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志毅籍貫與史實等考辨

清白世家

?從明代區劃與文言釋讀談起近來關于明人董志毅的籍貫與生平記載，網絡及地方文史材料頻現訛誤，其根源多在于對明代行政區劃的誤讀及文言文釋譯的失當。本文試結合史志與制度背景，撮舉按例辨析諸處爭議，以正本清源，聊倡治學梳史嚴謹之風。一、籍貫“殷莊”之誤：安富鄉“殷家莊社”考董志毅籍貫爭議集中于“殷莊”與“殷家莊社”之別。考其《光緒贛榆縣志》明代贛榆區劃，縣南安富鄉轄三社七鎮，三社為在城社、高店社、殷家莊社，七鎮含仙丘、青口等地。董氏始祖肇基于“安富鄉殷家莊社仙丘”，即今“青口鎮董大莊村”；二世聰，生督、斌、榮三子。至三世榮，方遷居縣城（贛馬）城里村。榮即董志毅的曾祖父，而網絡及地方文史資料所稱“殷莊”與“殷家莊社”實屬混淆。按明代“社”為行政單位，以“殷家莊社”命名，與“殷莊”地理概念不同。后世或把“殷家莊社”誤為“殷莊”，又見董氏后遷居贛馬鎮(舊縣城)，遂誤將“殷家莊社”附會董志毅為“沙河殷莊人”或“殷莊舍莊人”，后遷居縣城。此誤源于對明代“里甲制下的社村體系”的陌生，亦顯地方文史研究中地名考證之粗疏。二、“遂臥不起”之謬釋：董志毅致仕歸隱與晚年考網絡及其地方文史釋“遂臥不起”為“臥病不起”之說，實為曲解。據《董氏宗譜》載，董志毅生于嘉靖庚子(1540年)，二十五歲舉于鄉，四十一歲步入仕途，令南漳、宰攸縣、佐瓊州，為官八年，于萬歷十八年(1590年)罷歸，時年五十歲。歸里年余，南直隸巡按御史淄川高舉代天表門“清白世家”，鹽院長興徐公（名諱待考），表門曰“松節清風”，及諸臺史科臣如內臺南昌涂宗濬、按臺臨淄曹熿、科臣淮安朱維蕃等，屢以邊材薦、人材薦；逮至天啟三年(1623年)卒，享年八十四歲，其歸隱時間長達三十五年之久。若以“臥病不起”釋“遂臥不起”，則與其悠游林下、著述傳家的晚年生活相悖。且又何來萬歷二十年(1592年)，董志毅千里往吊劉繼文（安徽靈璧縣），往謝孫秉陽（安徽懷遠縣），繼而前往亳州庠署省兄董志弘，手足相聚月余之說？由此可鑒，文言“臥”字多含隱逸之義，如樊樹志《萬歷傳》中張居正“歸臥江陵”，又如《明史講義》中不乏明中后期士人“歸臥不仕”之語，此處當解作“辭官歸隱，不復出仕”。史載董志毅罷歸后“事白，復其官，不就”，正體現士大夫“道不行則隱”之氣節，非指病體難支。此誤或暴露文言釋讀中脫離歷史語境的弊病，以今義附會古語，致史實失真。類似訛誤在地方文史研究中并非孤例。三、余論：文言釋譯的陷阱與史志考據之重撮舉董志毅的案例折射出地方文史研究兩大難點：一是行政區劃的歷時性變遷需結合制度史細考，如明代“社”與“里”的層級關系；二是文言文的精煉表達需審慎解讀，尤忌望文生義。如“沙河殷莊人”“殷莊舍莊人”之誤，或源于清代以降地名村名演變。“臥病不起”之說，則因忽略“臥”是隱逸之意象；而“不起”更是忽略了“復其官，不就”的事實。今人研究文史當以原始文獻(如宗譜、方志)為基，輔以制度考證，方不至以訛傳訛。董氏詩文存宗譜、舊志，其生平更需回歸傳記原載，方能還原歷史之本相。古文斷句釋義之難，是語言形式、語法規則、歷史語境與思維邏輯等多重作用的結果。唯有通過熟讀精思，掌握實詞虛詞規律、結合修辭與語境等多方考證，方能逐步攻克這一基本功。文言釋譯之道，當如蘇東坡自省之語：“妄論利害，攙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己，何足為損益”。“欲多而不精”之弊，實源于對文辭表象的過度求索，正如吳縝論《新唐書》編纂“多采小說而不精擇”，終致“抵牾穿穴”。若考據未詳，強作解人，反易蹈“以斧斤考擊而求之”之失。再觀董志毅被誣“羈省二年余”一例，足見考據未詳之害；今人竟將其直譯“扣押省城廣州兩年多”的說法，筆者就此尚不能茍同。實此“省”字并非今日之省城，當另有他意。考其董志毅行跡，被誣期間曾居雷州年余，并與萬歷五年(1577年)一甲第二名進士，榜眼張嗣修，以及萬歷十一年(1583年)進士，戲曲家、文學家湯顯祖在雷州結識。而且董志毅《戎服征黎圖像》，并有張嗣修的題贊，其宦跡更見《湯顯祖文集》。再者，按明制典章，彼時的兩廣總督駐肇慶府，廣州雖為首府，然“首府”“首邑”之稱非依行政，乃據經濟、人口而定，如明代贛榆首邑在安富鄉青口鎮，而縣城猶在贛馬城。如果我們以今度古，強作解會，則蹈“以斧斤考擊而求之”之妄。譯注當以存真為本，恰是“好問則裕”的審慎態度，存其肌理；若遇疑難，可托原句、存原詞，寧效陶淵明“寄酒為跡”之含蓄，以俟后賢。正如“寓少言于雅言”，這種克制的翻譯策略，反能成就了“辭采精拔，獨超眾類”的從容優雅之境界。若能留遐思于方寸間，其裨益又豈淺鮮哉？四、附論：治學梳史的嚴謹性《光緒贛榆縣志·董閏》中載“總漕吳維善特疏薦起”，此說尤為可議。按史實考之，“吳維善”當系“吳惟華”之訛誤。董閏為明末清初贛榆董氏家族代表人物，其生平記載多見于地方志及家族文獻，而考其“吳惟華”，《清實錄》《漕運通志》等文獻資料皆在，其在清順治二年(1645年)封恭順侯，官至戶部右侍郎；順治八年(1651年)，外放漕運總督。其與董氏家族仕宦軌跡相涉，而引用者未參校正史檔案，亦未結合董氏家傳文獻勘誤，卻反以訛傳訛，視筆者提醒于無睹，強稱“依縣志為是”，致此顯謬流傳，實失治史者“去偽存真”之根本職責。此例既暴露當代文人因循舊訛之陋習，亦凸顯治學梳史之粗疏，更悖實事求是之訓誡。予自知不過襪線之才，斗膽陳述管見，以博諸賢一哂；不是之處，敬俟方家斧削！ 2025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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