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行之十九：梁林系列：梁上君子（下編）此恨綿綿

涂伯伯

青年時代的梁先生 1949年9月29日，在第一個國慶節前兩天，梁先生給自己的女兒梁再冰寫了一封長信，信中這樣寫道:“我得以參加這個開國盛典，（指的是“第一次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實在感到光榮與興奮。當兩個月前我設計改造中南海懷仁堂會場時，再也想不到會來坐在這代表席上的。……在一次討論國旗、國徽、國歌的會中，我得以進一步認識了毛主席。……當晚散會之前，我們圍著毛主席高聲同唱第一次的'國歌’，高興興奮無比。那是最可紀念的一夕。”（梁再冰：《我的父親母親》） 由林先生主持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設計圖（右下） 是的，自北平解放以來，梁先生一直被新生政權視為“座上賓”。先是和平解放前夕，解放軍奉命請他標示北平最重要的古建位置圖；其次是解放戰爭前夕，中共中央再次委托他編撰《全國重要建筑文物簡目》，以備大軍南下之用。再往后，人民政府禮聘他擔任清華大學營建系教授兼系主任、禮聘林徽因擔任營建系教授；繼后，更讓他和林徽因參與國徽與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凡此種種，無不顯示共產黨對歷史文化的珍視、顯示共產黨對他個人和知識分子的尊崇。所以，梁先生這封信的字里行間，都洋溢著欣喜。所傳達的情緒，不說是春風得意，至少也有點受寵若驚。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梁先生與學生在一起。 所謂“士為知己者死”，作為深受傳統儒教影響的知識分子，此時的梁先生一心想著的就是“涌泉相報”。至于如何回報，當然就是利用自己的專長，在古代建筑的保護——特別是北平古城的保護方面，提供最科學嚴謹的方案了。而梁先生的這一想法，不但和最高領導“繼承遺產、繼往開來”、“民族氣派”、“民族精神”的文藝主張暗合，甚至和北京市最早的城市規劃也相吻合。 五十年代初，正當盛年的梁先生。 1949年5月22日，北平剛解放不久，就在北海公園畫舫齋成立了“北平市都市計劃委員會”。這是一個專司城市規劃的機構，它的基本任務是“在保持北平為一文化中心、政治中心及其歷史古跡和游覽性的原則下，把這個古老的封建性的城市變為一個近代化的生產城市。”而眼前最緊迫的任務，就是要規劃北平的“新市區”，以供大量的行政機關及其隨行親屬使用。梁思成、王明之、鐘森、華南圭等著名的建筑師、建筑學家都赫然在列。十分有意思的是，在這些著名的專家學者中，梁先生是最堅定的“全面保護古代建筑派”，也是堅決主張保持北平舊城風貌，另在西郊辟地修建“新市區”的建筑師；而資歷更老的華南圭先生卻是“部分保護古代建筑派”。更明確地說，華南圭先生認為故宮、頤和園等最重要的大型古建筑群可以保護，至于城墻、牌樓等可以不必考慮。 梁先生手繪古建構件。 慶幸的是，雖然這兩派觀點迥異，但北平市人民政府最終還是選擇了梁先生，不但任命他為都市計劃委員會的副主任，同時授權他帶領清華大學營建系全體師生設計西郊新市區草圖。梁先生喜不自勝，在給梁再冰的信中，樂呵呵地告訴女兒：“我這幾個禮拜來，整天都在開會，在機構的組織和人事方面著忙。四面八方拉建筑師來北京，組織公營建筑師事務所、組織都市計劃委員會的企劃處，等等。”而被他拉來的一員干將，就是旅英8年，師從建筑大師阿伯科隆貝爵士及賀而福勛爵、專攻城市規劃的陳占祥。 五十年代初，梁先生在病榻上與林先生商量國徽設計方案。 1949年10月,33歲的陳占祥從上海來到北京，就任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企劃處處長，（《政務院三十次會議通過四項任命名單》《人民日報》，1950年4月30日第3版。）同時，兼任清華大學建筑系教授，主講都市計劃學。 梁先生與陳先生 這是兩位接受過西方建筑理論教育、又深諳中國建筑精髓，同時對新中國、對北京城深懷情感的建筑師。所以，一旦委以重任，讓他倆主持“北平新市區”的規劃設計，以他們的熱情和智慧，必然會描畫出絢爛的圖景。 張先得先生繪:1957年的北京內城東南角箭樓。 事實果真如此。說來也怪，盡管從年齡和經歷看，陳先生和梁先生都有較大差異。但是，在如何規劃北平新市區的基本構想上，兩人卻出乎意料地高度統一。共同的想法，都是“把新市中心遷出老城、盡全力保護北平古城風貌、把北平建成為如華盛頓那樣、沒有大型產業的行政中心；如羅馬、雅典那樣的歷史文化名城。”