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佳話——正氣浩然（之一）

謝善驍

<h1>　　做個杭州人確乎令人羨慕，外地人不管你住在什么樣曲里拐彎的弄堂旮旯，只要認定你是家在杭州的西湖主人，就總會有心無心地嘖嘖稱羨幾句。然而在我看來，杭州的美中不足之處是，缺一點引以為自豪的過去。發了黃的杭州史冊上，多了點大觀園中的脂粉氣，少了點梁山泊中的英武氣。這種看法，也可能是由于我的感情因素影響而導致的偏見，因為我畢竟不是杭州人。<br>　　南宋時期，民族英雄岳飛冤死西湖，令沉迷于靡靡之音中的兩峰三竺、白堤六橋，為之震驚，為之愕然。一位普通的杭州獄卒，冒萬死而不畏，將岳元帥的遺體偷出背走，薄禮安葬，留住了一位曠世精英。不過，對于杭州來說，岳飛還不是親生兒子，只能稱做義子，他的親緣關系在河南湯陰。西湖的千年醉夢既然已被一位英雄喚醒，其靈秀之氣難道還不能孕育出一兩個棟梁、砥柱和正人?于是在歷史的期盼和民眾的等待之中，一位英才來到了杭州。</h1> <h1> 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于謙在錢塘出生。據說，于謙出生時，杭州桃李三年不開花，其父在生他當年得了吉夢，在其母臨產那天，又是罕見的疾風暴雨、雷電交加。生下來時，于謙儀容魁偉，嗓音宏亮。總之，種種跡象都預示著這是一個貴子。其實，這種意在望子成龍、或虛或實的吉利征兆之說，我們在小時候也聽父母講過，不過準確性如何，那就要看事在人為、人在機遇了。<br> 于謙（1398～1457年）字廷益，號節庵，祖籍考城（今河南民權縣）。因曾祖于九思在元朝時離家到杭州做官，其家遷至錢塘太平里，于謙就在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誕生于此。兒時于謙聰明異常，讀書過目成誦，出口皆成對句，而且造句鏗鏘，寓意深遠。他在六七歲時，清明節隨合族掃墓，偶過鳳凰臺，其叔攜他的手，問道：“我有一對，你可對得出么？”于是吟出上聯：<br>　　今朝同上鳳凰臺；<br>　　于謙聽了，不假思索，隨口應對下聯：<br>　　他年獨占麒麟閣。<br>　　眾多族人聽了都深為驚異，都贊其為于家千里駒。勤奮好學的于謙自幼熟讀四書五經，而且早早顯露出文學才華，被人稱為“神童”，十五歲時通過歲考，被錄取為錢塘縣儒學生員（秀才）。小小年紀的他就被大家寄予“他日救時宰相”的厚望。 <br>　　難得到是，于謙在學習詩詞、制策以外，更留心古人的行事大節。他十分仰慕文天祥的忠義，將祖父收藏的文天祥畫像懸掛在自己的座位旁，并撰寫贊詞道：“嗚呼文山，遭宋之季。殉國忘身，舍生取義。氣吞寰宇，誠感天地。陵谷變遷，世殊事異。坐臥小閣，困于羈系。正色直辭，久而愈歷。難欺者心，可畏者天。寧正而斃，弗茍而全。南向再拜，含笑九泉。孤忠大節，萬古攸傳。載瞻遺像，清風凜然。”由此足見于謙少年時代的志愿和抱負。</h1> <h1> 十六歲起于謙就讀于吳山三茅觀，一次他漫步到石灰窯前觀看燒灰，目睹經過千錘萬擊從山上開采出來的石頭，把烈火燒身視如等閑，毫不在意，對粉身碎骨也心甘情愿，毫不懼怕，只為把一身清白留在人世間。有感而發，托物言志，遂吟下一首著名的《石灰吟》： <br> 千錘萬擊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閑。<br> 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br> 于謙在青年時代寫下的這首滿懷豪情、直抒胸臆的小詩，以石灰自喻，表達了自己的高尚情操和不平凡抱負，而這首詩成了他一生的座右銘，也成了他忠貞品質和崇高人格的真實預言和生動寫照。<br> 在以后險象環生的人生生涯中，于謙始終堅持自己的志向，在其《詠煤炭》詩中，他又以物喻人，以煤炭自喻，進一步抒發了為國為民癡心不改、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情懷，成為與《石灰吟》具有異曲同工之美的言志佳作： <br> 鑿開混沌得烏金，藏蓄陽和意最深。