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學時代的回憶

玉木

吉林省實驗中學----直到考上這所學校前，我對它一無所知，甚至連學校在城里哪個方向都不知道。報到那天，是二弟帶我去的，因為他和別人去黑嘴子郊區挖野菜時，曾經路過一所好像叫這個名字的學校。于是，我拿著錄取通知書和弟弟一起走到火車站，乘上6路公交車，一直坐到了公交車的終點站。下了車，不遠處就看到了一所學校，它的大門可比我們小學校的門臉大多了！待走上去一看，掛在校門柱的牌子上赫然寫著“吉林省實驗中學”七個大字。我們哥倆高興極了，慶幸一下子就找對了地方。 學校離我家大約有十幾公里的路程，通勤幾天后，我就申請了住校學習。剛剛住校，感覺很不習慣。因為我和同學還不熟悉，從小又沒有過集體生活的經歷，加之，我又是個比較內向的孩子，所以起初那段日子特別想家。記得,有一次得了感冒，扁桃體發炎，嗓子腫脹的咽不下東西，接連幾頓都沒有吃飯。那時，學生吃的是集體伙食，一桌人飯菜打在一起，然后，每人再分盛到自己的小碗里。雖然那幾天有病吃不下飯，但也沒舍得扔掉分配給自己的那份饅頭，攢下來裝在飯碗袋里，周六回家時，還帶了回來。一進家門，見到父母家人，眼淚不由自主撲簌簌地流了下來。 后來，由于特別想家，有段時間就跟父母央求，非要轉學到離家較近的長春一中不可。可能是由于家長打怵辦這等事情的原因，轉學的事也就一拖再拖。大約過了幾個月吧，我慢慢和同學熟悉起來，也就不再鬧著轉學了。 那時，學校內有一個很大的室內體育館，在那里我學會了打乒乓球，并且十分著迷這項運動。以前，一到周六下午我就盼望著早點回家看望，但自從迷戀上乒乓球運動后，周六下午的自由活動時間都泡在體育館里打球，有時，一直打到很晚，耽誤了回家的時間。后來，干脆把周六晚上回家，改為周日早晨回去，當天晚上返校，也不在家里過夜，至于轉學的事情，更是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當年學校內建筑物很少，一座三層紅磚教學主樓，是學生上課和教師備課的地方；一座四層宿舍樓，也是紅磚的，男生住下面兩層，女生住上面兩層；一座室內體育館，地面是泥土的；還有一排平房，那是學生的食堂。教學樓、宿舍、食堂三點一線，是學生每天必去的地方。起床后，首先去教學樓上早自習，然后再去食堂吃飯；上午四節課，往往臨近第四節下課時，個別同學會悄悄地在書桌下準備好錢票、飯票，焦急地盼著下課的鈴聲。一下課，各班學生都蜂擁出教室，徑直奔向食堂。 夏天，學校為了讓學生休息好，安排了午睡的時間。當時，我感到最煩心的就是午睡叫醒的鈴聲。一躺下時，往往睡不著，剛睡熟，鈴聲就哇哇地響起來。由于不足睡，好多次都感覺頭昏腦脹的，走出宿舍樓時，頭上的日頭正烈，路過涼衣場，掛衣服的鐵絲和水泥柱在陽光下有些刺眼。 雖然是重點中學（分初中部和高中部），但在教學安排上，每天下午都會有兩節課作為學生自由活動的時間。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和愛好，做不同形式和內容的活動。每當這段時間，學校的足球、籃球、乒乓球場上、單雙杠器材旁，總會圍繞著鍛煉、活動的學生。更多的學生則是選擇在校園和比鄰校園的南湖散步聊天。聊天的內容如今已根本記憶不起來了，但卻清楚記得，有時會暢談人生的理想抱負，但卻從沒有人談及畢業后怎樣去掙大錢之類的話題，因為那時的社會、那時的學子，根本就沒有這方面的概念。 那時，學校后面有一座很大的園，園子里長滿了樹草。園內還有一個偌大的池塘，水面上可以使船，里面的水和南湖的水息息相通，池子里面還養了魚。有時，學校食堂會將打上來的魚做給學生吃。記得有一次我和一位同學還上船幫忙打漁，可無論無何我都撒不開那張網，更不用說做到像那位后勤老師一樣，把網撒出去，而且撒得像荷葉一樣的圓。 