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擷英（讀《明史》之一〇四）大廈傾圻時的云壤之別——那時候的官員們

平民

此番再讀《明史》，品賞“忠義”七卷，本欲一帶而過，因為其中的人物故事，從明太祖朱元璋興兵反元到崇禎朱由檢煤山自縊，總是在“忠臣義士，為國捐生”這樣一個激昂旋律中盤旋重復，再炫酷的樂章也會因?qū)徝榔诙鋈皇？删驮谧渚硌谄畷r，腦海中突然蹦出兩件事，一是李自成攻破北京，從投降或留在京城首鼠兩端的明朝大臣手里強取白銀七千萬兩有余，而崇禎為保北京向這些大臣借錢作軍餉，就連三十萬也遠未湊齊。二是清帝乾隆詔令編寫《貳臣傳》，在“忠義”環(huán)節(jié)撥亂反正，收錄明末清初兩朝為官的官員一百五十七名，毫不留情地將他們、甚至連同對大清王朝有顯赫功勛的洪承疇、祖大壽等人一起打入另冊，以“大節(jié)有虧”將他們釘在官德正義的恥辱柱上。再回過頭來想想那些在明王朝大廈傾圻那一段時間，“或隕首封疆，或致命闕下”，“蹈死如歸”的官吏生員，數(shù)量之多，恍若碧空繁星，事跡之偉，有如接天群峰，在他們身上，令人感慨至深的，已不只是某個王朝政權和個人命運的跌宕無常，更是是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在如何情況下都屹立不屈的脊梁和品質(zhì)。 《明史·忠義》記載的，都是特定歷史時期如“創(chuàng)業(yè)江左”、“建文之變”以及內(nèi)外重大戰(zhàn)事中的“死節(jié)死事之臣”，而非廣泛意義的義士仁人。在他們身上，大都有著“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英雄氣概，忠君報國，肝腦涂地，義薄云天。特別是日薄西山的崇禎朝，當所有的一切都被涂上沒落的標志，巍巍大廈即將傾覆之時和訇然倒地之后，依然有一大批忠義之臣，前赴后繼，忠于職守，為國捐軀，用生命和熱血，詮釋何以為“與人謀”和“教人以善”的赤誠之忠以及“言必信、行必果”的君子之義，為他們自己也為我們這個民族樹起了有一座純潔而崇高的氣節(jié)豐碑。就連他們的對手，滿清的君王臣子，也稱他們的忠義“煥若丹青”，并在《明史·忠義》部分用超過一半的篇幅，記述他們的事跡，讓他們青史留名。其四至七卷列為正傳的八十有二，附列其后的更是數(shù)以百計，而其目的，并非收買人心那么低俗，而是跨越朝代更替的鴻溝，借為他們立傳，“扶植名教”，傳承光大中華民族傳統(tǒng)美德和民族精神。至于他們是為哪個君王朝代盡忠，則已然在忽略不計之列。 崇禎朝，不僅在大明王朝是血腥氣最濃重的時期，就是在整個封建社會，也是人口損失巨大、狀況最慘烈的歷史過程之一。客觀地講，崇禎在位十七年，持續(xù)超半個世紀的小冰河極端氣候，導致大半國土接連發(fā)生的旱、蝗、鼠疫等特大自然災害，幾乎將中原和西北地區(qū)全部推入糧食短缺、民不聊生的災難之中，陜西一年不雨的旱災，直接點燃起李自成等流民造反的滔天火焰，原本局部或過程性的矛盾沖突，到了崇禎朝，全都上升為全局性的激烈動蕩和武裝對抗。