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津之戰

子川

1949年12月14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1軍經樂至、簡陽西渡岷江。隨即，于19日迂回至新津以西，切斷新津、邛崍公路，并掃清新津西南之敵，并以兩個師展開于新津東西之籍田鋪、普興場、太平場地區。該軍進入新津、雙流以西地區，完全切斷敵人退往云南的道路。 據《新津縣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中“新津解放”一節記載：“15日，人民解放軍于牧馬山鄧家寺一帶與胡宗南部激戰。” 王汝東在《解放前夕，國民黨胡宗南部隊在新津牧馬山地區犯下的罪行》（《新津縣文史資料》第七輯，1999年）一文，記載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1軍在新津的牧馬山之戰。1949年12月20日，第11軍33師在普興天宮廟、雷家坡、板板橋、廣濟橋一線打響，駐黃泥渡之胡部第3軍17、25師增援普興場守敵，解放軍撤至仁壽古佛洞，控制著渡口，并在大林場、玉皇樓、雙流縣境一線集結，防止胡軍東逃。 12月15日起，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2軍兵分兩路，左梯隊以36師為前衛，35師墊后，沿羅泉井、李子填、高店子向彭山、新津開進；右梯隊為34師，沿球溪河、北斗鎮，張家橋直逼仁壽；軍前指隨右梯隊前進。18日，36師占領彭山，殲敵135師和1師各一部，俘敵營以下官兵800余人，殘敵向新津方向逃竄，部隊跟蹤追擊，又在江石橋俘敵600余人。35師連克新津以南獅子山、老君山諸要點，并與新津之敵接觸。34師進至新津、邛崍公路以北地區，相機攻占大邑。19日，第12軍前指研究作戰方案，感到新津之敵兵力集中，地形對敵有利，硬攻怕攻不下來，便決定圍而不打，以小部隊佯攻箝制敵人，把大部隊撤到敵火力以外，控制要點，避免過早接敵，造成不應有的傷亡。隨即，第35師撤出新津，迅速搶占固驛鎮要點，第34師放棄攻打雙流機場，轉向大邑。該軍三個師擺成“品”字形，擺在新津、邛崍、大邑一線，截斷敵人西逃康、滇的去路 據《新津縣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中“新津解放”一節記載：胡軍向西突圍時“在龍馬一線與胡軍激戰之解放軍三十四師一O三團奉命撤出戰斗，到韓場和石埂子、方興一線攔擊從大邑回竄新津、邛崍之胡軍九十軍和六十五軍一部。” 12月17日起，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0軍兵分三路，直驅眉山、丹棱、蒲江、新津。右路第29師：該師87團于18日進抵回龍場，迫使敵騎兵第1團投降，隨后乘勢攻占高橋，殲敵四川省交警總隊一部，截斷新津至邛崍的公路；該師第85團于19日經壽安場進抵固驛鎮，殲敵四川省交警總隊暫編第2師一部。左路第28師：22日，連克公義場、范水口、高橋、隆興場、水興場等地，鋒芒直指新津縣城。中路第30師：該師89團于19日經蒲江縣城經西來場向新津以南永興場推進，接替友鄰部隊的防地而后攻占草帽子山、獅子山、老君山等要點，包圍新津之敵；20日該團在當地游擊隊配合下，占領老君山山頂，其后堅守陣地四天四夜打退敵人九次沖鋒；第88團實施迂回包抄，順利攻占吳家山、寨子山；該團1營于24日攻占寶資山，斃傷敵200余人，俘虜100余人；該師于22日、23日在新津西南獅子山不時給敵李文兵團以打擊。至此，第10軍兵臨新津城下，與各路友軍配合完全切斷胡宗南集團逃往康、滇的道路，對猬集成都地區之敵形成東、南、西三面包圍，形成“關門打狗”之勢。