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心安處是吾鄉(xiāng)之三

曾經滄海

第二章：（財委階段）耕耘磨練十二年 我從1975年秋至1987年夏，在行署財委工作十二年。其間，在文秘干事的崗位上摸爬滾打九年，后升為副科長、科長，并于1987年夏被地委選送到呂梁石油公司任黨委書記。本章介紹的是這一段復雜而令人難忘的經歷。 　　一、我是怎樣由企業(yè)進入政府機關工作的。 1975年11月，我升遷了。由地區(qū)藥材公司調到呂梁地委財貿政治部當了干事。由企業(yè)調入機關，是我參加工作后的第一次升遷。工作的轉變是要有契機的，我的契機是1975年機構改革，呂梁地區(qū)組建工交、財貿、農林三大口政治部時，地委是責成高子泉來組建財貿部的。高子泉原是臨縣縣長，站出來后安排為呂梁地區(qū)藥材公司主任，這次組建財貿部，被地委任命為主持工作的副主任。財貿部組建之初，除地委委派的干部之外，高部長在財貿系統先已抽調二人進入財貿部。是地區(qū)糖業(yè)煙酒公司的劉鐵橋和藥材公司的習天石。劉是文革中的人大畢業(yè)生，習是離石藥材公司老人，后為地區(qū)藥材公司科長。后因財貿部綜合科需要一名寫材料的干事，所以高部長想到了我。但高是一個愛惜名聲的人，怕人說他用的都是身邊人，便托詞說我是地革委劉松青主任推薦的。原來有一次高與劉松青閑談時，說到財貿部需要一名寫材料的干事，但急切間找不到合適的人。劉對他說，你們藥材公司不是有一個叫鄭子文的人嗎？我看這個后生就不錯，文才很好，很合適。于是，在高的話中我就成了劉松青主任推薦的人了。原來，劉主任1974年在汾陽包縣下鄉(xiāng)，我在汾陽縣上訪申訴時找過他，給他遞過申訴書，1975年汾陽縣召開為我父平反昭雪大會時，劉代表地委行署也參加了大會，親眼看到我在大會上的控訴發(fā)言，不想卻因此得到了劉的好感，這真是“無心插柳”之得啊！從這點上說，我也可以說是劉松青主任推薦的。 財貿部這個機構是一套人馬兩塊牌子。對地委，為“呂梁地委財貿政治部”，受地委委托分管財貿口二十多個局、行、社單位的領導班子，并負責各局、行、社科級干部的考查、任命、管理工作。對行署，稱“呂梁行署財貿工作委員會”，簡稱“財委”，負責管理協調各局行社的業(yè)務工作。 人都是有欲望的，生于世，或求名，或求利，或祈求富貴長壽，莫不如此。所謂“富貴與我如浮云”，“甘于清貧，不慕虛榮”，乃失意人不得已之托詞。然人之欲望也因地位、處境之差異而有高低、大小之別。我為俗人，自不能免俗。插隊時，因為自感找工作無望，心里想著就是好好勞動，娶妻生子，過一生太平農民生活。及至參加工作，想著的就是努力工作，及早加薪，如能提干當個科長，那也是好的。而今到了財貿部，我尚未想什么，就有朋友對我說，你運氣好，到了財貿部。財貿部雖不及在地委給地級領導當秘書，或在組織部、團地委、人事局工作，但也有升為財貿部科級干部甚或升為下屬局行社領導的機會，你要好好努力，把握好上天給你的這個機會。我何嘗不想如此，但也知道，自己是高中畢業(yè)，那時的政策，高中與中專雖為同等學歷，但中專畢業(yè)，公家按知識分子對待，參加工作即為國家干部。高中畢業(yè)卻不算知識分子，參加工作后是工人身分，雖進入行政機關，身分卻是“以工代干”，如不轉為正式干部，是不能提拔的。所以我必須熬到轉干，才有被提拔的希望。即使轉了干，提拔與否也很難說。有句老話說，“朝里有人好做官”，那時政治雖比較清明，但我這樣無根基的平頭百姓，無人提攜，所望終是鏡中花，水中月。于是我在文書干事的位置上苦熬了九年，其間嘗盡了酸甜苦辣。直至1984年，才被提拔為經委財貿科副科長，次年，又一次機構改革，恢復財委，我才被提為行署財委辦公室主任。 1987年夏，經推薦、考試、考查，我被地委選拔調派呂梁石油公司任黨委書記，從此離開了財委，走向另一片天地。 　　二、艱難爬格路，證果在何時？ 機關、企事業(yè)單位最辛苦之人，莫過于辦公室從事文秘之人。何哉？出自于文書之手的材料，每一篇的產生，都是一次耗心費力的創(chuàng)作過程。