本應竭盡國家力量，紓解自然災害造成的民生危困的明朝統(tǒng)治者，這時候卻在文官集團黨爭不已，政治腐敗積重難返，財政經(jīng)濟捉襟見肘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正事不干缺昏招疊出，窮于應付，直至內(nèi)憂外患并起，朝廷危在旦夕，剛愎自用的崇禎皇帝也依然難有作為，在“宵旰靡寧”的辛苦掙扎中，眼睜睜地看著已經(jīng)超過二百五十年的朱氏江山一步一步走向萬劫不復的毀滅終點。然而，同樣在這一情況下，就在社會動蕩沖突的第一線，仍然有許許多多官吏置身家性命于不顧，“死節(jié)死事”，就顯得尤為突出和珍貴，相較于“上升”和“正常狀態(tài)”下的那些“忠義”，他們付出的犧牲和獲得，完全是差距甚遠的另一個維度，怎一個“壯”兮“慘”兮了得。 毋庸置疑，歷史上真正動搖明王朝根基，終結其大一統(tǒng)政權的，是李自成起義軍，而非關外滿清勢力。如果李自成有朱元璋“治隆唐宋”那樣的雄才大略，他的隊伍進入北京以后沒有出現(xiàn)斷崖式腐敗內(nèi)噬，清兵就不會那么輕松地入侵中原，李自成的大順政權也不會四十二天就土崩瓦解。反過來說，如果沒有李自成從內(nèi)部消耗并摧毀了明王朝的統(tǒng)治力，清王朝能否出現(xiàn)也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因此，清王朝用近百年時間編撰《明史》，大篇幅記述面對李自成起義，眾多明朝官員以“忠義”與之抗衡的悲壯事跡，其之用意可能不僅是褒揚弘揚正義那么簡單，，還可能有以史為鑒，借以反思大明王朝何以頃刻崩潰的良苦考量。 就在明朝大廈即將坍塌的最后關頭，面對山河破碎的艱難局面，當時的“忠義”們又是怎樣行動的呢？ 第一類當然是職責在身的地方官員。從實際表現(xiàn)看，他們在強敵面前，都是困獸猶斗，拼盡最后一絲力氣，以身殉國。 當涂人史記言，字司直，舉人出身，就在李自成米脂起義，整個陜西風云激蕩之際，他由長沙知縣遷升陜州知州，進入“賊沖”要地。他明察形勢，到任即“出私財募士，聘少室僧訓練之”。崇禎八年十一月，義軍進攻陜州，史記言率眾抵抗，“斬數(shù)十級，生擒二十余人”。義軍首領老回回大怒，率數(shù)萬人攻城，未克，又乘雪夜來襲。而此時史記言訓練的兵士剛調(diào)去他郡執(zhí)行任務，城中空虛，陜州失陷。史記言縱火自焚，被兩個和尚把他從火中搶出，越城墻而下，被義軍捉住，“令降”，史記言凜然回答，“有死知州，無降知州也”，被殺。 南城人張紹登，字振夫，以舉人授應城知縣。崇禎九年，義軍攻應城，他率訓導張國勛、鄉(xiāng)官饒可久全力抵御，力戰(zhàn)一晝夜，斬獲甚眾。義軍被擊退。當?shù)厝耸汤赏跣D之子王權出于私憤，暗中勾結、引導義軍再來攻城。張紹登在援軍支持下，堅守不動，怎奈與義軍有勾連的王權因陰謀敗露打開北城門逃跑，義軍遂乘機破城。張紹登“還署，端坐堂上”。當義軍進入縣衙大堂，他一躍而起，揮拳奮擊，進而慘遭殺害。義軍首領“嘆其忠，以冠帶覆尸，埋堂側(cè)”。 昆山人王燾，字濬仲，鄉(xiāng)試中舉，“由教諭歷隨州知州”。州遭戰(zhàn)亂，戶不滿千，王燾到任即“訓民兵，繕守具”。“土寇李良喬為亂，殲滅之”。崇禎十年正月，義軍“奄至，燾且守且戰(zhàn)，擊斬三百馀人”，頑強抵抗，相持二十余日。嚴冬大雪，守城者多散。“燾知必敗，入署，整冠帶自經(jīng)。義軍縱火焚衙，“火獨不及燾死所，尸直立不仆”，義軍兵士皆“望見駭走”。事后，從其立身處的尺土下覓得州印。帶有神奇色彩的記述，散發(fā)著驚天地、泣鬼神的昂揚正氣。 