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樁延續(xù)七百年的狀元姓氏之爭：郝希賢還是霍希賢？

澧好

一樁延續(xù)七百年的狀元姓氏之爭：郝希賢還是霍希賢？ 引言 公元1318年春三月，元代延祐五年科舉揭曉，南人左榜狀元郝希賢的身份卻成千古疑案。 據(jù)1999 年 12 月的《臺大歷史學報》刊載文章稱：海峽兩岸的史學家們，仍在為一個“元延佑戊午科左榜狀元”到底姓“郝”還是姓“霍”、到底是澧州人還是東平人而展開持續(xù)不斷的論爭，甚至長時間莫衷一是。 本文以多重史料為基，從爭議源流、證據(jù)鏈構(gòu)建、姓氏邏輯解構(gòu)三方面，重構(gòu)這一跨越七個世紀的歷史現(xiàn)場。 一、爭議溯源：元代政治生態(tài)與文獻裂隙 1.1 元代科舉的制度性局限 作為蒙古政權(quán)恢復科舉后的第五科（1315年復科），延祐戊午科（1318年）的特殊性在于： 四等人制的桎梏：南人（原南宋遺民）在科舉中受嚴格限制，如鄉(xiāng)試、會試名額僅為蒙古人/色目人的一半，殿試分左右榜，左榜（漢人南人）狀元實際政治地位低于右榜（蒙古色目人）。郝希賢以南人身份高中，本就突破制度壁壘，卻因元代“輕科舉、薄文治”的傳統(tǒng)，導致其生平記載嚴重缺失。 《元史》的編纂缺陷：明初修《元史》僅188天速成?！对贰饭?159 卷，編纂幾乎以每天一卷的速度編修了這部史志。由于明初對前朝元朝的《元史》編纂工作過于倉促和草率，導致錯誤漏洞百出。特別是對元代科舉記載極簡。如延祐五年殿試，《元史·仁宗紀》僅載“賜忽都達兒、霍希賢以下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未錄籍貫、官階、生平，連姓氏亦存爭議（“霍”字或為音譯、傳抄之誤）。 1.2 地方文獻與正史的分歧初顯 與《元史》的簡略形成對比，明代《岳州府志》（澧州曾屬岳州府）、清代《直隸澧州志》等地方文獻構(gòu)建了完整的“郝希賢”形象： 官階記載：《岳州府志》明確其“廷試第一，擢奉議大夫、廣平路威山知州兼管本州諸軍奧總管管內(nèi)勸農(nóng)事”； 籍貫標注：直指“澧州慈利縣人”，并附珍珠街故居、狀元井、父母墓（黃鸝堰）、狀元公本人墓（安鄉(xiāng)黃山頭）等具體地理坐標； 時間錨點：中狀元時間（1318年）、高氏家族元末購“狀元居”（距中第約數(shù)十年）、族譜修撰（清初《郝氏族譜》）形成連續(xù)時間鏈。 二、澧州證據(jù)鏈：三重維度的史實建構(gòu) 2.1 地方志的立體化記載 清代《直隸澧州志》等文獻構(gòu)建了“地-人-事”合一的證據(jù)網(wǎng)絡(luò)： 物質(zhì)遺存： 珍珠街（北門外）為“元延祐狀元郝希賢故居”，明初因高氏家族遷入、科舉興盛，更名“狀元街”； 三關(guān)祠前“狀元井”、澧州文廟“狀元橋”，均以“郝”姓命名，形成專屬紀念空間； 安鄉(xiāng)黃山頭“狀元公郝希賢府君大人墓”（清、民國兩碑）、澧州西北黃鸝堰父母墓，構(gòu)成家族墓地體系。 制度記錄：卷十二《科甲》明確“漢人南人榜首為郝希賢”，卷二十六《摭史實》特別辨明“《元史》作霍希賢，《岳志》作郝希賢”，指出正史可能存在的訛誤。 2.2 族譜文獻的交叉印證 郝氏宗族傳承：《郝氏族譜（太原堂）》詳載狀元墓規(guī)制（“墓高丈許，占地十五方尺，華表兩立”），且澧州郝氏自元代至今譜系清晰，現(xiàn)存三十余代世系，無斷代現(xiàn)象； 高氏購宅實證：1928年《澧州高氏族譜》載，元末慈利知縣高遷“因慕珍珠街風水文韻，購郝希賢狀元居”，其后代二十余年間出“三舉人、兩進士”，印證郝希賢中第后確于澧州置業(yè)，且宅邸在元代已具文化象征意義。 2.3 文化記憶的持續(xù)性建構(gòu) 澧州文廟文革前一直供奉郝希賢靈位，與地方教育體系深度綁定：其曾任“溪東書院首席講席”的記載，表明其不僅是科舉精英，更是地方文化符號。