不像其它崗位的工作，一旦熟悉了，就行成習慣，有規(guī)律可尋，無需像寫作那樣必須搜腸刮肚，苦思冥想地去耗心費力。且文章的要旨，貴在有序有物。序即文章的謀篇布局、修辭、敘事、描寫的嚴謹與精妙，使讀者讀之或如大河奔流，一瀉而下，或如涓涓細流委婉動聽。這種境界，取決于作者的功力和修養(yǎng)水平。然文章更重于內容，就是要言之有物，這是文章的核心所在。如果說序為衣飾，物才是人之本身。文章無物，如徒具形骸，空無靈魂的僵尸，故而，寫好文章重在調查研究，掌握全面細致的事實，文章才能反應事實的本來面目和實質。所以，加強調查研究，掌握豐富而扎實的資料，才是寫材料（一切文章）最基本的基礎。否則，縱有子建之才，亦難免陷于巧婦之窘。我因為耽了個“能寫會畫”的虛名，走上了這條艱難的道路，所經所歷，一言難盡。 　　初為文書的第一件囧事——荒唐主任使糊涂干事的故事。 剛到財貿部不幾天，忽有一日，高主任對我說：“子文，今下午3點，要在藥材公司會議室召開一個各局、行、社領導參加的座談會，你參加一下，會上做好筆記，會后要寫一篇報告。”那時，財貿大樓剛剛建好，會議室還未配備桌椅，因為高主任是從藥材公司上來的，所以通知了會議在藥材公司會議室召開。 下午3時，我準時來到會議室，約20分鐘后，各局、行、社領導陸續(xù)到了。會議正式開始，高主任宣布開會，會議內容是研究《呂梁地區(qū)多種經營發(fā)展規(guī)劃》，然后就要求領導們發(fā)言。會議沉默了許久，才有領導進行了發(fā)言，但所說內容與多種經營風馬牛不相及，就這樣，一眾領導們山南海北地扯了一下午閑篇，就是最應該發(fā)言的供銷社主任溫良信（溫還兼任財貿部副部長之職），也未提到一言半語的多種經營的正題。 一下午的座談會，我僅記了一個會議標題，究竟這報告該怎么寫？腹中空空，茫然一片。思謀了三天，對于如何發(fā)展呂梁的多種經營，一籌莫展。對于偌大個呂梁的山川，何地該發(fā)展什么產業(yè)？發(fā)展規(guī)模多大？該采取什么措施？那里說得清！硬著頭皮寫了些多種經營的重要性，寫了些山區(qū)多發(fā)展桑麻、紅棗、林牧、牛馬羊等，平川邊山多發(fā)展核桃林果等等，終于敷衍出了三五千言文字。懷著忐忑的心情遞了上去，其結果自然可知，高主任慢條斯理地回了一個字，“空”！ 后來這件事是怎樣了結的，我就不知了。直至又過了幾個月，我才悟到，高主任辦這件事是所托非人了。不僅才入職十余天的我萬難擔此重任，就是召集各局、行、社領導平空討論這件事也是強人所難。原來，管理多種經營事宜，地區(qū)是有機構，有隊伍親與其事的，這個機構就在地區(qū)供銷社的“多種經營辦公室”。制定“多種經營規(guī)劃”，本應先責成多種經營辦公室先拿出《規(guī)劃草案》，由供銷社領導先審閱后，然后將《草案》提交局、行、社領導會議討論，與會人員才能夠言之有物，提出適當的建議與意見。在此基礎上由我或多種經營辦公室，完成《呂梁地區(qū)多種經營發(fā)展規(guī)劃》的終稿，并經財委領導審定才是正道。 從這件事的前后經過看，我覺的不僅我與各位領導皆莫名其妙，無從置喙，就是高主任本人也是心中無底，他以為政府的政策法規(guī)，就是由文書憑空撰寫出來的。這真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而未完成這件事的責任，就全由我這個不會寫文件的干事擔了。 入職財委的前期，由于我對全區(qū)財貿工作的狀況不甚清楚，給高主任寫了幾個材料，都是沒有足夠的數字支撐，文章顯得有些單薄，高主任給的評語就是一個字，“空”！其后，我從別人的嘴里聽到了高主任對調我來財委之事隱有悔意，覺得我寫不了材料，想把我再退回去。聽了這話，我心里那個慚愧、懊惱，難過極了。 文秘事煩苦惱多 在財委這樣管轄眾多行業(yè)的綜合部門從事文秘工作，是一樁艱苦繁重的苦差事。其任務，大致有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逐月向省財委、行署填報《呂梁地區(qū)財貿系統經濟工作統計表》，內容包括財政、金融、商業(yè)、供銷、外貿、糧食、工商等二十多個單位的經濟活動狀況。