該軍勝利完成遷回任務后，調整部署移師新津，在新津以南地區集結備戰。 劉兆榮、丁晨濱《中國人民解放軍第30師在成都戰役中新津之戰紀實》（《新津縣文史資料》第七輯，1999年）一文，記載有草帽子山戰斗。他們講述，敵軍一個團的兵力，布置在草帽子山、寶資山、老君山、獅子山一線山地，妄圖利用有利的地形阻止解放軍前進，以保胡宗南部隊的逃竄。22日早晨六時，89團由永興場出發，團部命一營先占象鼻子山，繼續向草帽子山攻擊，二營攻打獅子山，11時一營接近草帽子山，朱光副師長命令立即發起攻擊，輕重機槍一齊開火，打得敵人退至山頭制高點繼續頑抗。解放軍迫擊炮連集中火力向敵群轟擊，迫使敵逃竄，13時左右占領草帽子山。戰至次日拂曉，敵人的數次沖鋒被一營擊退，戰斗結束，共斃敵100余人，傷敵150人，俘敵3人。88團相機協同89團作戰，集中輕重機槍32挺，60迫擊炮9門，掩護3連2排突擊，晚上10時，占領寶資山，共擊斃敵營長以下200余人。 1949年12月24日《人民日報》刊載，新華社西南前線23日電“成都外圍連克蒲江邛崍大邑”，稱：“人民解放軍某部于十九、二十兩天在成都外圍新津以西地區俘敵一八七師參謀長凌瑞華以下萬余人，并解放蒲江、邛崍、大邑三城，繳獲汽車二百余輛。” 劉伯承、鄧小平于12月21日下達成都戰役的命令，要求各軍迅速調集炮兵，整頓隊伍，恢復體力，加強偵察，研究戰術。強調集中兵力，先打弱點，一口一口地吃掉敵人。同時要大力展開政治攻勢，爭取敵人放下武器。楊勇、杜義德遵照劉伯承、鄧小平命令，調整部署緊縮包圍圈，令“第十八軍進至蒲江、新津之間地區”。 為挽救其即將覆滅的厄運，國民黨軍“川西決戰”總指揮胡宗南于12月22日在新津緊急召開軍長會議，決定：向雅安、西昌奪路突圍，以云南、緬甸為靠背，進可攻退可守。部署，國民黨軍主力經雅安向西昌突圍，同時以其第15、第20兵團殘部向重慶方向佯動，以吸引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東顧。次日，胡宗南從新津秘密飛逃海南島，將指揮權交給第5兵團司令官李文。為打通西逃雅安之路，李文于24日在新津部署：第5兵團為中央兵團，率第69、第27軍沿新邛公路向邛崍前進；第18兵團為右兵團，率第65、第90軍及第36軍之第48師，由雙流向邛崍攻擊，于邛崍會合后，向雅安前進；第1軍殘部為左兵團，沿新邛公路以南向蒲江前進，到達蒲江后以一部進占丹棱，掩護左側兵團前進；成都防衛總司令盛文，率第3軍及第36軍之第165師為左側兵團，循第1軍道路向蒲江以北前進，另留第24師于新津擔任掩護；其余原西安綏署之特務團、炮兵團、輜汽團及干訓班等部5000人，隨第3軍跟進。 12月25日，楊勇、杜義德召集各軍領導開會，對圍殲敵第5兵團部署：“第十六軍第四十六、第四十七師進擊蒲江東北之敵，第四十八師由大興場開邛崍，配合第十二軍側擊敵人；第十八軍第五十二師由眉山西北出壽安場，第五十三師由眉山向簡陽西南三岔前進，配合第十一軍堵擊可能向簡陽逃跑之敵；第十軍除留一部駐新津外，其余由新津向西南尾擊敵人；第十二軍扼守邛崍固驛鎮一線陣地；第十一軍移集簡陽及以西地區，堵擊可能由成都向簡陽逃跑之敵，力求在運動中將敵全殲。”是日，劉伯承、鄧小平關于圍殲胡宗南部給賀龍、李井泉的電報指出：第一線之12軍、16軍、10軍及18軍主力正在邛崍、蒲江、新津弧形線上圍殲該敵；11軍刻位新津以東至簡陽堵擊可能南逃之敵；請令18兵團以現態勢向成都及其以東地區前進，圍殲可能向東北逃竄之敵。第10軍軍長杜義德部署，將三個師分成互為掩護的三路，追擊由新津向邛崍、蒲江、大邑西逃之敵：右路為第29師，首先奪取新津飛機場，而后出朝場、唐場、大邑；左路為第28師，奪取新津縣城后出羊場，向邛崍方向追擊；中路為第30師，由獅子山向西平行追擊，經羊場、固驛鎮直插敵兵團部。 