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烽火中成長

蘇元

在抗日烽火中成長 2020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全面勝利第75周年，我的父親是一位參加了抗日戰爭的老同志，在反抗日寇侵略者的戰爭中，雖然他沒有親手拿槍殺敵，但也在槍林彈雨的戰場上出生入死，在艱苦卓絕的對敵斗爭中幾次遇險而后生，在紀念中華民族解放戰爭偉大勝利的時候，我把他的回憶錄整理并發表，以示對他老人家的深切懷念，并紀念那些為了民族解放而壯烈殉國的英雄們。 在抗日烽火中成長王構和 1939年1月1日，是中共北方局領導下的新華日報《華北版》正式創刊的日子，50年后的今天，我們懷著崇敬的心情，懷念為黨的出版印刷事業流血犧牲，獻出了寶貴生命的同志們，懷念在敵人嚴密封鎖下堅持斗爭的華北新華日報。 華北新華日報是中共北方局的機關報，也是我黨在敵后區域創辦的第一張鉛印的大型日報，1939年1月1日在山西省沁縣后溝村創刊。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楊尚昆同志曾高度贊揚:“新華日報《華北版》的努力，替我們新聞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開辟了敵后新聞事業的新紀錄?！眻蠹垊摽瘯r為四開四版，隔日刊。報紙一出版，發行量就達兩萬份，一年后達到5萬余份，成為我黨我軍進行抗日宣傳的重要喉舌，被譽為華北敵后戰旗。1938年3月我不滿13歲，先在榆社縣抗日縣政府八路軍工作團當勤務員，同年11月來到華北新華日報社工作，在報社印刷廠學習鑄字，當時敵情嚴重，日寇經常侵入我根據地進行掃蕩，我們報社沒有武裝，都是一些沒有戰爭經驗的記者、編輯和印刷工人，還有笨重的印刷機械，面對武裝到牙齒的侵略者，為了避開敵人的掃蕩鋒芒，減少損失，我們報社不得不經常在沁縣、遼縣、武鄉縣之間轉移，隱蔽在茫茫太行山的小山村里。1938年秋天，報社來到沁縣后溝村還不到兩個月，一天深夜，勞累了一天的人們都已進入了夢鄉，突然間，機槍聲和手榴彈的爆炸聲驟然響起，報社的人員緊急集合后就出發了，隊伍在深沉的夜色中拉到山上走了大半夜，直到天亮了才知道這是一次演習，一路上我緊跟著隊伍沒有掉隊，可是印刷部有幾位年輕的同志，因缺乏經驗，在夜色中迷失了方向，與大隊失去了聯系，在外邊跑了兩三天才回到了報社。當時為了縮小目標準備反掃蕩，報社就把人員和機器分散開放在幾個地點工作，印刷部也分為了兩部分，我們排字、鑄字轉移到了沁縣下莊，幾個月以后，我們又轉移到了沁縣祭刀巖村。1939年底，日寇又對我根據地進行掃蕩，印刷部長周永生帶領我們用牲口馱著印刷機和鑄字機沖過了封鎖線，來到了襄垣縣濁漳河邊，在河邊遇到了社長何云和他的警衛員，當時，八路軍許多單位的人馬都在河邊等著過河，人多船少，只有幾只擺渡的小木船，指揮部決定讓報社的人和設備先過河去，何云社長和警衛員張芝訓等人拉著馬，和我們一起乘船過河，不料船到了河心，乘馬突然受驚，何云同志連人帶馬一起掉入河中，引起一片驚呼，大家都為何云的安危擔心，就在這危急時刻，何云的警衛員張芝訓和張有為毫不猶豫地躍入河中，奮力救起了何云，這才轉危為安，上岸以后，我們又連續走了三天，經過黎城縣，安全到達了武鄉縣大坪村，幾天后，報社人員和設備陸續到達，我們就開始印書印報了。華北新華日報創刊以后，八路軍總部非常重視報社的工作，各級首長也對報社十分關心。在大坪村，我們鑄字股和報社經理部在一個院內工作，王友唐、陳達和王顯周等領導住在北屋，我們在南屋鑄字，一天上午，我們正在緊張的工作，社長何云和印刷部長周永生陪著一位身穿普通舊軍裝，身材魁梧，年紀在五十開外的老同志來到鑄字房參觀，他轉了一圈后來到了我的身旁，我那時年紀小個子矮，又剛到報社不久，也不知道他是個什么領導，他伸出手輕輕地撫摸著我的頭，親切地問我：小鬼你多大了？