（陳愉慶：《多少往事煙雨中》） 張先得先生繪:1957年的北京右安門城樓。 那是一個共同做夢的日子。有無數個日夜，在清華園新林院八號的梁先生故居，梁先生、林先生，以及陳先生和建筑系的才子程應銓等，都匯聚一堂，憧憬著新北京市的未來圖景——他們憧憬著北郊的新城市中心：那里不但是中央機關的辦公區，還擁有玉淵潭、釣魚臺、蓮花池、金魚池，以及從什剎海直達昆明湖的綠色水道……是一處水域廣闊、時時可聽柳浪聞鶯、處處可見畫舫短橈的活水公園。 梁先生手繪:北京城墻立體公園示意圖 他們還憧憬著在39.75公里的城墻上，遍植花木，修建起圖書館、老人活動中心、少年之家……供人們休憩游玩、供人們登高賞月，使之成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長達四十公里的空中花園！ 他們還計劃引永定河水入護城河，這樣就可以把阻礙城門口交通的環城鐵路向較遠方向遷移，而騰出的空地就可以和護城河一起，組織成和城墻平行的綠帶公園。他們甚至暢想著拆掉中南海圍墻，讓它和北海連城一片后，北京城內波光瀲滟、姹紫嫣紅的醉人畫圖。…… 上世紀初的北京老城墻與城樓 一言以蔽之，他們太愛北京城了！他們在竭盡全力守護這堪稱稀世珍寶的古都，他們是蘸著自己的心血描畫北京未來的藍圖！就像陳占祥先生晚年回憶的那樣：“我們見過國內外那么多的城市，正因為見得多，才有比較，才更清楚北京有多么獨特、多么珍貴；她是世界所有城市中獨一無二的，任何城市不具有與北京的可比性。”（陳愉慶:《多少往事煙雨中》） 五十年代初期，深受中國人敬重與優寵的蘇聯專家。 然而，事情的轉變來得太突然。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六日，以阿布拉莫夫為首的十七人蘇聯專家代表團抵達北京，他們此行的目的是幫助北京研究市政建設，草擬北京的城市規劃方案。1949年12月，時任北京市市長的聶榮臻主持召開了城市規劃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北京市各部門領導、在京蘇聯專家，以及梁思成、陳占祥等人。會上，蘇聯專家巴蘭尼克夫提出要以天安門廣場為中心，在長安街兩側建設新中國首都的行政中心。同時，將北京建設成大工業城市，以提升“無產階級”的人口比例。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建筑學家華攬洪先生（左）與陳占祥先生在一起。1957年，他們雙雙被錯劃為“右派分子”。1999年，又同時被“摘帽改正”。 蘇聯專家的規劃方案讓梁思成和陳占祥大為震驚。因為，這是任何一個受過系統城市規劃專業訓練的人，在面對千年古都時，都不應該產生的無知設想。更加現實的是，當時的北京城區，總面積僅有62平方公里，除去故宮、“三海”、各大公園占地，僅剩下了52平方公里。在這52平方公里的面積內，已經容納了130多萬人，人口密度達21400余人/平方公里，遠超8000余人/平方公里的現代標準。而預期的中央機關及其眷屬的人口總量又將達到60萬人。十分顯然，如果硬將這些占地龐大的行政機關和60萬人都塞進北京老城，勢必拆毀大量的房屋、動遷大量的居民，并不可避免地損毀大量古建、破壞古都風貌。更何況，拆遷成本加上建新居成本，再加上為行政機關及其眷屬修建新房的成本，遠大于另辟新區的成本。諸種因素的權衡比較，都證明蘇聯專家所謂“拆舊建新”方案是“下下之策”。 老年陳占祥，歷盡磨難、風度依然。 在全場啞然的沉悶氣氛中，33歲、不諳世事的陳占祥先生站了起來，不假思索地說出了自己和梁先生對北京未來規劃的意見。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規劃思路，前者，代表著固守十九世紀歐洲傳統，“以高大建筑陣列道路兩側”，凸顯城市繁榮與恢弘壯觀的規劃理念；后者，代表著20世紀最新的“有機疏散”城市規劃理念，不但可以最大限度保存北京城的歷史風貌，而且可以有效解決交通疏散、減少環境污染。會上，梁先生和陳先生同蘇聯專家據理力爭，被逼急了的巴蘭尼克夫不得不放出這么一句話，那就是：莫斯科的規劃就是這么搞的，而且，這樣的規劃是斯大林認同拍板的。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被拆毀的東四牌樓。 “蘇聯專家”、“斯大林同志”，稍有政治嗅覺者，都該知道這意味著什么。遺憾的是，陳占祥先生少小離家，久居海外，剛剛回國三年，不要說摸不清“人民政府”中的人情世故，就連“國民政府”治下的人情世故也未必了解。