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義不明確的詞最危險

窄船人

有人覺得，高中物理課第一節，竟然花大力氣分辨一些概念：時刻與時間，路程與位移，速度和速率……實在枯燥無聊。 一個老板給員工打電話，問：你怎么還不到？員工說：快了快了。老板說：你幾點到？員工說：現在幾點？老板：8:03。員工說：我十分鐘到。老板說：好，十分鐘不到我扣你工資。結果呢，員工是 8:12 到的。請問，老板該不該扣他工資？ 他倆還得吵。老板會理解為員工 8:10 到，員工會解釋為從 8:03 起過十分鐘，也就是 8:13 到，一個把十分鐘理解成了一個點，一個把十分鐘解釋成了一段。原因就在于 “十分” 這個詞的理解不統一。這就是我們為什么要分辨時刻與時間兩個概念。 在生活里，因類似語義模糊引發的矛盾屢見不鮮。例如在房屋租賃中，合同上寫 “每月初支付房租”，“月初” 這個概念十分模糊，租客認為每月 1 - 5 號算月初，便在 5 號支付房租，而房東卻覺得 1 - 3 號才是月初，由此認為租客未按時交租，雙方產生糾紛。再比如在商業合作中，雙方約定 “盡快交付貨物”，但對于 “盡快” 的時間界定，供貨方覺得一周內發貨就算盡快，而采購方認為三天內才符合要求，這就導致了合作中的信任危機，影響了后續業務的開展。很多詐騙合同，也利用概念的模糊，讓粗心的一方受騙。 現實中兩個人吵架，也常常如此。貌似說的是同一個事，實際甲理解成了這個意思，乙理解成了那個意思。搞科學研究，要想交流不出意外，統一名詞意義非常重要。就好像秦始皇統一度量衡一樣重要。科學家們有一句話，說 “第一句話錯誤，則整個假設都會失敗。” 所以我們物理課本的起首，就要把這個第一句話先講準確。 胡適在他的名作《嘗試集》中寫道：“嘗試成功自古無，放翁這話未必是。我今為下一轉語，自古成功在嘗試。” 這里前后兩個 “嘗試”，胡適的用詞看似相同，實則含義有別。前一個 “嘗試” 是按照陸游原本詩句中較為淺嘗輒止、輕易嘗試的意思來用，而后面他提出的 “自古成功在嘗試” 里的 “嘗試”，則是強調大膽探索、不斷進取的嘗試。沒想到華羅庚看完，說，他的書我不想看了。這個人水平不行，因為同四句詩里出現的兩次 “嘗試”，意思都不一樣。華羅庚作為數學家，秉持著數學家嚴謹的思維習慣，對于文字意義的準確性有著極高要求。在數學領域，每一個定義、每一個術語都有著精確的界定，差之毫厘便可能謬以千里。例如在幾何中，“直線” 和 “線段” 有著嚴格區分，直線是向兩端無限延伸的，沒有端點；線段則有兩個端點，是直線上的一部分。若是在研究或計算中混淆這兩個概念，整個論證和結果必然錯誤。所以華羅庚以他慣有的嚴謹態度，對胡適詩中用詞意義的不統一表示難以接受。但我們讀胡適，那是讀文人的書，可能覺得華羅庚過分了，但是即使是文人也需要嚴謹的。學中文的博士生發表論文，照樣要字字準確。 其實哪個領域都需要準確，比如詩，其所形容的感受常常看似縹緲，但反而更需要最恰當的詞匯來捕捉那種微妙的感覺。杜甫的《曲江對雨》，初稿中 “桃花欲共楊花語，黃鳥時兼白鳥飛”，后來改作 “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逐”字明顯比“共”字好。就像賈島的“推敲”一樣，對用詞的較真，正是為了精準傳達出詩人內心所感受到的意境。 政治學家洛克說過一句話：“意義不明確的名詞最危險。” 為什么呢，因為在政治領域，人們最能把各種骯臟的東西都賦予一個意義不明確的詞，比如 “愛國”。在現實中，不乏一些極端行為被披上 “愛國” 的外衣。曾經在抵制某國產品的浪潮中，部分人打著 “愛國” 的旗號，對使用該國品牌汽車的車主進行人身攻擊、打砸車輛。他們認為這種暴力行為是愛國的表現，卻忽略了法律和基本的對普世價值的尊重。再比如，一些商家以 “支持國貨，愛國消費” 為噱頭，抬高自家產品價格，質量卻參差不齊，誤導消費者，將商業利益與愛國情感強行捆綁，這種行為實則是對 “愛國” 一詞的褻瀆。我們一定要小心，呼吁你愛國的各種聲音背后，很少有純潔的目的，說你不質疑就是愛國的，說你不支持誰誰就是不愛國的，等等等等，都未必是那么回事兒。 我們還知道，我們社會特別流行用著好聽的名義干著齷齪的事情。比如你是縣長，你想挪用公款幫你的私人朋友，可以以縣里的名義注冊一個空頭公司，然后讓你幫的這個人來假裝主持。你主政一方，你為了政績，打著 “改善民生” 的旗號，大搞形象工程。你花費大量資金修建豪華的廣場，你打造 “美麗鄉村示范村”，你強行拆除村民房屋，統一建設所謂 “歐式風格” 的民居建筑……表面上光鮮亮麗，背后是巨額的經濟負擔，浪費，貪污，環境破壞。小說《羊的門》里有這樣一段話，說在這片土地上，形式就是內容。只要你找到了一個正當的形式，那你無論干什么，都是正當的，假如你沒有找到這個形式，那就是犯罪。中國人太擅長這一套了，利用模糊且美好的概念來愚弄別人、滿足私欲，這簡直是中國政治黑暗亙古未變的主旋律。 孔子的弟子問孔子，說你如果去衛國做官，你第一件事要做什么？孔子說：“必也正乎名。” 什么意思，就是讓所有政令名實相副，決不允許名字好聽，實質是另一回事兒。可見從那個時代起，政治就是這樣；也可見智慧如孔子，早看透我們民族政治的最大弊端，那就是用意義不明確的詞搞貓膩。 那你說，我們該不該在詞語的準確上較真兒呢？ 在西方，許多頂尖學術期刊對論文用詞規范有著嚴格要求。例如，《自然》（Nature）雜志要求作者在撰寫論文時，必須使用準確、清晰、簡潔的語言來表達研究內容。對于專業術語，要求必須按照國際通行的標準定義來使用，避免自創或模糊不清的術語。在描述實驗方法和結果時，要精確到具體的數值和單位，不能使用含糊的表述，如 “大約”“一些” 等。《科學》（Science）雜志也強調，論文中的用詞應確保在不同文化和學術背景的讀者中都能被準確理解，對于可能產生歧義的詞匯，作者需要在文中進行明確的界定和解釋。同時，對于引用他人的研究成果，要求準確引用，不能篡改原作者的用詞和原意，以保證學術交流的準確性和嚴肅性。　　物理學習中，你會發現每一塊新知識開始前，都要對基本概念進行嚴格的定義和量化。這也是牛頓在其著作《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中首先做的，他對 “力”“質量”“加速度” 等基本概念進行了嚴格的定義和量化。我們老師對學生的要求，也首先從規范表達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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