淮安山陽人潘弘，字若稚，起家貢生，崇禎十三年任舞陽知縣。“時流寇披猖，土寇亦大發(fā)，弘數(shù)討敗之”。任職次年，“李自成、羅汝才既陷南陽，縱兵覆所屬州縣，將攻舞陽”，潘弘呼吁“士民共拒”，官學生中卻有人害怕義軍屠城，請求“委曲紓禍”，被潘弘嚴辭拒絕，呵斥而去。李自成軍攻打舞陽城，潘弘沉著指揮，英勇抗擊，“屢卻賊”。但最終卻因有諸生投降通敵，盜開城門，“縛弘以獻”。“自誓必死”的他在敵人面前，毫不畏懼，“賊索印，弘不予。脅降，怒罵不屈，乃支解之”。其子潘澄瀾“痛憤大哭”后亦投井死，留下“一門雙節(jié)”的傳世美譽，時至今日，每年臘月，從初一起，一連數(shù)日，舞陽人都會在潘弘當年殉難的縣城東關魃臘廟、潘公祠一帶舉辦廟會，以表達對他的永恒紀念。 灌陽人蔣佳徵，舉人。崇禎中期，任鳳陽府盱眙知縣，有顯著政譽。他“知賊必至，訓民為兵”。崇禎十年秋，義軍來犯，蔣佳徵設伏要害，“親率兵往誘，賊殲甚眾”。后在義軍的“環(huán)攻”之下，寡不敵眾，力戰(zhàn)陣亡。他的母親得知消息，“亦投繯死”。戰(zhàn)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蔣佳徵死后可挺直腰板去盱眙境內(nèi)j的明祖陵，向明王朝列祖列宗道一聲，“臣盡力了”。 諸如此類的現(xiàn)職官員殉職，在當時可謂不勝枚舉，就像《明史·忠義》談及明軍和李自成義軍在邊陲重鎮(zhèn)、戰(zhàn)略要地榆林進行的廝殺所言，“榆林為天下雄鎮(zhèn)，兵最精，將才最多，然其地最瘠，餉又最乏，士常不宿飽”，然而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生死關頭，榆林的官吏將士照樣“慕義殉忠，志不少挫，無一屈身賊庭，其忠烈又為天下最”。官如此，民亦如此，一城之中，僅婦女死義者，就多達數(shù)千，“井中尸滿”的凄慘，氣壯山河。 ? 如果說，忠于職守，以命殉職，對于“肉食者”，多少還屬理所應當，然而，“忠義”群中還有一類人，那些不在其位的里居舊臣，他們本可置身度外，規(guī)避兇險（事實上很難做到），可存亡之際，他們中的很多人，仍然以天下和氣節(jié)為重，義無反顧地走上為蒼生效命的最后一程，用生命熱血譜寫出自己人生最輝煌的樂章。 勇者如因病回鄉(xiāng)的孝感“鄉(xiāng)官”程良籌，天啟五年進士，一生仕途坎坷，先是因時任太常少卿的父親“不附魏忠賢”，遭魏黨迫害，“未出仕而除名”，成為大明朝前所未有的第一人。魏忠賢倒臺，他入吏部任文選員外郎，五年后又受時任吏部尚書的同鄉(xiāng)李長庚牽連，“下吏遣戍，久乃釋歸”。崇禎十六年，李自成義軍攻克承天府，孝感淪陷。程良籌便與同為鄉(xiāng)官的前河南右參政夏時亨在當?shù)匾资仉y攻的白云山“筑壘聚守”。李自成派人勸降，遭拒絕，便“設長圍攻之”，相持長達四十余日，李自成無奈解圍而去。武昌為官軍收復，程良籌更是聯(lián)絡組織遠近諸寨“犄角進兵”，乘勢收復孝感、云夢。后因內(nèi)奸作祟，程良籌被義軍抓獲，“說降，不屈”，“令止外兵，不從”，義軍“棄城去，逼良籌偕行，又不從”，惱怒之下，義軍殺了他。 儒者“舍生取義”的則有廬江人盧謙，其字吉甫，萬歷進士，歷任永豐知縣，御史，江西右參政，“引疾歸”。崇禎八年二月，義軍“犯廬江，士民具財帛求免，賊偽許之”，但很快便違背承諾，“襲陷其城”。