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被插隊落戶

時光

在清明節到來之際，僅以此文獻給在天堂的父親。 ———題記 1968年8月份，我升入初中。同時得知：父親所在機關紅衛兵組織決定，安排一批干部到農村插隊落戶，期限未定。而且，家屬與子女必須隨行。同時，插隊落戶干部必須交出現有居住房屋、遷出全家戶口落到插隊落戶農村。我的父親很榮幸被選中。那年，父親四十二歲。 我父親插隊落戶地點是在賓縣賓西鎮某屯（具體是哪個屯記不清了），他被安排住在一農戶的西廂房，這家農戶是一對年輕夫婦，男房東是一名復員軍人。按照當時政策規定，我母親與我及妹妹也必須同時辦理插隊落戶手續（我哥哥已經去黑龍江省生產建設兵團）并遷出戶口，我與妹妹還必須辦理轉學手續。為此，父親所在機關紅衛兵組織先后幾次派人去母親所在單位、商調母親隨父親插隊落戶手續，均被母親所在單位紅衛兵組織拒絕，理由是母親工作特殊他人無法替代。事實是，我母親所在單位那位紅衛兵頭頭曾經是我母親的學生。父親所在機關造反派頭頭見屬下辦事不利，親自去我母親所在單位協調，依然被我母親所在單位紅衛兵頭頭拒絕，這件事只好不了了之。所幸，我與妹妹不用轉學去農村了；所幸，我們現有居住房屋保住了；所幸，我們還可以與母親一起生活在城市里；這一切，歸功于母親有個好人緣。只是，苦了父親一個人在農村遭罪。 不久后，學校紅衛兵組織開始在新生中發展紅衛兵，還需要到學生家長所在單位去政審，我的心又懸了起來。因為，我哥哥申請去生產建設兵團時，政審就不合格。外調函里記載著父親檔案里有“特務嫌疑”、有“右派言論”記錄。后來，還是父親所在機關人事部門重新出具一份政審合格證明，哥哥才有資格去了生產建設兵團。后來我才知道，是父親的一名原下屬偷著給出具的證明材料。那么，我這次申請加入紅衛兵的政審能過關嗎？懷著忐忑心情，度日如年般煎熬著，多日后終于得到通知，我的政審通過了，我成為學校同屆同學中首批紅衛兵。 有一次，我母親趁著周末領著我與妹妹去看望父親。沒想到，父親躺在火炕上起不來了，看到這些我心里十分難受。要知道，父親這次回省城是為生產大隊購買農機具部件的；要知道，父親是為了給生產大隊省錢，才從省城扛著四十多斤的農機具部件一路搭順風車、再步行四十多里路走回生產大隊將腰拉傷的；要知道，父親是一名革命傷殘軍人（身上有兩處槍傷）；要知道，父親也曾在偽滿洲國讀過醫科學校的文化人。如今，他為生產大隊購農機具腰拉傷躺在涼炕上，還要背負“特務嫌疑”、“右派言論”的包袱，且生產隊對此根本不管，你說這叫什么事??！我一邊燒著火炕，一邊想著這些事，眼淚不由自主的流了下來。這時，那位男房東走過來，一面安慰我、一面幫助我燒炕。這位男房東告訴我，對于我父親曾經是一位老兵已然知道，所以愿意在力所能及范圍內照顧好我父親。這位房東的這番話，令我十分感動，還是復員軍人有素質，還是復員軍人有愛心。事實也確實如此，這位男房東，在后面的日子里一直關照著我父親，就連每日三餐都帶出我父親一份，雖然我父親有所回報，這份關愛還是十分難得的，特別是在父親面臨精神壓力、生活壓力時。還有，我父親確實不是逞強，他是想給生產大隊省點錢；還有，我父親對此沒有一句怨言，他一再強調是自己不注意扭傷腰的，他是怕母親去找生產大隊算賬?？墒侨缃?，父親腰扭傷，確實不能下地干活了，生產隊長卻三番五次找上門要求父親下地干活，根本不考慮父親是為生產大隊省錢受傷的，更不考慮父親腰傷是否能夠下地干活?？梢姡@是生產隊長對“特務嫌疑”、右派言論”份子的特殊照顧，你想不下床都不行啊。哎，這真是世態炎涼、人情淡漠?。∧且豢?，我的心拔涼拔涼的，我真不知道去怨誰、更不知道去恨誰。更加不明白，學生上山下鄉是解決再教育與就業問題，那么在職干部下放農村與就業無關，又與何有關呢？對此，當時實在想不明白。按現代人的說法，我那時候也挺激進的，想法也十分奇特。甚至，真想去做出格的事情，來排解內心的痛苦。最后，還是男房東夠意思，他硬是與生產大隊長叫板，才給我父親安排去馬棚喂馬閑差。 那時候，流行著一句話：“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背叛?！边@似乎，我們這些家庭有政治污點的孩子，必須要與家庭劃清界線，才算是真正的革命派。客觀地說，那個階段正是我們這些孩子的叛逆期，也是世界觀形成期，任何正面或者負面事情，都會影響到我們情緒、都會影響到我們世界觀的形成。父親被插隊落戶、父親傷病無人過問，這些事情嚴重影響到我對國家政策的判斷。畢竟，我的父母都是在哈爾濱解放初期（1946年）響應政府“一切為了前線、一切為了戰爭的勝利”號召，分別從“醫專”、“國高”報名從軍走向解放全中國的。那時候，他們沒有考慮個人得失；那時候，他們更不會考慮到過后會遭受不公平待遇；那時候，他們拋棄城市舒適的生活條件，選擇惡劣環境下行軍打仗，完全是信仰的力量。是政治信仰，支撐著他們參加解放全中國的戰斗；是政治信仰，讓他們克服著一個又一個困難。他們因傷病轉業回到地方工作，卻依然保持著革命軍人本色，毫無怨言投身到祖國建設中。