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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維鈞:聯合國籌建歷程中的卓越貢獻者

相對論

<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22, 126, 251);">顧維鈞肖像畫。</b></p><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22, 126, 251);">?</b></p><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22, 126, 251);"><span class="ql-cursor">?</span></b></p> <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22, 126, 251);">任駐法公使期間的顧維鈞。</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22, 126, 251);">?</b></p> <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1, 1, 1); font-size:20px;">引言</b></p><p class="ql-block"> 20 世紀上半葉,兩次世界大戰給人類帶來了空前的災難,促使國際社會深刻反思并尋求建立一個能有效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的國際組織。聯合國的籌建,正是這一努力的結晶。<b>在這一偉大歷史進程中,眾多杰出外交家發揮了關鍵作用,其中顧維鈞以其卓越的外交才能、堅定的愛國情懷和深邃的國際視野,為聯合國的誕生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b>顧維鈞的貢獻不僅對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爭取到重要地位意義重大,也深刻影響了聯合國的構建理念與組織架構,對塑造一個更加公正、合理的戰后國際秩序起到了推動作用。</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一、顧維鈞參與聯合國籌建的時代背景</b></p><p class="ql-block"><b>(一)兩次世界大戰后的國際格局重塑</b></p><p class="ql-block"> 兩次世界大戰使世界政治、經濟秩序遭受重創。老牌殖民帝國實力削弱,新興國家渴望在國際事務中擁有更多話語權。傳統的以歐洲為中心的國際格局逐漸瓦解,美國和蘇聯崛起成為超級大國,國際力量對比發生深刻變化。各國意識到,必須建立一個全新的、更具權威性和代表性的國際組織,以防止戰爭重演,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促進國際合作與發展。</p> <p class="ql-block"><b>(二)中國國際地位的轉變</b></p><p class="ql-block"> 晚清以來,中國長期遭受列強侵略,在國際上處于弱勢地位。然而,抗日戰爭的爆發改變了這一局面。中國作為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力量,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巨大犧牲和貢獻。這使得中國的國際地位得到顯著提升,成為反法西斯同盟中不可或缺的一員,也為中國在聯合國籌建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奠定了基礎。</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22, 126, 251);">民國第一外交家顧維鈞。</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22, 126, 251);">?</b></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二、顧維鈞參與聯合國籌建的前期鋪墊</b></p><p class="ql-block"><b>(一)豐富的外交經歷與卓越才能積累</b></p><p class="ql-block"> 顧維鈞自幼接受良好教育,后赴美留學,<b>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國際法與外交學博士學位。</b>學成歸國后,他投身外交事業,先后擔任駐美公使、外交總長等重要職務。<b>在巴黎和會、華盛頓會議等重要國際外交場合,顧維鈞憑借其出色的口才、對國際法的精通以及靈活的外交策略,為中國據理力爭,維護國家權益,在國際外交舞臺上嶄露頭角,</b>積累了豐富的外交經驗和廣泛的人脈資源,為其參與聯合國籌建奠定了堅實的個人基礎。</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二)對國際組織理念的深入研究與思考</b></p><p class="ql-block"> 顧維鈞在長期的外交實踐中,深刻認識到國際組織對于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他對一戰后成立的國際聯盟進行了深入研究,分析其在組織架構、運行機制等方面的利弊得失。同時,他關注國際社會關于建立新國際組織的各種思潮和討論,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和利益訴求,形成了自己對于未來國際組織的構想和理念,為其在聯合國籌建過程中提出建設性意見提供了思想支撐。</p> <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22, 126, 251);">敦巴頓橡樹園會議</b></p><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22, 126, 251);">?</b></p><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22, 126, 251);">?</b></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三、顧維鈞在敦巴頓橡樹園會議前后的作用</b></p><p class="ql-block"><b>(一)會前的準備與謀劃</b></p><p class="ql-block"> 1944年8月21日,敦巴頓橡樹園會議在美國華盛頓舉行。