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之歌

帆幛兒

作者老提琴圖片網絡 “文革”運動后期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接受再教育”的指令，成了我必走之路。 為了減輕父母在政治上的壓力，我加入了本市第一批知青隊伍。一九六九年冬至的那天早晨，下著小雨的漆黑廣場上有二十幾輛大卡車等著拉我們去到離本地二百五十多里的農村。來送行的大部分是父母兄弟姐妹，送的人淚花閃閃，走的人卻情趣高漲，意氣風發。我們早就不想再過那種即不能上學，又不能工作的混亂日子。 富于幻想而又天真的我們憧憬著去那些廣闊天地開始另一種生活方式，也沒有多想將來的出路，何況按照當時的政策，不去農村的知青在城里已無立足之地了。母親和三姐和我一起上了車，她們要把我送到目的地才能放心。 車上遇到一些同齡的同學和朋友，年青人在一起總會朝氣蓬勃，新鮮興奮。大家談笑風生，沒有離家的憂愁，也不去想等待著我們的是好是歹。可是，當車輛越行越快，離城市越來越遠時，凜冽的寒風似乎吹走了我們的熱情，車內漸漸安靜了下來，再也聽不到談笑聲。 顛簸了幾個小時，車子終于停了下來。知青們被當地農民分別帶往各個生產隊。我們母女三人及另一個準備和我同住的女孩被一個農民帶著翻過一個又一個的山溝，走過一條又一條的田坎土路，腳下的路似乎沒有盡頭。感覺離外面自己熟悉的世界越來越遠，我心里開始害怕，不知道明天母親和姐姐離開后，我在這個完全陌生的地方該如何生活。 生產隊長在一間草房門前迎接我們。他是個四十多歲，身材高大的轉業軍人。看到有家長送我們來，他就說了許多讓家長放心的話，看得出他應該是見過點世面的。他的一番話里包含著很多的同情，這著實讓我們多少安下點心來。和我同住一間草房的女孩比我小三歲，是在下鄉時才認識而與她結伴的。她是個能吃苦耐勞的姑娘，以后的日子里我們相互照顧，情同姐妹。 白天出工我們干所有農村婦女要干的農活，回到家里還得挑水燒飯，干自留地的活。在農村最討厭的便是夏天的蚊蟲，常常被咬得遍體傷痕。一次半夜里我渾身的小疙瘩癢不可耐，睡眼惺松地在床頭摸了一盒“清涼油”涂抹疙瘩，抹了好久癥狀并沒有減輕，最后實在太疲倦還是睡著了。第二天早晨整理床鋪時發現被子上有許多紅色印跡，再看身上的小疙瘩就像一顆顆的紅櫻桃，嚇得我趕快翻開《農村醫生手冊》找尋病因。突然，我看見床頭一個打開的裝有紅色印泥的清涼油盒子，可能是母親塞進行李包里的，一場虛驚令我哭笑不得。我們問那些農村姑娘有沒有被蚊蟲咬，她們說：“沒有啊，蚊蟲也欺生呢。” 生活艱苦勞累我不怕，可以憑借年青來抵擋。我們和生產隊的農民一起送公糧，幾十斤的擔子壓在肩上，因為是走在羊腸小道上，怕擋路，也怕自己走錯路，所以人家歇息我們才歇息，再累都不敢停下來。 很慶幸過去在家里，在學校里得到的鍛煉。 五六月間，我們在炎炎的烈日下收割麥子豆子，汗水不停地從額頭上直接就滴在地上，尖尖的麥芒刺在滿是汗水的手臂上又癢又疼，更加重了酷熱與勞累對自己的極限考驗。一次，我們到水田里去把分給我們的稻桿拖到坎上，稻桿曬干后可當柴燒飯。剛在田間走了幾步，便覺有滑滑的東西繞著小腿溜過去，“蛇！”我尖叫一聲就再也不敢動彈。就這樣膽戰心驚地站了好一會兒，我對自己說那只是泥鰍。要知道就連泥鰍，我也本是很害怕的。可是，那一刻我已沒有退路：不把稻桿拖回家就沒柴火燒鍋做飯…我只好又壯著膽子夸張地在田間抬高著腿快速地走著，最后終于把一梱梱稻桿拖上了田坎。最難排解的還是思鄉之苦和對渺茫前途的愁悶。 我難以想象自己以后會跟這里的農婦一樣的生活：干活休息時，就在地頭里敞開衣服喂孩子奶，然后把孩子放在地上任他到處亂爬，往嘴里塞草和泥…我也不知道什么時候才能回家，更不知道我將來的生活道路和歸宿在哪里，對于將來何去何從的未知與愁悶時時刻刻地折磨著自己。