第10軍之中路第30師，在軍首長下達全線追擊命令之前，24日該師又以師偵察連和第88團3營及第89團1營2連，由獅子山先行向羊場出擊。兩支部隊猶如銳利的兩把尖刀，在鐵溪橋楔進敵兩個軍中間，插進敵人心臟。第88團3營營長傅風喜身先士卒，帶頭沖入敵群，左沖右突，身上多處掛花渾然不知，最后中彈壯烈犧牲。第88團3營機槍連長馬天邦一人掌握兩挺重機槍，打4000余發。射手袁朝玉抱著機槍掃射，一人打死打傷敵人100余人，打得敵人昏頭轉向，不知所措。8連戰斗組組長王金賢刺刀拼彎，鋼盔被打一個洞，身上多處掛花，仍忍痛拼殺。9連指導員唐克信率領1個排，用3門六O炮轟擊敵人，打得逃敵鬼哭狼嚎。9連1班副班長陳甫法帶領兩個步槍組，反復和敵人拼手榴彈、拼刺刀。第89團1營2連1排排長馬太松腿部負重傷，仍抱著機槍掩護部隊沖殺，直至壯烈犧牲。羊場戰斗給新津突圍之敵以沉重一擊，打亂敵人的指揮系統和部署，遲滯敵人西逃，為大部隊實施追擊圍殲創造有利條件。25日10時全線追擊開始，該師兵分兩路，師長馬忠全率領第88團和師偵察連為右翼，沿羊場、高橋、固驛鎮一線追擊；副師長朱光率領第89團為左翼在從老君山出發，經永興場，向牟場、西來場方向猛追。從26日早晨開始，一路追打到下午4點，掃清沿途許多山頭和村莊的殘敵，俘虜和繳獲越來越多。 　　第10軍之右路第29師，25日西出朝場、唐場、大邑。次日晨，第85、87團沿川康公路追擊自新津向邛崍逃竄的敵第五兵團第90軍。第10軍之左路第28師，以一部解放新津縣城，主力向羊場疾進。李來柱在回憶“新邛追殲戰”時說：“開始一個團一路，后來一個營一路，高速度強行軍窮追逃敵。一路上敵中有我，我中有敵，有時甚至和敵人碰在一個屋子里。”據《新津縣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中“新津解放”一節記載：“2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二野第十軍三十師八九團，從蒲江方向經永興場在插旗山、筆架山與從彭山方向過來的八八團會師，分別從東西兩面攻打寶資山、白骨塔之胡宗南守軍，八九團一營連續發起3次沖鋒，均未攻下山頭。八八團在攻打寶資山文昌宮三根杉樹時，胡軍憑地堡，居高臨下，亦未攻克。時胡宗南見解放罕巳兵臨城下，便乘飛機逃走。12月24日，解放軍八八、八九團対胡軍發起攻擊。十軍師三十偵查連化裝成胡軍，沿山邊順河岸抄其后路，從石廠灣山溝攻克寶資山、白骨塔。經10余分鐘激戰，殲滅兩山守軍。八八團一個排從石廠灣腳渡過南河，向新津城內胡軍偷襲，黑夜中，胡軍以為大部隊已進城，紛紛倉皇逃竄。”巫玉生《新津解放前夕二三事》（《新津縣文史資料》第五輯，1994年）中“官山敵軍被殲”一節記載，第10軍于12月25日直插縣城，準備解放新津，并派出幾個戰斗小組迅速占領“官山”左面的鍋頂山和右面的“三根杉”兩個制高點，居高臨下地向駐守“官山”之敵軍發起猛攻。不到一個小時戰斗結束，敵軍全部被殲，“官山”上尸體橫陳、死傷累累。27日，第11軍31師、33師，在新津、雙流之河口、石羊場、羊馬場等地區殲敵第36軍、90軍4個團，俘敵36軍副軍長敖明權、副參謀長馮雄夫等7000余人。至此，人民解放軍在新津境內的戰斗結束。時為人民解放軍第10軍政治部干事的聶榮廷《臨時高級戰俘收容所工作片斷》（《文史精華》，1993年第3期）一文，回憶：12月，“在邛崍附近的戰役中，一舉殲滅國民黨第五兵團等部數萬人，生俘五兵團中將司令李文及許多軍長、師長等高級軍官。”在戰役結束的當天晚上，第10軍政治部郭竟仁派聶榮廷組織一個特殊連隊負責臨時俘虜收容所的工作。聶榮廷說“當時處在戰爭環境，收容所的地址就設在成都附近新津縣的一所文廟內。”他講述，前后不到兩天，先后送來的共計30多人，“編成一個排三個班，臨時指定由管理員老周兼任排長，從軍官中指定三個班長；三個副班長，叫他們自己管理自己。”