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宗澤李綱評傳》，（mp587-2538）

半日閑

?202504，讀了史泠歌、王曾瑜著的《宗澤李綱評傳》（R516-2516）。 史泠歌，女，漢族，河北保定人，歷史學博士后，貴州銅仁學院人文學院教授，河北大學岳飛文化研究院兼職研究員，中國宋史學會會員。 王曾瑜，漢族，上海市人，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河北大學宋史研究中心特聘教授等。著有《鄂國金佗粹編續編校注》《盡忠報國——岳飛新傳》《荒淫無道宋高宗》《宋朝兵制初探》《金朝軍制》《宋朝階級結構》《岳飛和南宋前期政治與軍事研究》等專著以及《凝意齋集》《銖編》《涓埃編》《點滴編》《絲毫編》《瑣屑編》等論文選集。 ?本書作者研究宋史頗深，認為：“在兩宋的三百二十年間，有如范仲淹、李綱、宗澤、岳飛、文天祥等一大批人，他們無疑是好的政治傳統的代表”。宋代的優秀歷史人物肯定不止以上五位，例如王安石和司馬光，兩人政見相左，其從政經歷的是非功過，至今議論紛紛，但無疑都是人品卓絕，以天下為己任者。但作者認為，最有代表性者，是以上列舉的五位。 宗澤、李綱和岳飛都是在朝廷遭受大劫難時脫穎而出的，是南宋抗金爭中最有代表性的歷史名臣。宗澤和李綱是文官，最初官位都不高，在當時的官場受排擠、冷落和貶黜，危難時節，方顯英雄本色。大敵當前，李綱組織開封保衛戰，南宋初任相。宗澤出任河北兵馬副元帥和東京留守。一個原先并不知兵的七旬老人，居然成了速成的軍事家，兩宋最優秀統兵文臣。 宗澤（1060年1月20日-1128年7月29日），字汝霖，漢族，浙東烏傷（今浙江義烏）人，宋朝名將。兩宋之交在抗金斗爭中涌現出來的杰出政治家、軍事家，元祐六年（1091）進士。宗澤為人剛直豪爽，沉毅知兵。建炎元年（1127）六月，任東京留守，知開封府，任用岳飛等人為將屢敗金兵，金人畏宗澤，都稱他為“宗爺爺”。宗澤在任東京留守期間，曾二十多次上書高宗趙構，力主還都東京，并制定了收復中原的方略，均未被采納。他因壯志難酬，憂憤成疾，臨終三呼“過河”而卒。 李綱（1083年7月27日-1140年2月5日），字伯紀，號梁溪先生，常州無錫人，祖籍福建邵武，兩宋之際抗金名臣。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李綱登進士第，歷官至太常少卿。宋欽宗時，授兵部侍郎、尚書右丞。靖康元年（1126），金兵入侵東京（開封）時，任京城守御使，團結軍民，擊退金兵。他曾多次上疏陳訴抗金大計，均未被采納。?紹興十年（1140）病逝，追贈少師。 在兩宋之交的大劫難中，許多士大夫無非是貪官和馬屁精，臨難更顯鼠輩之本色，而最為突出地表現其虎氣者，正是宗澤和李綱。北宋晚期，士大夫中對時政有所非議而深表憂慮者，盡管比例很小，尚不乏其人。在北宋滅亡的浩劫、南宋初立的艱虞中，真正表現出大勇敢氣魄、大器局和大智慧者，也只有宗澤和李綱兩人。 ?但是，在荒唐的帝制下，兩人卻只能受扼于一意屈辱偷安的宋高宗，不得不成為失敗的英雄。然而，他們的愛國正氣卻足以彪炳千古，值得中華民族的后代繼承和發揚光大。宋人說，“宗澤、李綱，偉人也，不盡其才，而上下不一心矣”?！白谌炅?、李伯紀不見沮于耿（南仲）、汪（伯彥）、黃（潛善）三奸，則中原可復，恥可雪”。?此說來說去，都只能半吞半吐，話到嘴邊留一句，為尊者諱，不能涉及皇帝的罪惡。 第一次開封保衛戰自正月初七至二月初十日，歷時一月有余，金軍數次攻城，都遭失敗。這其實是北宋末唯一一次轉敗為勝之機遇。如真按李綱和種師道之策，東路金軍有可能大失敗。然而難得的機遇，卻全被宋欽宗的瞎指揮所擾亂而喪失，東路金軍滿載勒索來的大量金銀等，以得勝之師凱旋北歸，卻真正是北宋皇朝敗亡的禍根。