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生子女家庭的崩潰不僅是從父母生病開始

劉永平

愛人閨蜜的老公年前突發腦梗導致偏癱，家庭的平靜頓時被打破了。愛人閨蜜是獨生子女家庭，有一個非常優秀的兒子，當年以高考全省第二的優異成績被北京大學錄取，博士畢業后短短數年就在北京某大型國有企業嶄露頭角，成為公司最年輕的處級干部之一，妻子畢業于浙江大學，為清華大學的博士，也就職于某大型國企。同為獨生子女的小兩口婚后育有二子，對于90后他們可以說家庭、事業都順風順水，是大多數人羨慕的幸福家庭。然而，在父親患病后，所有的平衡就像多米骨牌效應一樣頓時垮塌了。在此之前，小兩口雙方的父母輪流給他們照料孩子，幫他們做做飯、料理料理家務，一家三代其樂融融、盡享天倫之樂。作為一位頗有名氣的中醫大夫，閨蜜的丈夫常常輾轉于北京、太原和呂梁老家在各大藥店坐診。而現在老兩口不但不能再為兒子提供任何幫助，反倒是自己的生活也陷入了困境。愛人的閨蜜不得不每天拖著疲憊的身子接送丈夫去醫院進行治療和康復訓練，還得全天候值守照顧其飲食起居。沒幾天自己的身體也狀況頻出，不得不一邊照顧丈夫一邊接受治療。因為要每天往返醫院，原來的步梯房顯然住不下去了，只好忍痛割愛低價出手，就近租住在醫院附近。盡管兒子隔三差五回來探視，但畢竟遠水不解近渴，對于父母遭遇的困境來說無異于杯水車薪。好在愛人的閨蜜人緣極好，平日里對朋友真誠友善，現在遇到困難了朋友們自然也竭盡所能地施以援手。也算是好人好報。 　　2016年冬至時節，我陪愛人在陸軍總院看病，曾在醫院走廊遇見這樣一個情景，一位小伙子前面推著一輛輪椅，肩膀上掛著一副繩索牽引著身后的另一輛輪椅，輪椅上坐著的分別是小伙子的父親和母親，兩位老人同時生病，而且分別掛的是不同科室的號，小伙子不得不帶著父母在不同的科室和繳費處之間來回奔波，時不時用衣袖擦擦汗，滿臉的疲憊和無奈令人同情、令人嘆息。想到自己也是獨生子女家庭，看著輪椅中間的那個人，心里頓覺黯然。 　　這樣的情景在當下的中國早已不是個例。人們對這樣的情景也早就習以為常了。20世紀70年代，為了遏制人口的快速增長、降低出生率，國家逐步把計劃生育政策作為國策在全國各地嚴格執行。1971年，國務院批轉《關于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報告》，強調“要有計劃生育”，并提出“一個不少，兩個正好，三個多了”的口號；1973年，第一次全國計劃生育匯報會提出“晚、稀、少”的政策，即晚婚、晚育、少生；197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首次將計劃生育以法律形式載入憲法；1980年9月25日，黨中央發表《關于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1982年，提出照顧農村獨女戶生育二胎的政策；1984年，中央提出“開小口、堵大口”的政策，即對農村繼續有控制地把口子開得稍大一些，按照規定的條件，經過批準，可以生二胎；堅決制止大口子，即嚴禁生育超計劃的二胎和多胎；2002年9月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明確規定，國家穩定現行生育政策，鼓勵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對夫妻生育一個子女；符合法律、法規規定條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個子女；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啟動實施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即“單獨兩孩”政策；2015年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兩個孩子政策，并于2016年1月1日正式實施；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并通過了《關于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明確提出實施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的政策，并配套相關支持措施。標志著三胎政策在全國范圍內開始實施。 　　1980年9月25日的那封公開信實際上成為了全國各地執行一胎化政策的依據。在大城市、省會城市、地級市一胎化政策都是作為基本國策被嚴格執行。像我生活的地方是一個全國14個連片貧困區之一的地級市，我兒子是1992年出生的，兒子出生后不足三個月，按照規定愛人就在單位的計生干部“陪同”下上了環，計生委每三個月為所有市直單位的育齡婦女安排一次孕情普查普查一次，任何單位只要有一人不參加普查，整個單位工資停發。