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的美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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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上學經歷 1947年我5歲，在新賓老家上小學，班主任是我親叔伯哥。我在一年級連續念了三年不讓我升級，原因是說我念了三年只會寫一個“國”字。而且語文課本上一個字也沒剩，上面都是窟窿。堂兄見后十分腦火，問我書上的字都哪去了？我說：是你讓我們把每個字都吃到肚子里，所以我就都給吃了。1949年冬來到沈陽父母身邊。1950年又開始上小學，這是笫四次上一年級了。校名叫漢口小學，后來是育才小學，聽人說校長是高崗老婆。因學校離家有二里地。母親怕我走丟了，先后找了兩個男孩子帶我一起上學。笫一個孩子叫“糖勺”。這是他的小名，大名不知道。是幾十年后在中央黨校見到此人。他說是在花名冊上看見我的名字，特地來宿舍找到我。經過交談，得知他也是從鄉下來到沈陽，住在伯父伯母家里。伯父是軍區的一把手，伯母姓蔡，干什么不知道。后來李蔡二人都在北京去世，我隨部長代表部里參加葬禮。臨了，和逝者家屬一一握手，這家屬里面就有“糖勺”。另一個男孩子叫楊xx。他當時念四年級，比我大好幾歲。他父親好像是司令部的什么領導。文革時，在林彪反黨集團的批判材料上見到他的名字，把我嚇了一跳。原因是在他的名字后面寫的是“交待”，估計是長大后當兵并和913事件有了瓜葛。此人后來的情況不知道，如果還在的話，應該快九十了。1951年抗美援朝期間，怕萬一戰爭打起來，家屬不好辦，決定把機關家屬疏散到離沈陽較遠的地方，就這樣，我隨東北人民政府疏散家族來到阜新，就讀于西山實驗小學。校長叫李季，班主任姓鄭，美術徐老師，音樂孫老師，體育韓老師。班長叫肖平，是個女生。這個女班長比我們大有七八歲，身高體胖，如果哪個男同學不聽話，她用胳膊把他夾住打屁股，所以班里男孩子都怕她。小學期間有兩件事。一是四年級升五年級，我因迷戀篆字，語文算術兩門都不及格，成為留級生。二是六年級期末復習時，我因上樹掉下來，把胳膊摔斷不能參加集體復習，原以為初中是考不上了。不曾想，我身上帶著醫院給弄的石膏架子，一只手免強答卷，發榜時，竟然考上了。初中的學校也有“實驗”二字，叫實驗中學。具體實驗何事不知道，只知道初一是男生女生在一起，初二開始男女分班。當時有個情況是57年反右。我們班里有7個學生的家長都被劃了進去，其中一個同學的父親母親都被定為右派。可能是迫于形勢壓力，這幾個同學盡管在班里不受待見，但是學習成績特別好，每次考試，分數最高的前幾名肯定都是我們幾個。初三畢業，這幾個同學的經歷變化很大。限于篇幅，這里只說一個人。這個同學叫李穆，他媽是我們學校的教導主任，被打成右派后，學校讓她掏廁所。李穆受不了母親這樣受辱，初二下學期他退學去了黑龍江的小姨家里。小姨當時是省報的記者。他在小姨家自學了初三和高中的全部課程，當別的同學初三畢業時，他竟然考上大學，畢業后成為阜新礦業學院最年輕的一位大學老師。而這個在省報當記者的小姨，因丈夫調來煤炭部工作。她也調來部里在煤炭報社當記者。我不知道她在煤炭報社，是她發現我在機關黨委工作，特來辦公室找我，當我們都認出對方時，小姨拉著我的手，老淚縱橫，竟然半天說不出話。我從小喜歡美術，原打算考沈陽的“魯美”。郁于當時的情況，美院念不成，只好在煤校測量專業念了四年。四年中專別的事可以不記。因當時家里經濟狀況極度困難，我做為家中老大必須設法掙錢幫助母親養活這一家老小。先是發現牛奶廠收青草一分錢一斤。每到星期天我都出去割草賣給牛奶廠，一天能掙七八角錢。因這個活太累，掙錢又少，改到苗莆當小工，一天工錢是1元5角7分。而冬天這兩個活都干不成，就到露天礦抬煤，一天能掙4元錢。因抬煤太累了，改推袋車往發電廠運磚。這個活也不輕松，可一天能掙8元錢，這等于我一個月的伙食費了。這種苦力我干了三年。后來發現投稿能掙錢，所以改苦力為投稿。萬萬想不到，僅靠在報紙上投稿和給商店寫牌子，最多時一個月能掙到七八十元錢。而當時的老師一個月也未必能掙這么多錢。煤校旁邊有個印刷廠。因為離學校比較近，我時常去印刷廠當小工，任務是處理廢紙。廢紙里面有許多很寬的紙邊子。遇到這種紙邊子我都拿回來剪裁一下，解決了二十幾門功課的作業本問題。當時的大白紙是8分錢一張，如果幾年的作業本都靠買白紙自己訂，那開銷也是不小。煤校四年是1959——1963年。這幾年正是三年自然災害期間。當時老百姓最大的問題是肚子里沒有油水，飯也吃不飽。當情況最嚴重時，母親決定把家中幾塊手表去街里換回來三只大母兔。配種花了5元錢。幾個月后，三只母兔下了18個小兔，其中10個是母的。等到這批小兔長大，10只母兔加上它們的母親，竟然下了80多只小兔子。因為兔子太多了，為方便它們繁殖，我們兄妹幾人在房頭的地瓜地里打了兩個一人深的豎井，中間開一個平峒，又在一個豎井打了一個斜井直通地面。這回好了，幾十個母兔都被放了進去，配種之后，競然變成幾百只，搞得整個住宅到處都是我家的兔子。開始時，買本《養兔學》，研究怎么養兔子；兔子多了又買本《兔肉菜譜》研究怎么吃肉。別人家孩子一個個面黃肌瘦，而我們家，個個紅光滿面，原因是我們的肚子里有肉。在幾年自然災害期間，是這些兔子救了全家的命。1963年畢業，先在東北工作三年，1966年去貴州當兵。當時部隊里每年都有上大學的指標，我因為已經有個中專學歷，這些指標就都給了年輕的小弟兄。直到文革結束，1980年我從師機關調到北京的軍部工作時，發現有成人夜大，這才按自己的興趣報了幾個夜大。從基建工程兵撤銷之前到轉業之后的幾年，我一共上了三個夜大。當我拿到畢業證書，干部司說，你這三個夜大都是國家不承認的，所以你等于白念了。后來是干部司找我，說中央黨校有個政治經濟學專業，畢業后國家承認大本學歷，我這又在中央黨校念了三年。中央黨校這三年上得很輕松。原因是剛轉業時，部里讓我去中央黨校集中學了六個月的政治乏經濟學，有了這個基礎，這三年的課程，幾乎沒費什么勁，就把證書拿到了。就因為有了這個大本證書，不久，被評為高級工程師和高級政工師。干部司說，這個學歷是硬指標，沒有這個硬指標，你再有能力也是白費。干部司說的一點都沒錯。可此時讓我想起那些革命先烈，他們差不多都沒有大本學歷和什么高級職稱，是他們九死一生打天下建立新中國，那，他們的鮮血和生命是不是也都白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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