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翁同龢》（mp583-2534）

半日閑

??????202504，讀了王忠良、沈潛著的《翁同龢》（R514-2514）。 翁同龢（183005~190407），字聲甫，一字均齋，號叔平，又號瓶生，晚號松禪老人，江蘇常熟人。?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書法家、收藏家。本人最早知悉翁同龢，是從他的對聯“每臨大事有靜氣，不信今時無古賢”開始的。 ?翁同龢出身書香世家，少壯才名。他身處晚清朝局，以帝師之尊，樞臣之重，匡時濟世，接陳啟新，政治精英與文化大家顯形躍影。他從廟堂之高到開缺回籍，縱然宦海風潮起落，依然融家國情懷、文化情懷、民生情懷于一體，傳承并守望一生。 翁同龢是體仁閣大學士翁心存之子，咸豐六年（1856年）狀元及第。此后歷仕咸豐、同治、光緒三朝，歷任翰林院修撰、陜西學政、文淵閣校理、翰林院贊善、詹事府右贊善、右春坊右中允、右春坊右庶子、太仆寺卿、內閣學士、署理刑部右侍郎、戶部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尚書、工部尚書、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等職，其中任戶部尚書最久，達十余年。 ?在此期間，他曾充當同治帝和光緒帝的師傅，并兩入軍機處，參與內政外交的決策。?尤其在甲午戰爭中，他堅決主戰，被視為“帝黨”的代表、晚清清流派中“后清流”的領袖。 在中國近代編年史上，1895年（光緒21年）所凸顯的坐標式意義，已是人們不爭的事實。時人感嘆：“喚起吾國四千年之大夢，實則甲午一役始也”。甲午戰爭慘敗的嚴酷事實，給當時的中華民族帶來了真正意義上的近代覺醒。以甲午戰爭為轉折點，中國社會確實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甲午戰敗后，翁同龢主張變法圖強，并于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起草“定國是詔”，拉開百日維新的序幕。?但不久即被勒令開缺回籍，百日維新失敗后被革職編管，永不敘用。 翁同龢雖說一生官場得意，但在其人生最后幾年，也可說是晚景凄涼。光緒三十年（1904年），翁同龢去世于常熟虞山，享年七十五歲。宣統元年（1909年）開復原官，中華民國三年（1914年），由遜帝溥儀賜謚號“文恭”。 翁同龢擅長詩文和書畫，尤其在書法上有很高的造詣。清代楊守敬在《學書邇言》中說：“同龢，同治、光緒間，推為天下第一，詢不誣也”。遺著有《翁文恭公日記》《瓶廬詩稿》等，被今人整理為《翁同龢集》。 翁心存、翁同龢父子入閣拜相，同為帝師；叔侄聯魁，狀元及第（翁同龢咸豐6年1856年狀元，其侄翁曾源1834-1887，同治二年1863年狀元）；三子公卿，四世翰苑。?翁氏門第之鼎盛顯貴，蔚為奇觀。 翁同龢之父翁心存（1791一1862），字二銘，號邃庵。1822年（道光一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早年任上書房總師傅，侍讀咸豐帝、恭親王奕?、惠郡王綿愉。晚年入值弘德殿，侍讀同治帝，歷任工部、刑部、兵部、吏部、戶部等部尚書、體仁閣大學士。因病乞休后又復起，以大學士銜管工部。為官以躬行為本，以天下安危為欣戚，尤以啟沃君心為己責，處事不忘體恤民生，有“廉正傳四海”之譽。 作為晚清著名的政治家，翁同龢從1856年（咸豐六年）狀元及第后步入政壇。?不僅先后身膺同治、光緒兩朝帝師，而且歷任國子祭酒及管理國子監事務大臣，并多次出任學政、考官、閱卷大臣，授擢內閣學士，都察院御史，又先后任刑部、工部、戶部尚書，加太子少保銜，兩授軍機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 ?翁同龢在朝40多年，參與了洋務運動、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和戊戌變法等晚清政壇上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凡同光年間的內政外交重大朝政活動，無不參與其事。?帝師之尊、宰相之位、樞臣之重，為有清一代所罕見，是中國近代史上產生過重大影響、有著重要地位的歷史人物。 