回憶中學時代，最值得回憶的，還是當年教過我的那批老師們。如今，他（她）們都已年過古稀，其中，很多人已經是耄耋老人，還有的已經永遠地離開了我們。但每當回憶起他們的音容笑貌，站在講臺上的風采，還是那么清晰，仿佛昨天一樣。 王世堪是教過我的一名語文老師。白凈面孔，五官端正而清秀，直直的鼻子，戴著一副黑色眼鏡，總是溫文爾雅的學者風度。他靜靜地走進教室，然后倒背雙手，背靠講桌站定，清晰而字正腔圓地流淌出他的聲音：“同學們，讓我們先背一段書，《過秦論》開始！”于是，教室里學生誦讀的聲音鼎沸起來：“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 那時，學校曾提出過一個口號，叫做“三個一”。要求每個學生在校期間要培養出三種能力：一張鐵嘴，一筆好字，一手好文章。其中，要做到一張鐵嘴，一手好文章，當然首先要求學生能背誦諸多名篇佳作作為基礎。王老師在語文課的講授中，不但會透徹地講解課文本身的內容和相關知識，而且還特別注重學生的發音訓練。他要求我們朗讀時，一定要學習電臺里播音員的發聲，做到字正腔圓、抑揚頓挫，句子的尾音要讀得拖長一些。每次他的示范朗讀，都讓我感到十分羨慕和享受。 王老師不單書教得好，籃球也打得好，中遠距離投球準確。學校有時會邀請校外的人來比賽，因為喜歡這項運動，因為欣賞王老師的風采，我每次必看。籃球場上他和羅鳳亭、李佩儀等幾位少壯派老師的運球、投籃動作，至今還依稀記得。 何瑞武是教過我的一位化學老師。南方人，白皙面孔，薄薄的嘴唇，尖下頦，中分頭總是梳得很得體，眼神清澈而睿智。何老師喜歡穿西裝，而且總是那么整潔干凈，給人一絲不茍的感覺。令我終生不忘的一幕，是何老師講解復分解反應的那堂課：那天，他穿了白大褂走進教室，一聲不響，靜靜地做完復分解反應的三個實驗還不言聲，把反應生成的藍色沉淀物襯著白大褂示意給同學看，接著作了三個手勢，一是把手放在胸前向上指，然后向下指，最后在水平方向上劃出一條波浪。這時才出聲總結道：“從生成物角度看，復分解反應進行到底的三個必要條件是，生成物中必定有氣體、沉淀物或者水。”現在想來，何老師是多么獨具匠心地設計了那堂課呀！此時無聲勝有聲的那堂課，是我一輩子都不能忘記的。我記住了復分解反應的知識內容，更忘不掉何老師課堂上那鮮活的神態。 趙紅光是初中部的一位數學老師，反右時被錯化為右派分子，這是后來搞文革時才知道的。趙老師中等身材，眼睛不大卻有神，講課時充滿了激情。他常把數學里面的有關算法和公式編成口訣，以方便學生記憶。我還記得，在講到解分式方程時他編的口訣：“去分母，去括號，移項合并同類項，不含分母也要乘，拉掉一項是錯誤。”他的聲音略帶嘶啞卻不乏洪亮，他大聲朗讀口訣時，我似乎看到他臉上帶有的一絲得意和自豪。后來，在文革期間，因為趙老師曾被錯劃過右派，遭受到了他曾教過和沒直接教過的學生們的批斗，甚至挨過部分學生的毆打。最后，由于實在忍受不住身體上的摧殘和精神上的侮辱，他投南湖自盡了。 趙老師死了，尸體打撈上來時，我曾親眼見到。周圍站滿了人群，多數是他的學生，還有與他無關的游人和行人。趙老師的身上落上了很多蒼蠅，我看不到周圍的人有同情的表情。或許是心有同情，不敢當面表現出來，或許是認定他就是一個階級敵人，對待階級敵人的自殺，不該也不能表現出任何的憐憫，否則，就會被認為劃不清階級路線，甚至招惹更大的麻煩和禍端。那個年月，對于這樣死去的“黑幫”分子，有一個固定的說法，叫做“畏罪自殺”，不解渴，有時還要加上一條“死有余辜”。趙老師結束了自己的生命，用死解脫了身心的苦難，用死對不公正的對待做了最后的抗爭。 西蒙，一位教俄語的老教師。乍一聽這名字好像外國人，看他的長相，也頗像外國人模樣，只是眼睛很小，細細的，仿佛只是在臉上開了兩道縫，禿頂，白皙的臉上常常泛著紅光。西蒙老師在俄語教學上是頗有名氣的。