則三者之間，有十分密切之關系”。胡煥庸線的東部，發源于印度洋的西南季風影響我國西南和華南，發源于太平洋的季風與北方冷空氣相遇時在華東、華中、華北形成降雨。氣候溫暖，降水充沛，廣袤的平原，密集的水網，自古農耕經濟發達。西北半壁，受到高山、高原阻隔，水汽難以抵達年降水量不足400毫米，少雨干旱，分布著大面積的高原、草原和沙漠。除少量人煙稀少的綠洲和牧區之外，多數荒漠皆為生命禁區。三大林區：東北林區、西南林區、南方林區，四大草原牧區：呼倫貝爾大草原、錫林郭勒大草原、伊犁草原、那曲高寒草原，分別在“胡煥庸線”東、西兩側。 “駿馬秋風冀北，杏花春雨江南”，寥寥兩筆便將中國西北、東南大地的風光勾勒得傳神入畫。詩人眼里“胡煥庸線”是邊塞與田園風光的分界線，東邊“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西邊“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田園詩多以農村景物和農民、漁夫等的勞動為題材，綠水青山，松間清泉，稻香蛙鳴，杏黃梨白，反映農耕文化安逸舒適、恬淡質樸的生活。邊塞詩則豪邁、恢宏，馬鳴風蕭、如血殘陽、大漠孤煙、冰河寒弓，盡展游牧文化的雄渾壯歌。 兩千多年前的司馬遷在《史記》中，同樣以社會經濟為考量標準，將天下劃為山西、山東、江南與龍門—碣石以北四個區域，其中山西、山東、江南均為農耕區，龍門—碣石以北所產為“馬、牛、羊、旃裘、筋角”。龍門—碣石一線，成為兩千年前的中國東西之界，龍門位于今陜西韓城市，碣石在河北昌黎縣。回溯歷史，自漢代以來兩千年，中國人口格局處在不斷變動之中。人口密度變化軌跡由南-北向（漢代），東-西向（明代），東北-西南方向（清代末）。中國最早以“地理”為名的著作《漢書·地理志》中統計西漢平帝元始二年全國有5,9594,978人。當時華北平原、黃河平原為人口稠密地區，以秦嶺-淮河為界人口分布呈現為北多南少。東漢末年群雄逐鹿戰亂紛起，中原地區民不聊生，促使北方人口向南遷徙。西晉“永嘉南渡”是中原政權首次南遷，北方前往南方的人口達到90萬之眾。唐代初期南北人口數量呈對分之勢，唐中期經濟中心逐漸南移長江中下游平原，開發大量耕地養活大量人口。唐“安史之亂”，宋“靖康之變”戰亂、饑荒、苛政再度促動人口向南大遷徙。南宋時期南方人口已約占全國的70%。明清時期及民國時期，歷經山西洪洞大槐樹移民，湖廣填四川，闖關東，走西口幾次大規模遷徙。 “東南王氣沉幽冢，西北浮云隱玉關 ”。如果說歷史是演戲，人文是角色，地理就是舞臺。中國傳統史學，非常看重地理，稱史地之學，經世之學。王應麟《通鑒地理通釋》、魏源《海國圖志》，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都反映這個傳統。毛澤東主席在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學習時，熟讀顧炎武（江蘇昆山人）所著《天下郡國利病書》和顧祖禹（江蘇無錫人）所著《讀史方輿紀要》。前者除記載輿地沿革外，對賦役、屯墾、水利、漕運等資料的輯錄尤其詳細，并作實地考察，以正得失；后者重在考訂古今郡縣變遷，詳列山川險要，戰守利害，闡明地理形勢在軍事上的戰略價值。毛澤東要求北京軍區司令員讀《讀史方輿紀要》，最少要知道北京及華北部分。毛澤東尤為推崇顧炎武的治學方式，認為顧炎武對“事關民生國民（命）者，必窮源溯本，討論其所以然，足跡半天下，所至交其賢豪長者，考其山川風俗，疾苦利病，如指諸掌”。 “胡煥庸線”以西主要是內蒙古自治區西部、寧夏自治區、甘肅省、青海省、新疆自治區、西藏自治區、四川省部分地區。東漢時期班超投筆從戎、萬里封侯。公元73 年班超出使西域到公元91年任西域都護，此后兩任繼任者坐鎮，公元107年西域都護撤任，共三十四年，東漢王朝195 年的歷史中僅占六分之一。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陸續發兵，平定了準噶爾與回部大小和卓勢力，統一西域，光緒年間設立新疆巡撫。清順治帝賜予五世達賴“達賴喇嘛”的封號，康熙帝賜予藏傳佛教首領“ 班禪額爾德尼 ”封號。雍正帝在西藏設置駐藏大臣，監督西藏地方政務。乾隆帝在西藏地方設立噶廈，授命達賴喇嘛和駐藏大臣管理政教事務。頒布《欽定藏內善后章程》29 條，規范了西藏地方行政體制和法規。西藏地方達賴與班禪等大活佛的轉世，需要通過金瓶掣簽制度，依照宗教儀軌和歷史定制，最后報請朝廷批準。抗日戰爭勝利，臺灣重歸中國版圖。外蒙古（今蒙古國）獨立，“胡煥庸線”東側陸地面積占我國面積的比重升至43.18%，西側相應降至56.82%。 李克強總理發出了“胡煥庸線怎么破”之問：“我國94%的人口居住在東部43%的土地上，但中西部一樣也需要城鎮化。我們是多民族、廣疆域的國家，我們要研究如何打破這個規律，統籌規劃、協調發展，讓中西部老百姓在家門口也能分享現代化。” “胡煥庸線”東西兩側的差異懸殊。七大城市群：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成渝城市群、長江中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關中平原城市群，全部位于該線東側。全國經濟排名前50的城市沒有一個位于該線西側，反映了不均衡的基本國情，西側大部分地區人煙稀少和東側人口過于密集的強烈落差，使得突破“胡煥庸線”的相關議題長期受到關注。 學術界大多認為“胡煥庸線”將長期存在，西北半壁幾乎囊括了整個干旱及半干旱區和青藏高寒區，降水極為稀缺，環境相對惡劣，不適宜人類居住和發展。僅從人口遷移角度突破“胡煥庸線”并非可行之舉。凸顯的中國區域發展不協調問題卻是當前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亟待解決的難題。 國際形勢日趨復雜，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隨著外部環境和我國發展所具有的要素稟賦的變化，市場和資源兩頭在外的國際大循環動能明顯減弱，中國經濟發展向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轉變。 破解“胡煥庸線”難題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內容，本質是實現東西部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西部地區生態環境脆弱，是東部的生態屏障，承擔著涵養水源、凈化空氣、控制風沙東移、減少水土流失、減輕洪澇的功能。廣闊西部是應對極端戰爭風險的安全縱深。這些功能對于中華民族的長治久安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義。建設烏魯木齊“門戶城市”，理性規劃呼和浩特、包頭、鄂爾多斯城市群，河西走廊城市帶，天山北坡城市帶。國家發展計劃中的農業綜合區劃的“東田西草”；林業總體布局的“西治、東擴、北休、南用”；電力供求關系的“北均，東、南缺，西供”等方面都可以看到胡煥庸線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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