當時朝廷其實也只有李綱一根主心骨。如果庸懦無能的宋欽宗真正看準人才，全權委付，不加任何干涉，倒也是好事，可是宋欽宗卻根本做不到。 反觀李綱，這個不世出的大英才，雖然忠智有余，赤心報國，卻只能在昏庸而愚蠢的皇帝，和鼠目寸光、怯于公戰而勇于和忙于內斗與私斗的宰執之間，極其艱難地周旋和應付。“心勞形療，食息不暇”“自春徂秋，俾夜作晝，無少休息，此日出師，尤極憂懼，寢食皆廢，須發盡白”，最后落得了貶謫的下場。可說這一切，正是在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等級授職制下，在一個潰爛皇朝的末期，所具備的一種歷史必然性。 ?宗澤得知宋高宗“畫河為界”的決策后，滿腔義憤，專門上奏。在此奏中，他不僅不點名地痛斥“為是說者，（何）不忠不孝之”，并且直接指責皇帝即位“今四十日矣，未聞有所號令，作新斯民”，“奈何輕聽奸邪附賊張皇者之言，而遂自分裂乎”。針對“畫河為界”，他最為憤慨和憂心者，就“是欲蹈西晉東遷既覆之轍爾！是欲裂王者大一統之緒為偏霸爾”。?無比忠藎激憤之情，流自肺腑，溢于言表。但此后史實表明，此奏對宋高宗本人其實也根本不能有所觸動。 六十九歲的宗澤和四十五歲的李綱，在南京應天府相會，這也許是兩人初次會見，又終于成為最后的一面。在飽經憂患之余，兩個志同道合者互吐衷曲。宗澤“忠義慷慨，憤發至流涕”，李綱“與語，袞袞可聽”。此后，宗澤又再次在給李綱信中特別強調：蹈東晉既覆之轍，毋安積薪未燃之火。 之后，李綱力薦宗澤出任知開封府。在當時的形勢下，宋高宗根本不愿回舊京（開封），開封知府自然是最重要的外任差遣。對宗澤的人事安排，事實上成了李綱相業中一個最重要的部署。? 宗澤于離南京應天府赴任途中，賦詩描寫自己的心情：泣涕收橫潰，焦枯賴發生。不辭關路遠，辛苦向都城。宗澤詩中所表述的，其實就是后來岳飛《滿江紅》詞中“待從頭，收拾舊山河”一樣的抱負。但他卻已是年近古稀、氣血枯竭的人，在祖國危難之際，仍然以救亡圖存為己任，不憚奔赴前沿，進行人生最后的拼搏，何其悲哉！何其壯哉！面對危困的險局，宗澤憑籍其大勇敢、大氣魄、大器局和大智慧，在較短的時間內，完成了重整開封的軍政。 經歷了北宋末年的禍亂變故后，李綱已成為一個有深謀遠慮的政治家。后來朱熹評論所謂“中興諸相”時說，唯有“李宰相大義分明”。但由于與宋高宗的“畫河為界”路線意見相左，李綱慘淡經營的相業，僅七十五日，便黯然下臺，而且“責詞甚嚴”。 按史籍上記載，宗澤在任東京留守司期間，任用統制多人，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岳飛。故黃震評論說，宗澤“雖身不及用，尚能為宋得一岳飛”。岳飛后來組建岳家軍，其基于正是原東京留守司軍，并繼承了宗澤治軍用師的優良傳統。 ?女真人對敬畏的對手，遵從漢人避名諱的習俗，而稱“爺爺”。在南宋期間，前有“宗爺爺”，后有“岳爺爺”，都是金朝女真貴族最敬畏的。朱熹特別稱贊：“宗澤守京城，治兵御戎，以圖恢復之計，無所不至。上表乞回鑾，數十表乞不南幸，乞修二圣宮殿，論不割地。其所建所謀畫，是非利害，昭然可觀。觀其勢，骎骎乎中興之基矣”。 宗澤年屆古稀的人生，屈沉下僚三十五年，然而在山河破碎的緊急關頭，卻在最后橫跨三年，實則兩整年多的短暫人生中，激于偉大的愛國志節，終于大放生命的異彩。在幾年的慘烈戰中，他全憑崇高的激情，支撐著“衰瘁”的體力，居然仍能精神矍鑠地指揮著軍事的勝利，創造了宋金戰史中的奇跡。但年歲和體力已不饒人，宗澤身上所包蘊巨大的愛國主義能量，釋放到了極限，油干燈滅。 宗澤生前常對子弟們說：“人誰不死，等死耳，有補于國，吾榮多矣”。生命垂危盡，三呼“過河”。宗澤彌留之際，“連呼‘過河’者三，無一語及家事”，以未能如期北伐，恢復中華一統，而“長抱九泉之恨”，“尚貽千古之羞”。