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讓人心疼的女人

一夫心亦

女人......女人一輩子講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遠永遠。 ——張愛玲是的，首先是她女人，然后，她才是個女人味很足的清純靈性，讓人心疼可憐的女作家……今天看了著名作家湖南老朋友陳啟文的一篇說張愛玲的文字。原以為他都是那么大山長河，經國濟世的大塊文字。可沒想到他，描繪起女作家的文字，也那么的情采，細膩清晰，情韻的猶似那個讓人惜憐的張愛玲，就仿佛就站在眼前的不遠處，躊躊躇躇著似的……讓人心疼。平時也敬佩張愛玲，愛她那靈性文字，痛惜她個百年不遇的文章千古而又清純性情才女……尋常也看過幾篇說張愛玲評文字，可感覺還是啟文這個朋友的說得實在好。亦同感如所說的：“直到今天，我還沒有讀到過比張愛玲寫得更好的女性作家的作品。”入心的同知這，這不禁的都讓人感動無已，嘆為觀止的美的文心、文字……轉發共享。 ?“因為懂得，所以慈悲。”?“千千萬人之中遇見你所遇見的人，千千萬年之中，時間的無涯的荒野里，沒有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剛巧碰上了，那也沒有別的話可說，惟有輕輕問一句:噢，你也在這里嗎？” 【書海觀瀾】（陳啟文·借我一生） 可憐的張愛玲 女人......女人一輩子講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遠永遠。 ——張愛玲 張愛玲作為人，尤其是女人，張愛玲既顯得非常單純又相當復雜。和沈從文一樣，在1949年之后，她沒有逃離大陸而是留在了上海。但沈從文在這個時代與社會的急遽轉型的關頭，曾一度精神迷亂以致絕望危機到了自殺的程度。張愛玲卻一直在觀望，她顯然有些離不開上海，離不開這里世俗的、吵鬧而又熱鬧的小市民生活，這是她習慣了的也很熱愛的一種生活。她自己也說過自己是一個極俗的人，就像“張愛玲”這個名字一樣俗不可耐。然而，在1952年（也有人說是1951年）她終于還是走了，擔任美國新聞處駐香港的翻譯。她在香港寫了兩部長篇小說《秧歌》和《赤地之戀》，描寫1949年后的內地在某黨領導下的窮苦、悲慘生活。有人說這是歪曲丑化了新中國成立后內地的現實，把某黨“妖魔化”了。說實在的，這樣的東西我也不喜歡，即使以不帶任何意識形態的眼光來看，這兩部作品也是文學敗筆，完全是對生活的一種觀念化演繹和圖解。我不知道張愛玲的作品后來在大陸被長期禁錮或封殺是否與這兩部作品有直接關系，但從大陸后來的文化形勢走向來看，即便沒有這兩部作品，即便她最終沒有離開上海，張愛玲被封殺也是遲早的事。只有一種不被封殺的可能性，或者對意識形態進行另一種圖解，或者就像沈從文先生一樣改業鉆研文物。當然，這只是一個假命題，事實上，張愛玲只可能走得離中國大陸越來越遠，1955年歲末，她又離開香港遠赴美國，直到在貧病交加中孤獨地客死他鄉。在她離開上海之后的漫長歲月里，她除了不斷地改寫和擴張舊作，在臺灣、香港發表，幾乎沒有寫出任何像樣的新作。如果說她的作品在大陸是被封殺，她在海外的處境則是名副其實的邊緣化，而這種邊緣化和沈從文不同，是她的自我選擇，在平實地完成了同美國左翼作家賴雅的第二次婚姻后，她閉門謝客，從此開始了她“大隱隱于市”、甘心做一個普通女人的生活。如果就一個作家同時代或意識形態的距離來看，張愛玲可以說一直是甘心情愿地處于邊緣狀態的。她不是那種充滿救世熱忱的女人，她更懂得平凡生活的樂趣，這甚至也是她愿意一直待在邊緣上的原因。