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樸瓦當大漢風

方圓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我第一次踏入漢長安城墻故墟，一種難以言喻的震撼直擊心底。站在這片承載著厚重歷史的斷垣上，周遭的一切都仿佛在訴說著往昔的輝煌。我緩緩伸出手，指尖輕輕撫過殘壁間那斑駁的瓦當，粗糙的觸感從指尖傳來，似是歲月的摩挲。但見“長樂未央”四字如靈動的游龍盤桓其上，在圓形的陶面上肆意舒展著筋骨，那一刻，我仿若穿越千年，與漢代的匠人們來了一場靈魂對話。 這直徑不過盈尺的瓦當，卻有著令人驚嘆的魅力，竟能將篆書的端莊與建筑的韻律完美相融，恰似《詩經·小雅·斯干》所詠：“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翚斯飛。”在我看來，漢代匠人就是一群浪漫的藝術家，他們以椽頭為紙、瓦泥為墨，把對生活的期許、對世界的認知都鐫刻成了屋檐上最耀眼的星辰。再看那四神瓦當，青龍昂首，仿佛在仰天長嘯，彰顯著無盡的威嚴；朱雀展翅，姿態輕盈，似要翱翔天際；白虎踞巖，氣勢洶洶，盡顯王者風范；玄武盤曲，沉穩神秘，讓人不禁對古人的宇宙觀有了更深刻的感悟，方圓之間，盡顯“天圓地方”的深邃內涵；而“維天降靈延元萬年天下康寧”十二字瓦當，更像是將《尚書》的渾厚氣韻完美地凝結于陶土之中，拿在手中，我似乎能感受到那跨越千年的文化重量。我是個業余散文作者，從此我的筆名即為方圓。 穿越兩千多年，未央宮玄檐下，萬千文字瓦當如群星列陣，該是怎樣一番壯觀的景象。宮苑用“蘭池宮當”“上林農官”，彰顯著皇家的威嚴與管理的有序；陵墓懸“長陵西神”“萬歲冢當”，寄托著對逝者的追思與祝愿；吉語則書“延年益壽”“千秋萬歲”，滿是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這些文字或如“涌泉混流”般婉轉回環，流暢的線條讓我感受到一種靈動之美；或似“與華無極”般峻拔雄渾，那剛勁有力的筆畫又給我帶來強烈的視覺沖擊。尤為絕妙者，當數“永受嘉福”瓦當的鳥蟲篆，點畫化作鳳羽鸞翎，在圓形的疆域里翩然起舞，恰應了《文心雕龍》所言：“文律運周，日新其業。變則其久，通則不乏。”看著它，我仿佛置身于一個充滿奇幻色彩的藝術世界。 　　瓦當之興，實乃大漢雄風的物質見證。當董仲舒倡“天人三策”，司馬遷著《史記》之時，長安城的宮闕正如《三輔黃圖》所載：“金鋪玉戶，華榱璧珰。”瓦當文字從素面云紋走向篆書銘文，這不僅僅是形式的轉變，更是西漢中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化投射。那些“漢并天下”“單于天降”的紀事瓦當，分明是霍去病封狼居胥的武功印記，每一次看到它們，我都能想象到當年戰場上的金戈鐵馬，感受到大漢的赫赫軍威；而“長樂未央”“與天無極”的吉語，則暗合《漢書·禮樂志》中“建大猷，崇洪業”的盛世宣言，字里行間滿是對國家繁榮昌盛的祈愿。 考古學家在漢長安武庫遺址掘得十二字瓦當，其“維天降靈”之語直承《詩經》《尚書》的典雅，將儒家經義熔鑄于建筑構件。撫摸著這些珍貴的陶片，我深知它們不僅是斷代標尺，更似一把把打開漢人精神世界的鑰匙。天津拍賣會上拍出十一萬的漢瓦，北京潘家園流轉的“冢上瑞鳥”殘片，皆在訴說：兩千年前工匠揉捏黃土時，已將大漢的自信與雍容揉進每一道陶紋。正如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中贊嘆：“秦漢瓦當文，皆廉勁方折，體亦稍扁，學者得其筆意，亦足成家。”它們是歷史的饋贈，也是藝術的瑰寶。 凝視“延年飛鴻”瓦當，篆書線條似青銅器銘文般渾厚，卻又因陶土的柔韌生出別樣風姿。趙熊先生謂之：“于勁挺中寓渾樸，于圓融中見力量。”