梁先生呢？雖然比陳先生大十幾歲，奈何他也沒有經歷過共產黨主導的政治運動，又是一個只認死理的主兒。不但堅持己見，而且決意將這些意見形成為更加詳備和具體的文字方案。 這就是著名的“梁陳方案”的封面 1950年2月，長達二萬五千字的《關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完稿，梁先生自費印發了一百多份，分別送到中央人民政府和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各機關及首長處。中國城市規劃史上著名的“梁陳方案”由此誕生。4月10日，眼見“建議”如石沉大海般杳無聲息的梁先生，心有不甘，于是提筆，給周總理寫了一封信，懇請總理能在百忙中賜閱，梁先生在信中再三陳情：“北京目前正在發展的建設工作因為行政中心區位置之未決定而受到影響。”（王軍:《城記》P97）企盼中央早日定奪。 “梁陳方案”中，關于西郊新城的規劃概圖 出人意料的是，梁先生上書十天后，迎來的不是認同和稱許，反而是詰難與攻擊。有人指責他們是“與蘇聯專家分庭抗禮”、有人指責他們是“否定天安門作為全國人民向往的政治中心”。梁先生不為所動，抱定了不撞南墻不回頭的決心，不看到“方案”塵埃落定，就力爭不止。1950年10月27日，重病纏身的梁先生，再次致信彭真市長等人，呼吁早日確定中央行政區位置。這次，彭真才告訴他，北京城市建設的方針是“為生產服務，為勞動人民服務，為中央服務”。還說，有一次毛主席在天安門上曾指著廣場以南一帶說，“以后要在這里望過去到處都是煙囪。”過了不久，蘇聯專家的規劃方案得到了毛澤東的認可，毛澤東指示：“照此方針。北京市的規劃就這樣定下來了，即以舊城為基礎進行擴建。” “梁陳方案”中，西郊新城各機關規劃概圖 “人生若只如初見，何事秋風悲畫扇。”我不知道，當年的梁先生，是否憶起過納蘭性德的這句詩？又或者，是否產生過“欲箋心事無處寄”的悵惘？但我相信，梁先生理想的頭，一定碰上了大釘子！ 1954年10月1日，彭真與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 1953年6月，中共北京市委重新成立了一個以鄭天翔為組長、黨的干部和政治堅定的技術人員為組員的“規劃小組”，并聘請蘇聯專家巴拉金擔任指導。因為該小組的辦公地點在北京動物園暢觀樓，所以又被稱為“暢觀樓小組”。“暢觀樓小組”的成立，意味著梁、陳二先生不再參與北京市總體規劃的編制，意味著“梁陳方案”被最終放棄，更意味著新中國在城市規劃上所選定的“路線”，一定是“文化服從建設，一切服從政治”。這也就預示著“社會主義建設高潮”、必須也必然以毀滅歷史建筑為代價、而摧枯拉朽般在北京、在中國蔓延—— 上世紀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正被拆毀的北京城墻、城樓 從1953年5月開始，北京開始大規模拆除古建筑。重病纏身的林先生和心身疲憊的梁先生八方奔走、四處呼號，乞求刀下留城。為了心愛的北京，梁先生甚至不惜與彭真翻臉。說：“在政治上你比我先進五十年，在建筑上我比你先進五十年！”（《一代宗師梁思成》郭黛姮、高亦蘭、夏路編著）然而，在那個令人癲狂的燃情歲月，又有誰會垂憐這一對“保守”、“僵化”的不識時務者呢？于是，這一對視文化、視古建如生命的愛國知識分子只有仰天長嘆： 上世紀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正被拆毀的北京城墻、城樓 “五十年后，歷史會證明我是對的！”“你們要拆的是有著近700年歷史的真古董…… 你們會后悔的，將來再復原的全是假貨！”1953年，景德街牌樓、左安門、阜成門、朝陽門城樓、箭樓和甕城被拆；1954年，東四牌樓、西四牌樓和地安門被拆；1956年，朝陽門城樓及右安門箭樓、城臺、甕城被拆；1957年，永定門被拆；1958年，右安門城樓、東便門城樓、東直門城樓臺基被拆；朝陽門箭樓拆除完畢；1965年，東直門城樓、宣武門城樓被拆；1969年，安定門城門及箭樓被拆除；1970年代，阜成門城樓及附近城墻皆被拆除；截止2024年，北京城原有的3000多條胡同，僅剩下了不足一千條。…… 上世紀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正被拆毀的北京城墻、城樓 德國詩人荷爾德林在小說《許佩里翁》中，說過這樣一句話:“人想把國家變成天堂時，總是把它變成了地獄。”