這是一項繁復的常規(guī)工作，需做縱向和橫向的統計、計算、分析和歷史同期的比較工作。 二是撰寫半年和年終的《呂梁地區(qū)財貿工作報告》。把二十多個性質不同，特點各異的系統工作綜合起來，既要做到全面反映情況，又要主次分明、重點突出，還需有典型事例。這樣組合起來的文章，既要有嚴密的有機聯系，又要語言樸實而順暢，讀起來朗朗上口，毫不乏味，這些都對作者把控事物的綜合能力和寫作技巧提出了嚴格的要求。而且每篇報告雖反映的是相同的內容，但絕不能千篇一律，而要每篇都有創(chuàng)新，每篇都有各自的特色，這才是高手所追求的境界。 三是為地委、行署和財委領導寫講話稿。這項工作經常是隨機的，突發(fā)的，經常令人猝不及防，是文書最苦腦的工作。 四是深入基層做專項調查研究和基層先進單位和先進個人的情況，撰寫《典型事例報告》，這項工作是文書最感興趣和能激發(fā)創(chuàng)作沖動的工作。 從如上“財委文秘工作的任務”中可以知道，財委文秘工作是一項繁重的工作，對從事這項工作的人提出了嚴苛的要求。 我入職財委，分配在綜合科任干事，從事文秘工作。按慣例，機關文秘中的大文件（半年與全年的工作總結報告、領導的重要講話、重要的專題報告等）都應是由辦公室主任或經驗豐富的大干事來完成的；而收集資料，匯總表報，寫一些小的專題材料等，才是科內小干事從事的工作。可我的頂頭上司，綜合科科長卻是一個“甩手掌柜”。他原是某個縣的縣委辦公室主任，應當是一個寫材料的老手。但不知他是“力有不逮”？還是懶于任事？反正他是將財委的一切文秘任務全部壓在了我的肩上，全不顧我這初入職的小干事能否承受得了。凡是領導交付的寫作任務，他都隨手轉交于我。我把寫好的材料交給他后，他頂多在文中修改幾個錯別字，然后就不置可否，轉交給領導。領導看后曰可，我這就算交差了；領導曰不行，他就再將文件退還給我，告我說，“領導說不行，你重寫吧！”至于文章有什么問題？問題在哪里？如何修改？從無一星半點的提醒。這種情況下的我，不敢抗爭，只能默默忍受。經過一年多的磨煉，我自個兒摸索，吃盡了苦頭，逐漸熟悉了系統工作的情況，掌握了寫材料的路徑和規(guī)律。 　　終日作嫁衣，辛苦為誰忙？ 文秘工作中最苦的事，莫過于為領導寫講話稿。這種材料雖不若全年工作總結等大材料那般繁浩而復雜，但它常常是事發(fā)突然，令人猝不及防。寫大材料，可以競數日之時，從容應對來完成。給領導寫講話稿則每每是前一日下午接通知，次日上午或下午交稿。若是下午交稿，情況還好，寫好材料，次日上午急忙交付打字員打印。那時是在臘紙上打字，打出來后還需認真校對、修改。修改后再付印。如果修改的差錯少，可以直接在臘紙上修改。如果差錯多了，只能印好后在稿件上用鋼筆修改。這不僅對撰稿人提出了嚴苛的要求，對打字員的水平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果打字員水平高，打出來的稿樣與原稿基本無多少問題，修改甚少，印出來的稿件就清晰干凈，基本無涂抹和修改，如遇差勁的打字員，那就更加費時費力了。我用過的打字員中，數商業(yè)局的楊玲最好，她不僅能快速而準確無誤地打字，還能在打字中隨手糾正我原稿中的錯別字和個別標點符號的謬誤。因此，我常常是舍棄本單位的打字員不用，轉而去求楊玲。因為財委與商業(yè)局是上下級關系，所以商業(yè)局的辦公室主任也很支持。楊玲手頭不忙時，我就直接去找她；如楊玲忙時，我再找辦公室主任去協商，常得到他們的大力支持。為此，我很感謝他們。 此中，最苦最累的當然還是我自己。每接到任務，我就得連夜加班，一直熬個通宵。因為領導給的任務，經常是只給個題目，里面的內容則全憑自已發(fā)揮。講話稿不僅要符合形勢與國家政策，所講內容還必須要言之有物，內容的目的、意義、措施和辦法都得面面俱到，還須采用流暢的講話口吻，使領導念起來能激動人心，有煽動性，能達到講話要求的效果。好的領導，可以在講話稿的基礎上進行發(fā)揮和闡述，有的領導則是照本宣讀，一字不差。因而講話稿的文字必須足夠多，每篇必須在萬字以上，總要讓領導能宣讀在兩個小時左右。為了達到上述要求，我經常是整夜整夜地加班，為了解除疲勞，提振精神，不得不一根一根地抽煙，這也形成了我終生的壞毛病，日吸香煙三包，剛粉刷的新家，不二年就熏黑了。