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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故|張養浩,一個耀眼的濟南文化符號

@東風吹@戰鼓擂@

<p class="ql-block">  張養浩1270年出生于濟南,那時候是至元七年(元世祖忽必烈年號)庚午,南宋朝廷還在臨安支撐著。他逝世的時候是1329年,元天歷二年己巳,逝于陜西抗擊旱災的任上,享年六十歲,逝后歸葬家鄉濟南柳云莊。在漫長的歲月里,人們只知道他是一位杰出的散曲作家,鮮知他的為官和為政。柳云莊那座墳墓埋住了太多有關他的信息。他在《元史》有傳,不足兩千字,只有行蹤大略,沒有思想軌跡可循,以至后來的我們只能從他的著作《三事忠告》《歸田類稿》和56首散曲中解讀他的歷史貢獻。他出生的次年,即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占據著中原的蒙古統治者改國號為“元”。從這個歷史階段上說,張養浩就是“元”人,而不是南宋遺民。</p> <p class="ql-block">  細讀張養浩,濟南是他的出發點,也是他的歸宿地。在六十年生命中,他幾次從濟南出發,又回到濟南;再出發,再回歸;他是一位真正把根脈留在濟南的文化巨星。研究濟南文化歷史,張養浩是一根重要的支柱。不知什么原因,當我們津津樂道于那些文化過客的時候,卻忽略了這位本鄉本土的偉大作家和政治家。解讀張養浩,濟南是他的起點,也是我們敘述的起點。</p> 張養浩墓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 style="color:rgb(255, 138, 0); font-size:20px;">畢生致力民族和諧的政治家</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張養浩生活的時代,民族矛盾激烈沖撞。元朝統治者把社會人群分為四等,分別是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色目人是跟隨蒙古貴族征伐的西亞及歐洲人,漢人和南人是劃江淮分居的漢族民眾,這一分野嚴重地撕裂了中華文化的社會。沒有國家的和諧,就沒有良好的經濟發展,張養浩告訴元朝統治者要“重民”,他說“國之所以昌,四夷之所以靖,朝廷之所以隆,宗廟社稷所以血食悠久者,微民不能爾也”。一開口就拋出了國家治理的根本命題。他在說,國家昌盛,四海安寧,宗廟社會能夠綿延不絕,全依賴于普天下的民眾。此言即出,就把那四個人群的分層給否認了。</p> <p class="ql-block">  1289年,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張養浩走上仕途,那一年他20歲。完全是一個機緣,在此前一年,他行走于今天的濟南明府城一帶,泉流縱橫,柳荷染晴,偶然一瞥,見到了聳立的白云樓,那是為元朝開國立下戰功的張榮的府第。他仰慕英雄,寫下一篇《白云樓賦》,沒想到這篇賦被山東按察使焦遂看到,羨他文華出眾,薦他為東平學政,是當時的教育局長。元朝立國初年沒有科舉制度,元朝統治者治國亟需漢族知識分子,就采取薦官的舉措。三年后,張養浩從東平學政職位上離任,去了大都,他是抱著追求學問的心態去的,在京師拜見了當朝的文化大家姚燧,甫一露面就被舉薦為禮部令史,繼而又被中書省平章政事不忽木推薦為御史臺掾吏。他在御史臺坐了三年,28歲時轉任中書省掾屬,八年后,36歲選授山東堂邑縣尹,即現今的聊城市堂邑鎮。堂邑舊時為縣治。張養浩重新回到山東,成為一方主政??h尹的職位讓他有機會接觸到底層人民,也考量著他為民和施政的良心。他的施政心得為“牧民忠告”講善待民眾;“風憲忠告”講官員的風紀、守則和作風;“廟堂忠告”講為政之道;合稱《三事忠告》。從這三個層次的忠告上看,他向歷史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歷史的答卷從來是交給人民的。他對堂邑縣的施治從某種程度上說是對元代酷政的治理。由于民族矛盾無法化解,元朝統治是殘酷的,即使漢族知識分子走上縣尹的官位,旁邊也要安排一個蒙古人或色目人監督施政,這個監督者的職務叫“達魯花赤”。比如至元年間的平章政事阿合馬就是烏茲別克斯坦人,他利用發行貨幣之權斂財,富可敵國,落得被刺殺的下場。張養浩決心打破元朝統治者對漢族人民的專治,堂邑縣的達魯花赤設立了一個“朔望參”制度,規定每月初一、十五兩日,已經獲得釋放的“罪犯”仍然要到縣衙匯報自己這半個月內的行徑。張養浩了解到,這些所謂的“罪犯”不過是犯些小過錯的漢族百姓,完全是酷政。而堂邑縣有一個惡霸叫李虎,勾結達魯花赤,魚肉鄉里,人民恨之入骨而不敢言,成為當地的黑惡勢力而不入刑。他查實李虎罪行,毫不猶豫地出手正法,并廢除“朔望參”。這是對元朝統治制度的一次沖撞,他贏得了人民的信任。