四字瓦當多取十字分格，然“千”字常作雙鉤填實，“歲”字每現屈曲填白，這種“因形賦勢”的智慧，暗合《九勢》所云：“夫書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陰陽生焉。”清代篆刻大師黃牧甫取法“長樂”瓦當，在“外人那得知”印中化圓為方，將瓦當的流動氣韻凝于方寸。看著這些精美的篆刻作品，我不禁為古人的智慧和創造力所折服，也深深體會到了瓦當藝術對后世的深遠影響。 　　吳昌碩更是在《缶廬印存》中自述“余癖斯冰篆，頗得瓦當意。”其“湖州安吉縣”印，分明可見“石室朝神”瓦當的疏朗布局。而齊白石獨創的單刀沖刻之法，亦從“李”字瓦當的爽線條中悟得真諦。瓦當書法這種“不衫不履”的天真，恰如傅山所言：“寧拙毋巧，寧丑毋媚，寧支離毋輕滑。”近世出土的“涇置陽陵”瓦當，隸意漸顯的篆書，正是漢字由篆入隸的活化石。每次欣賞這些與瓦當有關的藝術作品，我都能從中汲取到無盡的藝術靈感，仿佛能觸摸到中華文化發展的脈絡。 民國年間，于右任先生得“單于天降”瓦當拓本，揮毫題曰：“匈奴昔牧馬，此地留殘陶。漢字鑄天威，至今氣猶豪。”這位“當代草圣”將瓦當的雄渾化為碑體行書，在《標準草書》中融入金石韻味。陳寶琛晚年隱居螺洲，終日摩挲“永受嘉福”瓦當拓片，其題跋詩云：“秦磚漢瓦皆史筆，片陶能抵萬卷書。”老先生的銀須仿佛與瓦當的滄桑紋路融為一體。啟功先生曾見“與華無極”瓦當，驚嘆：“此非人工，實乃天工！”在其《論書絕句》中寫道：“瓦當文字見天倪，不假雕琢自嵯峨。”這些題跋不僅是藝術再創造，更讓殘陶斷瓦重獲新生。當黃賓虹在“富貴昌”瓦當拓本上鈐蓋“冰上鴻飛館”收藏印時，朱砂紅印與墨色拓片交相輝映，恰似將秦漢氣魄與文人雅趣熔于一爐。我想，這就是瓦當藝術的魅力所在，它能激發無數藝術家的創作激情，讓古老的文化在新的時代綻放出別樣的光彩。 篆刻家來楚生教導弟子：“學印不讀瓦當文，猶筑室無基。”瓦當文字的空間分割之道，實為篆刻章法圭臬。“千秋萬歲”瓦當的旋讀布局，啟發了鄧散木“三長兩短齋”印的欹側呼應；而“泰靈嘉神”瓦當的虛實相生，正是王福庵細朱文印“疏可走馬，密不透風”的源頭。韓天衡曾言：“漢瓦當是立體的印譜，將印面從方形拓展到圓形宇宙。”作為一個對篆刻藝術略有涉獵的人，我深知瓦當文字對篆刻藝術的重 　　習篆者臨寫“長陵東當”，可悟小篆的玉箸筆法如何在陶范上化為鐵畫銀鉤；摹拓“涌泉混流”，能見漢篆的渾樸怎樣在弧線中保持骨力。沙孟海在《印學史》中特別指出：“瓦當文字的天真爛漫，正是醫治館閣體板滯的良藥。”當我們的刻刀游走于印石時，那些瓦當文字的回環屈曲，恰似將未央宮的月光引入方寸之間。我自己在練習篆書和篆刻的過程中，也常常從瓦當文字中尋找靈感，感受那古樸而又靈動的藝術魅力。 疫情前的一個夏日傍晚，我在西安碑林留連，暮色中的碑林博物館，最后一道余暉掠過“四神瓦當”展柜。青龍的須髯、白虎的斑紋、朱雀的翎羽、玄武的甲殼，在玻璃上投下交錯的光影。這些曾經高踞宮闕之巔的文字，如今靜靜躺在展臺里，卻依然散發著“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文化光芒。當我們以指尖臨摹拓片，以刻刀追摹古意時，仿佛聽見班固在《西都賦》中的吟誦：“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為近蜀。”瓦當文字，正是大漢文明的精魂，在陶土的永恒里，續寫著“天工人代”的傳奇。我相信，只要我們用心去感受、去傳承，這古老的瓦當文化必將在未來的歲月里繼續閃耀光芒，成為我們民族文化寶庫中一顆璀璨的明珠。袁文長二0二五年四月二日于天鵝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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