熬了整整一夜，黎明時分，材料總算寫完了，我也累得腰酸背痛，直不起腰了，爬在桌子上就睡著了。天明吃過早飯，還得拖著疲憊的身軀，趕到機關找打字員打印，直到臘紙打印出來，校對、修改、付印，然后將材料交給領導后，心里才長出了一口氣，而后回家補覺。經常性的如此勞苦，別人哪里知道。 我服務的諸位領導，都是戰(zhàn)爭年代參加過革命的領導。其中一位還是抗戰(zhàn)時期與華國鋒、李立功一道打過游擊的人。他們都不乏對黨的忠誠和革命的精神，但他們都是工農干部出生，文化最高的也僅是個完小程度。他們都是解放后歷任縣委書記、縣長一級的干部，他們不乏宏觀管理和掌控一個縣的能力，但對具體經濟部門的政策、規(guī)章制度、發(fā)展規(guī)律等方面還有些不得要領。他們雖然對反映具體經濟工作的文章優(yōu)劣有一定鑒別能力，但對文章的結構是否科學嚴密，修辭是否精妙準確，文章是否能反應事物的本質等問題的把握和理解上，還的確存在一些問題。有的領導會故作高深，對他不理解的詞匯、語法亂涂亂改，甚至無端地提出批評。有一次某位領導指著我在文中的寫的語法關聯詞語“這次……的目的，旨在……”，批評道：“你寫的這是什么？連文章文法也不懂！”。我給他解釋了，他還是不懂，我只好將“旨在”改為“目的是”，他才作罷。有些領導自以為是地把我的文章修改錯了，念不通順了，甚或意思想反了，我只好再偷偷地修改過來。因為稿子簽名雖然是謀領導，但發(fā)到下面，大家都知道文章是我寫的，我寧肯讓領導罵我，也不能讓懂文章的人嘲笑我。也有好應敷的領導，有一位部長就對人說過，“干事有多高水平，我就有多高水平。干事寫出來的文章，我照著念就是了。”可惜不是所有領導都是如此，遇上愛挑刺的領導，寫作者就有苦頭吃了。 如此在文秘工作崗位上摸爬了三年，雖己能應敷一切工作，但自己的工作能力和寫作水平從未得到人的表揚，對于自己工作的辛苦繁忙也不為人知，在一般人的眼中，好像會寫作的人天然就胸藏丘壑，錦繡文章提筆就能流出來一樣。對于寫作者在寫作中所受的辛苦和煎熬哪里能知道！ 伯樂識馬，小子成名 物之所值，必得識貨人之品鑒，方能顯其品位，文學藝術領域更是如此。歷史上很多名人的出人頭地，均因得賢達賞識，其名方顯于世。以李白曠世奇才，亦因韓愈為其收名定價，其名方彰顯海內；齊白石本一木匠，半路出家，改學書畫，奮斗多年，籍籍無名，后得日本名家賞鑒，世人方知其為一代國畫大師；此皆文學藝術界所傳佳話。 我是文秘界的一個無名小卒，雖無揚名立萬之心，但也希望自己的勞苦也能得到業(yè)界的承認，脫出這被無視與輕視的困境。 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這樣的機遇終于來了。 1978年秋，呂梁地委、行署召開了“呂梁地區(qū)首屆全區(qū)財貿工作大會”。地委、行署對這次大會十分重視，特委派呂梁“大筆桿子”劉靜望和劉占山共同撰寫會議主報告；（劉靜望后升為呂梁行署秘書長，劉占山調回省府工作，情況不詳。）會議的《開幕詞》和《閉幕詞》則讓我這小干事來寫。我誠惶誠恐地接下任務，盡我所能，完成了這一光榮任務。 呂梁地區(qū)財貿大會終于召開了，大會上由地委書記王國英同志主持并作了報告，開幕式和閉幕式由地委副書記渠立緒同志致詞，會議開得隆重而圓滿，達到了預期的效果。大會之后，地委副書記渠立緒曾兩次向我的直接上司綜合科科長謝文華詢問，“這兩個材料是誰寫的，寫得好！”謝文華將這一情況匯報了部里領導，并把情況轉告了我，我心里那個高興，“終于有人承認我了。” 自那以后，再無人指責我寫的東西了。一方面，經過三四年的錘煉，我的文章的確有了長足的進步，更重要的是，渠立緒書記的表揚，給了我最權威的正名。漸漸地，我在呂梁地直機關有了小小的名氣，也有人稱我是財貿系統的筆桿子了。 說件有趣的事，推薦我入職財委和賞識我文章的兩位領導竟都是地委宣傳部長。劉松青，呂梁地區(qū)成立后為革委副主任，機構改革，地區(qū)改為行署后又改任為呂梁地委宣傳部部長。渠立緒原是忻州地委宣傳部部長，改調呂梁后任地委副書記。可以說，他倆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伯樂，我雖稱不上良馬，但總算是匹有實用的馬吧！ 　　