會議第一階段,即8月21日至9月28日,蘇、英、美舉行會談;第二階段,即9月29日至10月7日,中、英、美舉行會談。這種安排是為了尊重蘇聯在對日戰爭中的中立地位。</p><p class="ql-block"> 盡管中國代表未被邀請參加第一階段美、英、蘇三國的討論,但顧維鈞密切關注會議動態。他組織國內專家學者對相關議題進行深入研究,收集各方資料,分析三國可能提出的方案以及對中國利益的影響。同時,他與國內各界進行廣泛溝通,聽取不同意見,為中國在后續階段參與聯合國創建工作制定策略,積極準備應對方案。</p> <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22, 126, 251);">敦巴頓橡樹園會議中、美、英三國的首席代表(右一為顧維鈞)。</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b>(二)推動中國參與后續討論</b></p><p class="ql-block"> 顧維鈞憑借其在外交界的影響力和對國際形勢的精準把握,<b>積極與美、英、蘇等國溝通協調,強調中國作為反法西斯戰爭重要力量,在聯合國籌建過程中應擁有充分的參與權。</b></p><p class="ql-block"><b> 經過不懈努力,中國得以參加敦巴頓橡樹園會議的第二階段討論,為中國在聯合國創建的關鍵階段爭取到了寶貴的發言權,使中國能夠在聯合國基本框架構建的重要時刻表達自身立場和訴求。</b></p><p class="ql-block"><b><span class="ql-cursor">?</span></b></p> <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22, 126, 251);">1945年4月25日,聯合國制憲會議在美國舊金山召開。</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22, 126, 251);"><span class="ql-cursor">?</span></b></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四、顧維鈞在舊金山會議上的卓越貢獻</b></p><p class="ql-block"><b>(一)推動中小國家權益保障</b></p><p class="ql-block"> 1945 年 4 月 25 日,聯合國國際組織會議在美國舊金山召開,來自 50 個國家的代表齊聚一堂,共同商討并制定《聯合國憲章》。</p><p class="ql-block"> <b>時任國民政府駐英國大使的顧維鈞,曾多次向蔣介石和部分國民黨高層人士建議應該吸納共產黨人作為代表。</b>在中共和美國高層溝通取得一致意見后,羅斯福的函電對蔣介石改變排斥中共代表的態度起到了直接作用。因此,這次會議,中國代表團由國民黨、共產黨、民主同盟及民主人士組成了10人代表團,董必武代表中共參加了這次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正式參與多邊國際事務。</p><p class="ql-block"> <b>1945年4 月21 日,董必武作為中國解放區代表飛抵美國,準備參加在舊金山舉行的聯合國制憲會議(又稱“舊金山會議”),隨行人員有秘書章漢夫、翻譯陳家康。</b>董必武于4 月21 日至24 日以及7 月2 日至11 月20 日在紐約及周邊地區活動,4 月24 日至7 月2 日在舊金山活動,在美停留時間將近7 個月,是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成員中在美工作時間最長者。</p><p class="ql-block"> 據顧維鈞回憶,董必武“凡有建議或提出問題,無不就商于我”。但是,從來沒有主動提過國共兩黨之間的政治分歧。每當中國代表團內部開會提及蘇聯和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問題時,“董總是緘默不語”,“力圖避免給人造成他是為共產黨的利益而來的印象”。這正是董必武時刻以國家和民族利益為重的寫照。</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  顧維鈞深知中小國家在國際事務中往往處于弱勢地位,為了使聯合國真正成為一個公平、公正的國際組織,他力主在憲章中明確體現對中小國家權益的保障。</p><p class="ql-block"> 在會議討論過程中,顧維鈞利用各種場合積極發聲。他指出,聯合國不應成為大國操縱的工具,所有成員國,無論大小、強弱,都應享有平等的發言權與決策權。在關于聯合國大會的議事規則討論中,他強調要確保中小國家有足夠的機會參與議程設定和決策過程。例如,他提議在大會投票機制上,應避免大國通過簡單多數輕易否決中小國家關注的議題,主張采用更能平衡各方利益的投票方式。他的努力促使相關條款更加注重保障中小國家的權益,使它們在國際舞臺上擁有了更為堅實的制度依托,增強了聯合國的代表性和民主性。</p> <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22, 126, 251);">40年代顧維鈞與蔣介石。</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22, 126, 251);"><span class="ql-cursor">?</span></b></p> <p class="ql-block"><b>(二)完善安理會機制建言</b></p><p class="ql-block"><b> ? </b>安理會作為聯合國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的核心機構,其機制設計至關重要。顧維鈞在關于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否決權的討論中,展現出卓越的外交智慧。</p><p class="ql-block"> 一方面,他認可大國在維護世界和平方面的特殊責任,支持賦予常任理事國否決權。他指出,在處理重大國際安全問題時,大國的一致行動至關重要,否決權可以確保大國在關鍵問題上達成共識,避免因分歧導致的決策癱瘓,從而維護聯合國在維護世界和平方面的權威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面,他又敏銳地意識到,如果否決權不受限制,可能會被濫用,損害聯合國的公正性和中小國家的利益。</p><p class="ql-block"> 因此,顧維鈞提出應設置合理的限制措施。例如,他建議對于程序性事項,常任理事國不應擁有否決權,以提高安理會的工作效率;同時,對于涉及和平解決爭端的事項,常任理事國在行使否決權時應更加謹慎,需向聯合國大會作出合理說明。