在《秧歌》之前，或者說在1949年之前，她從未染指過任何政治和社會斗爭，在許多人心中，她原本就是一個脫離政治傾向的，追求無時間性、無功利性的純粹作家。直到她寫出了《秧歌》，很多人才改變了這種看法。到底是什么原因驅使她寫了這樣的作品？張愛玲本人一直對此保持沉默。而更多的人則認為是當時復雜的社會斗爭將她被動卷入，她可能被誰利用了。這里，我不想也無法探究這個在張愛玲一生中十分偶然的事件以及這很個別的一兩部作品，我一直固執地堅信，寫了《秧歌》之后的張愛玲和以前的張愛玲并沒有本質的區別，1949年后孤獨寂寞的張愛玲和以前那個在十里洋場紅透了半邊天的張愛玲在本質上也沒有什么區別。認識一個作家，應該從內部進入而不是在外部觀察。而解讀張愛玲的最好方式，還是看她的作品。直到今天，我還沒有讀到過比張愛玲寫得更好的女性作家的作品。現當代的中國女作家極少有性別意識，她們的寫作和男性寫作沒有什么本質的不同，都具有強烈的公共價值取向，即便有，也大抵都陶醉在一種欲與男人一比高的女權主義情結里，她們作品中顯示出了極強的女權意識，而不是女性意識。她們把女人天性中最美麗的一部分拋棄了。張愛玲是一個女人味十足的女作家。她首先是一個女人，然后才是個作家。這使得她一開始就與男性作家區別開來了，她一直站在女人的立場和角度上，打量著這個世界，也只有這樣，才能和男人的立場與視角形成一個完美的映襯。其實男女平等更多的不是社會意義上的，而是生命意義上的。一個女人變成了男人，或一個男人變成了女人，都是人性的扭曲，是人生的不幸。那些以大膽的反叛姿態和歇斯底里的語言來沖擊顛覆和挑戰男權的女權主義者，實質上是最瞧不起自己的女性身份的人，是自卑的人，甚至變態地想要放棄女權變成男人的人。張愛玲沒有這樣的女權意識，她和她作品的女主人公們都始終待在女人的氣味里，保持著女性本色。但張愛玲也不是那種“夕陽下的小女人”，她的小說、散文，雖然展現的是一個瑣屑、親昵的女人世界，卻不流于小女人的自怨自艾、使小心眼、說悄悄話，不是百無聊賴的空虛游戲，在她娓娓道來的吳儂軟語里，滲透著女性高抬輕放的大氣，這種大氣是不被性別意識囚禁的瀟灑，她就是個女人，她天生就是個女人，這是自然而然的。張愛玲自謂她“只是寫男女間的小事情”，然而這小卻不是小女人文學自娛自樂的小，這小是窺一斑而見全豹的小，有著男人難以達到的“四兩撥千斤”的功力和深刻的人性深度。在小說《封鎖》中，我們認識了一個“在學校里受氣，在家里也受氣的”小布爾喬亞吳翠遠，“她是一個好女兒，好學生。她家里都是好人。”接下來張愛玲筆鋒一轉，從而把讀者引向一個更高的審美境界，“生命像圣經，從希伯來文譯成希臘文，從英文譯成國語。翠遠讀它的時候，國語又在她腦子里譯成了上海話。那未免有點隔膜。”這一種難以洞穿的隔膜，像霧一樣，把整個人生都裹在里面了，一下子寫盡了人類面臨困境時的束手無策。這還不是張愛玲的代表作。讀《傾城之戀》，讀《半生緣》，我們會更敬佩她感受生活的獨到。這種獨到是她從人生底線的零度角里抓到的。她是個靠潛能而不是靠智力因素寫作的作家。我們忘不了那個“迷迷糊糊地向前一撲”的白流蘇，對社會和個人前途的那種迷茫感，內心的絕望與希望，顫抖與抽搐。每讀到此處，我都會想起張愛玲個人的不幸生活。張愛玲是一個永遠也長不大的女人，她好像永遠停留在處于幻想的少女時代，性情單純樸實，缺少人生經驗和防備心理，常入迷途。她嫁給漢奸文人胡蘭成一直為后世所詬病。這個比張愛玲大了整整15歲的男人，在描述他和張愛玲的生活中，是真正的小男人筆法，“我與張愛玲結婚已兩年，現在仍像剛做了三朝，新郎與新娘只合閨房相守，無事可為，卻在親熱里尚有生分，自然如同賓客相待，有時并枕躺在床上說話，兩人臉湊臉，四目相視，她眼睛里都是笑，面龐像大朵牡丹開得滿滿的......”