三、機關工作所遇的苦惱和困惑。 從小受的教育，就是為人要正直，善善惡惡，堅持真理，反對邪惡。所以我打小就形成了見不得不平之事，同情弱者，反對恃強凌弱，遇事愛表態(tài)，喜歡仗義執(zhí)言的性格。有時，自己受了欺凌和委屈，反到能忍受；但如遇上人欺侮人的不平之事，就會憤怒難抑，挺身而出，打抱不平。這種性格其實是有嚴重缺陷的，“胸無城府，遇事不計后果，逞一時之快。”　常使自己陷于危險之地，是處身立世最忌諱的一種性格。孔子說過，“侍于君子有三衍（衍，就是過錯的意思，也是忌諱的意思。），當言而不言謂之隱，不當言而言為之躁，不見顏色而言謂之瞽。”“當言而不言”的這種情況我是沒有的，但“不當言而言”與“不見顏色而言”（不看領導臉色發(fā)言、行事）這兩種過錯我則是屢屢犯之，終生未改。雖知其害，但性格如此，遇有不平不公之事，無法忍耐，便沖口而出，使自己陷于危境，后悔莫及。幸而我所遇的領導多是良善長者，對我的言行雖不喜歡，終究沒有加害于我，但也影響到了我的“進步”，給自身帶來了不必要的苦惱。 揭批清運動中的唐突與苦惱。 1976年秋，我隨高主任赴運城參加了“全省農村取代工作現場會”，實際就是以農村供銷社為基礎，大力開展農村文化、農村多種經營發(fā)展，話躍農村經濟生活的現場會。運城地區(qū)卯足了勁地籌備了這次會議，展示了該區(qū)各縣各自不同的特色。各縣也都是卯足了勁地迎接全省參觀團。參觀團所到之處，都是彩旗鮮花開道，笙歌燕舞迎賓，山珍海味饗客，各縣都展示了本縣別具風味的飲食文化。這是我一生參加過的最隆重，最輕松愉快的會議，與會同志都深切地感到了運城人民的熱心。會議開了多半截，一天晚上，忽接會務組通知，讓各地區(qū)代表團團長到會務組開緊急會議。輕松愉快的會議期間，突然召開了如此隱秘嚴肅的會議實屬反常，我心里暗自揣測，不知發(fā)生了什么大事？ 晚上10點多，高主任開會回來了，臉上一臉的凝重。我問高主任，“開的是什么會議？”，高主任小聲地對我說，“不敢說哈！可能是中央出問題了，王洪文他們被抓起來了。”我聽了這一驚人消息，立馬興奮起來，對高主任說道“高主任，這下好了，我們國家不會再亂了。”他問，“為什么？”我說，“我們國家這十來年的混亂，還不是他們鼓搗的？”高主任趕忙說，“不敢亂說哈！等等，看看，看中央最后怎么說。”不管高主任怎么說，反正我心里是一肚子舒暢高興。 越日，會議倉促散會，通知各代表團立即返回原地。歸途中，見沿途各縣車站上都打出了“除四害，講衛(wèi)生！”、“打倒四人幫！”的橫幅標語。 返回呂梁后不久，形勢發(fā)生了變化，由原來的“反擊右傾翻案風”轉變?yōu)椤敖遗濉边\動。動亂時期，形勢反復多變，今日這派得勢了，整那一派；明日那一派得勢了，又整這一派。如此反復，如翻烙餅一般。中央發(fā)起“揭批清運動”，本意是要在肅清“四人幫余毒”，但在下面卻形成了“總站派”反對“兵團派”的狀況。那時文革過去己有好幾年，但人們思想中都還有派性觀點，我是總站派觀點，當然樂見新形勢的出現。但后來的形勢，卻與我所預料的情況大相徑庭。 　　夾在兩位相互斗爭的領導之間，我該怎么辦？ 財貿部組建之初，部里有兩位主任，高主任和史主任。高主任原是主持工作的副主任，但到揭批清運動開始后，地委又責成史主任負責領導揭批清運動了。二位主任都是好人，革命覺悟高，待人熱情，處事公平。起初，并未發(fā)現二人有何矛盾，運動開始后，發(fā)現史主任有將斗爭目標指向高主任的矛頭。原來，史主任參加革命早，資格老，抗日戰(zhàn)爭時，他在呂梁山上打游擊，和華國鋒、李立功都是戰(zhàn)友，他是13級干部，比高主任高三級。遠在1958年就被任命為汾陽大縣縣長（1958年，曾將交城、文水、汾陽三縣合為大縣，縣名汾陽縣，文水、交城撤縣為鎮(zhèn)。）而高主任是16級干部，1966年才任命為臨縣縣長。1975年財貿部組建時，地委任命高主任為主持工作的副部長，史主任位居其下，可能心有不釋。此外，呂梁建區(qū)后出現了山上、山下兩派斗爭的矛頭。史主任從山下文水來，高主任本身就是山上人，因而二人隱然被人認為是財貿系統山下派和山上派的代表。