盧謙臨危不懼，身穿命服，“危坐中門”，阻擋去路。義軍兵至，逼他屈服，他怒顏相叱，罵曰，“吾朝廷憲臣，肯為賊屈邪？鼠輩滅亡在即，安敢無禮”，“賊怒殺之，投尸于池，池水盡赤”。 多少有點讓人意外的，他們中間還有一些魏忠賢逆黨成員，如商城知縣《盛以恒傳》附錄的忠義殉難鄉(xiāng)官中，就有被定性為“魏忠賢黨”的舊官，商城人氏楊所修，雖然《明史》只有“歷左副都御史，入逆案，贖徒為民，至是罵賊死”極其簡單的記述，可清乾隆時期的《欽定勝朝殉節(jié)諸臣錄》，涉及“雖臨危不懼而名麗閹黨”的忠節(jié)明臣，楊所修可是名列第一，可見他的“死于節(jié)”，至少在清代，還是有比較大的影響力的。足以見，在人性深處，每一個人都不是非紅即黑或非正即邪的單晶體，即使是人們口中的“惡人”，在特定時刻也會有良心發(fā)現(xiàn)的至善呈現(xiàn)。 此外就是第三類人，在科考途中奮進的諸生，一群志在天下的讀書人。嚴格講，他們都還不是“官”，然而彼時他們中的不少人，照樣是錚錚鐵骨，以“死節(jié)”為自己報效社稷的最終選擇。 歸德（今商丘）被破，守城官員皆戰(zhàn)死疆場，不僅里居舊官如尚書周士樸、工部郎中沈試等六人慷慨赴死，就是尚未入仕的諸生之輩，亦有官生、貢生、國學生等各類諸生一百二十余人以死殉國。 河南內(nèi)鄉(xiāng)諸生許宣、許寀、許宮三兄弟，“慷慨好義”。義軍攻陷鄧州，許氏兄弟即“結里中壯士，直入其城，擒偽官，堅守許家寨”，被攻破，“寀從母常先投井死，宣、宮皆詈賊被殺，宮妻鍾、寀妻陳并自經(jīng)，其妹亦罵賊被殺”。時稱“許氏七烈”。與此相類的還有舞陽諸生陳豫抱、陳豫養(yǎng)、陳豫懷”三兄弟，其母段氏早寡，三兄弟亦“力田好學，善承母志”。舞陽城破，“母先赴井，三子從之。豫抱妻黃攜其子默通，豫養(yǎng)妻攜其子默恒、默言俱從之”。“三世九人，一時盡節(jié)”，可令天地動容。 即使在崇禎自縊之后，依然有不少諸生選擇以身殉義，追隨崇禎而去。身在京師的諸生，如原甘肅巡撫曹子登曾孫曹肅，李自成進入北京，便與祖母姜、母張等一應女眷自縊殉節(jié)。同為諸生的藺衛(wèi)卿，將單生幼女托付朋友，自縊殉節(jié)。而被義軍抓獲的周讜、李汝翼，俱以“罵賊”的最后倔強死于利刃之下。身在外地的大同李若葵，“與親屬九人皆自縊，題曰一門完節(jié)”。金壇王明灝“聞變，日夕慟哭，家人解慰之，托故走二十里外，投水死”。丹陽王介休則干脆得多，“七日不食死”。當然也有剛烈者，如河北雞澤的殷淵，肥鄉(xiāng)之宋湯齊、郭珩、王拱辰，則棄文從武，毅然起兵討賊，雖壯志未酬，捐首殉志，但他們的業(yè)績照樣留在明史卷中，為后人景仰。 就在“忠義之士”紛紛“死節(jié)死事”，為國盡忠的同時，也有不少官吏士族選擇了相反的道路，輕則置職守于不顧，貪生怕死，歸隱匿蹤，重則背叛朝廷，更弦易轍，甚至為虎作倀。有人統(tǒng)計，投降李自成的明朝官吏，僅北京城陷時就有一千二百余人，而這一過程中，有名有姓的殉國文臣只有區(qū)區(qū)二十人。崇禎最后的兩名內(nèi)閣大臣，首輔魏藻德選擇了投降，繼續(xù)做自己的當官夢，而另一位閣臣范景文，則在北京陷落的第一時間，便在雙塔寺投古井殉國，二人的選擇恰好代表著當時官員政治情操的兩個極端。后世對這兩種人的評價，在個體層面一直眾說紛紜，見仁見智。這種情形當然不僅明末有，幾乎每一個改朝換代的歷史過程都有。