<br> 爝火燃回春浩浩，洪爐照破夜沉沉。<br> 鼎彝元賴生成力，鐵石猶存死后心。<br> 但愿蒼生俱飽暖，不辭辛苦出山林。 <br> 煤炭燃燒著自己，以巨大的熱力，如同火炬般地照暖大地，照亮夜空。詩人在詩中以堅硬的鐵石自喻，愿以一顆為國為民效力之心為人類造福，即使歷盡千辛萬苦也癡心不改，不畏艱難，鞠躬盡瘁、死而后已。<br>　　另一首詠物詩是于謙在杭州江干慧安寺讀書時所作。一次他與朋友到西湖上飲酒，路過一片桑林，見人無情地剪伐桑枝，頓生感觸，吟下了一首題為《桑》的詩：<br>　　一年兩度伐枝柯，萬木叢中苦最多。<br>　　為國為民都是汝，卻教桃李聽笙歌。<br>　　桑樹經濟價值很高，但卻屢遭砍伐，一年之中就有兩次被人們砍伐枝條，在萬木叢中所受的苦難最多。作者以擬人手法贊美桑樹“為國為民”不辭遭受砍伐之苦，并以桃李與之對比反襯：為國為民造福的事都是由你來做，卻讓桃李逍遙自在地整日欣賞笙歌。詠物的背后，寓含著對“為國為民”而不懼“苦最多”的人的贊美，對人間不公平不公正現象的諷喻。<br>　　從小就立志為國為民的于謙，為官后能真正做到清明廉正，受到人民深深的愛戴。不用說在無官不貪、無富不霸的封建王朝中，能有幾個于謙這樣的正人君子，即使在今天，于謙何嘗不是民眾殷切期盼的清官形象呢？</h1> <h1> 永樂十九年(1421年)，二十四歲的于謙中了進士，宣德初年，在他二十九歲時，授為御史。于謙學富五車，剛正不阿，人品端莊，才思敏捷，聲音洪亮，語言流暢，很受皇帝賞識；連一向目中無人的都御史顧佐，也認為惟于謙的才能超過自己。<br> 不久，于謙出朝巡按江西，為數百個被冤屈的囚犯平反昭雪，并將貪官污吏緝拿歸案。他上疏奏報陜西各處官校騷擾百姓，詔令派御史逮捕他們。明宣宗親書其名越級提拔為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于謙到任后，輕騎簡裝，訪問父老，開倉賑災，興修水利。他任職九年中，使所管之地家家樂業，戶戶安生，以一個廉官的形象而深得人心。在他四十多歲的一次生日“初度”時，門庭無一賀客，床頭一枕清風。正因為行不由徑，問心無愧，使他可心安理得地閑臥看書： <br> 碌碌庸庸四十余，因逢初度轉躊躇。<br> 腰黃久負金為帶，頭白驚看雪滿梳。<br>　　剩喜門庭無賀客，絕勝廚傳有懸魚。<br>　　清風一枕南窗臥，閑閱床頭幾卷書。<br>　　(于謙·《初度》)<br>　　宣宗宴駕之后，九歲的英宗在張太后扶持下登基。帝皇制是封建體制的怪胎，一個九歲的孩子，說不定夜里還要尿炕，居然做起一國之君，左右國家命運！現在看起來，當然感到荒誕、荒唐而荒謬，但是這種歷史的悖謬，竟在我們這個文明大國延續了三千年之久，而且竟然無法反抗；即使反抗者取得了勝利，上臺后就又毫不猶豫地延續和維系著這一體制，大明王朝就是一個例證。當我們看到今天在一些落后小國仍沿襲這種可笑的帝皇體制時，不禁會嗤之以鼻，然而想想我們自己老祖宗祭了漫長歲月的法寶，我們是否是在“以九十步笑百步”呢?<br>　　還在英宗為太子時，一個潦倒失落的教書匠王振自閹進宮，侍于東宮。張太后死后，在小皇帝的寵幸下，這個無德無能的宦官在朝廷內外作威作福，無所不為。他結黨營私，大力提拔那些溜須拍馬、諂媚逢迎之徒；他黨同伐異，無情誅殺正直官員，殘酷鎮壓反對自己專權和對自己不恭之人；他遍受賄賂，肆意貪污，白花花的銀子源源不斷地流進他天不滿的欲壑；他大興土木，在皇城建造豪華府第。王振成為明王朝第一個專權亂政的宦官，也開啟了明朝宦官專權序幕。群臣不僅對他敢怒而不敢言，而且爭相獻金求媚。每逢朝會期間，進見王振者，必須獻納白銀百兩；若能獻白銀千兩，始得款待酒食，醉飽而歸。</h1> <h1> 反腐倡廉的話題，是一個古今中外道不完也說不清的話題。“無官不貪”的一句老話，似乎把全部官僚都推入了無底深淵。