主政堂邑三年,恢復了那里的農耕生產,經濟復蘇,民生樂道,秩序井然,卸任后堂邑人民為他立“去思碑”以資懷念。</p> 錦云莊旁錦云湖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 style="color:rgb(255, 138, 0); font-size:20px;">用儒家文化改造“馬背”文化</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元朝統治者以馬背文化的信念征服天下,執政后仍津津樂道,然而馬背上的精神碰到中原的農耕文化一籌莫展。農耕文化是以儒家理念作為道德和行為準則的社會共識,于是元朝大量使用漢族知識分子參與國家治理。我們發現一個歷史現象,無論是元還是清,都是少數民族走上華夏政治舞臺,一旦走上這個舞臺,他們的馬背和刀槍都不好使了,紛紛滾鞍下馬,拜倒在中原儒家的廟堂之上。所以中華民族的文化是一個階梯一個階梯不斷漸進的,從來沒有中斷。</p> <p class="ql-block">  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張養浩獲得了一個機會,擔任太子文學。這個“太子”不是武宗的兒子,而是武宗的弟弟,后來承襲帝位的元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那一年張養浩三十九歲,他向愛育黎拔力八達詳細講述了儒家治國的道理,深深地影響了這位未來的君主。四年后,這位“太子”繼承皇位,拜張養浩為禮部侍郎,下詔在全國重修孔廟,翻印儒家經典供朝臣閱讀,同時恢復科考。一系列的舉措都來自張養浩當年的文化灌輸。他祭起儒家文化的大旗,從一個局部開始改造著元朝的治理結構,既有膽略又有創建,由此一步步走向國家高層。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經歷,這一年他與禮部尚書元明善共同開創了元朝的開科取士,結束了任人唯親的提攫制度,打開了為國家輸送人才的渠道。濟南的張起巖就是通過這次考試一舉奪得狀元。</p> <p class="ql-block">  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張養浩捍衛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從本質上說仍然是捍衛著一個民族的和諧。他說,“嘗謂愛民者無過于天……王者知其如是,凜凜焉未嘗不以民生為重,聞其害則除之,睹其利則舉之,牧守非其人則易之。”他把愛民、重民看作是天道,君王一定要懂得這個道理,一切詔令應以重民為本,凡是不利于百姓的事就要鏟除它,凡是有利于百姓的事就弘揚它,地方官員(牧守)做出于民不利的事就換掉他!其實就是儒家的仁政和德治。</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 color:rgb(255, 138, 0);">  廉政不虧心于民</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張養浩49歲擢升為禮部尚書,50歲任參議中書省事,進入元朝的中央決策機構。從20歲任東平學正開始,在官40年,政績卓著,既有基層的治理經驗,又有高層的決策智慧,他是一位面對拜命,常常自省的官員,他說,“拊心自省,有何勛閥行能,膺茲異數?茍要其廩祿,假其威權,惟濟己私,靡思報國,天監伊邇,將不汝容?!笔钦f,捫心自問,你有什么殊勛或者行品與德行得到這樣的官祿呢?憑著這樣的權勢,如果只想滿足自己的私欲,不思報國,上天的監督無處不在,絕對不會寬宥你!</p> <p class="ql-block">  他永遠對職位懷有敬畏心,說,“士而律身,固不可以不嚴也,然有官守者,則當嚴于士焉;有言貴者,又當嚴于有官守者焉。”這是他的“風憲忠告”。風憲者,人身作風的優良規則,即今天精神文明建設在元朝時的表述。他指出,讀書人明白道理就不能放縱自己,不能不自律;為官的人因為有責任在身,應該比讀書人更嚴格要求自己;有向朝廷進言權力的監察御史們,因為你監督別人,更應該嚴格率先垂范。</p> <p class="ql-block">  自律而生廉。廉者為官才能體恤民之艱辛?!爸孛瘛辈皇且痪淇赵?,而在朝野生生息息之間,他在任上進一步忠告,“普天率土,生人無窮也。然受國寵靈而為民斯牧者,能幾何人?既受命以牧斯民,而不能受公廉之心,是不自愛也,寧不為世所譏耶?況一身之微,所享能幾?厥心溪壑,適以自賊。”這是自省后的自律。他在說,普天之下,民眾無涯,為什么選你做了民眾的官長呢?既然受命,就要有愛民之心,公廉之心。一個人身微,需求也微,如果貪心像溝壑一樣難以填滿,雖在官位,無異于賊!</p> <p class="ql-block">  好一個“適以自賊”,他把為官的貪欲與賊比量,官之賊比盜之賊更讓人民不恥,在為官的道德層面劃下了一條警戒線,這種自警自戒自律在歷代官員中是少有的。