哪怕是殉國，也有人會指出當時所殉之國已是黑暗透頂，早就國將不國，“殉國”就如同“殉葬”，多有不值。依據(jù)同樣的邏輯，如果推翻舊政權的是代表歷史進步潮流的新勢力，選擇棄暗投明，贊譽則明顯多于指責。朱元璋帳下的謀士重臣劉基、朱升等都曾有在元朝做官的經(jīng)歷，“良臣擇主而事”的他們，并沒有因為輔佐新主而被后人詬病。議無定論并非全無是非。在傳統(tǒng)道德倫理中，對于諸如此類的行為評判，是有質(zhì)的衡量標準的，那就是義與利的取舍。宋代大儒程顥一言明之，“天下之事，唯義利而已”，而朱熹則更直截了當稱之，“義利之說，乃儒者第一義”。拋去所有繁文縟節(jié)，這里所謂的“義”，最核心的道德定義就是“利他”的“大我”，是將特定公共利益置于首位的價值取向和行為遵循，而“利”，作為相對應的價值理念，就是“利己”主導的“小我”。在現(xiàn)實生活中，無論“義”、“利”，都是客觀存在，也都是社會生活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一般而論，義與利，孤立存在，本無對錯，而一旦將他們聯(lián)系起來，在二者關系中確定孰先孰后的價值取向，才有是非對錯的糾葛。在“天下為公”的道德環(huán)境中，排在前面的，一定是“義”，而在叢林法則主宰的社會，第一選擇則主要是“利”。因此，在義利不可兼得時，以“天下為公”為共同追求的中華文明，給出的行為選擇，就是“先義后利，重義輕利”基礎上的“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直至“不傾于權，不顧其利”的舍生取義。任何以一己私利為主導的茍且，不管他冠以何等堂皇的標簽，在我們這里，都是違背道德的可恥行為。《明史》何以為前朝那么多“死節(jié)死事”的“忠義”作傳，乾隆皇帝又為什么要編《貳臣傳》，對降清的明代官員進行另冊清算，就是這樣一種道德力量推動使然，算得上是改朝換代之后，新王朝在道德領域的一次極具意義的正本清源、返祖歸宗。以此權衡，泰山之重與鴻毛之輕的云壤之別自然一目了然。 也正因為如此，那些看似窮途末路、明知不可為而拼命地為、不那么“明智”的“忠義之士”，在人生的最后時刻，如飛蛾赴火，前赴后繼，面對死亡時，都是那么的從容不迫，大氣凜然。落入敵手的他們，大多一反溫文爾雅的文人風度，以嘶聲大罵的奮起之“俗”，作為自己的最后武器，慷慨赴死。更加令人感慨的是，許多人“忠義”，采取的都是“舉家殉國”的家族家庭行為。明末進士、保定人張羅俊，一門六兄弟，在最后一次京師保衛(wèi)戰(zhàn)中出生入死，壯麗殉國，加上老少婦孺，張氏家族罹難達二十三人。每當看到此種情形，我總會想到霍去病的“匈奴未滅，何以家為”和岳飛的“敵未滅，何以家為”，“何以家為”，在我們的意念中，家是國的基礎，國是家的延伸，家國一體、命運攸關的家國情懷，在這種“舉家殉國”的忠義壯舉中，得到了最高輝煌的展現(xiàn)。他們的行為，絕非對逝去王朝的陪葬挽歌，而是呼喚民族精神再度崛起，延綿不絕的警示號角。四百多年過去了，這種氣息依然在激勵人們?yōu)槲覀儑颐褡宓墓廨x未來勇往直前。 2025.03.17.于洋之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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