他的這些建議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大國與中小國家的關系,使得安理會機制更加完善、合理,為聯合國日后高效運轉奠定了基礎。</p> <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22, 126, 251);">出席舊金山聯合國制憲大會的中國代表團全體成員(其中,會議正式代表10人,其他均為隨行人員,包括秘書、翻譯、警衛、醫務、后勤人員等)。</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22, 126, 251);"><span class="ql-cursor">?</span></b></p> <p class="ql-block"><b>(三)促進憲章條款合理化</b></p><p class="ql-block"> 在《聯合國憲章》具體條款的討論與擬定過程中,顧維鈞憑借對國際法和國際關系的深入理解,對諸多條款提出建設性修改意見。</p><p class="ql-block"> 在國際托管制度方面,當時的一些方案存在將托管地作為戰勝國變相殖民地的傾向。顧維鈞堅決反對這種做法,他提出要充分尊重托管地人民的意愿與自決權,國際托管的目的應是幫助托管地實現自治和獨立,而不是延續殖民統治。他的提議得到了許多國家的支持,使得憲章中關于國際托管制度的條款更加符合正義、公平的原則,保障了托管地人民的合法權益,增強了聯合國在處理國際事務時的合法性與權威性。</p><p class="ql-block"> 在人權條款方面,顧維鈞強調人權不僅是一個國內問題,也是國際社會共同關注的議題。他主張聯合國應在促進和保護人權方面發揮積極作用,但同時要尊重各國的主權和不同的歷史、文化背景。他的觀點促使憲章在人權問題的表述上更加平衡和全面,避免了將人權問題政治化和片面化,為聯合國在人權領域的工作奠定了正確的基調。</p> <p class="ql-block"><b>(四)提升中國國際地位與影響力</b></p><p class="ql-block"> 顧維鈞在舊金山會議上的出色表現,極大地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地位。他以優雅的外交風范、精湛的專業素養和堅定的立場,讓世界看到了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積極負責的態度。</p><p class="ql-block"> 作為中國代表團的重要成員,顧維鈞在會議期間頻繁與各國代表交流互動,宣傳中國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巨大貢獻以及對世界和平的堅定追求。<b>他積極參與各種委員會的工作,在討論重大議題時,總能提出獨到而合理的見解,使中國的立場和觀點得到廣泛關注與尊重。</b>中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一,在聯合國的創建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與顧維鈞等外交家的努力密不可分。<b>他的外交成就為中國在聯合國框架內參與全球治理、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使中國在國際舞臺上贏得了更多的話語權和影響力。</b></p> <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22, 126, 251);">時任中華民國駐英大使的顧維鈞。</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22, 126, 251);"><span class="ql-cursor">?</span></b></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五、顧維鈞對聯合國理念傳播與實踐的持續推動</b></p><p class="ql-block"><b>(一)回國后的宣傳與倡導</b></p><p class="ql-block"> 舊金山會議結束后,顧維鈞回國積極宣傳聯合國的理念和意義。他通過發表演講、撰寫文章等方式,向國內各界介紹聯合國的宗旨、組織架構和運行機制,強調中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責任與使命。他希望通過普及聯合國知識,提高國內民眾對國際事務的關注度和參與意識,促進中國在聯合國框架下更好地履行職責,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貢獻。</p> <p class="ql-block"><b>(二)在聯合國后續工作中的參與</b></p><p class="ql-block"> 顧維鈞在聯合國成立后的多年里,持續關注并參與聯合國的相關工作。他利用自己在國際外交界的影響力,推動聯合國在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國際合作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例如,在涉及地區沖突和國際爭端解決時,他積極倡導通過和平談判和協商的方式解決問題,遵循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為維護聯合國的權威性和有效性貢獻力量。</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六、結語</b></p><p class="ql-block"> 顧維鈞在聯合國籌建過程中的貢獻是多方面且具有深遠意義的。他從聯合國籌建的前期鋪墊,到敦巴頓橡樹園會議前后為中國爭取參與權,再到舊金山會議上在保障中小國家權益、完善安理會機制、促進憲章條款合理化等關鍵領域發揮的重要作用,以及后續對聯合國理念傳播與實踐的持續推動,每一步都彰顯了他卓越的外交才能、堅定的愛國情懷和對世界和平與正義的執著追求。</p><p class="ql-block"> 顧維鈞的貢獻不僅為中國在聯合國贏得了重要地位,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影響力,更為聯合國這一偉大國際組織的誕生和發展注入了正義、公平、合理的理念。他的外交成就和精神遺產,激勵著后世的外交工作者為構建更加美好的國際秩序而不懈努力,在人類追求和平與發展的歷史長河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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