從1949年12月到1950年2月，成都戰役中被俘虜、投誠的國民黨高級將領被人民解放軍第10軍政治部集中收容，他們從新津出發，經自貢、瀘州，被送往重慶第二野戰軍政治部“俘虜收容處”。 　　1950年3月7日，第二野戰軍第5兵團第18軍在四川樂山召開進軍西藏、解放西藏誓師大會。軍長張國華、政委譚冠三帶領第18軍將士發出“不管有多少艱難險阻，我們都要堅決完成進藏任務，把五星紅旗插到喜馬拉雅山上”的豪邁誓言。會后不久，第52師第154團作為先遣部隊率先進發，拉開了進軍西藏的序幕。毛主席發出解放西藏的命令 1949年12月6日，毛主席乘專列離開北京前往蘇聯訪問。旅途中，他腦海中不斷思考著解放西藏的問題。渡江戰役后，南京、上海、武漢等大城市相繼解放，國民黨軍如驚弓之鳥退縮到華南、西南的幾個省，消滅國民黨軍殘余勢力，解放全中國已經指日可待。隨著第一野戰軍和平解放新疆、第二野戰軍揮戈大西南，解放西藏的宏偉藍圖已經在毛主席心中漸漸清晰。 對西藏問題的復雜性，毛主席早有判斷。1949年2月1日到3日，他在西柏坡同斯大林派來的代表、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舉行正式會談。在談到關于解放戰爭的發展時，毛澤東說：西藏問題并不難解決，但一個是交通，大軍不便行動，給養供應比較麻煩。另一方面就是民族問題了，特別是這個受宗教控制的地方啊，那是更不能快的，就是不要快，不要魯莽行事，而要慎重穩步前進。 1949年11月23日，就解決西藏問題，毛主席致電彭德懷并告賀龍、習仲勛、劉伯承、鄧小平，指出：“西藏問題的解決應爭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就現在情況看來，應責成西北局擔負主要的責任，西南局則擔任第二位的責任……”隨后，彭德懷與時任西北局書記、西北軍區政委習仲勛，西北軍區副司令員張宗遜短暫碰頭，研究毛主席電報里指示的解放西藏問題。習仲勛和張宗遜第二天即指示西北軍區設在青海、甘肅的情報站，立刻開始收集整理青海、西藏有關的社情、民情問題，為部隊入藏提供依據和準備。12月28日上午，彭德懷同西北局常委賈拓夫一道由西安飛抵北京，并于次日向中央專題匯報考察情況。30日，彭德懷根據中央負責同志的意見，將有關情況寫成報告，由中央立即發往正在蘇聯訪問的毛澤東。 1950年1月2日凌晨4時，遠在異國的毛澤東致電中共中央、彭德懷并轉發鄧小平、劉伯承、賀龍：“（一）德懷同志12月30日關于西藏情況及入藏路線的電報已收到閱悉。此電請中央轉發劉、鄧、賀三同志研究。（二）西藏人口雖不多，但國際地位極重要，我們必須占領，并改造為人民民主的西藏。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進軍，既有很大困難，則向西藏進軍及經營西藏的任務應確定由西南局擔負。（三）既然由西北入藏每年只有5月中旬至9月中旬共4個月時間可以通行，其余8個月大雪封路不能通行，則由西康入藏之時間恐亦相同。而如果今年5月中旬至9月中旬不向西藏進軍，則須推遲至1951年才能進軍。我意如果沒有不可克服的困難，應當爭取于今年5月中旬開始向西藏進軍，于10月以前占領全藏。為此，建議：<甲>請劉、鄧、賀三同志于最近期內（例如1月中旬）會商一次，決定入藏的部隊及領導經營西藏的負責干部等項問題，并立即開始布置一切；<乙>迅即占領打箭爐，以此為基地籌劃入藏事宜；<丙>由現在（1月上旬）至5月中旬以前共三個半月內，被指定入藏的軍隊，應爭取由打箭爐分兩路，推進至西康、西藏的接境地區，修好汽車路或大車路，準備于5月中旬開始入藏；<丁>收集藏民，訓練干部；<戊>聞西藏只有六千軍隊，而且是分散的，似乎不需要我在上次電報中提議的3個軍，而只需要一個充足的軍或4個師共約4萬人左右的兵力，即已夠用，惟需加以特殊政治訓練，配備精良武器；<己>入藏軍隊可定為三年一換，以勵士氣。