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是非非說馮道

如初

是是非非說馮道 身世浮沉：亂世中的生存智慧 馮道生于唐末河北滄州耕讀之家，自幼“品行淳厚，勤奮好學”，雖身處藩鎮割據的動蕩年代，卻以淡泊與才學立足。初入仕途時，他因直言勸諫幽州節度使劉守光伐定州險遭處死，幸得友人相助逃脫。這一經歷讓他深刻領悟：在武夫當道的亂世，直言死諫無異于自戕，唯有審時度勢方能存活。此后，他輾轉投奔后唐李存勖，憑借文才與謹慎逐漸嶄露頭角，歷任后唐、后晉、后漢、后周四朝，侍奉十帝，成為五代政壇“不倒翁”。 為官之道：務實與民生的平衡 馮道的政治智慧體現于三個層面： 調和矛盾，維系行政延續 五代政權更迭頻繁，馮道始終以“穩定民生”為核心，調和軍閥矛盾，避免大規模戰亂。例如，契丹滅后晉時，耶律德光問“如何救百姓”，馮道以“此時百姓，佛再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巧妙周旋，促使契丹減少殺戮。 舉賢任能，不拘門第 他打破門閥桎梏，提拔寒門士子，推動后唐科舉改革，使“孤寒士子，抱才業者皆與引用”。 清廉自律，身正立范 馮道“不受地方官饋贈”，與將士同甘共苦，甚至將掠來的女子妥善安置并送歸故鄉，其私德在貪腐橫行的時代堪稱清流。 爭議本質：忠君與安民的悖論 對馮道的非議多集中于“不忠”的倫理批判： - 傳統史觀之桎梏：宋明儒家以“忠君”為至高準則，歐陽修斥其“不知廉恥”，司馬光貶為“奸臣之尤”。 - 亂世現實的解構：五代政權更迭的本質是武力博弈，“天子寧有種耶？兵強馬壯者為之爾”（安重榮語）。在此背景下，馮道若固守一姓之忠，不過是徒增戰亂與百姓苦難。 - 人道主義的超越：馮道選擇忠于“社稷”而非“君王”，其政治實踐暗合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思想。近代史家黃仁宇、葛劍雄等肯定其“保存行政邏輯，護佑生民”的貢獻。 歷史回響：復雜時代的鏡像 馮道的一生，是五代亂世的縮影： - 官僚集團的迷茫：儒家倫理在武力面前蒼白無力，士人不得不在生存與理想間妥協。馮道的“實用主義”實為亂世知識分子的集體困境。 - 道德評判的局限：苛責馮道“無氣節”，實則是以和平年代的道德標尺丈量亂世生存邏輯。如南懷瑾所言：“馮道未貪財色，已屬難能”。 - 歷史功績的再審視：他主持編纂《九經》，推動文化傳承；調和契丹與中原矛盾，減少民族沖突；其執政理念為北宋統一奠定制度基礎。 超越忠奸的辯證：馮道非圣賢，亦非奸佞，而是亂世中一位務實的調和者。他以圓融智慧在政權夾縫中維系民生，以清廉自律樹立道德標桿。若以“護佑蒼生”為終極尺度，馮道的選擇恰恰體現了士大夫的最高責任——在混沌中守護文明的星火，而非為虛名殉葬于時代的車輪。正如李贄所言：“雖數易其主，然保境安民之功不可沒”。歷史的長河中，是非功過終須置于具體語境中評判，而馮道其人，正是對“氣節”與“生存”這一永恒命題的最好注解。最后，從馮道的《偶作》一詩中，或許我們可以體察他的襟懷吧！莫為危時便愴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須知海岳歸明主，乾坤未必陷吉人。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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