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坐姿

無塵

殷商時期，中原人的坐姿以“箕踞”、“蹲踞”為主。“箕踞”是兩腳前伸，“蹲踞”是屈膝下蹲，這樣的坐姿，不光今天看來不雅，早在周代就被淘汰了。春秋時期，“箕踞”被視為不合禮法、有失大雅。《論語·憲問》記載：“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那個叫原壤的做了什么，竟把“溫、良、恭、儉、讓”的孔圣人氣到從“幼”罵到“老”，“老不死的”都罵出口了？僅僅因為他“夷俟”。夷，即“箕踞”，“夷俟”就是以兩腿張開的姿勢迎接孔子，這是無教養、大不敬的表現，難怪孔子大為光火，原壤這廝也因為坐姿惡名昭彰。“箕踞”之所以被重禮法的儒家所鄙視，不只是姿勢不雅，其實有一個難以啟齒的原因：漢代以前的古人是不穿內褲的，僅以“裳”（圍裙式下裝）遮蔽下半身。直到漢代，才出現“绔”僅有褲腿而無襠部，就是開襠褲，用繩系于腰間。 袴 魏晉時期，受游牧民族服飾影響，合襠褲“裈”（kūn）才開始流行。?唐宋時期?，女性常穿“袴”（分襠褲）作為內層衣物，男性則普遍在袍服內穿合襠褲，但仍未形成標準化內褲。???明清時期?，出現“襠褲”或“小衣”，貼身穿著，功能接近現代內褲，但并未普及。??1935年?，美國Jockey公司發明第一條現代三角內褲，并于同年引入中國，使用至今。明白了春秋時的穿著，就能理解，為什么古人那么討厭“箕踞”。尤其是女性“箕踞”被視為“無德”。《韓詩外傳》記載：孟子妻子在臥室，因為是一個人，就以比較放松的“箕踞”休息。孟子沒打招呼推門進來，見狀大怒，即告母親要休妻。母問其故，曰：“踞。”母問：“何知之？”曰：“我親見之。”孟母說：《禮記》云：“將入門，問孰存。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進別人的門，要先問有沒有人在；進入隱私場所，要先高聲提醒；進別人家，眼睛要向下看，以避窺視之嫌。你進臥室而不出聲，是你無禮在先，不是你妻子無禮。孟子因此很自責。這個故事重點是談古人對隱私的態度，但也可看出“箕踞”的坐姿有多討人嫌。荊軻刺秦失敗后“箕踞以罵”秦王，表達對暴君的蔑視；劉邦接見謀臣麗食其（lì yì jī）時“倨床使兩女子洗足，箕踞見食其”，暴露他輕慢知識分子的流氓本性。因此《禮記·曲禮》明令“坐毋箕”。不能“箕踞”，又該如何坐呢？到了周代，禮法漸備，坐姿也有了很大改變：屋內設席，席由蒲草、竹篾等編織而成，甲骨文中的席字就是編織的紋理：，主賓要“席地而坐”。其實從甲骨文的“坐”字看就知道，當時的坐實為跪，席地而坐其實是席地而“跪”，即兩膝著地、臀部貼于腳后跟。這樣的坐叫“正坐”，是唯一合禮法的坐姿。其實，這樣的“坐”姿，還是與當時的著裝有關：因為無內衣，跪下后，前后裙襠可以遮蔽陰私部位。 席 坐字的演變 春秋時期，平民家庭直接在地上鋪席。而稍有身份的家庭已經有了床，在床上鋪席。只是先秦時期的床普遍低矮，根據出土實物，高度僅約19厘米，床腿短而粗壯。在席的下層，還有一層粗糙一點直接鋪在地上或床上的，叫“筵”，有防潮作用。“鋪陳曰筵。藉之曰席。”因為宴請必在“筵席”上，“筵席”就成為宴會的代稱。設宴稱“肆筵”，“肆筵”一詞最早見于《詩經·大雅·行葦》：“肆筵設席，授幾有緝御。”