張養浩不是在官場說漂亮話,他發出了由衷之言。再看他的散曲《雙調·折桂令》:“想為官枉了貪圖,正直清廉,自有享衢。暗室虧心,縱然至富,天意何如?白圖甚身心受苦。急回頭暮景桑榆,婢妾妻孥,玉帛珍珠,都是過眼的風光,總是空虛!”這是來自800年前一個濟南官員的警示,細細讀來,耐人尋味,甚至切中今天某些枉法者、貪欲者的心靈,雷轟電劈,鞭辟入里,照徹所有蛻變官員的靈魂,也讓我們看到一位挺立在渾濁風塵中的廉官形象。</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 color:rgb(255, 138, 0);">  給歷史留下一個謎團</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就在張養浩步步走向仕途輝煌之際,卻在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急流勇退,從參議中書省事的高位上退了下來,辭官回到家鄉濟南,那一年他53歲。朝廷不明就里,于次年(1323)召他出任吏部尚書,被他以丁父憂力辭;這一年,登基才兩年的英宗在元中都被刺殺。元泰定元年(1324)泰定帝登上皇位,召他為太子詹事丞兼經宴說書,怕他不就,特派了兩位他的在京好友規勸,這一次他給了好友面子,登上了赴京的航船,船到通州,他突然“犯病”,說去不了了。兩位好友面面相覷,只好把他留下,結伴回朝復命。等人家走了,他樂了,寫了一首非常俏皮的曲子:“干送行,謾長亭。被恩書挽回云水情。才到燕京,便要回程,你好自在也老先生?!彼统㈤_了一個玩笑。朝廷仍然沒有放過他,在他五十六歲那一年(1325)召他出任淮東廉訪史,他第三次辭官。不久再召為翰林學士,他第四次辭官。元泰定三年(1326),他57歲,泰定帝盯上了他,非要請他出來不可,又派人到濟南,這一次所授的官職史上記錄不詳,他也和朝廷杠上了,第五次婉辭。轉眼到了泰定五年(1328),他59歲,朝廷先召他為翰林侍讀學士,他六次堅辭。同年又召他出任西臺御史中丞,他上演了七辭。</p> <p class="ql-block">  臨高官厚祿而不就,張養浩在濟南的家鄉避居十年,為何?《元史》上沒有答案。“七辭”成為歷史佳話,也成為歷史之謎。無數研究者希望揭開其中的謎團,怎奈他是一位說話很有尺度的官員,他留下大量的文章,也留下了精彩的散曲,唯獨沒有一句發牢騷的話。他的辭官必然有無法道出的隱情,甚至與當朝相左的意見,他有為國為民的政治主張,但是難以施展,儒家文化的核心觀念就是不同流合污,既然世道混濁,不如拂袖而去。陶淵明是這樣離去的,好在還為歷史留下了一句“不為五斗米折腰”的留言。張養浩不說話,自有他的環境所迫,他傾心仕途卻不愿意和一群貪官污吏為伍,愛著這個國家卻看著它無可奈何地衰落下去,從他不經意的一首散曲中,可以窺知他的心路歷程:“在官時只說閑,得閑也又思官”(《雙調·沽美酒兼太平令》),足見他心理上的矛盾。他進一步唱:“往常時趁雞聲赴早朝,如今近晌午猶然睡;往常時秉笏立丹墀,如今把菊向東籬;往常時俯仰承權貴,如今逍遙謁故知”(雙調,燕兒落兼得勝令)。他又唱,“那的是為官榮貴,只不過多吃些宴席,更不呵安插些舊相知;家庭中添些蓋作,囊匣里攢些東西,教好人每看做甚的”(《中呂·朱履曲》)。他終于擺脫了去官的矛盾心理。</p> <p class="ql-block">  60歲那一年,陜西省遭受連年大旱,赤地千里,災難關頭朝廷第八次想到他,召他為陜西行臺御史中丞。在人民饑寒哭號之際,他沒有再推辭,毅然拜命,奔赴關中救災,在救災任上逝世。</p> <p class="ql-block">  張養浩安息在小清河畔他的家鄉柳云莊,他是地地道道的濟南人,一生謳歌著他的生身和養身之地,為家鄉留下五十余首散曲,他給歷史的留言是:“青史內不標名,紅塵外便是我”(《雙調·新水令·辭官》)。他是濟南歷史文化的一個重要符號,值得濟南青山銘記,綠水長歌。</p> <p class="ql-block"><i>  張養浩(1270年-1329年),字希孟,號云莊,又稱齊東野人,山東濟南人,唐朝名相張九齡之弟張九皋第23代孫,元代著名散曲家,曾累官至中書省參知政事。墓地位于濟南市天橋區。</i></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right;"><span style="font-size:15px; color:rgb(22, 126, 251);">來源:濟南時報</span><span style="font-size:15px; color:rgb(128, 128, 128);">(部分圖片緣自網絡)</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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