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叔

繡云

值此清明節來臨之際，謹以此文悼念叔父 三叔 文/周秀云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在莒縣劉家官莊一帶，人們經常看到一位拄著雙拐的殘疾人，那就是我的三叔。三叔雖然病逝四十多年了，可他那憨厚里透著莊重的容貌總在我腦海里浮現，而且還時常在夢中相見，見到他來到我家，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有時聽他給我們講故事，有討夢見我幫他打水、掃地、燒飯、洗衣服……也許是忘不掉的緣故。三叔的一生是艱難困苦的一生，關于三叔的前半生對我來說是肓區，在我出生時三叔早就光榮的駕馭著雙拐了，所知一二還是從父親和大哥那兒獲息的。 三叔于1917年生于江蘇省（祖父全家逃荒遷居之地），也就是出生在一個亂世年代，由于家境貧寒，很小就與我父親學唱花鼓戲，為維持生計而流落街頭。三叔童年時期，家里生活實在維持不下去了，就跟著祖父居家北上，回到了祖籍——山東莒縣周家莊。回到家后更是一窮二白，在鄉親們的幫助下，全家人用泥塊和茅草垛起了三間草房，住的算是有了，可吃的就成了間題，父親就給地主當長工，二叔外出討飯（一去就再也沒有還鄉），七歲的三叔就去沂南給地主放豬養活自己，隨著年齡的增長和家庭生活的需要，三叔又給地主打短工、當長工，以微薄的收入貼補家人的生活，年復一年所得無幾，全家人依然過著衣不遮體、食不裹腹的生活。 三叔青年時期，正是國難當頭民不聊生的年代，自己的家鄉也遭受了日本帝國主義的燒殺和擄掠，莒縣城也淪為日本鬼子的據點，距自家500米遠的東營敦也成了日本鬼子和偽軍的窩點，國民黨、反動派及當地的地主、漢奸、還鄉團也日益囂張，內戰加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使“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家境也和全國眾多的勞苦人民一樣處在水深火熱之中。在“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全國愛國的同胞們，抗戰的一天來到了……”的怒吼聲中，三叔也和全國愛國的同胞們一樣，“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要為真理而斗爭”，在父親和家人的大力支持下，決定扛起槍桿保家衛國，因三叔沒有文化又沒有見過世面，就約了一個同伴邊討飯邊尋找人民的軍隊。在身無分文、饑寒交加的情況下，遇到了一支部隊，情急之下就加入了這支部隊，經短短一天的觀察，三叔覺的這支部隊不對勁，當時雖然不知道這是一支什么部隊，但他可以肯定，這不是窮人的隊伍也不是自己要找的隊伍（后來三叔才知道是國民黨的隊伍），當晚三叔就沒敢睡覺，連夜從營地的地溝里爬了出來，被地溝砬的渾身是傷，他不顧傷痛，繼續尋找人民的軍隊，通過慎重的了解和細心的打聽，終于在諸城以北找到了自己的隊伍–––八路軍（因知情的戰友都戰死疆場，本村同齡的人也都早已故去，具體入伍時間不祥，大約是上世紀四十年代初）。 三叔剛入伍后，就被編入隸屬八路軍三大主力之一的115師部下的一個偵察中隊，經過積極、緊張的訓練，不久就潛入敵后偵察作戰。三叔他穩重而勇敢，在執行任務時從來沒有暴露目標，偵察的敵情準確無誤，在解放莒縣、攻打莒縣城之前，因三叔熟悉莒縣地形，中隊就派他潛入縣城和營墩等敵人的據點偵察敵情，他便衣出入在敵戰區，想方設法摸清了日軍指揮部的位置，他扮成割柴草的農夫進行地下偵察，經過千心萬苦三叔和他的戰友把莒縣地盤上有多少個敵軍據點、有多少日軍、多少漢奸、多少偽軍摸的一清二楚。是年冬天，濱海軍區集中4個團另7個營和獨立第一旅一部共萬余人，向莒縣城發起進攻。在經過八路軍爭取且準備策反的偽縣保安大隊策應下，一舉攻入城內，殲日偽軍400余人，爭取偽軍3500余人反正，從而順利的解放了莒縣全境，使魯中、濱海軍民連成一片。