（四）進軍及經營西藏是我黨光榮而艱苦的任務。西南剛才占領，西南局諸同志工作極忙，現又給以入藏任務，但因任務重要，且有時間性，故作如上建議。這些建議是否可行，請西南局籌劃電復為盼。”山城點將1950年1月5日凌晨，重慶曾家巖第二野戰軍司令部。劉伯承和鄧小平接到毛主席這封充滿重托和期盼的電報，認真思考著“派誰出兵西藏”。眼下，第二野戰軍的幾個軍，四川、云南、貴州一處一片，目前占領西康省會雅安的，不是第二野戰軍的老部隊，而是第62軍。單從地理位置和經濟、時間的角度上看，最合適出兵的是第62軍。但很快，他們就打消了讓第62軍進藏的念頭。原因是他們感到進軍西藏是一項困難重重的重大軍事行動，其中的艱辛可能超出以往，尤其是保障等一系列問題矛盾突出，越是艱苦的任務越是要自己的部隊去完成。劉伯承和鄧小平又將第二野戰軍的9個軍一個個篩選，認為第10軍的戰斗力最強，派他們去合適。遺憾的是，軍長杜義德當時身體很差，進藏恐怕困難。鄧小平提出，在第二野戰軍下轄的9個軍里選出一個軍長，帶領第10軍進藏。夜幕降臨，嘉陵江在閃爍的星光映射下，顯得分外寧靜。鄧小平在批閱陳賡和宋任窮發自云南的剿匪電報。劉伯承站在窗前，專注地沉思著派誰領軍進藏。劉伯承先打破了沉默：“關于進軍西藏的人選問題……”鄧小平站起身來說：“讓‘地主’去怎么樣？”劉伯承一聽，興奮了，說道：“張國華！” 張國華“地主”綽號源于渡江戰役。南京解放后需要一批干部去接管，劉伯承和鄧小平決定抽各軍的隨營學校的人員來接管南京。部署會上，當報出第18軍隨營學校有4500多人時，全場一片嘩然。因為這個數字已經超過第二野戰軍其他各軍隨營學校人員的總和。有人開始竊竊私語：“張軍長如此富有，真是個‘地主’！”張國華“地主”的綽號由此傳開。 在劉伯承的眼中，張國華沉著冷靜，考慮問題周全，又善于團結同志，打仗很有辦法。特別是在冀魯豫、豫皖蘇的艱苦歲月里，張國華鍛煉出獨立開辟根據地、建立地方政權的卓越才能。另外，第18軍中相當一部分干部都是經過長征鍛煉的。劉伯承和鄧小平非常清楚，此任務非張國華莫屬。 誓把五星紅旗插到喜馬拉雅山上1950年1月7日清晨，劉伯承、鄧小平等電示第18軍軍長張國華、政委譚冠三等人：第18軍應以一個團位于新津、邛崍縣，并與第18兵團在雙城、大邑之部隊聯絡，軍主力應在樂山、丹棱地區整訓待命。張國華同志及每師一個負責同志，速來重慶受領新的任務。 10日，張國華、譚冠三乘船趕抵重慶。當晚，在重慶曾家巖西南局臨時辦公地，劉伯承在詢問了部隊簡要情況后，即傳達了毛主席的電報精神，并說“杜義德身體不好不能去西藏，你們可帶第10軍去西藏”。末了，劉伯承還半開玩笑似的加了一句：“怎么樣？我二野強有力的軍長、政委配上最有戰斗力的部隊，解放西藏沒問題了。” 13日、14日，第18軍參謀長陳明義、供給部部長賴榮光、第52師政委劉振國、第53師師長金紹山、第54師師長張忠等陸續到達重慶。 15日一大早，劉伯承接見張國華一行。一進屋，他見張國華表情凝重，就問：“國華同志，二野所有部隊你任意挑選3個主力師，組成3萬人的一個軍，你的意見如何？” 張國華不假思索地回答：“昨晚和譚政委商量過了，我們還是帶第18軍，自己帶的部隊熟悉，我們也了解干部的能力。” 劉伯承用舒緩而又莊重的語氣說：“這次是交給你們一個非常重要、非常艱巨、非常光榮的任務。西南局和西南軍區準備報告，由你們第18軍擔任解放西藏的任務。” 劉伯承一連用了三個“非常”，此時神態已變得既嚴肅又莊重。大家都明白，這次任務非同尋常。同日上午，劉伯承和鄧小平在西南局駐地接見第18軍師以上軍政主官，并主持召開第18軍師以上干部會議，正式向第18軍授予進軍西藏的任務，部署進藏工作。