人臣高貴，無如帝師。后世所知翁同龢的歷史投影，大概莫過于“兩朝帝師”的特殊身份了。從最初入弘德殿授讀同治帝，繼而入毓慶宮授讀光緒帝，前后長達三十多年的帝師生涯，無論對于翁同龢的個人命運，還是晚清政局的走向，都不失有重要的關系和深遠的影響。 皇子教育為傳統中國歷朝歷代所重視，清朝自康熙年間確上書房課讀制度起，規定皇子六歲起接受系統教育。1862年（同治元年），六歲的載淳即位，改元同治。?為了讓幼帝早成大器，成就番文功武略的大業，兩宮太后發布懿旨：禮部尚書前大學士祁藻、管理工部事務前大學士翁心存、工部尚書倭仁、翰林院編修李鴻藻，均在弘德殿授讀。 ?四位帝師學問淵博，德高望重，為時所推，各有所長，均能獨當一面。不過，隨著當年年底翁心存的去世，弘德殿人手吃緊。當時七十歲的祁藻因年邁體弱，不常到班，李鴻藻又兼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不久增派了徐桐入值，書房事務依舊忙不間歇。 ?鑒于此，由恭親王奕訴征得兩宮太后批準，1865年12月28日下旨：“詹事府右中允翁同龢，著在弘德殿行走。”故翁同初為帝師，始于1865年（同治四年）。這一段經歷，無可置疑地成了他人生行旅中格外矚目的篇章。 三十六歲的翁同龢進入帝師之列，既有自已身為咸豐狀元的品學出眾，也不無乃父翁心存留下的德澤所被，就像他在當天的日記里感慨：“朝廷眷念舊臣，推及后裔，不肖何以稱此”。?如此繼父述志、父子同啟沃一帝的殊榮，翁同龢自是感恩于心。 翁同龢為官不顧個人安危，敢于直言進諫。1875年（光緒元年），甫履刑部右侍郎一職，翁同龢沖破重重阻力，介入了被稱為晚清四大奇案之首的楊乃武與小白菜案，體現了他為民請命的從政襟懷。 此案發生于兩年半前的杭州府余杭縣，主要案情是說民婦葛畢氏（小白菜）與舉人楊乃武勾搭成奸，串謀毒死職業為豆腐坊伙計的親夫葛品連。一年多前，該案已按大清例律規定的法定程序，經地方五級審理，以所謂事實清楚、證據確鑿，一體裁決葛畢氏凌遲處死，楊乃武斬立決，以此作結案處理并上報刑部。后來，經過楊乃武與葛畢氏的翻供、楊家二次進京告御狀等情況，加之申訴材料又經《申報》報道，一時間輿論大嘩，議論紛紛，引起海內廣泛關注。 自1875年11月15日由御史邊寶泉以“案情未確”劾奏后，慈禧下旨將交刑部詳細審理，由浙江學政胡瑞瀾進一步查究。?但對刑審案件并不在行的胡瑞瀾，采用逼供嚴訊的做法，認定“原案定罪并無出入”后維持原判。這時翁同龢刑部上任伊始，他就為此調閱了該案卷宗，很快發現可疑之處。 ?通過查閱卷宗、走訪浙江籍官員、與部員討論案情，翁同龢心頭的疑竇越來越重，經過長時間的反復辯論，要求重審。迫于朝野輿論的巨大壓力，慈禧批準此案交刑部重審的奏請，責令審慎處理。至此，案件的審理在幾經曲折后出現峰回路轉。1877年3月30日，經過六次誤判、長達三年之久的冤案終于得到平反昭雪。 翁同龢感嘆：“甚矣！折獄之難，而有司者之不可不審慎也”。翁同龢在刑部任上雖留職短暫，但能秉公執法，良心堅守，認真辦案，避免了一場悲劇的發生。?這一為伸張正義、不怕開罪朝廷官員的勇氣，更有擔當任事的品質，實屬難能可貴。 翁同龢的人生歷程，當可攝取近代中國歷史進程的某種縮影或投影。身處近代中國社會急劇大變動的歷史時代，面對鴉片戰爭以來列強入侵、國勢衰落的空前民族危機，翁同龢以天下為己任，站在風云變幻的時代前列，彈精竭慮地參與中樞決策，充分表現了匡時濟世的精神和維新進步的勇氣。?中法、中日戰爭中（學術界也有不同說法），他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積極主張抗擊外來侵略，反對妥協求和，力主保衛疆土，維護祖國統一。 ?戊戌變法期間，他舉薦賢才，不避限險，力助光緒帝變法自強，推動維新運動的開展。這些，無疑代表了爭取民族獨立、謀求社會進步的時代潮流，反映了近代中國的仁人志士為拯救國家危亡而艱辛探索的品格。 后之視今，猶如今之視昔。回望百年，故事已然遙遠，但過去的人和事，有助于后人從中汲取鮮活而生動的歷史回味。?鑒往知來，古為今用。翁同龢憂國憂民的愛國熱情、順應時勢的革新精神、識拔人才的寬廣胸懷、體恤民生的為官作風、經世致用的教育思想、廉潔自律的立身品格、自成一家的藝術成就，在今天仍有學習借鑒意義，值得我們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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