就是這么一個脂粉氣十足的文人，一個酸文假醋的文人，偏讓張愛玲愛得如醉如癡，她原想把自己的一生托付給胡蘭成，胡蘭成轉眼間卻泡上了一個叫范秀英的“姐”，躲到溫州偷歡去了。張愛玲追到溫州，哭泣著哀求胡蘭成：“我倘使不得不離開你，亦不致自尋短見，亦不致再愛別人，我將只是萎謝了。”但千呼萬，也喚不回胡蘭成的一絲良知。張愛玲獨自回到上海，把自己積攢下來的稿費30萬金圓券寄給胡蘭成。這位天真的女子想讓那個負心漢去受良心的譴責，然而胡蘭成早就沒有心了，徒有一具尋求感官刺激的軀體。后來他流亡日本，又把范秀英拋棄了了，和汪偽特務頭子吳四寶的遺孀鬼混在一起，還把他和張愛玲的婚戀，寫成了一本很香艷的《今生今世》，一個弱女子真摯的情感和痛苦的淚水也就成了他賣錢的奇貨。這本書不久前在大陸印行后，一時為今世才子佳人奉為奇珍，對胡蘭成的激賞一時甚囂塵上。可憐的張愛玲，可憐的女人！或許就是因為這一人生敗筆，再加上《秧歌》、《赤地之戀》等文學敗筆，以及別的種種原因，在很長一段時間張愛玲對于我們而言都是主流文學之外的一種花絮。今天，我們終于可以正視她的文學了，我們終于發現了她以一個美麗而蒼涼的手勢指給我們的一個世界，那是個“冷冷的一小點，一點一點連成了一條虛線，切斷了時間與空間”的世界。從不輕易夸獎誰的作家阿城，說張愛玲是中國少有的幾個具有宿命感的作家，正是因為他比我們更早地看到了這一點。張愛玲的這種更多是出于天性的邊緣化，使她成為了中國20世紀最具獨異性的一個女作家，一個作家，就像有人評說過的，作為女人，她“能享受生活，也能在享受的瞬間領悟到生命的悲愴和不可理喻”。這是以文以載道為核心價值的中國文學最缺少的東西，它讓我們體會到了比制度強加給我們的痛苦更深的痛苦。哪怕是她讀高二時信筆寫下的一篇《秋雨》，也讓我們讀了有一種整個生命濕透了的感覺。這使我更加堅信，真正的大作家都是天生的。我說的這種天賦，不止是智力因素。它是一種神秘的、隱蔽性的因素，難以描述。一些偏執的意見認為張愛玲的不幸是因為她太癡情、太柔弱、女人味太濃，缺少反抗精神，如果換了一個比較有女權意識的女作家就不會發生這樣的悲劇。此說未免太狹隘了，極具反抗精神的蕭紅其境況比張愛玲還慘。“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卻是因為我是個女人！”蕭紅把她的一生的悲劇和怨艾全歸咎自己是個女人上，這句話甚至可以作為她的墓志銘。但張愛玲很少有對身為女兒身的怨艾，而出身名門的她也并非是一個守舊的女子，她從10歲就開始接受現代西式教育，自然也包括了男女平權的教育。她對女性意識的深刻發掘，對女性獨特性別經驗的抒寫，也始終保持著一個現代女性開放的精神姿態。張愛玲的悲劇不是因為她是一個女人，而是因為扭曲人性的社會讓她做不了一個真正的女人，而男人也不成其為男人。這一點，我們在浸透了她靈性的文本中也是不難看到的。 “聽到一些事，明明不相干的，也會在心中拐好幾個彎想到你。” “對弈的人已走，誰還在意推敲紅塵之外的一盤殘棋……” ——收錄于散文隨筆集陳啟文《孤獨的行者》2025年04月11日 05:46 胡蘭成的家，上海延安西路的美麗園，是張愛玲與胡蘭成相遇并締結情緣的地方，見證了她與胡蘭成那段深刻而獨特的情感歷程。她在回憶中寫道：“我低到塵埃里，然而內心是歡喜的，在塵埃里開出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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