是什么地方的人？什么時候到報社工作的？我有些拘謹，輕聲輕氣地一一作了回答，待這個老同志走了以后，劉海南同志才告訴我，剛才和你說話的就是我們敬愛的朱總司令，我聽了以后別提多高興了，一直把這次見面記在心里，幾十年過去也沒有忘記。1940年春，報社轉移到了遼縣后莊，不久以后，為了隱蔽活動，報社印刷廠又分為報廠和書廠，書廠在后莊，報廠搬到了安樂莊，兩處相距很遠。我繼續留在后莊的印書廠，進行書刊印刷的工作，當時根據地的生活條件異常艱苦，敵人的封鎖使得糧食、食鹽的供應十分困難，我們吃的是黑豆、帶皮的高粱和野菜，印刷用紙、油墨和鉛鐵供應更是緊張，為了沖破敵人的封鎖，傳播抗日軍民的心聲，我們在王顯周同志的帶領下，自己動手，生產印刷用紙和油墨，我們用蓖麻籽油或豆油摻進松煙進行攪拌后制作油墨，把從廟里收來的鉛錫香爐融化制作鉛字，又從山上引來流水做動力，修建了水車和水磨碾壓紙漿，經過多次實驗，克服了許多困難，終于造出了白麻紙和油墨，從此以后，部分印刷書刊用的紙張和油墨就由我們自己提供了。 報廠和書廠分開不久后，書廠從后莊又移到了黃莊，有一天，領導派我去后莊送信，為了能夠快一點，就讓我騎著馬去，我年少不知深淺，雖然是第一次騎馬，也覺得應該沒問題，那時只有報社的領導有乘馬，而我騎的是一匹拉車馱機器的光背馬，不曾想，我騎著馬剛走出村口，小路邊的一蓬刺棵上突然飛起一只螞蚱落在了馬頭上，馬受了驚嚇暴跳起來，一下子把我掀翻在地，結果信沒送到，我的手腕卻被摔傷了，養了好長時間才恢復了正常，自此以后我再也不敢騎馬了。有一次，我和劉德順奉命到安樂莊報廠換排字用的鉛字架，我們趕著三頭馱著鑄字機和舊鉛版的毛驢，從黃莊出發后當夜宿在后莊，第二天正遇上清漳河漲水，因報社急需鉛字我們不敢耽擱，就決定冒險過河，我們把衣服和鞋子頂在頭上，從峪口村涉水渡河，不想趟到一半時上游的山水突然沖了下來，河水湍急一下子暴漲過了胸口，一個大浪打來，把人和牲口一起沖出了老遠，我們倆都不會水，只得緊緊抓住毛驢的籠頭和馱架才掙扎著到了對岸，但鑄字機和鉛版不知什么時候沉到了河底，我們的被子、衣服和鞋也不知被河水沖到了何處，洪水稍緩后，我們兩人光著身子走了五六里路找到了幾個老鄉，請他們幫助從河里撈出了鑄字機，可是鉛版和衣服、被子、鞋子已被沖的不知去向，我們只得又向老鄉借了兩條破褲子，就這樣一路光著腳牽著牲口走了兩百多里地才到達了安樂莊報廠，回到報社以后，我向印刷部長周永生匯報了丟失鉛版的經過并請求處分，何云社長知道后，特意找到我好言安慰了一番，還給我們補發了衣服和生羊毛的被子。 報社在安樂莊的時候，我八路軍一部在彭總的指揮下，把一隊日軍包圍在武鄉縣關家垴，當時圍殲敵人的戰斗異常激烈，報社的同志們聽到這個消息后，都積極要求去支援前線，年紀大一點的同志去給我軍戰士們運彈藥、運傷員、送水送飯，我們幾個年紀太小的報社領導不讓上前線，大家就去伙房幫助燒水做飯支援前線殺敵，直至戰斗結束。1942年5月19日，日寇調動了三萬多人馬向我太行抗日根據地大舉進攻，進行鐵壁合圍，把我八路軍總部和中共北方局機關重重包圍在山西省遼縣麻田。隨著敵情不斷加重，包圍圈越來越緊，情況也越來越危急，總部首長決定部隊分成幾路突圍，彭總率總部機關和中共北方局機關一起突出重圍，向武鄉縣轉移。左權副總參謀長指揮部隊在十字嶺一線頑強阻擊敵人進行掩護，我們報社將印刷機械掩埋后，也在何云社長的帶領下分成幾隊跟隨部隊進行突圍。當時敵人向十字嶺我軍猖狂進攻，天上敵機瘋狂俯沖，不斷掃射轟炸，地上隆隆的槍炮聲響成一片，戰斗異常激烈。