生產隊在長江岸邊的土地上種了許多豆子，我最盼望到那里去干活，因為在那兒可以看到江里來去的大輪船，那些船是可以一直開到我家住的城市，看見它們就感覺與自己有某種聯系，就像看見家鄉一樣感到無比的親切。更有無數次的幻想著自己乘船歸家…我帶去的幾本書對我能堅強地生活下去起了很大作用。《居里夫人》和《牛芒》里的時代和環境雖然離現實那么遙遠，可是他們在我正當樹立人生觀的時候積極地幫助了我。書中描寫居里夫人：“她的頭腦很精確，智力極清楚，沒有任何不合規律的混亂毀壞她的努力。有一種鐵石般的意志，一種追求完美的熱狂，一種令人難信的固執支持著她。”我牢記著這些詞句。牛芒的強毅和無畏，他那鋼鐵似的堅韌力量，以及不為任何凌辱所屈的驕傲都令我佩服，時刻為自己樹立著榜樣。在那些想家的日子里，我盡量忍住眼淚，怕一發不可收拾。 一次，我一個人從小鎮回生產隊，平時在走田坎路時，不太注意周圍的方位環境，一心注意腳下的路是否踏實，總怕掉進田里。尤其是跟著別人走時就更不留意路線了。這次我自己走著走著就感覺是走錯了路，我只好去前邊一處大屋基院子里問路，剛跨進院門，便聽見有狗的低沉咆鳴，再往里走一步時，突然，一條黑狗從里屋沖出來，站在離我幾步的地方朝我狂吠。嚇得我趕快轉身就往外跑。沒想到院子外早有兩條黃狗分別在大門十幾米的兩邊虎視眈眈地等候我，看我一出門，它們就邊叫邊朝我跑來。魂飛魄散的我嚇得大聲尖叫起來，用剛剛在小鎮上買的新斗笠來抵擋三條狗的圍攻。于是三條狗便把斗笠作為主攻對象，一旦咬住就不放，我生怕其中一條會沒咬住斗笠而來咬我，但是我又不敢丟掉斗笠逃跑，怕它們丟開斗笠來追咬我。就這樣我與它們周旋奮戰了好幾分鐘，眼看新斗笠就要散架時，大院門前來了一老農：“黑八兒！黃八兒！”他喝住了狗的進攻。問清了自己生產隊的方向后，一路上我依然膽戰心驚，看著沒剩幾片笠葉的斗笠，擔心它能否抵擋住下一個看家狗的進攻。 回到住地時，天已快黑，又累又餓心有余悸的我對著一盞孤油燈潸然淚下。后來，為了給自己壯膽，我們也養了一只狗，是另一個生產隊的男知青給的。受外國小說的影響，我們給狗取了個洋名叫“狄克”。它為我們看家，給我們壯膽，跟著我們走三十多里路去趕場。如有其他狗找我們麻煩，就由它去交涉，我們只管放心趕路。奇怪的是，它看到農民模樣的人走近我們住處就汪汪叫著直追趕，而看見是知青模樣的人就搖頭擺尾地迎接。我才明白為什么農民家的狗看到我們也會又追又咬，真是物以類聚哦。被狗欺負倒情有可原，畢竟是因為我走進了它管轄的范圍，它們只是在忠心耿耿地為主人服務，而被人欺負卻是讓人無法忍受。 那年月除了“地富反壞右”，知青便屬于社會的最底層。一次，我們去鎮上糧站買米，排隊到了我們交出米牌子稱米時，我把牌子交給了稱米的人，旁邊就有人找他去做另一件事，等他回來后，就硬說我沒給過他米牌子，當時我就算有八張嘴也無法跟他說清。不但米未買到，還被人冤枉說是想騙人，我們兩個女孩氣得眼淚長流。可是我們不能就這么空手回去，為了不被餓肚子，更為了證明我們的清白！于是我倆在糧管所站了兩個多鐘頭，一定要等到他們下班后清查錢與米牌子是否吻合。那一刻，深感自己是那么卑微渺小，孤獨無助，心里真擔心那些進進出出買米的人把我們看成和那些偷雞盜菜的知青一樣。后來，不知是誰把區委書記叫來了，看到他，我們也不知他會如何來處理此事。問清事由后，他首先批評了那個糧管所的人，并叫他馬上稱米給我們，并對他們說：這倆位知青是我們區表現最好的，我相信她們。然后又對我們說以后有啥事就去找區委區政府。此刻，我們如沐春風，感覺今后似乎有了依靠，不再孤立無助。。 在農村，農民們把我們看成有知識的人，以為我們什么都懂。以前在城里閑著無聊時，我曾看過一些關于針灸醫療的書，并大膽在自己身上扎過無數次針，想治好我的關節炎病，沒想到還初見成效。下鄉時我也帶了些醫書，灸針和一些家庭常用藥。可能是來我們家玩的農村小姑娘們看見過我針灸，一天半夜，突然有人來敲門，是我們生產隊的一個中年男子，說他家兒媳婦病了，想讓我們去看看。