緊接著在單位計生干部的積極幫助下我們就順利辦理了“獨生子女證”，光榮地成為了獨生子女家庭的一員。在當時，一旦超生，就面臨著雙開，所以凡是吃公家飯的，少有以身試法的。但是，在農村，由于勞動力是家庭的支柱，而且老百姓心里根深蒂固的“養兒防老積谷防饑”的觀念使不少人不惜被罰得傾家蕩產也要生下幾個兒子。曾經聽說，本地農村的一個家庭，屬于嚴重的超生再超生，家里凡是能拿的出手的東西作為罰款都被抬走了，家里唯一的鐵器就是一把菜刀和一根捅火棍，唯有的木器就是一塊案板和嵌在炕邊的炕楞。盡管家徒四壁，但是那戶人家特別滿足，他們心里有一個信念，那就是“有人不算窮”。有一次遇到這樣一戶人家，為了生兒子，兩口子硬是生下9個女兒，直到第10胎終于生下一個兒子。當時那個五個月大的男孩因為腦膜炎住院，大女兒21歲，伺候她媽坐月子。作為一名老師，這樣的家庭我遇到過好多個。 　　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統計數據顯示，中國獨生子女家庭戶占比為34.6%，推算獨生子女人數約為1.8億。聯合國人口司預測，中國獨生子女數量將在2025年突破1.9億，但因生育率下降增速放緩。按照這一數字，全國獨生子女原生家庭的人口是5.7億。而截至2020年8月，全國有失獨家庭110萬戶，并且以每年7.6萬戶到10萬戶的速度在增長。按這個增長率，到2025年全國的失獨家庭數量在144.2萬到155萬之間。那么失去獨生子女的父母的人數是288.4萬到310萬之間。那么這6億多人的生存、養老問題將是這個社會不堪承受之重。 　　獨生子女的家庭通常呈現“四二一”結構，或“四二二”結構。即4位老人、夫妻兩人、一個或兩個孩子。而隨著中國人平均壽命的不斷提高，很自然地上面還會有爺爺、奶奶輩的老人存在，那么這種家庭結構很可能就變成了“六二一”、“六二二”、或“五二一”、“五二二”的結構。這種結構使得獨生子女在成年后面臨巨大的養老壓力，尤其是在老齡化的社會背景下。目前，首當其沖的是八零后，他們不僅承受著自己的工作壓力和生存壓力、培養子女的壓力，更是承受著父母、爺爺奶奶的養老壓力和醫療壓力。一旦這些老人中有兩位生病，對于這個家庭來說可以說是天都要塌了。像前面提到的一個人拉兩個輪椅的情況就會比比皆是。如果家里超過兩位老人生病，那么即使這個人變成“八臂哪吒”也不夠用，估計至少得變成“千手觀音”才行。 　　突然想起看到過的一些計生標語：最初是“一個不少，兩個正好，三個多了”；到“提倡一胎化、嚴格控制第二胎、堅決杜絕第三胎”；“打出來、流出來、就是不準生出來”；后來是：“國家提倡一對夫婦生育兩個子女”；“一個孩子孤獨老，三個孩子能養老”；“二胎少、三胎好，小有伴、老有靠”；而國家養老政策的變化也體現在一條條標語中：“只生一個好，政府來養老（1985）”；“只生一個好，政府幫養老（1995）”；“養老不能靠政府（2005）”；“推遲退休好，自己來養老（2012）”；“以房養老，福享未來（2013）”；“養兒為防老，子女要盡孝；甩給政府管，真是不要臉（2018）”；“三個孩子就是好，不用國家來養老（2021）”；“保障老年人再就業，提高自身供養能力（2023）”。看著這一條條標語，我不禁忍俊不禁。這么多好政策怎么都讓我給趕上了！獨生子女政策我趕上了，交納“兩險一金”趕上了，我今年4月15日退休，延退政策也趕上了，盡管只延退一個月，但畢竟是趕上了。用葛優的一本書的書名叫《都趕上了》。對于自己的未來，我自感任重而道遠，作為獨生子女家庭的父親，我必須自強、自立，強健身體，努力避免自己成為輪椅上的那個人！ 　　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我們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斷增強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在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斷取得新進展，深入開展脫貧攻堅，保證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愿黨的政策的光輝能夠普照大地，讓所有的人生活不再那么艱難，讓所有人的付出能夠得償所愿！讓獨生子女家庭能夠不再有后顧之憂，讓獨生子女的生活不再那么艱難、不再被那么多的壓力壓得直不起身來也許是這兩億多個家庭中的六億多人的共同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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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生子女家庭的崩潰不僅是從父母生病開始

劉永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