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全書出中國古書亡

孤獨的老狼

在華夏文明史上，修書對于任何一個盛世王朝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歷代王朝也均有編纂浩大典籍的文化傳統。在封建統治者看來，修書是國家實力的彰顯，是君王文治武功的縮影，是用厚厚的書卷將一個朝代的輝煌凝聚成歷史長河最絢爛的浪花。 　　修書的傳統可以追溯到中國上古文明和國家的起源，據《世本》記載，早在開辟鴻蒙的黃帝時期就有倉頡、沮誦等史官，他們所掌握的文字被認為是教化的工具和文明傳承的象征；夏、商、周時期史官的設置就更加系統，其職責也能與青銅和甲骨上的記敘相互印證，多為《周禮》所言“掌官書以贊治”的記述和修史職責，其掌管書籍的多少被視為國祚興衰的標志。 　　“春秋”一詞本意為東周列國史書的泛稱，孔子編修《春秋》保存魯國及上古歷史，對后世影響深遠；戰國后期，秦國呂不韋召集門客編寫雜家巨著《呂氏春秋》，書城之后懸于咸陽城外，許諾改動一字者賞賜千金，被認為是其權威的象征；西漢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編著了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被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東漢的蔡倫改進了造紙術，使得書籍成本大大降低，讓大規模的修書成為可能。魏晉南北朝幾百年的紛爭結束之后，唐太宗李世民在貞觀之治的盛世中親自主持修訂了《晉書》、《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南史》、《北史》等八部史書，成為《二十四史》的開端。自此，“盛世修書”成為歷代王朝的傳統。 　　修書不僅僅是古代文化典籍的沿襲和傳承，更是一個朝代國力和強盛的象征，此后歷朝政府皆對于修書樂此不疲，也都設有專門藏書和修書的國家機構。北宋初年，宋太宗下詔命翰林學士李昉、扈蒙、徐鉉、張洎等博學鴻儒在史館藏書及諸國藏書的基礎上以天、地、人、事、物為序，分五十五部，引用古今圖書及各種體裁文章共2579種，編撰《太平總類》一千卷，成為“類書之冠”，與《資治通鑒》并稱為“祖宗圣學”。因宋太宗對其愛不釋手，每日御覽三卷從不間斷，后賜名《太平御覽》。 　　明成祖朱棣靖難奪位之后，為了昭告天下得位之正，也為了顯示自己的雄才大略和文治武功，命解縉、姚廣孝等人召集天下飽學之士2000余名，擇錄古代典籍8000余種，耗時六年修成“合古今而集大成”的《永樂大典》，共計22877卷，分裝11095冊，約3億7千萬字，規模遠超過了前代編纂所有類書，是當時全世界最準確、最權威、最詳實、最全面的百科全書。 　　滿清入關之后一直被中原各族視作“蠻夷”，為了求得“正統”的身份，統治者一邊大力宣揚“自古得天下之正者莫如我朝”的論調，一邊也在積極進行著正統性的自我塑造，于是，修書便成了不二的選擇。康熙在位時主持修訂了《康熙字典》、《大清會典》、《全唐詩》等重要典籍，一生將康熙視為榜樣的乾隆想要與祖父比肩，就迫切需要編修一部“曠世巨作”來證明自己。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安徽學政朱筠提出《永樂大典》輯佚的問題觸動了這位好大喜功的皇帝心懷，乾隆詔令將所輯佚書與“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諸書”匯編在一起，啟動編著《四庫全書》。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四庫全書》正式開始編修，六皇子永瑢及多位皇親國戚擔任編篡總裁，紀曉嵐、陸錫熊、孫士毅擔任總纂官，陸費墀為總校官，下轄纂修官、分校官及監造官等400余人，參與編撰的鴻儒泰斗及飽學之士達到3600多人，同時征募了抄寫人員近4000人，在翰林院設立了四庫館專職機構，一時間鴻學巨儒薈萃一堂，翰海高才盛況空前。 　　編纂《四庫全書》是一件前所未有的浩大工程，其規模和參與人數均超過明朝的《永樂大典》。