這里面也有著三叔的一份功績。由于三叔為人誠實、作戰勇敢，入伍不久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后又被調到向往已久的威震魯南的老四團，成了一名鋼鐵的戰士，那時“叫老鄉，塊塊上戰場，老四團里把兵當……”的歌聲已響徹云霄、震撼了華東大地，鼓舞了老四團的士氣，也鼓舞了三叔的斗志。到了老四團以后，三叔更加勇敢，和他的戰友們同仇敵愾、英勇作戰，在反日偽大掃蕩的臨沂一代的戰斗中左腿中彈受傷，因當時醫療條件差，戰地環境惡劣，有時傷病員要日夜兼程隨部隊轉移，傷口感染逐漸惡化，整個受傷的那條腿腐爛壞死，不得不實行截肢手術，大腿以下全部截除，從此落下了終身殘疾。當戰爭的硝煙散盡之后，當鮮艷的五星紅旗高高飄揚在天安門城樓上空后，三叔便復員回到了養育自己的故鄉，象一粒黃沙落在復蘇的中華大地上。 三叔回到自己的家鄉以后，住著長兄嫂（我的父母）省吃儉用給他蓋的留做娶妻的兩間草屋，靠著國家每月補貼的5元錢和生產隊每年補助的人均口糧搭理生活，靠著雙拐支撐著走路。但是，生活總有諸多不便，金屬假肢又重又硬，蹲起都非常困難，每逢陰天下雨殘肢疼痛難忍，洗衣做飯都不方便，況且三叔他跟本就不會做飯，我母親孩子多又體弱多病，照顧不周，吃水燒柴都是我哥哥他們給送，基本的生活都得不到保障，更談不上娶親生子,可他總是想：只要鄉親們都能過上好日子，自己少條腿算得了什么，自己苦一點又算得了什么。三叔從未以殘廢軍人自居，從未向國家提過什么要求，可共產黨也從未忘記在戰爭年代浴血奮戰的老兵，每逢年底民政部門就給兩丈棉布做件新棉衣，有時也給撥點救濟糧，可三叔他獨身生活，身邊畢竟沒有妻兒照顧，作為兄長的父親與心不忍，幫三叔擺了一個小酒攤，就近趕集賣酒，每到公婆山集和蘭家官莊集，父親就早起五更，把三叔送到集上，用木炭溫點熱酒，賣給趕集好酒的人喝，這樣賺幾個零錢，買點熟食貼補生活。然而，在文革期間還被紅衛兵貼了大字報，污陷他當過國民黨，小酒攤被迫停擺了。記的我和同齡的侄女在七八歲時就能幫叔父干些零活，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和侄女有空就往三叔那兒跑，抬水、掃地、送柴、做飯的雜活我倆就包了下來，干完活三叔就給我們講故事，講抗日戰爭故事，講聊齋故事，講濟公的故事。（三叔受傷治療期間，刻苦參加部隊里的文化學習，識字量能達到小學語文水平，讀書看報不在話下），三叔當時負責收發報紙的任務，平時有空就看書、讀報，我的記憶中叔父總有講不完的故事。 三叔他畢竟是老革命，身殘心不殘，腿短志不短，無論時代風云怎樣變換，共產黨員的本色沒有變，為社會主義事業多貢獻的思想沒變，別看他不能為生產隊干體力活，可他在六、七十年代一直是生產隊的紅管家，既是生產隊的保管員又是打谷場的護衛員，他把雙拐在場屋門前一放，在門口一坐，盡管讀書看報，十里八疃的小偷小摸的就沒敢近前的。那時他雖然掌管糧倉大印，卻沒有多吃多占一粒糧食，有時還要吃救濟糧。在文革期間，這個地道的貧農還為貧下中農管理學校，經常拄著雙拐去鄉里的開會，為貧下中農說話辦事，為村里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公益性事業。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以后,改革的春風吹遍了祖國大地，給全國人民帶來了喜訊，也給殘廢軍人帶來了福音，三叔的工資也長到每月二十多元，縣民政局還給配上了一輛手搖三輪車，生活有了一定的改善。可歷盡滄桑、年過花甲的三叔卻得了惡性腦瘤，經醫治無效，于一九八四年七月初六在他居住的兩間草房里病逝，終年六十七歲。 三叔的一生，的確是兩袖清風，沒留下什么遺產，只留下了兩間破草房、一輛舊三輪車、一個殘廢證，也給我們留下了無限的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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