將“屬臣之子，記臣之言，力請鑾（輿），亟還京闕，上念社稷之重，下慰黎民之心。命將出師，大震雷霆之怒；救焚拯溺，出民水火之中”，作為臨終至囑。此種偉大而深沉的愛國主義情懷和強音，真足以感天地而泣鬼神，值得中華民族的后世子孫永遠崇敬、感奮而弘揚。 宗澤去世時，處于貶謫地位的李綱，聞此噩耗，痛斷肝腸，“方時危而失此一人，其可哀也矣！賦詩以哭之”：時危念人杰，濟物須材雄。尋常齷齪姿，詎可收奇功？英英宗夫子，邈于古人同。抱器實磊落，秉心郁精忠……擢居河朔郡，煙塵正昏蒙，今上在藩邸，持節使虜中。高牙建元戎，王室遂再造……辭直志鯁亮，天子為動容……人亡國殄瘁，天意真懵懵。中原氣蕭瑟，灑涕臨西風。 李綱被貶途中，身處逆境，仍深懷拳拳憂國愛民之心，為國而憂。其“無窮憂”，“流然念蒼生，豈為吾身謀”，這在中國古代歷史條件下，是何等崇高的精神境界。另一首《有感》詩，也同樣表達了他當時身處危境，卻仍不忘為國難獻身之情：自憐許國心猶壯，卻笑謀身術已疎。二圣未還民未靖，尚思痛哭泰囊書。 ?李綱在建炎二年的流放途中，曾寫《病?！吩娬f：耕穆千畝實千箱，力盡筋疲誰復傷？但愿眾生皆得飽，不辭贏病臥殘陽。這正是他一直身處困厄，卻始終懷抱兼濟天下的壯志宏愿，而精誠奮斗一生的最好寫照。 就在李綱辭世后數月，金朝都元帥完顏元術（宗弼）撕毀和約，奪據不設防的河南地區。宋軍反攻，岳飛大舉北伐，在城、穎昌，朱仙鎮等戰大破金軍，金軍被迫逃出開封城，卻被宋高宗和秦檜合謀，用十二道皇帝手詔，追令班師。 紹興十一年（公元1141年），宋高宗伙同秦檜與金人簽訂了更為屈辱的和約，史稱“紹興和議”，并殺害了李綱殷切期盼其“早建大勛，為中興功臣之首”的岳飛。宗澤、李綱、岳飛等夢寐以求的山河一統，終成了夢斷舊山河。 ?李綱孫李大有，在李綱去世七十年的嘉定二年（公元1209年）書：“宣和、靖康、建炎、紹興間，中原變故，國步艱難極矣，一時謀劃之否臧，處置之不當，虜騎之所以既卻而復至，王業之所以再造而偏安，莫不系于小人之進退，世多桔于成敗已然之間，鮮有智者”。李大有也將金軍南侵、王朝興衰歸因于“小人之進退”。此類議論的共同缺點，是恪守據說是孔夫子傳下來的古老原則——為尊者諱。事實上，沒有皇帝作主宰，“小人”又如何得勢？“讒口”又如何得以“肆風波”呢？ 李綱和宗澤的悲劇，既是他們個人的悲劇，又是時代悲劇的重要組成部分。造成他們悲劇的罪魁禍首當然是宋高宗。宋高宗固然有其個人的品性和政治傾向，而其所作所為，卻又與中國傳統的專制帝制息息相關。從根本上說，正是專制帝制養成了其種種劣根性。 所謂君子與小人之爭，是中國古代哲人們常說的話題，李綱和宗澤也對皇帝強調這個問題。?然而無論是前朝還是后代，皇帝包庇腐惡，親信小人，殺君子的事件，卻不斷地重復演出。李綱之孫李大有感嘆說：“自古及今，天下未嘗無君子，亦未嘗無小人，而小人常右，君子常左。故治世少，亂世多。”?今天看來，此說只是對中國古代專制政治重要表象的概括。 在古代專制帝制的劣根性下，皇帝親小人幾乎是正常狀態，而親君子卻是非常狀態。但是，盡管在中國古代，正氣經常處于似有或無，若存若亡，卻不絕如縷，又是千百年來，維系中華民族生存和發展的元氣。 ?讀歷史書籍，我們可以進一步了解史學的兩項重要功能，一是理解過去、透視現在，指點未來；二是歌頌正義，批判邪惡，成為維系社會良知正義的重要輿論力量。時至今日，宗澤、李綱、岳飛等人愛國正氣，依然滋養著中華民族的神魂，是中華民族生存和發展的元氣和巨大的精神能量，砥礪著中華的后世子孫，為著祖國民主、進步、統一、富強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奮斗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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