為了輯補《永樂大典》的殘缺和佚失，乾隆下令各省、府、州、縣衙，專門成立“收書局”，不僅收集全國范圍內的敕撰本、內府本、贊撰本、永樂大典本、各省進采本、私人進獻本和通行本，還從天下各大藏書樓中掠奪孤本進行重新校勘，按經、史、子、集四部分類加以整理匯編，因此得名“四庫”。由于編纂內容涵蓋了文學、歷史、哲學、詩詞、理學、工學、農業、醫藥等所有典籍文獻，基本囊括了中國古代所有的圖書，故稱“全書”。 　　如果《四庫全書》只是整理修纂中國古代圖書典籍，那么它的歷史功績將不亞于《永樂大典》。然而，乾隆修訂《四庫全書》的初衷就是“寓禁于征”，就是借著編纂的機會對全國征集的古代文獻進行一次全面徹底的搜集、審查、刪改和銷毀，凡是對滿清不利的書籍要么刪改要么銷毀，不僅是正史、文獻在刪改之列，甚至擴展到地方志書、民間野史、小說戲曲等領域。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遼金元的文字都要進行大范圍的篡改，以至于大部分遺留下來的文獻已經面目全非，失去了典籍的原貌。對于明朝兵部的封存檔案更是盡數焚毀，明朝火器巨著《軍器圖說》僅僅因為內容里有一句“夷虜所最畏于中國者，火器也”便被納入焚毀之列；明代科技巨著《天工開物》直到近代在日本被發現，人們才知道明朝就已經有了如此偉大的科學著作；至于《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略》和吳三桂“反滿檄文”等敏感書文更是被禁毀的重點。在修纂《四庫全書》的過程中，查繳禁書高達三千多種十五萬部，焚毀的圖書更是超過七十余萬部，很多都是異常寶貴的珍本、孤本，這對中國傳統文化古籍無疑是一次沉重的打擊。魯迅先生曾經痛心疾首地說道：“四庫全書出，中國古書亡”，著名歷史學家吳晗也曾慨嘆：“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矣！”可以說，乾隆焚毀的不僅是無以數計的歷史文化典籍，更是華夏民族的集體記憶。 　　乾隆四十六年（1781）十二月，這項前無古人的浩大工程終于全部編纂完成，《四庫全書》分經、史、子、集四部，經部收錄儒家“十三經”及相關著作；史部收錄史書；子部收錄諸子百家著作和類書；集部收錄詩文詞總集和專集等，共收錄圖書3462種，共計79338卷，36000余冊，約八億字，成為中國古代規模最大的叢書。因為數量過于龐大，以當時的技術水平無法印刷，為了保存這批經典文獻，乾隆又從全國征集挑選了3800余名眷錄人員，制定了嚴格的眷錄規范，雖千人書寫，但字體端莊規范，筆筆不茍，書寫風格如出一人，整體視覺連貫美觀，體現了御制修書的嚴肅性、權威性。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七部《四庫全書》的眷錄歷時十年終于完成，分別藏于北京紫禁城文淵閣、沈陽故宮文溯閣、圓明園文源閣、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等“北四閣”和揚州文匯閣、鎮江文宗閣和杭州文瀾閣“南三閣”。遺憾的是，《四庫全書》成書之后清朝很快就進入衰敗期，在太平天國起義、英法聯軍入侵、八國聯軍侵華等一系列的戰火中，多份抄本被焚毀遺失，只有大約三套版本留存于世，分別收藏在中國國家圖書館、臺北故宮博物院等處，成為我國規模最大的一部叢書。 　　從修書的角度來講，《四庫全書》收錄了從先秦到清乾隆前期的眾多古籍，幾乎涵蓋了中國古代所有的學術領域，客觀上整理、保存了一大批重要典籍，開創了中國書目學的學術領域，具有相當重要的文獻價值、史料價值和文物價值。但從文化傳承的角度而言，《四庫全書》在修纂過程中刻意地刪減、修改和焚毀了大量珍貴的古代文獻，刻意突出僵化的儒學思想和清朝統治者的“文治武功”，尤其是將科技著作視作“異端之尤”，采取了“節取其技能，禁傳其學術”的態度，很大程度上禁錮和僵化了中華民族的思想，誤導了人們對于歷史文化的理解和認知，實是一種令人無法釋懷的歷史遺憾。

跆拳道,波多野结衣结婚了吗,JAPANESE50MATURE亂倫,美女视频黄网站免费观看

四庫全書出 中國古書亡

孤獨的老狼

四庫全書出中國古書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