這種記憶延續(xù)至現(xiàn)代，遺址遺跡、地名傳承（狀元街、狀元井）構(gòu)成不可割裂的文化鏈條，而山東東平并無同類紀念設(shè)施。 三、姓氏爭議的深層邏輯：從語音、政治到宗族的多維解構(gòu) 3.1 語音現(xiàn)象的地域密碼 全國郝姓多讀作“hě”或“hǎo”，唯澧州與東平部分地區(qū)讀“huó”，與“霍”音完全一致。這種方言現(xiàn)象絕非巧合：元代南人在高壓政策下，可能采取“音近改姓”策略——北遷東平的郝氏支系為規(guī)避政治風險，以方言讀音為橋梁，將“郝”寫作“霍”，既保留家族記憶，又融入北方社會（如東平霍家莊的突然出現(xiàn)，恰在郝希賢貶謫威州、部分族人“去向不明”的時間節(jié)點）。 3.2 政治迫害與宗族分衍的歷史邏輯 郝希賢的仕途軌跡為“改姓說”提供現(xiàn)實依據(jù)： 中狀元后任秘書郎，因力陳南人疾苦遭排擠，1321年貶威州知州，旋即“遭人暗害，九死一生潛逃”； 元代漢人北遷需官方許可，而東平霍家莊“元代建村，因出狀元得名”的記載，與郝希賢被貶時間（1320年代）高度重合，極可能是其本人或族人避禍北遷后所建，以“霍”姓隱于漢地（東平屬原金境，漢人地位稍高于南人）。 3.3 霍氏宗族的間接認同 山東霍氏族譜網(wǎng)收錄湖南學者高鳴泉《九澧“神駿”郝希賢》一文，雖未明言血緣關(guān)聯(lián)，但客觀上承認澧州史料對其族源考證的參考價值。反觀澧州，無任何霍姓家族宣稱郝希賢為祖先，“郝”姓宗族的唯一性，進一步強化“霍”為北遷分支的推斷。 四、東平說的證據(jù)困境：在“闕如”與“斷裂”中失效 4.1 史料鏈條的三大斷層 同期文獻空白：東平方面依賴晚近族譜（多為明清以后修撰），無元代至明初的同期記錄，如《霍氏族譜》未載元代以前世系，僅稱“元代建村出狀元”，無法證明霍希賢與當?shù)氐脑P(guān)聯(lián)； 地理標識缺失：東平無狀元故居、墓葬、紀念建筑等實體遺存，所謂“霍家莊”僅為村名，無具體歷史場景支撐； 制度記錄斷裂：地方志未載霍希賢任官、歸鄉(xiāng)等事跡，與澧州“官階-居所-墓葬”的完整記錄形成鮮明對比。 4.2 歷史語境的矛盾性 元代漢人南人北遷受嚴格限制，且蒙古統(tǒng)治者對科舉精英（尤其是南人）持防范態(tài)度，郝希賢作為“左榜狀元”，若未獲特許，難以在東平建立以姓氏命名的聚居地。反觀澧州，作為南宋舊地，其家族扎根數(shù)代（族譜載“世居慈利”），中狀元后置業(yè)、安葬父母均符合地方社會邏輯。 結(jié)論：在地方文獻中修正正史的偏誤 七百年爭議的核心，是正史簡略與地方記憶完整的博弈。澧州以“地方志詳載+族譜傳承+物質(zhì)遺存”的三重證據(jù)鏈，構(gòu)建了郝希賢作為“澧州人”的堅實基礎(chǔ)；而“霍”姓之爭，本質(zhì)是元代民族高壓下，同一宗族為生存采取“南北分衍”策略的結(jié)果——留澧者續(xù)“郝”姓，北遷者改“霍”姓，形成同源異流的文化記憶。即湖南澧州所記載的狀元郝希賢和山東東平所說的霍希賢實際為同一人。 這樁公案的啟示在于：當正史因政治立場、編纂倉促等因素存在疏漏時，地方文獻的“在地性”記載（如《直隸澧州志》的細致考證、高氏族譜的購宅實錄），恰能以同時代證據(jù)填補歷史空白。郝希賢的身份之謎，最終在澧州延續(xù)七百年的文化記憶中，獲得了最具說服力的解答——他是元代澧州走出的郝姓狀元，而“霍”姓爭議，不過是歷史迷霧中一道特殊的文化側(cè)影。 百度分析后給出的結(jié)論：盡管歷史上存在不同的記載和爭論，但根據(jù)現(xiàn)有的文獻和記載，郝希賢應姓郝，名希賢。這場延續(xù)了七百年的姓氏之爭，反映了歷史研究中的復雜性和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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