揭批清運動結束后，地委必將正式任命正部長。史主任想當正部長，就把高主任當作揭批清對象，想在政治上取得優(yōu)勢的思想應當是有的，我想這應當是史向高發(fā)難的原因。（這是自己的猜想，可能事實并不是這樣。）但運動一開始，史主任將斗爭矛頭指向高主任是明顯的。 發(fā)現這一情況，我心里很不自安。從公處想，兩位主任都是好人，兩個好人間的斗爭實在是一種悲劇，而且史主任將予頭對準高主任，其最終結果可能反而是對史主任十分不利，他想當正部長的愿望，恐怕要落空。從私處想，兩位部長都對我很好，他倆鬧起矛盾來會讓我左右為難，無所適從。 為了防止這種情況的發(fā)生，我想了很多，最后決定找劉鐵橋，想讓他給史部長做做工作。劉和我都是高部長推薦來財貿部的。劉是人大畢業(yè)，領導們對他自然器重，尤其是高主任，對他很好。部里分得一套宿舍，先分給了他，想來，他應當是對高部長心存感激的。而且運動開始后，發(fā)現史部長也很重用他，如果他能做史部長的工作，想來會起一定作用。我找他說了半天，他不置可否，臨了他說，“還是你自己去對史部長說吧”。 萬般無奈之下，我只好鼓起勇氣，自己去找史部長。我對史部長說：“我覺得這次部里把高主任作為重點對象恐怕不妥。第一，高主任文革中也是總站觀點，把他作為運動重點是不妥當的。第二、高是有名的‘老好人’，人緣很好，在呂梁山上有很深的群眾基礎，如果把他作為重點，恐怕有失人心，對運動不利。此外，高在高層也有較好的人際關系，地委王明山書記，李玉明、李庶民兩位副書記都對他印象很好。如果把他作為重點，恐怕反而對你產生不利的影響。”（當時給他仔細分析了很多，大致意思如上）史部長聽了我的話很不耐煩，非但不聽，轉首就將我的話匯報了分管財貿口揭批清的副專員朱勇。第二天，朱勇召開了財貿系統揭批清積極分子動員大會。我本是積極分子，但那天未通知我參加。大會上，朱勇副專員不點名地對我進行了批判。他說：“運動剛剛開始，有人就來威脅領導，說你不應當把矛頭對準某某人啊！這樣你就會被孤立！沒有好的結果。這是什么情況？這是階級斗爭的新動向！” 會后，有人把情況告給了我，很替我擔心。我聽了心里沒有害怕，只是覺得自巳有些可笑。小小干事，管什么閑事！這真是“我本有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啊！ 事情的發(fā)展，果如我所料。財貿部整高子泉的材料都是些雞毛蒜皮，沒有什么實質性的問題，運動中高只是下了二年鄉(xiāng)，下鄉(xiāng)回來，仍然是副部長。而史部長轉正的希望也未能實現，運動尚未結束，省里又從長治地區(qū)調來一位副部長范仁卿，位在史部長之上。（地委原是讓范任財貿部部長的，但范本不想來呂梁，就給省委書記王謙寫了一封信，說他是被“右傾翻案風刮出來的，他還想回長治”，王謙對范的態(tài)度不滿，就沒有批準呂梁讓范為部長的報告。）范仁卿之后，省里又從嵐縣調來一位邊春貴，在財貿部當了正部長，由是，史部長在財貿部成了位列第三位的部長。（邊與范的級別都沒有史高。）運動后期，史部長不幸得了結腸癌，之后就治病、養(yǎng)病，未能再參與財貿部的實際工作。我想，很可能是因心里不順，郁結成病的吧？這也可能是自己的猜想而已。 　　面對不正常的政治生態(tài)下的取舍。 呂梁建區(qū)之后，地直機關的干部職工大多來自于省里下放的干部和全區(qū)十三個縣調來的人。由于幾千年經濟、文化的差異，存在著平川人看不起山上人，山上人不服山下人的現象。不同地域的人匯聚到呂梁山上，受傳統文化的影響，在各單位就自然形成了不同鄉(xiāng)土文化的小派別，加上在各級機關單位中，領導間權利矛盾，就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團伙，統言之，就是山上、山下的矛盾。平常情況下，這種矛盾若隱若現，遇有調資、提干、評獎等事，這種矛盾就顯現出來，文革中形成的派性反而居其次了。財貿系統的矛盾就是以史平主任和高子泉主任為代表的山下派對山上派的斗爭。 運動期間，財貿部就是日日學習文件，討論，讓大家揭發(fā)批判，或揭發(fā)高主任的問題，或揭發(fā)系統內某些人的問題，等等。