24日，經中共中央批準，成立以軍長張國華為書記，政委譚冠三為副書記，副軍長昌炳桂、副政委王其梅、參謀長李覺（后經批準，李覺任第18軍第二參謀長）、政治部主任天寶（后劉振國提升為軍政治部主任）為委員的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統一領導籌劃進軍和經營西藏的工作。 張國華回到眉山，與軍黨委成員商量后，決定于1月27日在樂山召開擴大會議，傳達中共中央、毛澤東和西南局、第二野戰軍首長關于進軍西藏的指示和部署。2月1日，軍黨委發出《進軍西藏工作指示》，要求全軍立即從政治動員、物資準備、組織整頓三方面著手，做好進軍西藏的各項準備。 正當第18軍緊鑼密鼓地進行準備工作時，情況突變，川西一帶匪患猖獗。從成都到雅安的公路、橋梁都被嚴重破壞，沿途的鎮子、村莊全被土匪占領，糧食征不上來，原計劃組建先遣支隊先期到達康定、甘孜的計劃只能暫時擱淺。 面對這種情況，劉伯承、鄧小平指示張國華，返回新津后，指揮第18軍在榮雅公路兩側和眉山地區展開剿匪，并以西南軍區名義建議黨中央推遲進軍西藏。3月2日，中央即批復同意，但特別指出1950年入藏的計劃不能動搖。 在樂山五通橋的張國華收到西南軍區轉發的軍委電報后，即制定了進軍西藏的具體計劃。一是成立軍前進指揮所，由副政委王其梅負責，并帶領前指先期進到康定、甘孜地區。二是成立北路先遣支隊，由第52師師長吳忠率第154團前進。三是成立南路先遣支隊，由第53師副政委苗丕一率第157團進發。兩個團的前期目的地是金沙江邊。 匪患肅清后，西進康藏進入實質性階段。第18軍擬制的《對西藏各種政策的初步意見》報毛主席批準。該意見為團結爭取西藏上層人士的支持、指導西藏和平解放發揮了重要作用。之后，第18軍指戰員在張國華、譚冠三的帶領下，克服重重困難，一邊筑路一邊進軍，用生命和行動書寫了“讓高山低頭、讓河水讓路”的豪邁篇章。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簽訂《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標志著西藏和平解放。9月9日，王其梅率第18軍先遣部隊進駐拉薩，把五星紅旗插上了世界屋脊。10月26日，張國華、譚冠三率第18軍指揮機關和主力部隊進駐拉薩。至12月，進藏部隊陸續進駐察隅、日喀則、黑河、山南、林芝、江孜、阿里各個地區，西藏全境獲得解放。 　　1951年至1959年的8年，也讓西藏僧俗群眾對新舊兩種制度“看了八年、比了八年、想了八年”，他們從親身經歷中認識到封建農奴制度的黑暗與反人性本質，認識到改革是西藏社會的唯一選擇，這就為順利進行民主改革奠定了社會基礎。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以政治解決為優先處理各項復雜問題；以達賴為重點做好達賴、班禪等上層的統戰工作；以做實事做好事為突破口開展群眾工作；以西藏組團到內地參觀為渠道化解民族間的隔閡；以建立愛國群眾團體為抓手打牢良好的群眾基礎；以打擊極少數死硬分裂分子為手段為分裂活動劃紅線，為平息叛亂和實現民主改革贏得了機遇，創造了條件。1959年西藏地方反動上層為維護政教合一封建農奴制永遠不變而發動武裝叛亂，就成為提前進行民主改革的一個歷史契機。由此，西藏地方歷史揭開嶄新輝煌的一頁。 十八軍進藏不僅是一次軍事行動，更是一次偉大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實踐，為西藏的解放、建設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1952年2月10日，西藏軍區正式成立，3月17日，第18軍改為西藏軍區，第18軍番號即行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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