也許，這些正是那代人所具有的素質與政治覺悟。如今，如此這般對待他們，確實不公平。 母親考慮到我與妹妹還要上學，她就向單位請假承擔起照顧父親的責任。父親腰傷一直不好，躺在炕上兩個多月。母親不會做飯，更不會使用農村雜草點火做飯，那兩個月多虧房東兩口子幫助，每次做飯他們都給我父母帶出一份，才讓父母吃上熱乎飯。后來，母親找到父親機關說明情況，父親機關紅衛兵不管。無奈，母親只好去父親所在機關門口向路過人說明父親現狀，父親單位紅衛兵才被迫允許父親回城醫治。經過近半年的調養，父親才可以扶著東西慢慢行走，在這期間，都是我妹妹做飯。當父親得知房東給他爭取到馬棚喂馬的閑差后，父親又馬上趕回了農村。 這件事，讓我第一次靜下心來思考社會；這件事讓我第一次靜下心來思考社會關系；這件事，讓我第一次靜下心來思考人生；這件事，讓我第一次靜下心來思考自己的未來。當時，我明白了一個道理，自己可以規劃自己的人生，卻決定不了自己人生的走向。因為，我們面前只有上山下鄉一條路可走，并沒有其他選項。我不想下鄉，可決定權不在自己手中，只能上山或者下鄉。內心的糾結一直在延續，內心的抗爭一直在進行，前途渺茫，父親的“特務嫌疑”、“右派言論”陰影一直籠罩在我的腦海中，揮之不去；前途悲觀，“血統論”決定了我只能委曲求全、低三下四活在別人的陰影下，不敢有所放肆。這是真的，當時我只能靠看閑書來麻痹自己，來打發時間。 一九七零年底，我正在市體育館里與一位小學同學打乒乓球。這時，一位穿軍裝的軍人走過來問我，是否愿意去當兵。我告訴他，我愿意去當兵卻不認識武裝部里的人，這位軍人給我寫了一張紙條，讓我第二天憑著這張紙條就可以報名參加體檢與政審?；氐郊?，我把這件事告訴給母親，母親支持我去當兵，并同意我去報名。對了，到部隊后我才知道，那位給我寫推薦信軍人是師里乒乓球隊隊長。 體檢過關了，政審居然也過關了，當我穿上新軍裝時，我感覺這一切都不現實。到部隊后，我還是能按照部隊條列要求嚴格約束自己，表現還是不錯的?？上?，連長曾親自到父親所在機關政審，回來告訴我父親“特務嫌疑”、“右派言論”結論，入黨是沒有希望了，不過，這些并沒有影響我的正常訓練和生活。在當時，一個人當兵五年入不上黨，確實很丟人，可也沒有辦法。 對了，我父親是一九七四年被調回原機關的。父親執意去開車，領導拗不過只好答應。不過，腰傷一直伴隨著父親，父親只好借助腰圍子來解除病痛。直至“四人幫”被打倒，父親才返回干部崗位，直至幾年后父親才被徹底平反。 一九八一年夏季的一天晚上，家里來了許多人，光是停在大院門口的轎車就有十余輛。按現在的話來說，來的人只有在電視中見過。也就是那次，我才了解了父親“特務嫌疑”、“右派言論”的真相。原來，來的這些人中有相當級別的領導、還有律師、還有電視臺人員。這些人來我家的目的，是與我父親商談購買一塊私人土地及土地上附屬建筑物的。通過他們之間的交談得知：父親很小的時候，就被姑姑領養正式辦理了收養手續，并由農村帶到了哈爾濱。當時，姑父由德國留學回來創辦了一家規模較大的工廠，他們夫妻沒有孩子，便將我父親當自己孩子養，一直供我父親上學直至上醫專。那時候，前蘇聯紅軍打進哈爾濱，姑父與姑姑害怕被鎮壓，就連夜逃跑了（當時父親在學校住宿），他們跑到北平后生活了一段時間，一直不敢回哈爾濱，后死于戰亂（這些都是政府做出的結論）。當初，姑父在哈爾濱發電廠附近購置的一處蘇聯人房產，包括一個很大的大院。姑姑姑父出逃后，這里便被閑置了（在房屋管理部門有購置手續），而我父親是此處房地產登記在冊唯一擁有者。這次政府要開發這塊土地，只能找我父親商談購置事宜。我父親就是因為當年姑姑姑父失蹤，而背負上“特務嫌疑”的。這次政府要開發這塊土地，安排專人查找姑姑姑父下落，這些人在北京找到姑姑姑父死亡證明，才為我父親洗脫“特務嫌疑”罪名。這次，我父親決定放棄了繼承權，徹底擺脫政治陰影，將這塊土地無償轉讓給政府，對此決定母親表示支持。同時得知，當年反右運動是給指標的，父親當時是單位的黨支部書記，他主動認領了指標、主動領取了“右派言論”這頂帽子。 哎，難怪父親一輩子寡言；哎，難怪父親只知道干家務。原來他是有難言之隱，原來他是為別人著想啊。也是，如果政府早些查找到姑姑姑父，我父親就不可能背負“特務嫌疑”罪名；也是，如果父親不去主動領取“右派言論”指標，他也不會委屈這么多年。如果沒有這兩條罪名，父親也不可能被插隊落戶，更不會拉傷腰、疼痛半生。 干部插隊落戶農村，早已成為歷史，那代人也所剩無幾。只是，我們不應該忘記那段歷史，畢竟這些人曾經為農村發展做出過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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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被插隊落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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