明朝的于謙，顯為巡撫，后來又貴為太子少保，高官勛爵，已到了無以復加的頂尖地位，然而其清廉的程度，竟令人難以置信。<br> 據載有一天，于謙路遇強盜劫舟，遍搜行囊，并沒有什么物品比系在腰間的金帶更貴重，連強盜也不忍拿走。后來于謙被殺抄家時，竟發現“家無余資”，惟有正室門上的鐍鎖十分堅固，人們都以為屋內貯有金銀珠寶，打開一看，原來珍藏著皇帝賜予的蟒衣、劍器等物，在場的人莫不發出了無聲的贊嘆。但是，不要說過去就只有這么一兩個于謙，就是在現在，于謙的清廉品行仍令今人贊頌。<br> 兩袖清風、一身正氣的于謙每次進京奏事，從不帶任何禮品，面見王振也不例外地奉送以兩手空空。有人問于謙：“大人既沒有手下金銀等實惠，難道連一點送人的土產都沒有嗎？”于謙舉起兩袖，笑著說：“我只有清風兩袖而已！”并賦《入京》詩以明志：<br> 手帕蘑菇及線香，本資民用反為殃。<br>　　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br>　　為官之道的本質，不外乎兩種：一是看上面眼色行事，跟線跟派，聽話為本；二是見了矛盾繞道走，不亮心跡，中庸之道。兩者中，后一種辦法似乎更加安全保險。因此，于謙的一身正氣，不僅不能喚起這些官員的正義感，而且與王振這位當朝第一寵臣和貪官的沖突也就難于幸免了。正統十一年（1446年），于謙入京奏事，遭到視其為眼中釘的王振陷害，被判死罪而投入監牢。一時間群民共憤，聯名上書。懾于眾怒，王振不得不被迫免了于謙之罪。 <br>　　但是于謙仍然被降官二級，當大理寺少卿。河南、山西兩省官民聞訊，紛紛入京，“吏門伏闕上書，請求留任者以千數”，身在兩省的宗室周王、晉王也提出相同的請求，于是于謙再次去巡撫晉、豫兩省。外派出京，顯然有遭排斥的含意，但于謙仍本著為民辦事的愿望，走馬上任，毫不懈怠。他風塵仆仆地視察山西，策馬奔騰在太行山上，在秋風落日、暮色蒼茫中，望見飛鳥獨歸巢，想到身為千里客，不禁激起一片歸思。然而國事在身，民生在心，他又斷然切斷鄉情親情，馬蹄得得，繼續奔忙。在《上太行》一詩中，詩人以爽朗豪健的情調，表達了一種深沉、豪放的氣魄：<br>　　西風落日草斑斑，云薄秋空鳥獨還。<br>　　兩鬢霜華千里客，馬蹄又上太行山。</h1> <h1>　　明正統十四年(1449年)，因王振實施的綏靖政策遭致引狼入室，蒙古瓦剌部落分兵四路，對明國土大舉入侵。根本不懂軍事而又企圖在英宗和家鄉父老面前炫耀一番的王振，認為歷史上幾次對外的戰爭，只要皇帝下詔親征，即可無往而不勝。因此他不顧于謙等人的強烈反對，挾持英宗率軍親征，結果被圍于河北懷來附近的土木堡，英宗成了俘虜，五十萬軍士盡做沙場之鬼。被嚇得魂飛魄散的王振企圖逃跑，英宗的護衛將軍樊宗憤怒地掄起鐵錘，狠狠地砸向他的腦袋，這個禍國殃民的惡宦終于得到報應。這就是震驚朝野的“土木堡之變”。<br>　　中國歷史上有幾次兵敗城破、皇帝被俘的不光彩事件。如果說越王勾踐被俘為奴、南唐后主李煜被虜幽禁，還只是帝王爭霸、政權更迭的家門之丑，那么北宋的靖康之恥和明朝的土木之變，則不僅給人民帶來深重災難，而且釀成了民族的奇恥大辱。盡管宋朝的徽、欽二帝和明朝的英宗，都不過是不齒于人民的歷史罪人，然而他們的頭上畢竟穿戴著象征國家最高權力的龍袍和皇冠，淪為敵軍的階下之囚，不能不說是民族之辱，國家之恥。</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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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佳話——正氣浩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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