描述周代宴飲禮儀中鋪設筵席、安置幾案的場景。“肆筵”一詞，如今在晉南地區仍然使用，稱婚宴為“肆筵”。?在“筵”之上，席的層數也是有講究的。?周代規定“天子五重席，諸侯三重席，大夫再重席”。“入席”的方式有嚴格的規范，《禮記》規定：“登席不由前”（入席不能從前面上，而是要脫鞋從席后上）。不同身份對應不同材質的席：天子用?熊席，以熊皮制成；?貴族士大夫用蒲席（蒲草編織）與次席（竹編）；?士庶平民用莞席（莞草編）與藻席（染色莞草）。可見，古代的席，不是簡單的吃飯、睡覺、小棲的地方，也是地位、身份的象征。因為古人吃、坐、睡皆在席上，當然不能隨便穿著鞋子上去，入席時，必脫其履，既講衛生，亦示尊重。若是臣見君，不僅脫履，還得脫襪，以示敬意，即跣足為敬。可想見，古人不僅要每日洗臉，還得常洗腳，襪子也得像樣兒。不然，一入席就尷尬了。如今在東南亞國家進入寺廟時仍然保留著脫履的禮節。日本人也保留著脫履為敬的習俗。不管怎么說，跪得時間長了總是不大舒服的。因此到西漢，總算出現了高一點的坐具，那就是“榻”。“榻”呈長方形，平面四足落地，大致相當于現在的小板凳。漢代“榻”的大小僅供一人獨坐。但榻不是一般人能坐的，要給尊貴的客人坐。說到“榻”，不能不提及《滕王閣序》中引用過的典故：“徐孺下陳蕃之榻”。說的是東漢名士陳蕃因犯言直諫被貶到豫章任太守。豫章住有一位名士——徐穉（zhì），字孺子，“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有“南州高士”之譽。朝廷多次想啟用他，先拜其為太原太守，不就；繼“以安車、元鱺、備禮征之”，仍“不至”。原因是他認為東漢王朝已經病入膏肓，“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作為一介書生，唯一能做的是恪守“邦無道則隱”的圣訓。陳蕃對這樣的名士非常敬重，一到豫章，連官衙都沒進，就率領僚屬直奔徐孺子家拜訪，并欲聘請他到府衙任功曹。徐孺子堅辭不就。但出于對陳蕃的敬意，徐孺子還是答應得閑時造訪太守府。陳蕃為表達對徐孺子的敬重，專門為他做了一個榻。這榻平時懸于梁上，只有當徐孺子來訪時，才把榻放下來伺坐，兩個人惺惺相惜，秉燭夜談；徐孺子走了，再把榻懸于梁上，是徐儒子專用榻。這就是“懸榻留賓”的典故。后來“下榻”一詞，也成為尊貴客人入住的代稱。到唐宋，“榻”放大了，演變為簡易床，無圍欄，可坐可臥。“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宋太祖的“臥榻”，就是這種簡易床。西漢張騫通西域后，將胡人的一種坐具帶入中原，被漢人稱作“胡床”。胡人以騎馬為常態。但偶爾下馬，也要小棲片刻，于是就發明了這種坐具，它有靠背，坐著舒適；能折疊，方便攜帶。 胡床 胡床傳入中原地區，作為一種時尚，首先為上層人士所用。《后漢書·五行志》載：“靈帝好胡服、胡帳、胡床……京都貴戚皆競為之。”到南北朝時，這種坐具才在漢人中普遍使用。胡床終于解放了漢人的膝蓋，可以平膝而坐了。隋代，因統治者厭惡胡字，遂根據其交叉的形狀，改稱交床。又因為在馬背攜帶，呈交叉狀，有的稱其為馬扎、交椅。這種坐具至今還在使用，晉南一帶稱為“交床”。胡床（交椅）本是胡人打仗時所攜帶，當然一般士兵不可能有這個待遇，是將軍用于短暫休息用的。