如果揭發(fā)批判的是兵團派原有的頭頭，那還說得過去，但財貿部矛頭指向的卻是高子泉這樣的好人，而系統內被揭發(fā)的對象大多是有總站觀點的人，有些還是原總站的鐵桿頭目。這使我感到十分煩惱，覺得財貿系統的斗爭方向完全錯了，這其實是宗派斗爭。 運動一開始，部里一個科長就來找我談話，讓我揭發(fā)高子泉部長的問題，說高阻撓我入黨，阻撓青年人的進步，使我不能順利加入黨的組織。這不是讓我平白捏造事實，污陷領導嗎？我給他講，這不是事實！事實是1976年我向黨支部遞交入黨申請書后，是高主任第一時間派人事科函調回我的《家庭歷史情況》的，只是因為運動的開始和其他事項的耽擱，才使我的入黨問題未能如期進入入黨程序。我怎能因此埋怨好人？我沒有成為他們攻擊高主任的炮彈，使他們對我很不高興。在這種情勢下，自己一個小人物當然無法扭轉形勢，運動中最好隱忍不言，免得自己受害。每次開會前，我都警告自已，“今天的會上自己千萬不要發(fā)言。”但一到會上，聽到別人無中生有地揭發(fā)系統內一些同志的所謂“問題”，我就氣憤填膺沖口批駁。我說：“某某同志原是臨縣總站派的頭目，他怎能是四人幫的殘渣遺孽？這不符合運動的大方向！”每次發(fā)表完言論，我就心里后悔，氣惱自已的性格，“我怎么這樣撐不住氣？”我對有些同志的能忍耐，有城府，喜怒不形于色的性格佩服不已，但自己就是做不到。有一次會上，政工科科長王卷堂對習天石說：“天石，我聽說你經常去劉漢儒家里，是這樣嗎？”習天石聽后，只是微微笑了笑，竟沒有言聲。（劉是原晉中地區(qū)副專員，文革中是著名的兵團派觀點，揭批清運動中住了監(jiān)獄。這種情勢下，習還敢去劉家，這無疑是嚴重的問題。再加上習天石也是高主任調來的，是高子泉的人，嫌疑之下，問題就更嚴重了。）如果是我，就會沖口為自己辯護，這樣，和王科長的沖突就免不了了。可習天石聽了這樣尖銳的責問，只是尷尬地笑了笑，沒有說有，也沒有說沒有，使王科長的箭射了個空，這個事也就不了了之了。古人說：“忍之須臾，乃全汝軀。”就是說習天石這樣的人啊！我真心佩服他。可是我就是做不到，這不氣人嗎？還有我的頂頭上司謝文華科長，也是個極有城府，喜怒不形于色的人物。揭批清中，一方面，由于他在縣里時與縣委書記政見不合，二者有矛盾。現在這個書記也調回財貿部當了部長。所以他是被當時領導關注、針對的人，本處于不利的處境。但由于謝在運動中謹言慎行，鋒芒不露。竟得涉險為夷，平安渡過，運動后期，被任命為行署糧食局局長，直至退休。 運動中，系統內雖有個別有政治野心和心術不正的人攛掇和挑唆耳根子有些軟的史部長，導致運動出現了偏向，運動的結果并未向他們所希望的方向發(fā)展。史部長本是一個正派之人，且運動后期省委又先后派來了邊、范兩位部長，財貿部本身在運動終了時竟得了個皆大歡喜的結果。干事之中有兩位提升為財貿部副科長，兩個科長和副科長被提拔為下級局的局長和副局長，而我，也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我雖未因個人的性格缺陷遭致大的挫折，但也在個別人的眼中被視為“被嫌棄”和“忌恨之列”，因為大的環(huán)境整體向好和領導層的公正所致，使“小人們”無所施其技而已，這實在是自已的萬幸。運動中唯一受害的是史平副部長，以他的資歷和能力，在財貿部當部長本在應有之義，地委在運動之初責成他主持財貿系統工作，我想也是這個意思。可惜他在運動中存了私心，受了小人的攛掇，才使得地委對他有了看法，改變了初衷。運動中后期，史部長患了結腸癌，之后就去北京看病，在文水家中養(yǎng)病，未能在部里有實質性的工作，直至離休回家。 但憑坦誠趟世界，見風使舵我不能。 哲人有言：“人生處世，當守時順勢，方能逢兇化吉，遇難呈祥。”可我的天性卻不是如此，遇事每以“情理”和“事非”決定取舍，有時還容易同情弱者，有意躲避得勢上司，這使我失去了一些機會和機遇，但卻使自己的良心得到了安寧。 揭批清運動中，正是史部長當紅得令之時，圍在其身邊者如蠅攢蟻聚，諛聲滿庭。等到運動后期，財貿部來了正部長，有些人眼見史部長失勢，就躲得他遠遠的，后來史部長因病在家休養(yǎng)，他有事欲來離石或到其他地方需用車，打電話給財貿部管總務的干事，該干事推三阻四，每每推托部里領導多，車外出不在，延誤史部長用車。