我想跟他說我不是醫生，不能亂給人看病，可又看他那么著急，還那么信任我們，我想去瞧瞧再說，多個人也多個主意。于是打著電筒摸黑到了他家，一個青年婦女半臥在床上，說是肚子痛，看情況不很嚴重。我在她足三里穴位扎了一針，又給她吃了一顆止痛藥。并一再吩咐如果不見好，明早一定得上衛生院。臨走時被她公公婆婆拉著，一定要留我們吃飯，怕他們說我們瞧不起他家，只好順從。菜飯雖然簡單，可對于在半夜里已饑腸轆轆的我們來說已是十分可口，我自覺并沒做什么了不起的事，應該感謝他們才是。鄰村有一個守水庫的老農，患了眼瞼炎多年，不知怎么也找上門來，要我給他看看。那時我沒有帶眼藥水或眼膏之類的藥，看他那么可憐，又走了那么遠的路，一雙紅紅的眼睛充滿希望地看著我們，我不忍，也不知該如何來拒絕他。可是又實在沒把握用針灸來治眼病，就憑我自學的這些鳳毛嶙角，哪敢往人眼部扎針。他看我很猶豫，就說：試一下嘛，反正我醫了好多次都不見好。無奈之下我只好壯著膽子就給他在眼睛周圍針灸。幾天以后，他又來了，說感覺好些了，還給我們提了個小南瓜。其實，我看他的眼瞼還是紅紅的，沒覺得有太多的好轉。后來他又來過兩三次，都說感覺眼睛好一點了，可我還是覺得沒有很明顯的變化。他每次都提一點兒蔬菜給我們，那一定是他自己平時舍不得吃省下來的。當時我們自己還沒有開始種蔬菜，都是周圍的農民給我們拿一些來，他拿來的菜雖然很少，我們還是心存內疚地收下了。我決定有機會回家時一定給他帶些眼藥來。可是，等我們把藥帶去找他時，守水庫的人已不再是他，說他已回老家了。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心里的內疚都無法消除，感覺自己好像欺騙了他。不久，聽說有的知青給人針灸弄出個氣胸來，我就再也不給人針灸了，知道單有好心沒有真技能是會害人的。在農村，沒災沒病就該算是最大的幸運，可是我卻未逃過這一劫。那年夏天正流行紅眼病，一天我感覺眼睛有點不舒服，為預防眼病我吃了消炎片，卻沒加小蘇打片一起服用，再加上喝水太少，第二天便發生了腎絞痛。那天正好去李子壩的幾個知青家吃午飯，發病后持續不停的劇痛令我痛苦不堪，不能自持。后來，他們看我已臉色蒼白，虛汗直冒，嚇壞了，趕快去農民家借來一架抬婚嫁物或新娘的滑桿，就是一般的簡易轎子，飯也沒吃完就抬著我直奔區衛生院。生產隊離區衛生院有三十多里路，三個男知青輪換的抬著我在烈日下一路小跑，沒多久就累得汗流浹背。停下來休息時，他們去田邊用手捧水猛喝，看他們累得那么慘，我心里十分過意不去，很是感動。本想讓他們多歇一會兒，可是又痛得實在無法忍受，不由得我又叫喚起來，于是他們不敢久歇，起身抬著我又馬不停蹄地向前奔。人說“大姑娘坐轎子第一回”，我倒是第一回坐了轎子，但不是被抬往新房，而是被抬往醫院。事后，衛生院一個從上海下放來的醫生說：腎絞痛是很厲害的，有些人會痛休克過去。我想，如果當時沒有他們三個幫助，很可能就沒有今天的我，三個知青中的一人后來成了我的丈夫。雖然一直沒有正面對他們說過“謝謝”，可是我一直沒有忘記此事，大恩不言謝吧，也許真是不知道該如何來表達我的感激之意。 我們在農村也有窮開心的時候，幾家知青朋友農閑時就聚會，在哪家聚會大家就幫著做一頓好吃的飯菜，那便不再是紅薯雜糧，而是有白米飯，運氣好的時候還能有點肉類。下雨天不出工，我們就在家里看書，拉二胡，唱歌。有時如果白天的活兒不很勞累，晚上我們就坐在屋外壩子里望著星空高歌當時在城里已被禁唱的歌曲，便感到自己是世上最自由的人。 唱歌，成了我排解一切煩惱的最好方式，也使我在農村生活得更充實愉快，可以說是歌聲伴我渡過了那個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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