因此能使用交椅者必是有一定地位的人。漢人廣泛使用交椅后，自然也將“席位”的等級文化應用于交椅，于是“交椅”替代“席位”，成為權力、官階的象征，梁山泊那幫草寇為排“交椅”座次吵鬧不休，“交椅”一詞沿用至今。知道了交床的來歷，就容易理解李白的“床前明月光”，不可能是躺在床上賞月，因為古時建房出于保暖的需要，窗戶一般開得很小，躺在床上不可能方便地看到月亮。這里的“床”是指馬扎，坐在院子里的馬扎上，才可能方便地“舉頭望明月”。也能明白《長干行》里“郎騎竹馬來，繞床弄青梅”的詩句，當是騎著竹馬繞著坐在馬扎上的小女孩，炫耀手里的青梅，而不可能是圍著女孩的睡床亂轉。南北朝時期，隨著佛教傳入，出現了高足家具，如敦煌壁畫中供僧人盤坐修行?的禪椅（低靠背椅），還有四足方桌。這時坐的姿勢漸漸變高了。?但這時期的桌椅，制作尚粗拙。隨著胡床、禪椅等外來家具的廣泛使用，推動了中原地區榫卯、雕漆等工藝的發展，如唐代箱式榻采用四面平結構，還有螭龍紋雕刻。唐代社會開放，對坐姿沒有那么嚴格的規定，跪坐、盤腿坐、垂足坐并存，家具高、低形態并存。?宋代，完成了從“席地跪坐”到“垂足而坐”的轉變，為適應人體坐姿高度，出現高型家具（如椅、桌），腿足、座面等關鍵結構尺寸顯著增加，例如椅面高度普遍提升至40-50厘米，與人體小腿長度相匹。還有八仙桌、琴桌等類型家具涌現，制作也越來越精良。廳堂主位設置大型條案與太師椅，尺寸顯著大于側位家具，通過物理尺度差異凸顯尊卑等級。坐在太師椅上比席地而跪是要舒服些，但也不可造次：太師椅以“三處直角”（靠背、扶手與座面成90°）為標志性設計，要求坐者腰背挺直、雙足平放，強制保持端坐姿態。太師椅多成對陳設于廳堂主位，坐北朝南或面門而置，坐者需保持威嚴儀態，避免側倚、翹腿等隨意動作，以彰顯身份地位?。圈椅要稍人性化一點，其靠背形如栲栳（圓筐），體現“天圓地方”的哲學理念，S型靠背貼合人體脊椎曲線，扶手與大弧背連為一體，為手臂提供支撐，允許上半身微傾而不失平衡，緩解久坐疲勞。 太師椅圈椅 到明清時期，桌案制作工藝達到巔峰，紫檀、黃花梨等硬木家具盛行，雕漆、描金等技法融入裝飾。明代出現了官帽椅（四出頭、南官帽）、玫瑰椅等經典形制，注重線條流暢與人體工學，既具實用性，又注重藝術性，成為身份地位的象征。清代宮廷家具以繁復裝飾強化皇權思想。 南官帽玫瑰椅 中國人在這些硬木家具上“端坐”了幾百年，也是累了。1840年，英國人把沙發帶入中國。坐沙發不必講究坐姿，可坐可倚可躺，松軟貼身有彈性。中國人發現，原來坐還可以如此舒服。只是當時沙發所用的材料如盤簧、馬棕等全靠進口，制作技術僅被少數工匠掌握，價格昂貴，只能是上層人享用的奢侈品。直到民國初期，隨著材料的國產化和工藝的普及，沙發才開始在沿海城市的中產階級家庭中流行。中國人的坐姿從席地而坐到垂足高坐、從低矮幾案到高型家具、從單一的生活用具到文化意義的附加，在漫長的演變過程中，坐姿在改變，家具的形制與功能也逐漸分化，反映了社會形態與文化的變遷。外來文化的融入（如胡床）、工藝技術的革新（如榫卯結構）及等級制度的滲透（如交椅象征權力），共同塑造了中國傳統桌椅的獨特美學與實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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