（《荷爾德林文集》第29頁）我相信，這就是當年的古代建筑保護者，為什么后來會變為破壞者的根本原因。 上世紀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未被拆毀的北京城墻、城樓 熟悉梁先生的人說，在那個年頭，有無數個日夜，都會看見一個瘦削矮小的“老頭”，癡癡地守護在拆遷現場，他就是那個把一生奉獻給中國古建筑研究、那個說“拆掉一座城樓像挖去我一塊肉；剝去了外城的城磚像剝去我一層皮”的梁先生。 1955年拆毀的、具有800年歷史的慶壽寺雙塔 1954年，陳占祥先生被調出清華大學，改任北京市建筑設計院工程師；1957年，陳先生被錯劃為“右派分子”；1958年，陳先生被送去昌平附近的沙嶺綠化基地勞動改造，每天和一群右派分子上山挖“魚鱗坑”種樹。22年后，陳先生被“摘帽”改正。同年，被調入中國城建總局城市規劃研究院任顧問總工程師，并兼任《城市規劃》雜志（英文版）主編和清華大學等校教授。 1952年9月，梁林二先生接待英國建筑學家斯金納 1955年初，梁先生和林先生因為病重，雙雙住院。豈料就在此時，繼電影《武訓傳》的批判以后，毛澤東又發起了對所謂“大屋頂”的批判。他說：“大屋頂有什么好？道士的帽子與龜殼子。”并把批判梁思成的任務交給了彭真。（王軍：《城記》P152）一時間，《人民日報》牽頭，全國響應，掀起聲勢浩大的“聲討大屋頂”運動。梁先生首當其沖，成為被批判對象，并被迫在報紙上公開檢討。同年四月一日，五十一歲的林徽因先生不幸病逝。死前，還喊著梁先生的名字。 上世紀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梁先生和女兒梁再冰 1966年，“文革”蜂起。梁先生被作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和“國民黨潛伏特務”遭受野蠻的暴力批斗，被整得不能行走。以至接受批判都要用小推車運往現場。1972年，重病纏身的梁先生在惶惶不安中溘然長逝，享年71歲。彌留之際，還念叨著北京城未來發展必將面對的問題。 1960~1970年代，被拆毀的北京天橋禮拜寺 “我們用十幾張圖紙和兩萬多字的建議書完成了一份使命，后來才知道，這是要用一生去承擔的責任。”這是陳占祥先生晚年對自己女兒說的一句話。而我們呢？我們錯過了梁先生和陳先生的這一份“建議書”，將會用幾代甚至幾十代去承擔這份責任！半個世紀過去了，當更多的歷史檔案解密，人們才知道，當年，毛澤東聽聞“梁陳方案”時，說過這兩句話：“中南海皇帝住得，我為什么住不得？”“有那么一個教授，要把我們從北京城里趕出去。”（林洙《建筑師梁思成》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1996年第1版）”。“北京拆牌樓，城門打洞，也哭鼻子，這是政治問題。”（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可惜的是，當年的梁陳二先生，哪有如此的靈通、又哪能參透“科學問題”后面所隱藏的“政治玄機”呢？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梁先生和林先生 “在光影恰恰可人中，和諧的輪廓，披著風露所賜予的層層生動的色彩。”“無論哪一個巍峨的古城樓，或一角傾頹的殿基的靈魂里，無形中都在訴說，乃至于歌唱，時間上漫不可信的變遷。”（《林徽因文集·愛上一座城》P11-P12《論中國建筑之幾個特征》）這是林先生對中國建筑吟唱的最優美動聽的頌歌，是生活在鋼筋混凝土中的我們無從領略的曼妙之音。望梅止渴，聊勝于無。望著一座座寄托著鄉思鄉愁的古建筑、古街巷慢慢消逝，再一次朗讀林先生書寫的文辭，就權當是對故人、對故物，以及對所有值得懷念的人、事，念誦的招魂之曲吧！ （本編完全文完） 2025年3月26日畢 鳴謝:本篇圖片大多采自網絡，謹此向原作者、轉發者致以真誠的謝意。如有侵權，請聯系筆者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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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行之十九：梁林系列：梁上君子（下編）此恨綿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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