他教學態度嚴謹認真，對業務精益求精。聽說，他為了提高自己俄語聽說水平，時常去找一位蘇聯老太太聊天會話。 當年在外語教學中，學校大都偏重閱讀和翻譯能力的教學，不十分注重學生口語能力的培養和提高，但西蒙老師卻特別強調對學生聽說能力的訓練。他常常把自己的朗讀錄制下來，放給同學們聽。他朗讀普希金的《漁夫與金魚的故事》是那么動聽，那么灌注了他的情感。就是這么一位可敬愛的老師，文革中，也無端地被批斗，倍受折磨。只因為他的名字叫西蒙，說他崇洋媚外；只因為他去過蘇聯老太太家，懷疑他有特務嫌疑；只因為他在給學生的造句練習中，有一句是“條條道路通羅馬”，被質疑為修正主義路線也能通向共產主義嗎？在一次批斗中，一位紅衛兵將鐵絲編的紙簍從西蒙老師的頭上、臉上強按下去，鮮血立刻從劃破的臉上淌下來…… 還有一位老師當年給我留下過深刻的印象。他的名字叫張景林，是在學校教務室工作的一位職員。他工作內容之一是書寫黑板通知。每天上午間操時間，他都要在教學樓一樓大廳的黑板上，公布學校當天的有關通知及批評表揚之類的事項。那一刻，黑板前總圍滿了學生，大家都爭睹張老師書寫黑板的風采。 張老師瘦高的個子，看上去四十多歲的樣子，背頭，并且總是梳得油光锃亮。衣服筆挺干凈，一塵不染，盡管他的工作經常會和粉筆、油墨打交道。張老師的書法造詣很深。他書寫黑板時的動作，就像表演一樣。書寫時，雙腳叉開站定，胳膊動作很大，靈巧的右手在黑板前揮舞游走，每當寫到帶有點的漢字或者頓點時，他一定會用力把黑板敲得咚咚作響。遇到粉筆端頭不好使時，他會用牙齒將其咬斷，動作干凈利落，顯得十分瀟灑。看張老師寫粉筆字，就如同看一位鋼琴演奏家在演奏，當手指離開鍵盤時，胳膊會在空中揮舞，身體也會在激情中扭動，臉上現出無比陶醉的神情。 王銳符——是我讀書時的老校長。那時，我作為一名普通的學生，無緣與校長直接接觸。但他依然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校長是個高個子，白凈的臉上有一對看起來頗為嚴肅的大眼睛，臉上的肌肉有些松弛，平日少言寡語的，給我穩重嚴厲的長者形象。每當新學年開學，他會上臺講話，語調平穩，語速緩慢，但卻充滿了要求學子勵志的內容。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他作為學校的主要領導，和中國大地上所有學校的領導一樣，不能幸免地遭受到了紅衛兵的批斗。給他羅織的所謂的“罪行”，無非是帶領學校走白專道路，極力推行封資凱教育路線之類。在那個是非顛倒的“造反”年代，王校長不但被造反的學生和老師貼大字報批判，而且還受到了嚴重的體罰和精神摧殘。在一次批斗會上，王校長的脖子上被掛上一塊黑板，黑板上寫著他被打了叉子的名字，造反派還勒令他跪在操場領操用的水泥臺子上，批斗中間，一名紅衛兵還將一盆墨汁從他的衣領灌入全身…… 文革中，王校長受過這樣無端的批判和非人折磨，令人發指；文革后，聽說當有的學生慚愧地提及那段往事時，他平靜地說：“那時候你們還是孩子呀。”豁達心胸、寬厚長者、善良睿智的老校長形象，讓我肅然起敬。 從1961年入學，到文革結束，我在這所學校里度過了7年時光。在這期間，我幸運地接觸到了我的老師們,一批業務精湛、教學認真、為人師表的人類靈魂工程師。他們像蜜蜂采蜜一樣，辛勤釀造自己；又像春蠶吐絲一樣，織錦學子的前程。可以說，他們的言傳身教和耳濡墨染影響了我的一生。 從1968年畢業至今，50年的時光又走過去了。這期間，學校、社會都發生了歷史巨變，滄海桑田，今非昔比。但對于校友而言，永遠不變的是那顆感念母校的拳拳赤子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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