世態(tài)炎涼，由是可知。該干事在老領導得勢時，巴結奉迎無所不至。老領導后來生病住院，該日日去醫(yī)院噓寒問暖，老領導知其為人，每心厭之。一日，護士當著此人的面對老領導說：“史部長，您的病宜靜養(yǎng)，不要讓人常來打擾。”老領導沖口說道：“我讓人家走，人家就是不走！我有什么辦法？”如果是別人，在此情勢下，一定再無臉來見老領導了。然而他臉皮比城墻還厚，之后仍日日來醫(yī)院，并為老領導洗屁股，搽藥膏，堅持數十日。終于用堅韌的毅力，改變了老領導對他的看法，對他說：“你呀，你呀，這樣一個好人，怎么就有哪么多人不喜歡你呢？”時移事異，才不幾天，老領導一失勢，此人立刻換了另一副嘴臉。正部長來了，他立馬又轉向正部長，各方面的巴結討好，最鮮明的一件事，是他以高大肥胖之身軀，竟花數日精力，親為部長挖菜窖，不僅為部長挖，還為與部長關系密切的下屬挖，出了多少身的臭汗？就不為人知了。工夫不負有心人，不久，此人就升為副科長，不久之后，又升為局級干部。 對于史部長，我心里是十分尊敬他的，在部里，他革命資格最老，為人正派，廉潔奉公，是好領導。運動中我勸他不要和高部長發(fā)生沖突，其實主要還是為他著想，保護高部長倒在其次。以我對高部長的了解，對他進行揭批，必定是無所收獲，不了了之。其結果，必將引起高層對史部長的反感，對史部長的仕途是不利的。后來事態(tài)的發(fā)展，不幸被我的預測言中，史部長結束了他一生的高光時刻，他雖然還掛著副部長的虛銜，實際在部里己無所事事，被徹底邊緣化了，大部分人己無視于他的存在。 揭批清運動之后，形勢發(fā)生了逆轉，在運動之初被投進監(jiān)獄，吃了幾年牢飯的劉漢儒副主任被解放了，成了分管呂梁財貿工作的行署副專員。運動中下了兩年鄉(xiāng)的高部長也回來上班了。因為運動中我為他說了主持正義的話，所以他很感激我。有一天他把我叫到辦公室，小聲對我說：“子文，我把你的情況介紹給劉專員了，（劉漢儒）你以后要多接近他，加深你們的感情。”我聽了后，滿肚子的無所謂，因為他們再次熱起來后，往日門庭若市的盛況再次出現，我一個不善于巴結領導，不會在領導跟前說中聽話的人，無事去找領導，不是自找尷尬嗎？所以我以后一次也沒有去找過劉專員，就是高部長的辦公室也是非公事沒有進去過，關系上反倒有些疏遠了。 與此相反，看著失勢了的史部長，我心里覺得他可憐，他每次從文水家中回來，我都會去看看他，問問他的病情，說些閑話，暖暖他的心。1980年夏，史部長到北京復查病情，我特地請求部里，陪他去了北京。這些情況被高部長覺測到了，覺得我心向著史部長，是史部長的人。我是從司機李懷亮和高部長的兒子高中林的嘴里聽到這一情況的。我心里那個委屈，好傷心。我對他倆說，請你們把話傳給高部長，我以為我和他的關系應當是兩心相印的關系，他怎么能懷疑我呢？我心里想的，我只要好好工作，就是為他爭氣，這不比多去他跟前走動好嗎？至于史部長，他一個失意的人，我去看看他，有什么好處呢？高部長遭難時，我同情他；現在史部長失勢了，我難道不能可憐他嗎？我就是這樣一個人。 雖然高部長對我有所懷疑，但他也沒有因此而給我穿小鞋。在財貿部和我關系最近的兩位領導，都是有缺點、有私心的好人。 　　如圖為財貿大樓舊址，地在現步行街北口，它與對面的“呂梁影劇院”和步行街南口西側的離石百貨大樓是離石城區(qū)街面上最早的大建筑。原來的地委財貿政治部、地區(qū)商業(yè)局、地區(qū)供銷社、食品公司都在大樓之內，現在是只有地區(qū)食品公司還在其內，其它空閑房屋都外賃作商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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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心安處是吾鄉(xiāng)之三

曾經滄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