我們報社幾個十幾歲的年輕人在隊長周永生的帶領下，緊跟著政治部主任羅瑞卿率領的部隊進行突圍，我們沖出十字嶺后，不斷向深山里轉移，連續幾天從這個山頭爬到另一個山頭，敵人始終在后面緊緊跟隨，不斷地向我們射擊，槍彈不斷地從我們頭頂上飛過去，發出刺耳的聲音，隨著槍炮聲越來越近，后勤機關的同志們都有些緊張，有的女同志實在跑不動了，就緊緊抓住羅瑞卿同志的馬尾巴才爬到山頂。幾天以后我們的干糧吃光了，沒有了力氣，跟不上隊伍，終于和部隊失去了聯系，白天，敵人到處搜山，有時候我們藏在山梁上，山溝里就是一片黃壓壓的敵人，由于白天無法活動，我們幾個人只得分散躲藏，趴在山溝里的草叢中，忍受著饑餓和干渴，躲避敵人的搜捕，晚上才能聚在一起找點吃的喝點溝水。一次我被兩個敵人發現了，一面向我打槍一面嗷嗷叫著向我追來，我拼命地向山上跑，肚內無食沒有體力，最后實在跑不動了就把背包扔掉跳下了山溝，敵人在高處四下搜索，我趴在山溝里一動不動才躲過了敵人的搜捕，就這樣我們在山里忍饑挨餓了十幾天，到處躲藏，終于熬到了敵人撤退。在抗日戰爭的幾年中，日寇不斷地向我抗日根據地進行攻擊掃蕩，僅在1939年1月至1943年9月，華北新華日報社就經歷了七次殘酷的反掃蕩，在一九四二年五月日寇的瘋狂包圍和掃蕩中，我們的社長何云和報社的四十多位同志都被敵人殺害壯烈殉國。 自我13歲參加革命工作起，我經歷了8年的抗日戰爭和3年的解放戰爭，經受了出生入死的戰爭考驗，在華北新華日報這個革命大熔爐里鍛煉成長起來，1943年10月1日，我黨我軍根據抗戰形勢的變化和根據地的重新劃分，成立了太行新華日報，華北新華日報完成了歷史使命終刊。隨后幾年，我們報社的同志們有的去了太行新華日報社，有的去籌備晉冀魯豫人民日報和華北新華書店，1946 年5月，華北新華書店印刷廠和一二九師印刷廠聯合成立了永興印刷局，我從新華書店印刷廠又來到了永興印刷局工作，解放戰爭后期，我們走出了山西太行根據地進入河北，跟隨解放大軍從涉縣、邯鄲、武安、平山、獲鹿等地一路輾轉，于1949年初進入了北京。進京以后，我們在軍管會的領導下，于2月份接收了國民黨當局在北平設立的正中書局辦事處和阜成門外的正中書局印刷廠，并在此基礎上于4月24日成立了北京新華印刷廠，從此，北京新華印刷廠就成了中共中央在新聞出版印刷行業上的重要骨干力量。我在北京新華印刷廠工作了幾年后，在組織的安排下來到北京市政法干部學校學習，畢業后被分配到西城區人民檢察院做了一名檢察員，“文革”后期，我離開五七干校來到北京市民政工業公司工作，后又調到北京殘疾人聯合會任秘書長，于1986年離休。1959年11月朱德委員長視察了北京新華印刷廠，我得知消息后從檢察院趕回新華印刷廠，想跟朱總司令再見上一面，但是回來晚了沒有見到，留下了終身遺憾。1986年5月，太行新聞史學會在左權縣麻田村為在1942年5月反掃蕩中犧牲的同志們建立了紀念碑，國家主席楊尚昆親筆題詞：“太行新聞烈士永垂不朽”。碑側鐫刻著陸定一同志的題詞：“1942年5月，華北新華日報社社長何云等四十余位同志壯烈犧牲。烈士們永垂不朽”。碑后鐫刻著在五月反掃蕩中犧牲的同志的名字。我和一些健在的老同志一同前往為烈士們掃墓祭奠，當我們向紀念碑低頭默哀時，眼前又浮現出了被日寇殺害的何云、黃君鈺、王健、白多才、胡義晉、趙再青等同志們的身影，也想起了在艱苦歲月中因積勞成疾，在左權縣山莊村病逝的劉鄂同志和在下清泉村病逝的張俊杰同志。 1987年3月，在京的原華北新華日報、原晉冀魯豫人民日報、原華北新華書店的老同志一百多人聚集在北京新華印刷廠，大家一起回顧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的艱苦歲月，一起緬懷為了抗擊日寇的侵略和為了國家的解放事業而犧牲的同志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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